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报业托拉斯的萌芽

第三节　民营报业托拉斯的萌芽

20世纪初，随着西方发达国家报团的普遍发展，国外新闻著作相继在国内翻译出版，以及中外新闻业频繁的交流活动，使得中国报界和学界对西方报团的发展有了越来越多且深入的了解。至1920年代末30年代初，顺应世界报业托拉斯潮流的发展，完成了企业化经营积累的民营报业经营规模日趋壮大，出现了报业托拉斯化倾向。随着《申报》《大公报》等民营大报的公司化改制，20世纪40年代特别是战后报团的发展更为显著。如《大公报》和《新民报》基于报馆自身实力的扩大，陆续发展成为拥有多家分馆的大报系。抗战结束后受国家政策导向影响，党营、民营报业公司与报团林立，发展迅速。

一、西方报团的兴起及其示范效应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报业也出现了资本和所有权集中的现象，由此产生了报团。所谓“报团”（Newspaper Group），按照西方报界的解释，是指在不同的地点同时拥有两家以上报纸的报业联合体，又称“报系”或“报链”。1894年美国人爱德华·斯克里普斯（Edward Scripps）和其兄乔治·斯克里普斯（George Scripps）以及米尔顿·麦克雷（Milton McRae）等人创办了“斯克里普斯-麦克雷报业联盟”（the Scripps-McRae League of Newspapers）。⁽⁷⁷⁾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报业集团。到1911年，该联盟由最初仅拥有两家报纸发展到在美国7个州拥有18家报纸的规模。⁽⁷⁸⁾紧随其后，威廉·赫斯特（William Hearst）和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等也相继建立起自己的报团，成为个人拥有数家报纸的美国报业巨头。到1920年代初，全美已经建立起了13个报团，控制着全国63家报纸。⁽⁷⁹⁾在英国，1896年5月4日北岩勋爵（LordNortheliffe）兄弟创办了英国报业史上第一家廉价报纸——《每日邮报》（Daily Mail），每份售价半便士。该报实践所谓“新型新闻学”，以丰富的主题、大量社会新闻，以及扩大版面、使用大字标题、开办体育专栏等一系列革新手段，很快占有市场，获得巨大成功。1908年，北岩勋爵用32万英镑取得了华尔特家族掌握123年的《泰晤士报》控制权，成为蜚声世界报坛的报业大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报团实力更加雄厚，规模不断壮大，所控制的报纸种数和发行量亦不断增长，由此逐渐形成垄断报业。报团在资源配置上的优胜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能够获得规模经济效应，⁽⁸⁰⁾这表现在报业经营的各个方面。比如在原材料的批量采购上，可以获得较大的折扣；与小企业相比更便于融资；财力物力的集中使得设备能够得到更加充分地利用；新闻采编、广告经营等业务活动更加集约化，从而有效地降低报纸的生产成本。并且一旦在某个范围内形成垄断以后，又可以对广告费和发行费实行垄断价格。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西方国家报团发展迅猛，报业竞争和兼并加剧，出现了规模庞大的报业集团，美国1910年13个大报系共集中了62家日报，1930年55个报系集中了331家日报。⁽⁸¹⁾1935年，美国赫斯特报团一家控制了全国日报平日发行量的13.6%和星期日发行量的24.2%。

20世纪初，西方报团的兴起对中国报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同时也带来较强的示范效应。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闻事业尤其是报业得到迅猛发展，引起西方新闻业同行的关注并相继前来访问、考察中国报业。时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的谢六逸认为，现在“我国报业顺应时代的要求，确有进步的趋势”，与此同时“世界各国报业，也有高速的发展”，因此中国报业如要赶超欧美，就需要“眼光向外”，而西方新闻业同行来华访问正给中国报业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机会，西方报业的成熟经验可以“供我国经营报业者参考”。⁽⁸²⁾1921年11月，英国著名报业巨头北岩勋爵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世界报界大会主席威廉博士来沪访问讲学，参观《申报》及望平街各报馆。1922年1月1日，《申报》在元旦增刊第二张登载汪英宾撰写的长篇报道《1921年来华之英美新闻家》，详细描述了北岩勋爵的人生经历及其在报业经营方面的巨大成就。在上海报界，北岩勋爵介绍了他的报业企业化发展，进而组织报业托拉斯的成功经验。北岩勋爵被称为“报业拿破仑”，是英国现代新闻业的创始人，他先后并购、创办了多家报纸，同时经办了《每日邮报》《每日镜报》等系列报纸，成为英国最早的集团报业主。西方报纸所有制的集中现象多发生于私人所有的股份制报纸企业，随着报业规模的扩展，一家报纸的资产便以股份的形式为众多股东所持有，通常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会经营管理。一个报业资本家只要掌握一定数量的高于其他股东的股份额，便可对报纸企业拥有实际控制权。这些报团的发展历程、组织运营方式、发展趋势和影响，使史量才、张竹平等中国民营报业经营者深为触动，遂萌发了组织报业托拉斯，收购、控制多种报纸，成为报业巨擘的念头。

