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城乡间的信息传播

论中国城乡间的信息传播

■姚　旭

一、中国城乡信息传播状况

信息传播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在中国,随着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的设定,人们再一次把目光锁定在农村。

早在2003年年初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就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他要求“更加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200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许多惠及“三农”的新政策,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就是其中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信息化建设在中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这一发展过程却是极其不平衡的,突出反映为国际信息差距和国内信息差距,其中国内信息差距又集中反映在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信息差距。

信息差距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水平与先进国家或先进地区的差距,包括信息的捕获、信息的加工、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的利用四个方面的能力与水平。^[1]中国城乡间的信息差距主要表现之一为大部分农村地区、大部分农民,因为缺乏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而思维贫乏,生活在相对封闭、贫穷的信息死角,信息贫困可以说是“三农”问题中的大问题。农民“信息贫困”造成的城乡数字鸿沟,是造成城乡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的重要原因,也是影响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社会协调进步的重大政治问题。在中国,广大农民成为最迫切需要得到信息支持的弱势群体。

大众传媒不仅为农民提供的信息资源有限,而且经常把农民置于社会注意力的边缘地带,使农民成为媒介的“缺席者”和“失语者”。农民、下岗工人在传播领域一再地被“弱势化”和“边缘化”,不仅被报道的机会少,更没有占据媒介话语体系的中心。大众传媒很少向农民开放,农民常常被作为叙述的对象而很少成为叙述的主体,农民的表达权基本无从谈起。从这种角度来看,传媒在较大程度上剥夺了农民的媒介接近权,社会的信息生态环境严重失衡。

现代信息社会,知识信息资源与经济资源有着极强的可转换性,正如知识管理权威学者彼得·德鲁克所说,“知识已经成为关键的经济来源,甚至是唯一的来源”,这就是所谓的知识经济。财富的新基础是信息、知识,信息贫困往往意味着经济贫困,这是信息贫困与经济贫困的内在联系。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森(Amartyasen)的定义,所谓贫困是指对人类权力的剥夺。传媒剥夺了一些人获得信息与知识的平等权力和机会,造成他们的信息贫困、知识贫困,而这又是他们物质贫困的一大原因。他们挣扎于双重贫困之中,并陷入恶性循环。无形的信息鸿沟和有形的财富鸿沟共同作用,带来社会的两极分化,其背后最容易潜藏和滋生各种问题,如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社会整体进程受阻等。

我们应该清楚的是,“在主流媒体上,涉及农村与城市的关系时,我们要倡导农村与城市是平等的,城市作为强势的一方应该知道自己是怎样成为强势的,城市对农村应该知恩图报,没有任何权力藐视他们的生存境遇和他们的观念”。^[2]

我们更需要清楚的是：大众传媒的第一角色应该是公共信息平台和公共论坛,其次才是经济利益创收者;每一家媒体都有选择和定位目标市场的充分自由,但社会的整体传播格局则要寻求内在的均衡,社会应对传媒布局进行宏观调控,对传媒行为进行必要的规范,以求公正合理地分配信息资源和媒介使用机会,保证各阶层的信息平等权;信息贫困应当像经济贫困一样受到社会的重视,面向弱势群体的媒介应得到扶持和补助。

二、城乡信息差距形成的原因

(一)政策原因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在城乡实行的是“城乡二元结构”政策。所谓“城乡二元结构”政策,就是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国家对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市民和农民实行不同的经济政策,国家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长期向城市、工业、市民倾斜,农业基础地位的政策涵义是服务于或服从于国家工业化,服务于城市发展要求,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要服从于或滞后于工业、城市、市民的发展,总体上不能“错位”或颠倒。中国社会经济“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平衡性,带来的是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导致的是国内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的出现。区域间的差距表现在各个方面,城乡差距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差距。而城乡最主要的差别之一就是城乡信息不对称,即信息差距。

