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现代性”视野中发展传播观的解析

三、对西方“现代性”视野中发展传播观的解析

(一)全球化态势下的发展传播状况

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信息已为全世界的人所共享。信息技术革命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对政治、社会、文化各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信息互联网与计算机、电信与广播融合在一起,正在彻底改变着大众媒体和出版业。同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更加具有实时、互动、跨境、跨文化传播的特点,信息开放式传播已成为时代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信息社会里,人们的行为方式、思想方式甚至社会型态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网络环境的时间和空间具有无限的扩充性和多样性,所有的网民都处于自由、平等和直接的交流之中,打破了现实生活中严格的等级界限。政府、法制和秩序构成的现实社会与匿名、无序和跨国界的网上虚拟社会的结合构成了新的社会型态。因特网和电子邮件的普及使所有的市民都有可能在网上发布信息和进行投票,通过网络可以更多、更容易地介入政治。由于言论自由得到扩大,不公正现象更容易被揭露。民间团体的势力日渐强大,非政府组织的影响也迅速强化。

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在《帝国》一书中指出：“传播网络的发展同新世界的出现具有有机的联系：换句话说,这涉及到结果与原因、产品和生产者。传播不仅表达也组织着全球化运动,并通过各种手段在增值和结构其中的相互连接。它不但表现而且控制着所有传播连接中的想象的意义和方向。换言之,想象在传播机器的环境中被引入和疏导。那些在权利的现代性理论中被认为是超验的成分(外在于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此时在内部形成,内在于生产和社会关系之中。中介被吸收入生产机器之中,社会空间的政治合成被固定在传播空间之中。正因为如此,传播工业今天占据如此核心的位置：不仅仅在新的规模上组织生产,使人接受适应于世界空间的新结构,而且还从自身内部提供辩护”。

“媒介新秩序的一大理想是做到自由而不受阻碍地广为播放节目,即‘无疆界的电视节目’。这种理想的必然逻辑是最终努力实现在全球播放,形成全球市场——我们已经看到正在崛起一些意欲实现这种理想的全球性大公司。媒介新秩序的定位是一种全球化秩序”。^[17]

信息和传播的膨胀是当今世界发展的逻辑现象,而其中最核心的构成是媒介。在西方,工业时代之初,国力强盛指数是钢产量和铁路长度,工业经济的特点是机械化、电气化、标准化、专业化和规模化;而现今信息社会的衡量标志是象征符号的生产能力,知识经济的特点则是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和多样化。换句话说,也就是信息传播的能力。而这往往又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力直接相关。当代人生活在一个被传播媒介所包围的环境之中,传播关系已成为社会关系,成为人们思考社会问题的组织方式,甚至成为社会制度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信息传播媒介成为人们重新征服时空、占领市场和建构存在意识的工具,是现代社会的发动机,这也使媒介化这一社会现象变得日益复杂。透过传播所反映出来的信息传播与人的关系已成为个人、集体乃至社会利益的中心。人的主体性、文化观念和意识型态在不同技术条件下的传播情景中相互干扰、相互作用。

全球化本身充满着深刻的内在悖论,文化的一体化、同质化与商品化,同时伴随着多元化、民族化、本土化的趋势。西方现代化的信息通过媒介进行了全球扩张式的传播,非西方国家在全球化的发展中,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逐渐强大,积极地发展传播实践,使民族自信心日渐增强,回归文化传统,寻求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将成为不可遏制的潮流。

文化全球化问题在不同的国家会面临着两种不同的前景：消极的全球化意味着会丧失自己的身份、社团观念、个人价值和自身文化的归属感;积极的全球化则会强调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只有通过平等的相互交流才能够达到互相尊重与和平共处。

(二)对西方“现代性视野”发展传播观的解析

从国际上来看,尽管发展问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环境中产生的,但用以回答“如何发展”的“发展理论”却都是以西方的发展为参照系数的。这些发展理论一方面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另一方面又体现着对“现代性”的评价方式。而所谓“现代性”,按照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解释,“是大约17世纪开始在欧洲形成的各种社会生活或组织形式的总和”。^[18]这也就是说,西方的社会制度、政治理念、经济观念、文化创造、生活方式都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尺度”。