另一方面，民国时期报界和学界对国外报业集团化经营的介绍和研究，也逐步深化了中国报人对报业集团化的理解，使之深刻认识到国内报业集团化经营的趋势势不可挡。当时新闻学界对国外报业集团的介绍主要集中在美、英两国集团化程度高、规模大的报团及其老板。尤其对美国乃至世界实力最强的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团与赫斯特报团、英国北岩报团及其老板均给予了高度赞扬和介绍。如储玉坤认为，“英国报界的巨擘北岩勋爵揭开了报业托拉斯化的第一幕，并成为报业托拉斯巨擘”。⁽⁸³⁾民国学者对国外报业集团化经营的运营方式也做了较科学的归纳与概括。比如张友渔认为:“新闻事业之资本主义化含有两种意义，一为新闻事业本身的资本主义化，……另一为新闻事业依靠资本家而生存，间接接受资本家支配的商业经营，也就是靠金融资本投资或并购而实现集团化。”⁽⁸⁴⁾在此基础上，民国学者对国外报业集团化经营的发展趋势作了较为准确的预测。黄天鹏认为，“……果也英美之新闻王出而独霸一方，此盖着眼于资本主义之发展，而势有所必然也”⁽⁸⁵⁾。当然，民国学界对国外报业集团化经营的消极影响也表现出忧虑，认为报业集团化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黄金霸占了新闻界，垄断了新闻界”，⁽⁸⁶⁾最终使得自由竞争不复存在，新闻界终会断送新的生机。储玉坤认为:“本来报纸评论的功能，仅在引导舆论，走入正轨，现在被操纵在少数资本家的手里，刊载千篇一律的评论，如何能尽量发挥报纸引导舆论的功能呢？不仅如此，而且言论自由也变成了‘徒托空言’了。所以现在报业的托拉斯化，也就是现在报业的一大危机。”⁽⁸⁷⁾成舍我担心报业集团化会造成全国舆论的垄断局面。他认为“假使左右全国的舆论机关，都操纵在少数贪狠自私的资产阶级手中，此中危险，如何重大，当然不言而喻”⁽⁸⁸⁾。

基于以上认识，民国报界和学界都已深刻认识到中国报业尤其是富有影响力的民营大报实行集团化经营的发展趋势已是势不可挡。比如刘觉民就指出:“高度的生产制度下的经济社会，试问那一种事业不含有企业化的意味，那一种事业不向着尖锐化的竞争和吞并的道路奔驰。报业的商业化自然也摆脱不了这个经济范畴的波涛的震荡。”⁽⁸⁹⁾不仅如此，当时学界还深入分析了国内报业集团化经营的成因、发展模式和影响。尽管民国学界对国内报业集团化经营保持着比较谨慎的态度，甚至有学者排斥，但还是有部分报人基于对报业集团化的深入考察，提出了在国内实现报业集团化经营的成熟设想和计划。1930年代初，成舍我游历欧美考察报业发展状况，西方报业托拉斯的急速发展给了他深刻的触动，回国后他就萌发了组建“中国新闻公司”的念头。这个设想中的“中国新闻公司”其实就是报业集团的概念。成舍我设想建立未来中国“国家报”（即集团化的报系），“据我的理想，未来的中国‘国家报’，譬如就北平说，北平的一个大报，它总馆设在北平，它可以就他经济能力所许可的范围内，去尽量普设分馆于他所要推销的全国各省市县镇。……未来国家馆的分馆，它应该等于一个地方报”⁽⁹⁰⁾。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成舍我的计划才开始付诸实施，他与程沧波等人在重庆合作筹建“中国新闻公司”，投资经营《世界日报》（重庆版）。遗憾的是，由于战争和历史等原因，成舍我创建报业集团的梦想终究被搁浅。⁽⁹¹⁾