(二)中国传媒发展的不平衡性

中国传媒发展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为地区间、城乡间传媒普及率差距很大。一方面,成熟的媒介均集聚在城市,而农村缺少成熟媒介;另一方面,面向城市的媒介发达,而面向农村的媒介落后;开放地区较发达,而落后地区处于弱势。

传媒定位角度也有很大差距。例如《北京青年报》在1999年做出的定位是：他(或她)是一位36岁左右较为成熟的年轻人,拥有高中或大专以上的学历,供职于政府机关、科教文卫单位或企事业单位的公务员、专业人士或“白领人士”,他(她)是拥有较高经济收入和消费投资决策能力、对于流行时尚敏感的、享有高档和豪华生活用品的城市人;浙江西湖之声电台的定位是：年龄在15～45岁、特别是18～35岁的,具有大中专以上学历,具有现代意识的新生代群体。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造成的结果是,当代中国传媒是城市传媒而不是农村传媒,是富人传媒而不是穷人传媒,从报界来看,面向城市人群的都市报近十年来发展迅猛,几乎每个省会城市都有至少一至两家都市生活娱乐类的报纸,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受众只拥有一家全国性的日报;从流行的杂志名称看,《品味》、《大都市》、《都市丽人》、《地铁风》、《休闲》等,都不是针对农村受众的。而且,广播电视节目的策划大多热衷于“有钱且有闲”的受众,追求中产阶级的格调和口味;号称新媒体的网络似乎也未能起到人们最初所想象的信息公平作用,网络信息传播不仅在入口处就已经设置了经济文化的多重障碍,而且各网站的定位有着更明显的城市化、年轻化、小资化的取向。

(三)“知沟”理论在城乡信息差距上得到了印证

施拉姆以及蒂奇(Tichenor)等人提出的“知沟”(knowledge- gap)理论谈到了信息差距的问题。施拉姆指出,信息不仅在国家间流动失衡,在国家内的流动也很不平衡,信息水平总是随着与城市距离的增加而迅速下降,大城市比农村地区更容易得到信息,这种差距在发达国家要小一些,在不发达国家则非常明显。^[3]

“知沟”理论对大众传播时代信息流通的均衡性和公众在知识获取方面的平等性提出了质疑,认为“随着大众传媒的信息进入社会体系的增多,人群中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那部分人会更多地接受信息,这两部分人的信息差距就会增加而不是减少”。^[4]知沟的形成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接收者所具备的智能、教育、技术等掌握信息的先决资源有差别,另一方面也与传播者如何分配信息资源有关,政治经济学派就曾指出,媒介机构作为经济结构的一部分,因为害怕承担风险,无疑会忽视那些缺乏经济力量的受众。

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社会转型期,当今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布更明显地表现为一种经济地位的等级序列,因此弱势群体主要是经济地位维度上的中下阶层,具体包括尚未脱贫的广大农村人口、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城市贫民、收入甚微的农民工等。中国现在的大众传媒都自觉地避开这些人群,不约而同地将目标受众锁定为社会的“强势人群”、“主流人群”,主要是除城市贫民之外的城市市民阶层和白领、中产阶级等。

三、缩小城乡信息差距的措施

(一)传媒普及及正确定位

中国传媒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迅速提高农村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传媒普及水平,缩小其与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差距,从而全面提高传媒普及率。这不仅是“以人为本”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从传媒大国迈向传媒强国的必经之路。

当前,大众传媒传播的信息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绝大部分都是选择城市人群的视角进行制作的,与农村受众的现实信息需求有着明显的错位。媒体上普遍都是面向城市白领的汽车、房产、美容美食、旅游导购信息和投市民所好的趣闻逸事、休闲娱乐、卫生保健内容,农民急需的农业信息、政策信息、知识信息得不到及时充足的提供,除较为狭窄的官方渠道外,很多信息还在依靠人际传播的方式进行交流。而媒体对他们的漠视反过来也导致这部分人群对媒体内容与形式的不满。刘仁圣、叶伏华在《江西农村三地传播状况的调查》一文中得出结论,媒介传播与农村受众的信息需求有较明显的错位。他们提供了以下一些数据：当被问到“你对三大媒介为农村、农民的服务如何评价”时,被调查的三地(赣东、南、北)768名农民中,对“内容设置”“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占44%,对“栏目设置”“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占52%,对“表现形式”“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占45. 33%;被调查的1508名农民受众中84.67%的人认为有必要加强对农村的报道。^[5]

