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的媒介因素论纲

公共领域的媒介因素论纲

颜胤盛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指的是“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¹⁾。公共领域由具有共同兴趣的私人在“非强制”的形式下组成，他们就共同关心的普遍利益展开对话并集合为一定规模的公众，公众通过一定的媒介聚集在一起讨论共同关心的文学话题和政治事务，最终在新兴市民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具备了自身的独立性和批判性。

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建立是公共领域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在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媒介作为一个中介因素发挥着越发重要的作用。媒介的革命性变更，促进了社会的结构转型，这其中就包括处于私人领域和统治机构之间的公共领域的形成和转换。在笔者看来，两大媒介因素促成公共领域的形成，其一是一些松散的“对话交流场所”，即哈贝马斯提到的“咖啡馆、沙龙和宴会”，姑且称之为“人际媒介”；另一是技术媒介，即大众传播媒介，哈贝马斯说道，“当这个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的手段；今天，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媒介”⁽²⁾。可以说，哈贝马斯认定公共领域建立于18世纪末，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即是媒介传播技术的革命。

从本雅明到麦克卢汉，他们的众多著作都指出，现代世界的结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媒介的革命。本雅明经典地说明了机械复制技术对艺术本质的根本改造；麦克卢汉也历史性地提出了“媒介即讯息”、“媒介即人的延伸”等重大命题；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也是从此角度指出了信息传播和媒介变革对于公共领域的支配性作用。

然而由于国家干预程度的加强以及传媒领域的商业化，公共领域的媒介功能发生了退化，大众由“文化批判的大众”转变为“文化消费的大众”。哈贝马斯将这种弱化趋势称为公共领域的重新封建化，公共领域逐渐丧失了其独立性和批判性。

一、公共领域的界定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并非哈贝马斯的首创，它在19世纪50年代由致力于复活共和主义理想的德裔犹太女学者汉娜·阿伦特首先提出，但一直到1989年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一个英语译本的出版，关于公共领域的讨论和研究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

在哈贝马斯的话语体系中，公共领域理论的核心概念即“资产阶级公共领域”（bourgeois public sphere），他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写道：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的确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³⁾

哈贝马斯指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产生于17世纪后期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它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形成以及私人领域与贵族的代表性公共领域的明确界分，它主要呈现在资本主义的思想和社会两个方面。哈贝马斯强调，资本主义特有的商品流通和信息交换是公共领域形成的两大前提。早期金融和贸易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远程贸易形成了巨大的对于商品流通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之上形成了许多大型的市场、集市乃至行会，资产者在资本的聚集下自动结构成一定的场域，这种经济的聚集是公共领域产生的内在因素。另外，“随着商品交换而发展起来的信息交换也是一样的，”⁽⁴⁾它的外在表征是报纸、杂志在早期资产阶级对于远方信息的渴望之中发展起来，这种私人的阅读由于传播媒介的发展而逐渐形成一个开放而且富有弹性的交往网络，网络中的人们通过阅读小组、学术学会乃至宗教社团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当然，这些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受过良好教育的市民的讨论很快溢出了经济的狭小空间，他们起初聚集在贵族阶级组织的沙龙里，后来更集合在18世纪欧洲大量兴起的宴会、酒吧和咖啡馆当中，“公众在早期咖啡馆、沙龙、宴会等机制中已经出现了很长时间，报纸杂志及其职业批评等中介机制使公众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他们组成了以文学讨论为主的公共领域。”⁽⁵⁾但是，不同于世袭的贵族阶级，出于维护新兴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考虑，“围绕着文学和艺术作品所展开的讨论很快就扩大为关于经济和政治的争论”⁽⁶⁾。并且由于政治公共领域的讨论必须以文学公共领域为中介，所以，二者“完全渗透到了一起”。由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兴起代表的是新兴资产者的利益，所以无论是他们的文学批评还是政治批判都带有很大的独立性、批判性甚至反抗性。