二、本土实践:从“成氏报系”到“四社”联营

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中国民营报界尤其是上海几家民营大报完成了企业化过程之后，出现了报业托拉斯化的倾向。秦绍德认为，这里之所以称之为“倾向”，是因为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报业资本很弱小，企业化进程起步又晚，事实上并没有形成什么像样的报团，只不过出现了报业资本相对集中的趋势而已。⁽⁹²⁾这种说法基本代表了目前学界对民国报业托拉斯化现象的共识，即经过20世纪一二十年代企业化经营的积累，一些民营大报的经营规模日渐扩大，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报业公司和报团的雏形，但西方严格意义上的报团在民国报界并没有出现。

（一）“成氏报系”:民营报业托拉斯的萌芽

其实自20世纪20年代起，民营报业的托拉斯化倾向已经开始出现。1924年4月成舍我在北京创办《世界晚报》，1925年2月和10月分别创办《世界日报》和《世界画报》，都是“完全沿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报纸的做法创办起来的报纸”⁽⁹³⁾。由此形成了一个报社日、晚、画三报同时出版的“世界”报系。囿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方舆论环境险恶，1927年成舍我南下南京创办了《民生报》，1934年9月《民生报》因得罪时任行政院长汪精卫被勒令停刊，成舍我于是前往上海。1935年9月在上海与同人集资创办小型报纸《立报》，由此形成了“成氏报系”。这些报纸在创办之后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成舍我的苦心经营，《世界日报》后来居上，发行量高达35000多份，居北京各报之首。就发行量而言，在整个北方报界少有匹敌者。⁽⁹⁴⁾《民生报》发行量达到3万份，超过了南京《中央日报》，冠盖南京各报；《立报》创办后提出“报纸大众化”和“以日销百万为目的”两个口号，在报业竞争激烈的上海报界曾达到20万份的发行量，一举超过老牌大报《申报》和《新闻报》，创造了我国自有日报以来的最高发行纪录。抗战全面爆发后，“世界”报系和上海《立报》相继停刊，成舍我于1938年在香港复刊《立报》。抗战胜利后他又回到北平，复刊《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

除了孜孜以求办报的成功外，成舍我还十分重视新闻人才的培养。1932年他依托报馆创办了“北平新闻专科学校”，为自己的报馆和社会输送了大批综合性、高素质的新闻人才。如前所述，1930年4月成舍我赴欧美考察新闻事业，西方报业的集团化发展成就令他十分震动。归国后即萌发了组建报业集团的设想，并提出了一套成熟的计划。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成舍我和程沧波等人在重庆合作筹建“中国新闻公司”，投资经营《世界日报》（重庆版），并计划抗战胜利后，依然以南京为中心，在全国东、南、西、北、中五大地区主要城市，陆续创办起十家均以《世界日报》命名的大报。⁽⁹⁵⁾同时，还设想仿照美联社组织方法，筹办一家专用通讯社，一个新闻研究中心和定期出版的新闻研究刊物、新闻画报及其他附属生产事业。⁽⁹⁶⁾当然，这个寄托着成舍我报业梦想的蓝图最终由于各种原因而遗憾地夭折了。

从报业集团的运营方式来看，成舍我组建的“成氏报系”并没有凸显集团运营的规模经济效应和管理协同效应，仅仅是以报系形式体现了民营报业托拉斯的萌芽。1929年史量才收购《新闻报》事件，则标志着当时民营报业以资本兼并的形式开始了报业托拉斯化经营的尝试，同时也说明了1920年代末民营大报的资本积累已达到相当水平，是企业化经营的进一步发展。

（二）史氏收购《新闻报》:资本兼并迈向托拉斯的尝试

20世纪初，《申报》成为史量才的独资企业以后，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在物质条件上从原来的二层简陋馆舍发展到世界一流的五层欧式报馆大厦，不断更新生产设备和技术，而且报馆业务得到较大拓展，在杭州发行了《申报》地方版，还设法控制《天津商报》，报业经营的触角远涉平津。《新闻报》的资产自1916年起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在美国注册，核定2000股，美国人福开森（John C.Ferguson）拥有1300股，占65%，其余700股分属几位华董所有，其中经理汪伯奇兄弟的股份不足五分之一。⁽⁹⁷⁾1928年秋冬，福开森鉴于《新闻报》达到鼎盛时期，股值上升，但因他对国民党政权存有隔阂和疑虑，决定出售属于他的股份。史量才闻讯以后，立即委托上海金城银行经理吴蕴斋以北四行的名义去收买股份。吴又委派上海英文《密勒氏评论报》驻天津特派员董显光去北京同福开森秘密谈判，达成协议。1929年1月，福开森南下上海与史量才见面，正式履行交割手续，史量才以70万元的价格购入福开森的股份，占全部股份的65%，成为上海最大的报业资本家。

