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外文化政策研究的主要领域和问题
（一）文化政策与身份认同:文化符号建构的想象共同体
身份认同问题是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威廉斯所谓的“本身”文化政策的内容之一。从文献来看，这一研究也是文化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中涉及欧盟文化政策与身份认同的研究较多。《想象的欧洲:欧盟文化政策对欧洲文化认同的塑造》一文指出，欧盟推出的文化政策，包括符号性创造，其中之一就是欧盟文化城市的创意。这是欧盟试图通过完善它的符号唤醒欧洲意识的一个主要例子。这正好契合这种认识——欧洲的概念作为一个身份认同的基础是欧盟合法化的关键。(43)这篇文章强调了欧盟文化认同问题是在欧盟成为一个想象共同体的过程中被接受和塑造。如果我们要了解欧洲是怎样被想象的，就要认真考虑欧盟的象征性举措并设法理解这些符号的具体意义和他们运用的特殊条件。
Juan，M Delgado Moreira（2000）在《欧盟文化政策中的内聚力和公民身份》中指出，文化政策已经被民族国家用来作为促进团结、庆祝统一、自身合法性象征体现和减少冲突的工具。因为文化政策和在公民社会中的参与有关联，它在很多方式上也和公民身份相联系。文化政策也和凝聚力有关系。按照欧盟委员会的解释，文化政策的最终目的是加强对欧盟的归属感。(44)类似研究还有《Cultur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policy in South Korea》（Haksoon Yim，2002）等。(45)
（二）文化政策与区域发展:文化再造都市
文化政策及相关文化规划、文化产业和地方或区域的发展关系是文化政策和区域发展中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外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地方规划、发展以及城市的再造、升级的关系。汤姆·奥里甘（Tom O摧reagan，）在《文化规划、文化产业和地方发展》一文中认为，文化政策思想现在带有与众不同的文化规划色彩。它们是更广泛的国家、州、城市和地方发展项目的组成部分，并通过这些项目得以解释。但是这一规划步骤在地方和乡村社区才刚刚开始，现在它在个别地方政府上的应用少于商业层面。地方有限能力的解决办法，可能就在于用中央资源促进并培育社区和地方政府的地方文化发展。但是，为了使文化发展真正与乡村和地方上的产业能力建设相匹配，对创新进行调整是必要的。(46)
对于文化政策和城市的更新再造，Beatriz Garcia（2004）在《文化政策和西欧城市中的都市再造:经验教训与未来展望》中指出，欧洲文化政策经历一个向经济与文化融合的演变。在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欧洲文化政策中主导的观点是把文化定义为前电子艺术，在政客和政策制定者中普遍流行的态度是从对立面积极地把文化看作一个从物质生产和经济活动国度中分离出来的一个部分。然而，到80年代中期，文化政策作为一种加强社区发展和鼓励社会参与的机制被强调，但这种趋势逐渐地被文化政策作为一种城市经济和物质再生的潜力工具的强调替代。在城市背景下，随着城市营销技术的扩张和逐渐转移到城市品牌战略，经济和文化的融合自20世纪90年代晚期已经被强调指出。
Garcia还归纳了城市再造的三大窘境和五点经验教训。他认为，城市再造的过程中大部分问题都和三个窘境有关:文化基金窘境、经济窘境和空间窘境。所谓五点经验教训是:首先，关键的是确保资本投资和建立计划的可持续性和自开始计划的长期成本。其次，确保所有社区所有阶层都能参与地方协商，因而避免自上而下决策的预先主导。第三，确保文化投资不仅是被看作进口世界一流文化产品的问题，还应看作是为了当地消费和文化出口，促进当地文化的创造性和持续生产。第四，保证文化投资一直在针对人们和社区，投资给他们和他们生活的环境，而不是当环境变化时把人们置于风险之中。第五，保证文化投资的文化影响和它的经济和再生影响同样被评估和测量。(47)
与上述观点相反，Gerry Mooney对文化政策作为一个城市转型的途径或作用提出批判性反思。他指出，标杆式的文化活动事件几乎不能够做什么，除了掩盖和转移走注意力从主要的结构性问题，而这些问题刻画了前工业城市的特征。(48)
（三）文化政策与文化产业:被政策架构和塑形的产业
文化政策的变迁对文化产业发展有重要影响。在《文化产业》这本书中，赫斯蒙德夫对美国广播和电信产业领域的政策变迁进行了描述，指出政府通过三种方式干预文化市场:制定法律、进行管制和津贴补助。这三部分合在一起就是我们所称为的政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主张“放松管制”，尤其在文化产业中，对此呼吁非常强烈。因为免于政府干预的自由观念酝酿了对政府干预个人和政治表达的焦虑。而作为对放松管制的回应，一些公共利益提倡者认为，重新管制一词更能恰当描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媒介和传播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市场化的第四次浪潮表明，在各种不同类型国家和地区的环境中，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市场概念在文化领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唯美国的文化管理模式马首是瞻。政策变迁极大地影响了整个文化产业。政策既是对社会文化、经济和技术的回应，也是结果。政策也是引发和（或）抑制文化产业转型的基本因素，在广播和电信政策上尤其如此。(49)
而在《文化产业和文化政策》一文中，赫斯蒙德夫强调了“政策的执行”。“我们仅需要知道更多关于文化产业和它怎么运行，以及人们在他们产品创意和使用过程中的思考和行动是什么，没有执行政策什么都不是。”并指出，在文化产业政策和文化产业领域存在权力差异问题。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在讨论文化产业政策时需要将权力问题保持在他们头脑的前面。(50)