另外要格外引起注意的是，哈贝马斯在使用“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时总是保持一个学者必要的审慎态度，他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的初版序言中就说道：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范畴，不能把它和源自欧洲中世纪的“市民社会”的独特发展历史隔离开来，使之成为一种理想类型，随意应用到具有相似形态的历史语境当中。

但或许人们过度注意公共领域理论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而忽略了哈贝马斯的警告。20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随着哈贝马斯主要著作的译介以及随后哈贝马斯的两次访华，国内关于公共领域的讨论开始升温。尽管学界从来不缺少反对的声音，但公共领域理论毕竟进入了中国，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参照性。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有一段名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以尽管哈贝马斯承认“对中国今日的形势不熟悉”，但他最近在回答一位中国学者关于公共领域的提问时依然坚持：

我完全能想象将西方模式直接“应用”到中国的任何一种尝试所遇到的困难。不过我确实认为，经济的进一步自由化和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民主化，将最终促进而且也需要民主形式的舆论必须植根于其中的、我们称之为政治公共领域和联系网络的某种等价物。任何一种以更广泛、更知情和更主动的参与（我们在西方仍在为之努力的目标）为目标的改革，均依赖于某种健全的公共交往，它可以发挥某种敏感过滤器的功能，用于体察和解释“人们的需要”。⁽⁷⁾

二、公共领域的建成在于媒介的变革

商品流通和信息交换是哈贝马斯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形成的两大前提。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用了大量篇幅详细描述了媒介变革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建成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在他的理论中，资产阶级的兴起、工业社会的生成以及产品、工人的交换与流通都有赖于现代媒介技术的变革，正是媒介的变革——报纸、杂志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文化、政治机制在18世纪的产生和发展——促成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经济和政治诸方面的集合与革命。

当然，学界对于大众传媒的定义依然很有争论，该定义主要有广义和狭义之别。丹尼斯·麦奎尔认为，“大众传媒由一些机构和技术所构成，专业化群体凭借这些机构和技术，通过技术手段（如报刊、广播、电影等）向为数众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众传播符号的内容。”⁽⁸⁾这是从专业技术角度出发的狭义定义。但美国传播学的奠基人威尔伯·施拉姆主张，必须把大众媒介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能够表达意思的鼓声、烽火乃至于宣讲人和集市都归于媒介一类，因为它们都扩大了人类进行交流的能力。在广义的基础上，所有信息的传播和人群的累积都可以作为媒介而存在。哈贝马斯理论中的“媒介”因素可以从这个角度大致分为两类：一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报纸、杂志的产生、发展；二是同时期出现的大量的沙龙、宴会和咖啡馆。它们在早期资产阶级的聚集中都起到了黏合剂的作用。

哈贝马斯在论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发生”时，历史性地描述了报纸、杂志从私人信件发展成为公共交往、信息传递乃至政治批判工具的整个过程。他认为，近代西方随着资本主义贸易的广泛开展，重商主义在许多国家盛行，国外的、远方的信息越来越显得不可或缺，于是尚未公开化的“书写的报纸”出现了。随着资本的扩张和金融贸易的扩大，信息本身也逐渐商业化：

信息交流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商品交换的要求，信息本身成了商品。所以说，商业上的信息传递也要遵守市场规律；有了市场规律，商业上的信息传递才有可能。印刷的报纸通常都是出自早就开始出版手写报纸的通讯社，也就不足为奇了。一切书面信息都是有价的；很显然，扩大销路，可以增加收益。由于这个原因，一部分现成的信息材料被定期翻印，匿名发表——这样，它们就获得了公共性。⁽⁹⁾

信息的商业化促使其自身很快获得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作为一种新兴场域同时获得了统治阶级和市民社会的高度重视，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围绕媒介的传播与控制，二者展开了艰难的博弈。最终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作为私人聚集以迫使公共权力在公众舆论面前获得合法化的场所，这个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又是相分离的。‘Publicum’演化成为‘Publikum’，‘Subjectum’则成了‘Subjekt’，政府当局的受众却变成了其对立面。”⁽¹⁰⁾可以说，在以大众传播媒介为黏合剂的公共舞台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作为公共权力领域的对立面出现了。