(二)帮助农民跨越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该问题曾经是2000年西方七国首脑冲绳会议的重要议题,会议曾经决定把这些国家对外援助的一定比例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数字鸿沟。

联合国有关机构,如联合国发展署、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世界银行等,都在各自管辖的有关领域内,启动了数字鸿沟问题的研究和试验项目。

2004年12月10日国际电视联盟(IUT)与联合国教科文等组织合作,召开了第一次世界信息社会首脑会议(WSIS),联合国秘书长专程到会讲话。消除数字鸿沟是会议通过宣言的一个重要内容。2005年在突尼斯召开的第二届首脑会议,把制定具体行动计划和项目,填平数字鸿沟做出了切实的努力。

数字鸿沟各国都有,美国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开始较早。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制定雄心勃勃的行动计划,要把数字鸿沟转变成数字机遇,从而实现真正的跨越式发展。印度的一些研究机构和公司,针对农村、农业和农民的需求,已经进行了几年的研究和试验,有些试验项目如斯瓦米纳登研究基金会在印度南部发起的农民数字广场(e- chaupal),马来西亚的“多媒体超级走廊”(MSC)计划和在广大乡村推动的信息化建设,更是以在信息化方面赶超发达国家为目标。中国要实现城乡均衡发展和跨越式发展,就要把“三农”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世界上几乎所有高等教育的权威都预言说,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将不会再出现增长。但是,事实证明,他们的预言都破产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34%,而1996年已经增加到82%,欧洲也是如此。虽然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一直存在,高等教育仍然持续增长。这就是因为发达国家当时已经开始向信息社会过渡,人们认识到,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知识、技能成为国家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世界银行专家提出“国民财富新标准”,认为目前全世界人力资本、土地资本和货币资本三者的构成约为64∶20∶16,这意味着人力资本是全球国民财富中最大的财富。

钱学森先生也曾提出,到2021年,中国应当“为每一个青年接受高等教育建立必要的体制”。他警告说,再不放弃陈旧的观念,再不认识人民素质提高和公民教育水平的重要性,就要犯大错误。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双重过渡(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中的最大挑战是“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在这一进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其主体——农民在受教育程度、知识、能力、技能方面的巨大差距,是如何较快提高其教育、知识、能力、技术水平。

区域差距最主要的表现是教育差距。从我国农民中间的大学生人数来看,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仅占0.5%;而在发达国家,24～64岁的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澳大利亚占24%,德国为23%,瑞典28%,美国33%,英国21%,挪威29%,新西兰25%,加拿大47%。中国农民在受教育方面的差距制约着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也制约着中国的总体竞争力。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近年发布的历次《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的竞争力排名虽然是在上升的,但在几十项指标当中,拖后腿的往往是教育和科技。

在走向信息社会的进程中,人们必须拥有获取、加工和使用数字信息的知识能力和技能,必须实现教育的大面积普及和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从某种意义上说,数字鸿沟就是知识差距、教育上的差距。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农民都处于数字鸿沟的最底层,尤其是不发达国家的农民。

(三)在农村开展网络远程教育

使农民搭上信息化的快车,不仅有利于农民在经济上脱贫致富,而且有利于农村建设小康社会、建设新农村,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帮助农民实现跨越式发展。

