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荧屏效果最大化”观念对大型突发性事件直播的启发

“荧屏效果最大化”观念对大型突发性事件直播的启发———以央视“抗震救灾众志成城”节目为例

柴芦径

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地区发生里氏8级强烈地震,在通讯和交通受阻的情况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在震后20分钟打通正常节目播出编制,开始了“突发新闻”特别直播报道。“抗震救灾众志成城”几乎成为中央电视台进行大型突发事件直播中最为及时、迅速和透明的一次。相信在中国电视新闻传播史上,这次报道必将留下意味深长的一页。

截止到5月25日,综观央视近150个小时的直播,这次空前的突发灾难大直播可圈可点之处甚多,试择其要点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仅供探讨。

一、优势平台的整合与拓展———实现屏幕效果最大化

更新媒体整合力和传播力的观念,成为构建电视媒体形象的出发点,在屏幕效果最大化的体系标准上精于落实,是“5·12”大地震特别直播的抢眼之处,为信息全球化背景下央视形象的构建起到了特别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一)新闻战场的“快速反应部队”

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就是新闻战场,谁反应快、谁反应准,谁就能抢占先机,有可能在后续报道中持续吸引“眼球”,一路领跑。

得到四川发生地震的消息后,新闻中心地方新闻部在5月12日14点42分第一次拨打四川电视台电话,通讯无信号;14点43分联系先期派往四川报道奥运火炬传递的记者,手机显示不在服务区;14点45分地方新闻部向前方央视记者发送手机短信,要求记者看到信息后第一时间回复;15点10分,记者曹越用成都街边的公用电话发回震后第一个电话连线,这是新闻频道首次播出的灾区情况报道;16点,地方新闻部调动四川电视台抢设在院子里的卫星车与北京联通,新闻频道的直播间里切进了第一个视频直播图像信号。此后,地方新闻部迅速搜索与地震新闻相关的任何声音、图像信息,在突发新闻和正点新闻的报道中及时发回成都、上海、浙江等地的震感画面,播出视频报道。

5月12日19点10分,地方新闻部和四川台协作,发回了温总理抵达灾区和在飞机上发表重要讲话的报道;20点,赶到重灾区都江堰的记者赵旭、曹越发回第一批现场报道;13日当天,也就是灾后24小时之内,地方部在各台转播车路上受阻、通讯不畅的情况下,和灾区电话连线38次;13日当晚,前期记者通过QQ传送解码后,于14日上午为新闻频道的直播第一时间提供了北川灾区的画面,这是震区现场的第一个视频信号。可以说,地方新闻部在这次大直播中是当之无愧的“快速反应部队”。

(二)整合地方优势资源,巧为“无米之炊”

在通讯光缆中断,灾区设备发生故障,强余震不断发生,抗震工作处于应急初期的情况下,新闻频道第一时间内启动特殊直播,并且不间断采集最新第一手新闻信息,不断丰富直播内容。假如没有地方台人员和设备的全力支援、鼎力相助,单凭中央台的力量,不要说新闻报道捉襟见肘,恐怕连直播都难以维持。

抢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的新闻报道基于迅速而果敢的新闻价值判断力和新闻报道行动力。地震发生后的几分钟,地方新闻部的编辑记者已经开始行动,分头联系各自的资源。虽然在四川成都有中央台派驻进行奥运火炬传递报道的记者,但在“5·12”特大地震灾害面前,显然暴露出人员力量不足的严重问题。幸好,各地方台的记者们也不约而同有了动作。地方新闻部密切联系地方台,就地用人,就地取材。新闻频道直播的第一个视频就是地方部记者通过四川台的卫星车传送的;地震当天傍晚温家宝总理抵达灾区和在飞机上发表重要讲话的现场,也是通过地方部和四川台协作,在成都郊区的太平寺军用机场发回的。