文化产业的发展受政策框架的影响，同样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也受文化产业概念界定的影响。贾斯廷·奥康纳（Justin O摧connor，2002）指出，文化产业概念存在着深刻的冲突和不确定性。文化产业的政策框架确实体现了组织和管理的真实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来源于概念和定义，而且也反映了当代社会“文化”角色的深刻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文化产业观念是受牵涉其中的政策框架驱动的，文化产业是与经济和文化政策相伴而生的。(51)而Katya Johanson（2008）指出，澳大利亚艺术和文化的政策在它们大部分的历史中已经反映和补充英联邦产业政策。在过去20年中发生的重大变化不是对文化政策的诸多变化，而是产业观念和它们在国家经济中的角色作用这一变化。(52)
对文化产业受政策框架显著影响的另一个例子是欧盟区域扩张中对其他区域文化政策的影响。希瑟·菲尔德（Heather field，2002）分析了欧盟在扩张过程中对中东欧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的影响，对于申请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视听政策，或者管理框架和产业结构的改变。指出欧盟的媒体条例将影响更多的当地的和欧洲的电影和电视节目，欧盟的要求和补贴将对申请加入欧盟国家的文化和媒体政策、媒体产品、流行文化产生重大影响。欧盟的这些政策措施将带来文化上的平等交往和欧洲一体化的创新。同时指出，在推动一个泛欧洲文化及其“视听空间”的发展过程中，它们可能会对文化多样化产生负面影响，而文化多样化是欧盟共同的文化政策试图明确坚持的。(53)
（四）文化政策:权力的转移和应用
《显性的和隐含的文化政策:一个区别和一些应用》（Jeremy Ahearne，2009）一文区分了名义上的文化政策（这些政策被明确地贴上文化的标签或被看作是文化的）和隐含的或实际的文化政策（这些政策通常没有明确地被标注是文化的，但是它们规定和塑造文化态度和习惯的功能超越给定的界限）。该书作者指出，困难在于文化政策最具有战略有效性的形式并不是最易被我们辨别的，Geoff Mulgan and Ken Worpole很早就提醒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即大部分塑造民族文化的文化政策并没有被锁定在定制的政府部分，而是在强大的跨国商业机构的董事会议室。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的维尔京、国际新闻和贝纳通。对文化产生实际影响的政策并不总是在我们习惯寻找的地方，有效的文化塑造政策经常存在于不明确和非主体模型中，这方面应和名义上明晰的文化政策加以区别。并指出文化政策有一种反历史的政治功能。(54)这种隐性和显性文化政策的区分，对我们认识文化政策的运行方式和权力运作途径指明了一个方向。Roger Blomgren（2008）解释瑞典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电影生产的区域化背后权力从中央政府和电影生产公司转移到地方性机构的原因。机构构形了各种政体和经济组织中个人之间的关系。(55)
（五）媒体技术与文化政策:新媒体对政策决策的挑战
卡西·布里克伍德（Cathy Brickwood）认为就业政策即文化政策。“媒体帝国”的考察结果表明新兴的数字文化事件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新媒体技术对决策者和决策分析人士提出了挑战，因为它们涉及和改变了如此之多的事情，在新技术政策对“文化上的考虑”的关注形式不同于把文化供给仅仅看作一种消费。(56)Nina B Huntemann（2005）通过对美国1995—2000年六年的商业电台数据分析，提出了两点重要的结论:第一，美国的商业电台业经历大规模整合本地的和国家电台，改变其中无线电的管理方式。第二，独立拥有或小团体电台节目明显比超级组电台节目更加多样化。(57)
（六）文化政策与贸易自由:自由市场中的文化例外
有关全球贸易自由和文化政策之间关系问题，Mary，E Footer和Christoph，Beat Graber在《贸易自由和文化政策》一文中探讨了全球贸易自由和国家政府文化政策追求之间的张力，重点放在知识财富、贸易、文化和涉及WTO的争论之间的关系管理问题。分析了全球化的渗透性和它对文化产品和服务在贸易和分配传播中影响方式、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和对文化认同的影响。指出贸易中广泛的文化例外在赞同管理贸易和文化的具体规则应用中是被反对的。(58)
四、结 语
综上所述，西方发达国家对文化政策和文化产业政策研究都有了比较深刻的讨论、认识和理论建构，形成了应用性和批判性两种鲜明的研究立场和路径，并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批判性反思。作为学术研究，西方文化政策研究不是对一个政府或部门工作的反映，政策研究应该对决策做出贡献，但不能成为政府的工具。文化政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活动，它的历史根源和健全的概念以及学科的合法性都完全建立在对政策的制定和评论的相关内容之上。站在批判的立场，关注文化政策研究和政府管理、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中的“权力”问题，并把文化政策研究作为一种文化研究，这是目前与国内文化产业或文化政策研究的一个显著差别。所以，国外文化政策研究在关注的具体问题上不仅是文化产业和城市发展等问题，还有文化身份认同和其中“权力”的转移和运作问题，批判性的立场使国外文化政策研究表现出一种人文倾向。
【注释】
(1)Stan Katz:What is Cultural Policy？A Dialogue for an Emerging Field.Princeton University，Center for Arts and Cultural Policy Studies Faculty and Student Affiliates April 29，1999.http://www.princeton.edu/～artspol/dialgue.html.