另外，沙龙、宴会和咖啡馆作为一种特定时期的人际媒介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发生期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法国在当时的欧洲相对来说是一个经济发达、政治气氛轻松以及对文学艺术的追求较为狂热的国度。在路易十六时期就有大量的宫廷聚会和文学沙龙，但由于在这种圈子里聚集的文人大多是由宫廷资助，其文学的阅读和消费完全没有具备商性。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这种人际媒介的繁荣。

咖啡馆的繁华时期是在1680～1780年，沙龙则在摄政和革命之间。无论何处，它们都首先是文学批评中心，其次是政治批评中心。在批评过程中，一个介于贵族社会和市民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有教养的中间阶层开始形成。……和在沙龙中一样，文学在这些咖啡馆里也取得了合法性；在这里，知识分子和贵族走到了一起。一个与庞大的市民阶层密不可分的贵族阶层无论如何都具有法国人所失去的社会功能；他们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和有钱阶级的利益。所以，围绕着文学和艺术作品所展开的批评很快就扩大为关于经济和政治的争论。⁽¹¹⁾

由于兴趣和爱好，受到良好教育的中间阶层以沙龙、宴会和咖啡馆为媒介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个文学公共领域，但由于资产阶级天生的“嗜利”特性，所谓的文学公共领域的讨论必然会超越纯文学领域而涉及与其自身息息相关的经济、政治的讨论与争夺，因此表现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天然的反对统治阶级的公共权力的性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两种媒介的形成互相关联。沙龙、咖啡馆等人际媒介的开展与持续扩大必须依靠一份报刊才能组织起来并维持下去；而报刊的内容和讨论首先复述了人际媒介里的生活，它还刺激、拓展和升华了人际媒介进一步的讨论与批判。

三、媒介的支配性地位

关于媒介对社会构成的支配性影响的经典著作当首推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他在书中提出了一系列的典范命题，如“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的延伸”以及“地球村”等。媒介在现代社会已经不仅仅是空洞的形式存在，它也不再只是信息和内容的单薄载体，在现代社会的建构过程中，它有着更为重要、积极、主动甚至富有侵略性的意义。他指出，“‘媒介即讯息’，因为对人的组合与行动的尺度和形态，媒介正是发挥着塑造和控制的作用。”⁽¹²⁾在古代社会中电光只是信息，“是一种不带讯息（message）的媒介”，而在现代社会中，媒介超越了形式范畴，从而本身也成为内容，并且“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¹³⁾。现代社会的媒介本身作为一种新的尺度给个人与社会都带来了支配性的影响。麦克卢汉极富理论洞察力地指出：

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¹⁴⁾

在这个意义上，媒介超越了其单纯的技术特性而深入到人的理性甚至非理性领域。而它作为人的一种延伸，在现代社会的构成中引进了一种全新的尺度，这一尺度由于其内在的控制力，重塑了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