在此后近十天的“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的直播节目中,成都台在都江堰一处救援现场,发回现场感最强的直播;四川台在凤凰山军用机场连续四次直播直升机到灾区转运伤员的实况;重庆台直播被埋179小时的伤员马元江在医院进食的画面;青川宣传部、电视台和指挥部的电话连线;青川台在直播和联播中播出的6.4级余震画面;四川卫视以最迅速的手段播发400多条新闻,成为播发新闻最多的地方台;广东、湖北、浙江等20多个台就伤员收治、帐篷和活动房生产、抢运等题材,提供大量直播信号和新闻节目;重庆台、东方卫视、南方台等用自己在灾区的直播设备为中央台做了多次直播。这些遍布在灾区各地和全国新闻并发地区的记者与机构成为中央电视台大型直播“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的一线报道中坚力量。

当通讯和道路中断阻隔了灾区与外界联系时,当中央台、四川台、成都台记者被隔绝在外焦急等待时,北川台、青川台、德阳台、绵竹台、广元台幸存的灾区记者扛起受损的摄像机,及时准确地记录了震后第一时间的真实画面。虽然这些报道与观众见面的时间有些迟,但那时的情景依然摄人心魄、震撼激荡。当救援部队和医护人员进入救灾现场时,凭借灵敏的新闻触角、熟络的人脉资源和对地形的了解,地方台记者不但能够在第一时间抓到第一现场的新闻,而且有着独特的报道视角,因为他们就是新闻当事人。他们的报道准确、详尽,信息具体而丰富,并且总能发现并拍摄到最鲜活、最具视觉冲击力的现场,他们的镜头离受灾群众的身体和生活最近。汶川地震后十分钟的珍贵画面、都江堰中医院的救援实况、被困179个小时的马元江的第一顿早餐、凤凰山机场直升机运送伤员等等,都是地方台记者体能与智慧的结晶。所以,在灾难报道初期,地方台记者的报道更能吸引观众的注意。

随着救援工作的深入,现场报道和专题的数量激增,选择什么题材的播、播哪条、如何编排、如何处理前期“包裹”与演播室话题的关系等问题摆在地方新闻部面前。经验值得梳理和反思。

在重大突发灾难性直播报道中,地方新闻部改变以往的工作方式,对刚刚从前线传送回来的报道进行简单改编,力图保持新闻原有的鲜活现场感。这样被第一时间采用的消息或现场报道,有的虽然看起来有些粗糙,没有成形的稿件,画面不干净、不讲究,但保证了新闻“热腾腾”的时效性,彰显了新闻的魅力。这不仅是工作方式的改变,更是新闻传播理念的巨大转变。从层层改编、审定到前期前置、整合不同消息来源和平台机构,中央台在电视新闻领域“举全国之力”,搭建了一个资源共享、优势突破的高端报道平台。

整合地方台新闻资源,为地方台提供报道出口,不但保证了中央电视台直播内容的丰富,而且在实战中迅速锻炼和提升了地方台新闻队伍的素质和能力,破除地方新闻保护主义的狭隘思想。可以说,在大视野、大传媒的传播理念和合作机制指导下,屏幕效果最大化与媒体优势互补、整体提升的共赢局面,是这次直播的宝贵财富之一。

二、直播主持人“一战成名”———涵化与外化媒体功能

在中国电视传播史上,尚未出现过对一个突发事件进行近十天的24小时全天候滚动直播、凝聚全国观众关注和热望的节目。在全国26家电视台并机直播过程中,中央电视台的“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直播节目创下收视率神话,将流动的、潜在的电视受众凝聚到了屏幕前,除了地震灾害本身的突发性和重大性之外,央视直播团队的表现功不可没。现场记者及时、深入、细致的报道有目共睹;演播室主持人更是“一战成名”。

规模大、时间长、困难多、条件差、任务重的大型突发性新闻直播,直接考验着主持人的业务素质和能力。

中央电视台在震后第一时间中断一套节目《电影传奇》,由耿萨直播突发新闻,接着由海霞不间断直播最新消息,24小时全天候大直播拉开大幕。在毫无预警、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采用24小时滚动直播的方式,重担压在主持人的身上。在这次近十天的24小时全天候滚动直播里,主持人把媒体功能涵化于主持中,一些到位的访谈和追问,让观众看到了主持人全面的新闻素质。这里所说的涵化,借用了西方传播学者“媒介涵化”的内涵,指主持人在直播中暗示出他对新闻事件的观点、对媒体功能的见解,并反映在节目主持的各个方面。据了解,直播初期,演播室主持人案头无相对完备的议程设置、直播预案甚至直播计划,更不用说完整的播出稿件了。在事态紧急、瞬息万变、局势复杂、脉络繁复的情况下,面对有限的新闻素材和导播随时切入的前方报道或者电话连线,主持人除了以播报、串联的方式完成信息传递的任务外,还需要具有主编意识,外化媒介应担当的传播功能和社会责任。