为了避免内部纷争，福开森对外声称买方是上海银行团。汪仲韦在回忆录中记叙道:“据我们所知，实际是《申报》老板史量才个人收买，史因《申报》虽比《新闻报》早出二十年，而且是独资经营，但在销数和广告上反而落后于《新闻报》，他无法与《新闻报》竞争，只得采取这一釜底抽薪办法。”⁽⁹⁸⁾但客观看待当时申、新二报的竞争格局，笔者认为汪仲韦的说法未免偏颇。首先，从史量才的办报历程和经营理念来看，史量才一直秉承“史家办报”的报业理念，西方报业集团的兴起和发展带来的示范效应使之逐渐萌生了创立中国报业托拉斯的理想。而《申报》经营规模的壮大，亦在客观上提供了走报业托拉斯之路的物质条件。其次，在竞争激烈的上海报界，申、新二报一直是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从印刷设备的更新、广告客户的争夺到内容经营的出奇制胜以及发行策略的竞相改进，两报均你追我赶，难分伯仲。《新闻报》灵活的经营策略使之一度在销路上超越《申报》，但《申报》在时政、文教等领域的影响力却是《新闻报》难以匹敌的。当然，竞争促进了两报业务进步的同时，亦消耗了两报大量的资源。因此，福开森出售股份对于史量才来说，确乎是掌控《新闻报》的利好机会，不仅可免除竞争带来的资源浪费，而且可借此增强自身实力，拓展自己的事业。据此可推测史量才收购《新闻报》的动机并非是消除竞争而取“釜底抽薪”之举，而是出于兼并和扩张的需要，是民国时期企业化大报资本实力和经营规模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正如史量才对汪氏兄弟的表白，其买进股份的目的“不在资产而在精神”，并且承诺将“比福开森更不干预”《新闻报》的行政和言论。⁽⁹⁹⁾后由于《新闻报》内部职工的抵制运动和国民党当局的干涉，史量才不得不放弃一部分股份，只掌握了50%的股权。但史氏一直践行当初的承诺，自始至终没有干涉《新闻报》的经营事务。

直至1934年史量才被暗杀时，史氏的报业王国已从接手时的单一《申报》发展到拥有《申报》《时事新报》《庸报》和《新闻报》以及其他刊物的综合性报业王国。然而，史氏雄心勃勃地挺进报业托拉斯的梦想，因被军统暗杀而颇受顿挫，最终遭遇流产。

（三）“四社”联营:松散的报业联合体

1924年，张竹平利用《申报》经理的身份，联合《申报》和《时事新报》两家编辑部的力量，将两家报社收到的各方面专电集中起来，利用业余时间撮要编译，然后拍发给外地有关系的少数报社，使之也能及时获得正确而重要的新闻，有助于外地新闻事业的发展。1928年，张竹平决定改组该社，正式定名为“申时电讯社”，扩充资本，厘定组织，聘请专职人员，扩大业务范围，发布中英文通讯稿，平均每日发6万多字，接受订户百十余家。⁽¹⁰⁰⁾由于信息翔实准确，传递快速及时，申时电讯社颇受好评，业务蒸蒸日上。申时电讯社原由张竹平独资经营，1934年2月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为杜月笙，张竹平任经理，社长为米星如。除每日刊发《申时电讯稿》外，还每日出版《申时经济情报》，每季度出版《报学季刊》，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民营通讯社。⁽¹⁰¹⁾