德国哲学家本雅明从哲学的角度富有创造性地分析了“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认为现代摄影技术的发明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艺术概念。由于机械复制这种媒介技术的变更，艺术的本质属性发生了改变，从往常的一种令人震惊的艺术变为一种展示艺术，古代社会艺术的仪式性丧失殆尽。复制技术仿造了大量的艺术复制品，破除了艺术几千年来所具备的崇拜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对宗教、神圣和权威进行了“普遍的大清除工作”。媒介技术的变更不仅导致艺术“灵光”（aura）的消退和艺术真实性的丧失，在更深的层面上，艺术与市场、大众，艺术与经济、政治以及艺术与人类无意识等的联系变得更为关键。本雅明敏锐而不无惋惜地指出，“一旦真实性的标准不再适用于艺术的生产，整个艺术的功能也就天翻地覆。艺术的功能不再奠基于礼仪，从此以后，是奠基于另一项实践：政治。”⁽¹⁵⁾也就是说，绘画向摄影的转变也即现代复制技术的发明不但改变了艺术的本质属性，也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生活。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研究也从媒介与社会的视角指出媒介的发展对早期资产阶级的凝聚、团结和持续发挥影响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媒介的现代化是公共领域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建成的必要条件。作为公共领域形成过程中的一个“最典型的机制”，早期的信息传递和报刊等媒介的兴起和繁荣无疑是公共领域生长过程中一个至为紧要的环节，它们在公共领域的发生、发展以及随后的退化阶段都成其为一个“特殊领域”。哈贝马斯曾在书中明确地指明了这一点，“公共性原则的功能转变立足于公共领域作为一个特殊领域的功能转变。这种转变可以从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报刊——的转型文献中看得清清楚楚。”⁽¹⁶⁾并且其在30年后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撰写的再版序言中重申了上述观点，“对公共领域结构转型来说，传媒研究，尤其是对电视的社会效果所做的交往社会学研究，同样十分重要。”⁽¹⁷⁾与30年前稍微不同的是，哈贝马斯在新的时期充分认识到了当代传媒特别是电视在各种媒介当中的统治力，所以他在其后期著作中更多地强调，在交往研究中要重视对传媒机制和文化语境考察。

余论：媒介功能的退化

19世纪末（从1873年开始），面对大范围的经济萧条，西方国家普遍放弃古典自由主义而采取新干预政策，一直到“二战”后，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都极力主张国家权力部门对政治、经济的强力干预。政治的力量不断侵入本身应当具有独立性和批判性的公共领域，导致了公共领域的泛政治化（机构化），而且进一步使其丧失了独立性和中介性，丧失了理性与批判，沦为各利益团体相互妥协的产物，从而不再作为国家的对立面而是成为其谈判对手。哈贝马斯断定，“一个由有组织的私人构成的公众群体将取代业已不存在的、由作为个人进行活动的公众群体。”⁽¹⁸⁾哈贝马斯将这种公共领域的弱化趋势称为“公共领域的重新封建化”（refeudalization）。

与此同时，媒介功能退化的另一个令人忧虑的表征是媒介的商业化。大众报刊、明星节目代替了具有批判意识的文学杂志，“批判的公共讨论功能不断遭到破坏。文化商品市场成为不断扩大的消闲市场，担负起新的功能。”⁽¹⁹⁾人们丧失了自己的立场和批判意识，而通过商业中介来生发自己的消费批判和审美判断。所谓的大众文化则失去了其政治和公共性，而只是努力迎合教育水平较低的消费集体的娱乐和消闲。如此，民众被导向了文化，而不是“文化俯就大众”，“文化批判的大众”变成了“文化消费的大众”，现代所谓的“大众”在一个新的维度重新被控制，或许如福柯曾指出的，现代权力对民众的统治已由显性的暴力转为隐形的控制，但这种统治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它由对人的肉体的控制转为对人的精神和灵魂的支配。⁽²⁰⁾公共领域的商业化和泛政治化使得其自身也成为一个商业领域的超级广告。哈贝马斯指出，“公共领域作为政治和经济影响的媒介，其作用发挥越大，它的政治功能就越弱，从而被伪私人化了。”⁽²¹⁾20世纪兴起、发展的新传媒（如广播、电视）因为其巨大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在一开始就受到政府机构的管理和控制，其本身也成为官方和半官方的机构，公共领域形成初期所具有的独立性和理性批判精神消失殆尽了。

【注释】

(1)汪晖等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页。

(2)汪晖等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页。

(3)〔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4)〔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5)〔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6)〔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7)〔德〕哈贝马斯著，景天魁译：《关于公共领域的答问》，《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

(8)〔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著，祝建华、武伟译：《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9)〔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10)〔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11)〔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8页。

(12)〔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4页。

(13)〔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4页。

(14)〔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3页。

(15)〔德〕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参见许绮玲译《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

(16)〔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

(17)〔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1990年版序言，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18)汪晖等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页。

(19)〔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页。

(20)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等译：《规训与惩罚》，三联出版社2003年版。

(21)〔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