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竞争力研究的理论渊源

1.1.1　国际竞争力研究的理论渊源

国际竞争力研究应该是在广泛吸收相关学科重要理论成就的基础上展开的。中国人民大学竞争力评价与研究中心主任赵彦云教授认为：“国际竞争力评价理论基础可以由波特的框架奠定基础，但还需要由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现代管理学理论以及创新理论等来进行充实和完善。”赵教授进而指出：“国际竞争力的研究涉及的是社会经济大系统，因而国际竞争力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是现代经济理论、现代管理学理论和统计方法的结合。”⁽⁵⁾同样，余红胜博士对国际竞争力的理论来源也有非常独到的认识，他指出：“国际竞争力的理论研究源远流长”，“西方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们对国际竞争力的来源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⁶⁾余博士还系统探讨了西方经济学的不同流派对于国际竞争力研究的理论贡献。

尽管学者们强调国际竞争力的理论渊源涉及经济学和管理学这两个大的学科领域，但我们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学者仍然主要还是从经济学领域寻找其理论来源，真正从管理学角度探讨这一问题的尚不多见。因此，我们将主要从经济学视角对国际竞争力的理论来源进行一个简要综述。

一、重商主义学说

重商主义是指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出版前即17—18世纪的经济政策体系和经济学说，是反映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在重商主义者看来，只有能够实现为货币的东西才是财富，而财富的直接源泉又在流通领域。晚期的重商主义者，如托马斯·孟(Thomas Mun，1571—1641年)等确信，通过努力提高本国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和价格，保证出口商品的畅销，同时尽量减少外国货物进口，可以增加本国的货币量，进而增加本国的财富。

正如余红胜博士在分析西方经济学关于国际竞争力的理论贡献时所指出的：“综观重商主义学说，其对国际竞争力理论的贡献是明显的。”⁽⁷⁾重商主义学说对于国际竞争力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其强调出口贸易对国民财富增长的突出意义上。当今各种主流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都毫无例外地将出口贸易量的大小作为衡量一国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指标的事实就足以体现重商主义学说对于国际竞争力研究的意义了。

二、古典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17世纪中期开始到19世纪70年代)是在重商主义衰落之后，代表欧洲国家新兴产业资产阶级意识的统治经济思想。经济自由主义是古典经济学思想的基础。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是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英国古典经济学代表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建立起了以自由放任为中心的经济学体系。以此为基础，他提出了国际分工，实行自由贸易，并建立起发展国际经济交往的“绝对成本论”。后来大卫·李嘉图继承了亚当·斯密关于分工可以提高生产率的命题，并提出了“比较成本”才是国际分工的依据。

毫无疑问，古典经济学对于国际竞争力的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其核心贡献应该是它奠定了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的理论基础。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论”，还是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论”都将生产成本比较作为获得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古典经济学对于国际竞争力的贡献更多地侧重于方法论层面。

三、“资源禀赋”学说

在大卫·李嘉图提出比较成本论之后约一个世纪的20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和俄林(Bertil Ohlim)提出了所谓的“资源禀赋”学说，即H-O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各国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别来自于产品的成本差别，这种成本差别来自于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取决于各国各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即相对禀赋差异，由此产生的价格差异导致了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

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一个国家的生产优势是由其相对要素的充裕度决定的。因此，它为从先天的资源禀赋条件去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支持。

四、技术经济增长理论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从哈罗德(Harrod)和多马(Domar)提出的资本积累模型(即哈罗德-多马模型)开始的。20世纪5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索洛(Solow)修正了该模型，提出了新的技术经济增长理论。1957年，索洛在对美国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中发现：人均产出的增长率只有12.5%是由资本和劳动等有形要素的投入带来的，另外的87.5%就是“技术进步余数”(被称为“索洛技术进步余数”)。此后，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就从这个余数，以技术内生为主线而展开，最终形成了以技术为基础的新技术经济增长理论。

该理论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中土地、资本和劳动三要素决定经济增长的框架，强调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为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现行主要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对技术要素所给予的高度重视应该说正是与这一理论相吻合的。

五、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是以科斯、诺思为代表的新兴学派。它缘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带来的“滞涨”现象。新制度经济学派中，对制度与经济发展有创造性贡献的是道格拉斯·C·诺斯。诺斯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框架，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应用现代产权理论说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他关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的核心论点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在制度因素中，财产关系的作用最为重要。制度的功效在于通过一系列的规则来界定交易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增进生产性活动，使交易活动中的潜在收益成为现实。

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要素，尤其是产权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国际竞争力评价中突出政府的作用，强调制度的意义提供直接的理论支撑。我们从WEF评价体系中的“政府管理”、IMD体系内的“政府效率”，乃至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中几乎全都可以找到新制度经济学的痕迹。

六、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的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其基本观点是，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也就是价值创造的一元论。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揭示出剩余价值的来源，并进一步揭示出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

裴长洪先生、赵细康先生等都就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对国际竞争力的理论贡献进行过详细阐述。赵细康先生认为，国际竞争力的理论来源主要有3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被赵先生列为3个来源之首⁽⁸⁾。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研究员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竞争力的研究提供了3个方面的理论来源。裴长洪认为⁽⁹⁾，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有关论述，竞争力的最基本来源是劳动生产率。由于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因此，当个别生产者生产一种商品的劳动消耗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其商品在市场上自然就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这是竞争力的第一个来源。马克思在分析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还隐含了另一含义，即一种商品的价值能不能实现，不仅要看生产这种商品是不是符合社会必要劳动量，还要看整个社会生产这种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劳动总量是否符合社会实际需要的这种商品所应该耗费的社会劳动总量。这是竞争力的第二个来源。此外，马克思还认识到科学技术可以替代劳动者的直接劳动，并由此缩短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加快新产品的开发和应用。这是竞争力的第三个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