(2)胡惠林:《文化产业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43页。
(3)杨吉华:《文化产业政策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2007年，第10页。
(4)顾江:《文化产业经济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5)Toby Miller，George Yudice:Cultural Policy，Sage Publications Ltd，2003.
(6)吉姆·麦圭根:《重新思考文化政策》，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7)杨吉华:《文化产业政策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2007年版，第10页。
(8)周斌:《文化产业政策法规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版，第1页。
(9)吴慧勇:《文化产业与政策研究》，《理论月刊》2010年第3期，第59－61页。
(10)贾旭东:《文化产业金融政策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41－51页。
(11)李本贵:《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税务研究》2010第7期，第9－13页。
(12)梁云凤，孙亦军，雷梅青:《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税务研究》2010年第7期，第23－26页。
(13)吴庆华:《国外文化产业财税政策借鉴与启示》，《财会月刊》2010年第5期，第41－42页。
(14)杨吉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实践的回顾与反思》，《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第77－81页。
(15)蔡尚伟，何鹏程:《回眸与展望: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创新演化》，《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5－8页。
(16)杨吉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实践的回顾与反思》，《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第77－81页。
(17)蔡尚伟，何鹏程:《回眸与展望: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创新演化》，《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5－8页。
(18)张培奇:《十年来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变迁研究（1997—2007）》，上海交通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版，第10－22页。
(19)胡惠林主编:《我国文化产业政策文献研究综述（1999—200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0)李庆本，吴慧勇:《欧盟各国文化产业政策咨询报告》，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21)汪明峰:《文化产业政策与城市发展:欧洲的经验与启示》，《城市发展研究》2001年第4期，第11－16页。
(22)吉姆·麦圭根:《重新思考文化政策》，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23)李宁:《“自由市场”还是“文化例外”——美国与法－加文化产业政策比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年第5期，第106－109页。
(24)韩振乾:《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思路——读枙韩国文化政策枛》，《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12期，第105－106页。
(25)江凌:《中外文化产业政策基本特征比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第12期，第125－132页。
(26)王成波:《中美文化产业政策比较研究》，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版，第37页。
(27)姜亦雯:《中外文化产业政策研究——基于国际比较视角》，《美与时代（下）》2010第11期，第38－40页。
(28)王雪莉:《陕西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初探》，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版，第1页。
(29)邓安球:《基于湖南实践的文化产业消费政策研究》，《当代财经》2007年第12期，第80－84页。
(30)吉姆·麦圭根:《重新思考文化政策》，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31)娄孝钦:《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第91－94页。
(32)同上。
(33)Stan Katz.What is Cultural Policy？A Dialogue for an Emerging Field.Princeton University Center for Arts and Cultural Policy Studies Faculty and Student Affiliates April 29，1999.http://www.princeton.edu/～artspol/dialgue.html.