1.发展观强调统一于现代性;传播观倾向于表达传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功能,或者说倾向于表达传媒作为工具对现代性的重要作用与影响

在某些西方学者眼里,起始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现代大众传媒表现了“现代性”的重要特征,现代传媒的发展过程就是创造现代生活、创造现代人的过程,因此,在传播与发展的关系建构中就贯穿着“现代性”的评价话语。比如加拿大学者斯迈兹(Dallas Smythe)认为,“传播是重要的实践活动,传播不仅影响经济活动,而且本身已成为基本的经济活动之一,因此研究传播活动是理解经济的必要因素,而关注社会权利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对于理解传播也是必要的,因为传播过程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19]而美国社会学家勒纳(Daniel Lerner)对传播与发展的关系的直接表述就是：“各地都市化程度提升后,均能提高其人民的识字率;人民的识字率提高后,其媒介使用率便会增加;媒介使用率增加后,人们在经济与政治方面的参与程度随即扩大。”^[20]心理学家海根(Everett Hagen)和麦克里兰(David Mc Cleland)认为发展的首要任务是改变社会大众的人格,使其具有创新人格,而识字率、传播媒介、都市化以及民主主义、民主自尊的出现,有助于创新人格的形成。^[21]英国文化社会学家默多克(Graham Murdock)在论述20世纪末的传播与当代生活时,直接用现代话语来说明媒介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他说：“首先,传播媒介也是重要的社会惯制构成,也是工业体系的延伸,与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政体,也就是公司和民主国家,有着复杂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次,传媒重新组织日常生活,教给人们新的社会交往方式,加强人们新近形成的日常礼节和习俗,为人们重建认同感和记忆提供新的素材。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组织和倡导新的相互竞争的意义体系及其再现方面,大众流行传媒对普通老百姓来讲,已经成为重要的信息来源。大众传媒给人们提供各种话语、形象和解释框架,供他们在理解身在其中的社会变化时作参考,并帮助他们拿出个人的行动对策。”^[22]

应该说,上述传播观过多地围绕现代性价值来表述传播的功能化与工具化的作用与意义,而很少从文化与社会多样性的整合来认识传播分享共同交流的意义,认识传播过程中国家传播主体与文化传播主体及主体间的互动的理性价值。按上述观点,传播对于发展的意义仅仅是传播促进了信息的自由流动、民主政治的运作、资本主义的运行,促进了社会的竞争与开放社会的形成。总而言之,传播与发展的关系为“现代性”所主宰。

2.忽略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平衡;忽略发展传播的价值理性——分享共同交流的意义

在一个国家和地区,保持社会、经济和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平衡是最基本的正常发展框架。没有多样性,社会与文化的各个部分就不能形成一个能够生长、发展、繁殖与创造的社会架构;没有各系统成分的整合,社会、文化的每个部分就不能结合成为一个统一的能动结构;而真正有利的统一性是在整个系统的所有因素平等的基础上、互惠互利的基础上、补充而不是损害的基础上产生的。

从社会发展的根本意义上来讲,发展过程的内涵是极其丰富复杂的,因为社会文化的多样性需要在共同交流、共同分享的传播过程中得以表现其内在价值,而传播的价值理性也要在国家传播主体、文化传播主体等主体间的互动中才能得以体现。所以,统一于现代性的发展仅仅以国民生产总值为标准来衡量并不能称为是社会真正的发展,它完全会导致社会经济与文化、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的变异与畸形。如果统一于现代性的传播观的意义仅在于促进现代性的实现,促进信息的自由流动,促进民主政治的运作、社会的竞争与开放社会的形成,促进资本主义的运行,而因此将国家与民族的发展历史割裂与抛弃,从而以所谓现代传媒制度和现代传播方式来促进社会与文化的现代化转向,其结果就是导致“媒介资本”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扩张,更加导致信息与传播的单向流动,导致“边缘”向“中心”的依附,而国际信息传播不均衡流动正是形成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滞后的严重问题。