通过卫星宽带网开展农村远程教育,直接服务农民。要让农民充分认识到网络远程教育的意义,要下大力气对农民的实际需求进行调查研究。远程教育的内容要尽量大众化,要贴近农村特定的受众,在技术上不断开发,尽量降低成本,减轻基层和农民的负担。社会各方面要协调好,通过卫星宽带,为农民搭起渡过数字鸿沟的金桥,把数字鸿沟转变为农民的数字机遇,其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都不可估量。

(四)实施有中国特色的农村信息化战略

缩小城乡信息差距是中国在新世纪实现新的追赶、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重要内容。因此,制定全面振兴农村经济发展计划,尤其是农村信息化战略,是一个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关键因素,也是解决区域之间信息差距问题的重要内容。

农村信息化的核心是要通过提高中国农业的整体素质和效益,将中国目前的传统农业逐步变革为现代农业,促使农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这是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农村信息化战略能够促使中国农业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促进农业实用技术的全面普及和推广,促进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科技意识的增强,促进农业科技化和产业化的不断提高,从而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以农村信息化战略带动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引导中国农村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优化,成为改造传统农村和农业的基础平台;利用信息手段,可以让农民较早地了解土壤的水、肥、气、热、病虫害等状况,从而给农业生产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农业信息化是实施农业科学决策的重要手段;农业信息化可以减少农产品市场交易风险;更主要的是运用信息技术手段能够帮助农民学习新的技能和知识,变更旧知识和旧信息,逐步改变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全面提高我国农民的素质。

在一些发达地区的县级文化娱乐媒介实现电视网、广播网和计算机互联网的三网合一之后,农民可以利用这些媒介,了解国内外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动态,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国内外农业、农民和农村生活的发展动态,丰富农民的文化娱乐生活。例如,北京市周边地区基本上实现了全市乡镇联网,顺义、平谷等区县条件较好的农民自己购买电脑上网;平谷示范区的大桃生产基地通过计算机网络将大桃远销到香港、新加坡等地。这样,通过信息网络,千家万户分散的农民实际上发生了联系,改变了农民分散、闭塞的状态,从而会逐步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农村的组织形态,变单个的农民为组织的农民,推动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也使得农业生产、科研、技术开发、教育之间的需求信息得到有效传递。显然,通过探索和实施合乎中国国情的农村信息化战略,借助信息技术手段,以信息化改造传统农村和农业,培育现代农民,是我们根本改变农村面貌,解决“三农问题”值得尝试的途径。

参考文献

1.黄汝德：《试论漏损现象及其克服途径》,《区域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第78页。

2.杜维明：《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3[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

4.许枫：《区域发展看带动——从五省市实践看信息化战略作用》,赛迪网,《中国计算机报》, 2004年11月2日。

5.罗建华：《点击报界“新概念”》,《新闻记者》,2000年第11期。

6.王一兵：《数字鸿沟与数字机遇面向农村的思考》,中国远程教育网(2004年5月13日)。

7.乌家培等：《经济信息与信息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

8.韦伯尔·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华夏出版社,1990年。

9.刘晓林：《中国提升软实力》,《观察与思考》,2004年7月。

10.胡鞍钢、门洪华：《中美日俄印五国综合国力的国际比较(1980- 1998)》,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国情报告》,2002年第10期。

11.胡鞍钢、门洪华：《中美日俄印有形战略资源比较》,《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2期。

12.李晓西：《2003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转引自：http://ww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301660.htm.

13.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胡鞍钢主编：《国家制度建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姚　旭　中国传媒大学社科系副教授]

【注释】

[1]胡鞍钢：《不可忽视缩小信息差距》,《中国民族》,2001年第1期。

[2]苦丁茶：《主流媒体该怎样主流？》,中评网,www.china-review.com.

[3]参见Wilbvr Schramm(1964) Mass Media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Th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UNESCO。

[4]TICHENOR.(1970)Mass media flow and differential growth in knowledge Public Opinion Q.34：159- 160。

[5]参见刘仁圣、叶伏华：《江西农村三地传播状况的调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年第10期,第28- 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