采编节奏与新闻实效

采编节奏与新闻实效——一篇专访的采访前后

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讨论和通过，是1990年召开的七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一次重要事件。

当大会进入酝酿基本法（草案）阶段，《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即以较快的速度和较为显著的位置，发表了记者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费孝通的专访。在这篇专访中，费老就即将付诸大会表决的香港基本法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作了高屋建瓴的阐述。专访发表后，一些同行问我：“这篇东西，怎么抓得这么快？”我笑着说，这还要感谢费老的支持与配合。

新闻是讲究时效的。这篇专访之所以能够以较快的速度见报，主要是时效意识推动着记者和编辑的工作节奏。

在七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前夕，人民日报社“两会”报道组在拟订报道计划时，就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报道作为本届“两会”报道的重点之一进行了研究，并分工由我和另外几位记者着手考虑选题。访问资深的起草委员会成员是我们事先考虑的采访内容，但对费老这样国事繁忙的高层领导人能否在大会期间接受采访，我心里没底。

大会进入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期间，我拨通了费老住宅的电话，接电话的是费老的秘书。我讲明了采访意图，张秘书没有拒绝，只是讲费老公务太忙，能否接受采访还要与他本人商量，并让我等几天再去个电话。我应约再去电话时，张秘书说费老答应接受采访，并把我们见面时间定在3月27日上午9时30分。这一天，大会正式转入讨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的议程，这意味着没有完成报道计划的“提前量”的时间。

那天早晨，记者驱车前往费老的住地。适逢天降大雨，由于费老住地偏僻加之道路泥泞，车行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费老的住所在一个单元的二层，和普通居民住房无异。我按门牌号在门上轻轻地敲了几下，费老的秘书走出来，把我引到对面的一套房子里，费老早等候在那里。

由于费老的时间表排得很满，我们没有更多地寒暄，而是直接进入采访正题。他尽管已81岁高龄，也没有事先准备讲话稿，但谈起话来思路敏捷、层次清晰。

“经过起草委员们长达4年的辛勤工作，才产生了今天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我希望这个体现‘一国两制’构想的历史性文件在这次人大会上能顺利通过。”

费老以深沉的音调侃侃而谈。他从基本法产生的基础谈到基本法起草的艰难历程，从基本法起草的实践谈到基本法一旦付诸实施的深远意义……

采访完毕即将离开他的住所时，我忍不住问了声费老：“真没想到您住得这么偏僻，为什么不搬到城里？”费老淡然一笑说：“在这里住惯了，挺好。”事后我才得知，他多年就住在这座普通公寓里。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他照旧住在这里。

记者当天冒雨回到报社，尽管很疲劳，但为了赶时间，下午即根据费老的谈话写稿。由于费老的江苏口音很重，整理起来比较费劲。好在费老讲话富有逻辑性，我按照他的思路整理，在晚饭前写出了2000多字的专访初稿。晚饭后，我边抄稿边打电话给费老，联系审稿事宜。不巧得很，费老不在家。倘若在往日，人不在也就罢了，到第二天再审。但是如果等到第二天送审，此稿见报又要晚一天。于是，我委婉地向接电话人询问费老的行踪。对方也许理解记者的心情，告知说费老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少数民族代表联欢会，不过“你事先未通知大会堂警卫和费老本人，能否进去，难说。”我放下电话后，心想闯闯试试，即风风火火地驱车前往大会堂。

这天雨下得很大，20时30分驱车到达大会堂北门，门卫不让记者进去，理由是要凭请柬放人，即使有急事要见费老，也应由大会新闻组事先通知大会堂保卫组。我说：“我急于写稿事先不知道今晚有此活动，如知道，一定事先联系好。我是采访人大会议的记者，有大会记者证。”但坚持原则的“铁面”门卫仍不放行。此时，已有些少数民族代表开始退场，见我这无请柬的“闯门者”竟稀奇地围过来看。如果是平时，我早扭头而去，但今天为了争取审稿的时间，还是忍耐着与门卫讲道理。有的我所熟悉的民族代表也为我说情，仍无济于事。后来我说：“那请你们帮助找一下大会新闻组的负责人吧。”等了好久，新闻组才来了一位同志，经询问事由，才把我领了进去。不过，他对费老愿不愿在此时审稿表示怀疑，因为大会堂宴会厅的灯光较暗，我了解费老，我说：“他肯定会看的。”

舞台上在演出民族歌舞节目，我见费老正专注地欣赏节目。说实话，在此时我真不忍心打扰他。我轻手轻脚地走过去叫了一声费老，即递上稿。费老回过头来，见是我，没有责怪的神情，而是面带微笑地戴上老花镜，马上看起稿来。我又递上一支笔，他接过去，聚精会神地边看边改动着个别文字。看完后，他在稿子的最后一页写上“费阅”，并注明时间，然后笑着递给我。

当我拿着审过的稿件离开大会堂赶回编辑部时，时针已指向22时30分。由于抢时间，加之费老的支持与配合，原计划27日采访、28日交稿的专访，于27日当晚就交到编辑的手中。快节奏的采编，带来了较好的新闻效应。

（载《新闻战线》199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