问题已经很清楚,“在西方现代性的视野里建构的传媒与社会、文化发展关系,注重的是媒介资本的扩张,而不是媒介的均衡发展和信息的双向流动;追求的是媒介的权力(Power)及对其他社会、文化的支配,而不是媒介的权利(Right)所包含的对等、互利、相互尊重传播主权、广泛的参与等价值观念;推行的是传播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单向流动与单一控制,而非是在文化间的协商、沟通、理解的基础上的全球化传播”。^[23]

对此,《多种文化的星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指出,“他们在发展观上就难免忽视了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即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平衡。这种平衡对于社会、文化发展来说是基本的,没有多样性,社会、文化各个部分就不能形成一个能够生长、发展、繁殖和创造的实体;没有整合,社会、文化的各种不同的成分就不能结合成为一个单一的能动结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整个系统的所有因素平等互利的整合中出现的,它只能补充而不是损害多样性。”^[24]

3.“现代性暠传播观在消解发展中国家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突出了传播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单向控制与流动

国家之间、民族之间、阶级与性别之间的权利关系与社会、文化和传媒的关系常常是密不可分的。传媒与社会文化的发展又总是离不开“国家”与“市场”的双重介入,也就是说,媒介传播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并不是直接的,而往往要通过权利关系体系起作用。施拉姆、勒纳等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时,他们更多地强调媒介传播在促进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强调西方现代化经验移植发展中国家,却忽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客观存在的“权利关系结构”。所以,他们的发展传播理论并未在发展中国家实现其期望值。发展中国家不仅在国际范围内越来越丧失其话语权,而且对本国的社会文化影响也常常受制于西方媒介资本,形成了诠释国家权利关系的“依附理论”。

“依附理论”的基本框架就是世界经济结构框架,即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是“中心”与“边缘”的“依存”关系;基本思维逻辑就是“中心”与“边缘”的市场关系是不平等的,市场关系的不平等就会导致不平等交换,不平等交换就导致不平等发展。事实证明,这就是造成媒介发展和信息交流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现代传媒的过程中,不得不依附西方的媒介资本与传播技术,于是,西方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也伴随着它们的新闻节目和影视节目单向地源源流入发展中国家,不断消减发展中国家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破坏其民族文化生态,不断加剧发展中国家社会的不平衡,给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文化带来负面的影响,进而实现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

【注释】

[1]引自陈士敏：《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三民书局,1983年版,第13页。

[2]陈卫星：《传播学是什么——传播的观念导论》,《新闻与传播》,2004年第4期,第4页。

[3]王洪钧：《大众传播与现代社会》,正中书局,1983年版,第65页。

[4]引自陈士敏：《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三民书局,1983年版,第16页。

[5]﹝美〕布莱克：《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页。

[6]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7]﹝美〕威尔伯·施拉姆著,游梓翔、吴韵仪译：《人类传播史》,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480页。

[8]伦纳、罗吉斯等：《现代国外经济学文选》(第八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2页。

[9]转引自王义祥：《发展社会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17页。

[10]﹝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11]里本斯小组：《竞争的极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页。

[12]转引自王义祥：《发展社会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65页。

[13]王列、杨雪冬编译：《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

[14]转引自王义祥：《发展社会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95页。

[15]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可持续战略研究组：《发展的基础——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生态基础评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11页。

[16]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可持续战略研究组：《发展的基础——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生态基础评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13页。

[17]﹝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18]转引自景天魁：《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2页。

[19]Thomas Guback(ed.)：Counterclodckwise：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Dallas Smyhte.Bould：Westview Press,1994,p.43.

[20]Daniel Lerner：The Consequences of Traditional Society,Free Press,1958.转引自威尔伯·施拉姆著：《人类传播史》,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478页。

[21]转引自威尔伯·施拉姆著：《人类传播史》,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476页。

[22]转引自马戎、周星主编：《二十一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页。

[23]﹝美〕欧文·拉兹洛编,戴侃、辛未译：《多种文化的星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24]单波：《现代传媒与社会、文化发展》,《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