(一)解释功能

在直播的前两天,数以亿计的观众关注着灾情报道。但是由于通讯、交通不畅,现场报道不能及时传回,持续收视的观众发现新闻画面重复播出偏多,新鲜信息不到位。主持人赵普在重播画面前这样串联,“很抱歉,因为通讯车的原因,记者不能把信号及时地传送给大家,中央电视台还在不停地把早前收集到的宝贵画面给大家放,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大家看到救援的画面,希望大家安心……”,这样的解释至少可以平复一下观众的焦躁情绪。

在灾难突发、救援刚刚开展的阶段,受众情绪容易被“集体无意识”牵动,对某些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极易产生片面、非理性甚至极端的质疑。赵普在节目中说明军用直升机起降的条件、灾区艰险的环境对空军作战的限制等情况,以内隐的方式回复了部分观众的质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解民众灾后紧张脆弱的心理的作用。

(二)协调和统筹功能

在重大灾情中,交通与通讯的中断是阻隔信息联通的最大障碍,从范围和高度上看,中央台具有“纵览全局”的优势,成为信息收集、发布、交换、反馈的“集散地”。除了实现媒体的舆论功能、传播功能外,电视还具有干预社会生活的功能。在复杂艰巨的抗震救灾工程报道中,如何最大程度上发挥媒介的社会功能,有些主持人抓得准并且实施得当。几位直播主持人多次请求现场记者切实了解灾区对救援物资的急需情况,呼吁社会各界有重点、有步骤地协调安排,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捐赠的浪费。

大型突发事件直播中,现场报道、消息、演播室访谈、演播室串联等形态在直播流程中往往具有极强的灵活性和机动性,一些主持人能够胸怀全局、反应机敏、应对自然;直播初期,在完全没有节目预案、播出计划、新闻素材紧缺的情况下,主持人要利用手中有限的素材资源进行统筹安排;而在21日那天,节目共引入视频直播信号16路,直播17场,创下单日直播最多的纪录,同时大量的信息和资料被源源不断地送到主持人手中,主持人须担当起主编的角色。任何一个有挖掘潜力的信息,都有可能成为主持中的亮点。全面了解新闻事件进程、把握观众反馈、学习其他媒体优长、确定自己定位,才能将直播做到“荧屏效果最大化”。

(三)“自己人”效应

在网络媒体流传着“泪洒荧屏十大主播”的议论,观点虽然各见仁智,但至少很多观众被这些有血有肉、有普通人情感的主持人所感动,从侧面起到聚拢人心、鼓舞热情的作用。在重大灾害面前,主持人有着正常人真实自然的反应,往往表现得感性大于理性,假如不严重偏离职业角色,通常容易获得受众的理解,甚至可以达到共感和共鸣的积极心理反应。在直播初期严重缺乏一手现场资料时,有的主持人以地震突发时身边的故事和个人感受来丰富节目内容。比如主持人张羽在5月12日下午直播中谈到家在成都同事的表现,这是一种靠有声语言描述的“新闻现场”;同时张羽还理性地劝告观众,在手机用户业务拥塞的时候,不要因通讯受阻而焦急慌乱,要稳定下来,用发短信和间隔回拨频率的方法有效地联络亲人。在社会情绪大面积动荡时,这些带有个人感受和表达色彩的话语,能够通过“自己人”效应,使观众易于接受媒体建议,也使主持人容易取得观众的信赖,缩短与观众的心理距离,同时也提高了媒体的影响力。当然,从专业角度出发,主持人必须协调好个人角色、社会角色和职业角色的关系。“自己人”效应不能不分语境滥用,否则就会适得其反,容易使观众产生逆反心理和激烈反馈。