(34)Toby Miller，George Yudice:Cultural Policy，Sage Publications Ltd，2003年版。
(35)吉姆·麦圭根:《重新思考文化政策》，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36)Jim，MCguigan:Rethinking Cultural Policy，Open University Press，2004.
(37)Toby Miller，George Yudice:Cultural Policy，Sage Publications Ltd，2003.
(38)吉姆·麦圭根:《重新思考文化政策》，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39)Justin Lewis，T.M:Critical Cultural Policy Studies:A Reader，Wiley‐Blackwell，2002.
(40)Schuster，J.M.Informing Cultural Policy:The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Center for Urban Policy Research［M］.New Brunswick，NH.2002.
(41)Adrienne，Scullion，Garc，Beatriz:What is cultural policy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2005，Volume 11（Issue 2 July），113‐127.
(42)García，Beatriz.Cultural Policy and Urban Regeneration in Western European Cities:Lessons from Experience，Prospects for the Future.Local Economy，The Journal of the Local Economy Policy Unit，2004.19，312‐326.
(43)Sassatelli，Monica.Imagined Europe:The Shaping of a European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EU Cul‐tural Policy.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2002.5:435‐451.
(44)Juan，M Delgado Moreira:Cohesion and citizenship in EU cultural policy.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2000.38（3）:449.
(45)Haksoon Yim:Cultur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policy in South Korea.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2002.Vol.8（1）:37‐48.
(46)［澳］汤姆·奥里甘:《文化规划、文化产业和地方发展》，《世界文化产业发展前沿报告:2003—2004》，林拓，李惠斌，薛晓源编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47)García，Beatriz.Cultural Policy and Urban Regeneration in Western European Cities:Lessons from Experience，Prospects for the Future.Local Economy，The Journal of the Local Economy Policy Unit，2004.19:312‐326.
(48)Moone y，G:Cultural Policy as Urban Transformation？Critical Reflections on Glasgow，European City of Culture 1990.Local Economy:The Journal of the Local Economy Policy Unit，2004.19:p.327‐340.
(49)大卫·赫斯蒙德夫:《文化产业》，张菲娜译，周薇华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154页。
(50)Hesm ondhalgh，David，Pratt，Andy.Cultural industries and cultural polic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2005.Volume 11（Issue 1 March）:1‐13.
(51)［英］贾斯廷·奥康纳:《欧洲的文化产业和文化政策》，陈家刚编译，《世界文化产业发展前沿报告:2003—2004》，林拓，李惠斌，薛晓源编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52)Johanson K.How Australian industry policy shaped cultural polic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2008，Volume 14，（Issue 2 May）:139‐148.
(53)［奥］希瑟·菲尔德:《欧盟扩张、流行文化和文化政策:变化与改革》，苑洁编译，《欧洲的文化产业和文化政策》，《世界文化产业发展前沿报告:2003—2004》，林拓，李惠斌，薛晓源编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54)Ahearne，Jeremy.Cultural policy explicit and implici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2009.Volume 15（Issue 2 May）:141‐153.
(55)Blomgren，Roger.Cultural Industry From Treat to Salvation.http://urn.kb.se/resolve？urn＝urn:nbn:se:hv:diva‐22，2008.
(56)Cathy Brickwood.Netherlands‐Virtual Platform，http://www.connectcp.org/profiles/profile.php？profileid＝27:1999—2007.
(57)Nina，B Huntemann.Policy and culture in the digital age:A cultural policy analysi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mercial radio industry.2005，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United States‐Massachusetts，158.
(58)Mary，E Footer，Christoph，Beat Graber.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cultural polic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2000.3（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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