1928年，张竹平又联合友人购得《时事新报》股权，组织股份有限公司，张自任董事长兼经理。1930年张竹平脱离申报馆，与友人合作接办上海英文日报《大陆报》，1932年又创办《大晚报》，并将其与《时事新报》《大陆报》、申时电讯社合到一起，组成“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申时电讯社四社联合办事处”，简称“四社”，实施集资经营、联合办公，张竹平自任联合办事处总经理。从经营体制看，申时通讯社先是张竹平独资经营，后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大晚报》的大多数股东是工商界人士，他们出钱入股完全是买张竹平的面子，对编辑、经营从不过问，张竹平仅以26%的股权就能控制《大晚报》”⁽¹⁰²⁾。其他两报也都是股份公司，均设有自己的董事会。可见，“四社”成员都是独立的法人，“张对三报的参股都不足三分之一，主要是通过社会关系，由银行家、政客、军阀投资的。但因份额分散，又多属于帮助性质，所以大权仍掌握在张竹平手里”⁽¹⁰³⁾。因此，“四社”是通过控股的方式实行联营的，由此形成报业托拉斯的雏形。

“四社”的运营方式和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新闻报道方面的合作。《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每天将所得到的大城市专电和本市重要新闻供给申时电讯社，而申时电讯社的稿件也优先发给三家报纸。丰富的稿源为新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以“四社”名义成立了一个规模较大的资料社，各成员资料共享，经费分担。（三）办公场所、印刷设备、生产物资均可相互调剂、充分利用。如《时事新报》代印《大晚报》，《大陆报》制版车间为《时事新报》《大晚报》制铜版、锌版，四个单位之间纸张、油墨、印刷器材等互通有无，调剂使用，无匮乏之虞。（四）以“四社”名义成立“四社印刷部”，附设在《时事新报》内，出版申时电讯社编辑的《报学季刊》《申时经济情报》、《时事新报》编辑的《时事年鉴》和其他书籍，在新闻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五）以“四社”名义成立“四社业务推广部”，负责三报和申时电讯稿的发行推广工作。⁽¹⁰⁴⁾可见，“四社”在新闻报道和经营业务上联合协作，充分利用“集团”经营的优势，进行资源整合和集中管理，使三报一社发挥了各自的特色，影响力日益扩大。比如《时事新报》原本就是一张有影响力的大报，经过张竹平的努力和“四社”的联合经营，发行量日有递增。1931年8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全国日报销量统计的数据表明，《时事新报》的发行量已超过《大公报》《时报》，遥居全国第三名。1932年2月12日“受国难压迫”而早产的《大晚报》日销量曾创下了上海晚报发行量之最，并且通过自身努力以及与其他两报一社的友好协作，《大晚报》取得良好的经营业绩。这种囊括了日报、晚报、外文报、通讯社的报业联合体在中国新闻史上还是首次出现，出世不久即在新闻界产生了较强的协同效应，令人难以等闲视之。

值得注意的是，“四社联合办事处”并非独立的实体性公司，没有专门的资金来源，甚至没有专设的办公室和工作人员，发挥的仅是业务协调职能。姚福申认为:“由于张竹平的经济实力有限，在四社中的股份都不足三分之一，这一报业联合体缺乏一个能起主导作用、资产经营一体化的强有力的核心层，即具有母公司性质的集团公司总部，四家公司各有自己的董事会，四社只是一个松散的报业联合体。”⁽¹⁰⁵⁾可见，“四社”距离严格意义上的报业集团尚有相当距离。故而方汉奇评价:“三报一社的联合，仅是业务上的部分联合，不是资本的联合。”张竹平的设想是要将三报一社实行集中统一管理，1935年他以四社合组的名义推出了“四社出版部”，并计划将联合办事处改组为“四社总管理处”，假以时日，或许它能发展成为控股公司。然而1935年由于牵涉福建事件，“四社”被强行劫夺了。

有学者指出，1929—1930年间，中国企业界出现了追求企业规模化的趋势。“无论是在金融界还是实业界，都表现出资本的集中化，并逐渐形成了一些较具规模的互有关联的企业。而如何管理这些关联企业，自然而然产生了对公司组织的新探索。”⁽¹⁰⁶⁾探索的结果是企业公司在战时的兴起。企业公司又称控股公司，体现了资本与管理的联合力量，是公司制的进一步发展。然而民国民营报业中始终没有产生企业公司，张竹平的“四社”经营表现出企业公司的发展趋势，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控股公司。比较民营报业与其他企业的公司制发展，我们或可进一步认识到，报纸的产业属性决定了其发展必须遵循一般企业的发展演化规律，但报纸较强的意识形态属性则在另一层面上决定了其运营规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民国时期民营报业的发展轨迹和历史命运充分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