(四)人文关怀

当部分灾区群众得到安置,生活逐步趋向正常时,对灾后民众的心理抚慰和心理救助成为伴随物质援助同等重要的大事。媒体及时号召有心理辅导专业特长的志愿者和心理专家支援灾区。但是我国具有这样资质的专业人员有巨大缺口,很难满足灾区心灵家园重建的需要。主持人赵普说,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直播,传授一些基本的心理干预和心理救助常识,普及到灾区群众和一般救援人员中,让他们成为协助心理专家开展工作的得力帮手。于是,他有意识地在电话连线中追问灾区人们吃得怎么样,因为可口和习惯的食物对平复心理创伤能起到积极作用;他还呼吁救援人员都学些简单的四川话,一来给那些听不懂普通话的灾区群众以切实的帮助,二来从情感上拉近“外乡人”甚至是外国人跟灾区群众的距离。这些穿插在现场报道中的串联,体现了主持人细腻的人性关照和博大的人文情怀。

三、充分开发专家资源———发挥其“救场”与“献智”的作用

大型电视直播中有个形式要素即嘉宾访谈,在“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的突发直播中,专家访谈发挥了“救场”和“献智”的作用。在5月12日傍晚的直播中,主持人张羽连线中国地震台网专家,提出一系列紧扣这次特大地震的核心问题,适时地给观众释疑解惑,及时缓解突发事件里受众的“信息饥渴症”。在这次连线中,观众明确了“5·12”地震的三维数据、性质、程度和危害,是否有余震,是否会发生严重的次生灾害(在直播中第一次提到这个专业术语),并且让观众了解到云南、四川、宁夏中轴线是地震活跃带,以及这次地震的波及范围等问题。晚间直播的演播室嘉宾将信息传达增量到世界各国应对地震的措施、我国地震救灾应急机制等领域,拓展了演播室直播的内容空间。

一次大型的突发事件报道通常会带动某个相关领域的知识普及和继续教育。对于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观众来说,地震离日常生活很远,因而缺乏相应的常识储备和避险训练。在“5·12”大地震突然袭来的时候,一方面灾区之外的观众担心灾区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财产损失,另一方面对地震本身也会产生迫切了解的兴趣。再基于灾难突发后光缆中断、通讯设备损坏等不利于消息传送的条件,专家访谈在直播节目中能同时起到“救场”和社会教育的作用。以专家电话连线和演播室访谈为静态的板块框架,以新闻现场碎片式的消息为动态的“兴趣点”,构建了一个突发事件前期直播的基本模型。这样的模型结构松散,机动灵活,一线报道频繁时可以大量插播和连线;缺少新闻素材的情况下,节目也能言之有物、言之有理。一动一静、一热一冷、一深一广、一变化一恒准,保证了困难条件下直播的顺利开展。

四、实现电视直播的公众服务功能

灾难性突发事件的报道不仅满足了观众对新闻信息的欲求,同时势必带来收视心理的波动性和复杂化,甚至有可能影响社会群体的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电视直播组织相关知识性、服务性的背景材料不仅是“补救”现场音像报道缺乏的有效手段之一,而且也能对灾难期间的社会心理起到调谐和疏导的作用。

5月12日下午的直播中,多次穿插播音员口播、滚动字幕、全屏字幕、专家电话连线等方式,播放“地震小贴士”。虽然对灾区群众只起到“补课”以应对余震的作用,但可对非灾区的观众尽到社会公众服务的职责。特别是在救助组织工作面临极大困难时,大众传播媒介中的“电视寻亲”使成千上万的家庭和亲人团聚,为灾区老百姓切切实实做了一件大好事。

大灾当前,最令人担忧的是谣言四起、民心涣散、社会混乱。电视直播坚定地本着尊重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积极开展“辟谣”的宣传。多次播发了在浙江、北京等地不会发生破坏性地震的消息,在人心惶惶之际给广大受众吃了一颗“定心丸”。

