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新生接触高级教授和学院领导

让新生接触高级教授和学院领导

问：您的头衔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您从2000年8月起担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沃尔特·克朗凯特新闻与传播学院(Walter Cronkit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院长。您是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EJMC)的会长，同时又是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认证委员会(ACEJMC)的委员。除了这些行政职务外，您还是教授并且从事广播电视新闻、政治传播和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研究。我的问题是，您如何在行政工作、教学和科研三方面分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自从您担任院长和会长以后，您是不是不得不放慢科研的速度？您在做院长后是不是减少了授课时间？

答：在美国，院长几乎是全职的工作。里里外外有很多事需要做，比如联系支持学院建设的校友和媒体，组织学院日常工作。有个别人能在做好行政的同时保持杰出的科研成果，但这样的人不多。通常能坚持做一个项目，但做科研和教学的时间大大减少。

8年前，在我刚开始做行政工作的时候，我在科研方面还能保持相当活跃。最近5年，我放弃了绝大部分项目，只保留了一个项目。这是我想在不远的将来回到教师系列的原因之一。我担心，如果我离开科研太远、太久的话，我恐怕再也回不去了。

我给新生上讨论课。我认为，让新生有机会接触高级教授和学院领导是很重要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还教过海外学习班。在某种程度上，行政领导最好不要试图上太多的课，因为您很难给予这些课应有的重视。有几次，我发现自己没有充分准备就在上课前最后一分钟冲进了教室。当您90%的精力都花在别的事情上时，就很难用剩余10%的精力做优先顺序中很重要的事情。与此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新闻学院的领导应当与学生接触并且表现出对学生学习的兴趣。所以，每当有教授邀请我做讲座或出席特别的课时，我总是很积极地参加。

问：在您看来，学院院长更像是一个负责把握学院发展方向而不必具体操持日常管理事务的领导人还是应当既是领导人又是经理人？

答：院长的角色因学院规模而异。小型学院或系的领导基本上是事必躬亲，助手很少。大型学院的领导可以规划大方向而依靠系主任和副院长做大部分的日常管理工作。但领导们必须意识到，协商决策是美国学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大量的时间需要用于听取教师们的意见并努力使大家达成共识。

问：请描述一下您典型的一天。

答：像所有行政领导一样，我的大量时间花在回复电子邮件上。因为我工作时间已经很长了并且所处位置比较显著，我收到的很多邮件都与我们学院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您的采访就是一个例子。作为行政领导，我需要做很多有益于本领域或有助于同事们的事。我需要花时间规划和实施学院的总体管理。由于我们学院所在地区是美国最大的20个传媒市场之一，我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建立与本地区的关系并培养潜在的赞助者。然后，就是各种人事报告、公关决策、年度报告、特别报告等任何行政岗位都需要处理的工作。从2001年担任AEJMC的会长之后，我的肩上又多了一种对该学会的责任。另外，我还活跃于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认证委员会。

问：在做大学教师之前，您做过美国众议院发言人卡尔·阿尔伯特(Carl Albert)的新闻秘书和美国众议员大卫·麦柯迪(Dave McCurdy)的行政助理。您还做过美国之音和俄克拉荷马新闻网的记者。这使您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新闻官和职业记者——来实践新闻。这两个角色对您后来的教学和科研生涯有什么样的帮助？

答：我很幸运能在进入学术圈之前就有了新闻和公共关系的工作经验。为发言人阿尔伯特工作期间，我经历了水门丑闻的高潮和尼克松总统对中国与前苏联政策的剧变，这些都是一个人一生中可遇而不可求的难得经历。与美国政府的高层决策者以及报道政府的高级记者们接触使我受益匪浅。在美国之音的经历同样让我受益。它使来自美国小地方的我大大开阔了眼界，它向我展示了这个大千世界，展示了国际传播的重要性。美国之音严格的编辑制度大大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

问：从俄克拉荷马大学获得硕士和学士学位，从得克萨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您这几个学位分别学的什么专业？哪个专业对您的教学和科研生涯最有帮助？

答：我获得的几个学位分别是：广播专业学士、演讲传播专业硕士、大众传播专业博士。硕士是特别重要的经历，因为它使我第一次接触到理论资料。当时，我一边等待为发言人阿尔伯特工作的机会，一边学习硕士学位。正是这一年改变了我的职业轨迹，鼓励我进行更多抽象和理论的思考。虽然我是在几年后才读博士学位的，但我已经对学术生活的刺激性有了清晰的概念。我相信，新闻调查与学术调查之间有某种天然联系，但必须有一种催化剂把你推到另一个层次。我很庆幸演讲传播专业硕士为我准备了这种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