随着抗震救灾工作的展开,严重的灾情也暴露在广大观众面前。全社会自发地伸出援助之手:献血捐款、物资捐赠、志愿者行动、心理干预和救助呼声渐高。在全国人民热情高涨和爱心澎湃时,假如抗震救灾工作出现无组织、无规划、无监督、无反馈的局面,不但会给灾区人民的生命安全、生活保障带来隐患,同时还会造成对善良民众的精神和心理伤害,成为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这时,电视直播及时地在节目中设置了相关议题,不但对受众关心的问题尽量做出正面回应,而且对抗震救灾工作实施了媒介监督,发挥了传媒在呼吁、解释、疏导、监督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实现了传播和服务的复合型大众媒介功能。

央视联合各地方电视台进行抗震救灾报道是中国电视传播史上空前的“大动作”,在毫无准备、缺乏经验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启动直播,难免会出现一些缺憾,“荧屏效果最大化”的效果还需要加强。这正是中国电视直播的发展空间。

五、大型突发性事件直播必备议程设置机制

议程设置理论中有这样一个观点,大众传媒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受众会因媒介提供议题而改变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对媒介认为重要的事件首先采取行动。在央视直播初期,自发地将议程设置在灾区情况的报道上,大方向毫无错误,媒体重点报道的地区被想当然地认为是地震“重灾区”。后来的事实证明,由于交通和通讯中断等原因的影响,媒体报道无意地“误导”了观众和政府的关注点,重灾区不在汶川,而在北川、什邡,甚至是在媒体迟迟露面的甘肃文县。这种“所见即所得”的简单、片面报道后来还时有出现。另外,由于灾情严重造成的外部条件限制,“你们有什么,我们播什么”成了构架初期直播的主题思想,优点是第一时间播出最鲜活的报道,缺点是节目整体结构无序、思路混乱,在观众头脑里留下杂乱无章的印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场报道在数量上跟进,同时带来一个问题,由于基本的议程设置粗略,轮班的每组编辑通常按照自己的思路编稿,表现在节目中就是“各自为战”,甚至出现同类报道“扎堆儿”或者简单重复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观众和相关救灾部门对全盘情况的了解与把握。从现场报道多流于表面和局部的现象,可以推测出对于现场记者的安排调度欠统一部署和机动灵活,当然这要考虑到交通和技术的不利因素。

演播室主持人的串联、访谈、连线和对报道资源的调配,基本依赖于主持人个体的业务素质和能力,出现过不同时段的直播质量参差不齐的现象。另外,演播室中诉诸视觉的地图、动画、图板、模型等没有及时跟进,很多观众要自己到网上查询相关资料,牵制了受众对电视直播的关注力。

在大型突发事件直播的议程设置上,议题除了追随动态新闻现场、确立阶段重点之外,还需考虑电视观众收视时间、收视心理以及不同时段收视群体构成的因素,以求达到最优传播效果。例如,工时八小时内,收看直播的人群多是老人、家庭主妇、自由职业者等;早上和晚间时段的观众通常是中青年的上班族、学生等,晚间恰恰是搜救工作的间歇,动态新闻比较少,因此,晚间时段有必要做全天报道综述,并回顾典型、重要的新闻内容。

滚动直播的后期,搜救现场减少,安置工作逐渐有序,堰塞湖的排险进展缓慢,现场报道数量减少,主题新闻数量递增。这时,议程设置的重点需从议题内容、次序的安排转移到议题的表现方式和技巧上。同样的英雄人物、感人事迹,在不同时段播出,需要有不同的主题侧重、叙事模式和语言风格,否则势必造成收视的“审美疲劳”,甚至导致观众对议程设置原则、舆论导向、传播理念的质疑或产生逆反心理。

直播议程设置的视界有待拓宽,议题需观照更广的“面”、更深的“度”,凸显大国媒介主体性和宽容度。在新媒体发展迅猛的时代,电视媒体议程设置也需要观照两个互动,即与社会议题的互动和媒体间互动。互动的网络媒介以“广”、“深”、“快”、“全”满足了受众对新闻的需要,因此很多有价值的社会议题出现在网络平台上。在做好“把关人”、以正面报道为主、引导正确舆论的原则下,电视媒介也关注和反映一些老百姓关心的社会议题,不失为开拓思路的途径。比如,对自愿捐款的适度报道、对明星献爱心的报道有意淡化等都来源于社会议题对媒介议题的反作用。此外,国际媒体对我国此次抗震救灾的报道以及外国媒体在新闻发布会上的提问,都是我们设置议题的参照,甚至可以成为节目的议题,而不是简单地在新闻中转述为千篇一律的“高度评价”。

突发事件直播的质量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电视媒介的应急预案和应急机制。建立突发事件报道策划机制十分必要,同时应建立专家库,以便需要“借智”时,能够“借得上”、“借得好”。

六、现场报道水平有提升的空间

“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直播锻炼了现场报道记者队伍,获得的经验和教训都是业务能力提高的宝贵财富。这次直播中,现场报道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待推进:

(一)尽量避免现场缺失

新闻现场不是记者所在的事件发生地的环境,而是这个环境中的行为细节、言语、位移、味觉、嗅觉、触觉、非常规的视觉角度等等。观众经常看到某位记者手持话筒在一座废墟前进行一段开场白,然后有选择地进行采访(有时甚至是转述),再加一段结束语。观众得到的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框架,而不是一个真实的新闻现场报道。现场记者必须张开全身的每一个毛孔,调动每一个器官,围绕核心尽量做有声有色、有细节的具体报道。

(二)主题尽量让位于事实

现场报道的优势和竞争力体现于直击事实,鲜活传达,任何装腔作势的摆拍和主题先行的封闭式提问、牵强的拔高都是对事实的极大戕害。因“设计”而出现“纰漏”的现场报道不如不报。

(三)尽量减少语言冗余

现场报道对语言组织和语言表达的要求很高,特别是在转瞬即逝的动态现场,语言是否清晰、凝练、流畅、生动将直接影响报道质量。在突发事件的紧急、混乱现场中,不讲究的语言经常给报道“乱上添乱”。现场报道语言的组织、节奏、修辞和表达同新闻写作的语言相比,具有鲜明的口语传播的特性,必须经过训练,不能“靠天吃饭”或者自然习得。

(四)尽量廓清新闻伦理的界限

新闻传播理论界一直争论不休的命题———新闻第一还是生命(道德)第一。在媒体竞争如此激烈、独家报道堪称生命的现实下,新闻伦理的问题将鲜明凸显。我认为现场报道的记者必须要明确底线,不能越雷池一步。比如,刺眼的新闻灯毫无遮拦地投射到刚被抢救出来的伤员的脸上,这种危及伤员视力甚至生命的重大失误,严重损害了媒体从业人员的形象;俄罗斯救援队员愤怒制止的吼声震颤了观众的心,诸如此类性质的采访行为必须要杜绝。

(五)慎用话筒(摄像机)权力

新闻记者拥有新闻报道权,但并不拥有行政和司法权力,在现场采访中必须明确自己的职业角色定位,紧急情况下的随机采访也须征得被采访人的同意,避免粗暴践踏被采访对象、当事人的个人权利,避免干扰其他工种的正常工作。如必须介入他人工作,须遵循他者的规则和要求。

从另外的角度讲,由于长期缺乏媒介素养教育,一些被采访对象面对话筒和摄像机时不能做到状态自然、言语流畅,有的甚至言不由衷、唱高调、摆样子。这时,现场记者要尽量消除或者减弱摄像机的压迫感,用体态语或者话语舒解和引导被采访对象,还原真实。

(六)尽量丰富知识性和政策性的背景积累

临时抱佛脚式的“补课”是难以支撑如此复杂艰巨的灾难性现场报道的。对地震的基本了解、对直升机作业的知识储备、对医疗急救的常识掌握、对灾后心理救助的正确理念等等都来源于记者平素的知识积累。如果储备不足,不仅使突发的现场报道显得捉襟见肘,甚至还会出现严重的、不可挽回的失误。

中央电视台“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的特别直播给当下传媒学界提供了珍贵的研究材料。就像党和政府、全国人民持续关注和支持“5·12”大地震灾区重建一样,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关注电视创新中的新闻直播,在新闻传播改革的进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