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如履薄冰的工作

6.5.1　编辑如履薄冰的工作

一、天天都在跟差错搏斗

防差堵错，是一件让报刊编辑永远如履薄冰的事情。他这一关挡不住，带有硬伤的稿件便出去跟读者见面了。错误百出的新闻，会使报刊丧失公信力，严重时，还会危及报刊的安全。

事实上，编辑天天都在跟差错搏斗。称职的编辑必须怀疑一切，怀疑到哪怕是经过国家权威部门审定的稿件。有的编辑就曾多次在即将发表的政府文件中发现错误，最后经与有关部门沟通，作了改正。这样的编辑，实在是有一双不输于齐天大圣的火眼金睛。

然而，道理虽然人人清楚，防差堵错毕竟又是令报刊编辑最战战兢兢、最难做到的一件事情。只要翻开一张报纸，打开一本杂志，哪怕它再权威，从版面上常常能找到不止一个差错。许多编辑、部门负责人甚至总编辑都在差错问题上栽过跟头。

防差堵错是一门复杂深奥的学问，不仅涉及新闻学。防差堵错的规律，需要报刊编辑一辈子在实践中去探索。

二、差错的基本类型

业内一般把新闻报道中的差错归纳为三类，即政治性差错、事实性差错和技术性差错。

政治性差错。多指一些导向性的或与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一致乃至相违背的错误观点和提法。比如，有的媒体，借反思改革来否定改革，认为改革改错了；有的媒体，在台湾地区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在头版进行详细报道，还刊登参选人照片。有时，则是一些关键词句处理不好，造成政治性差错。比如，将“中国”与“台港澳”并列、将一些国家与台港澳并称“等国”、将“朝鲜”写作“北朝鲜”等。政治性差错不仅中国有，国外也有，西方的编辑学教材也很强调“政治正确”，比如，规定不得使用性别和种族歧视语言。

事实性差错。如将“人民币”错为“美元”、将“1920年的苏联”错为“1920年的俄国”、将“湖南”错成“湖北”、将“英国外交大臣”错为“英国外相”等。值得警惕的是，有些事实性差错也会引起政治麻烦。

技术性差错。这类错误所占的比例最大，包括题文不一、电头错、标点错，以及掉字、掉段、多字、错别字等等。这些“小错误”有时也可能导致事实性差错甚至政治性差错。

另外，还有因漏报、迟报，或将未定稿乃至涉密文件当成新闻稿发表等等造成的差错。

进一步分析差错的性质，则有必然性差错与偶然性差错、关键性差错与非关键性差错、可控性差错与不可控性差错、人为差错与非人为差错、严重差错与非严重性差错、局部性差错与全面性差错、决策差错与执行差错。

在实际工作中，比较致命的差错可归纳为两个大的方面，编辑一定要严加防范：一是政治导向错误，二是新闻失实。

就本节而言，主要讨论事实性差错和技术性差错，某些政治性差错也有所涉及。但政治性差错的问题，将留在“政治把关与舆论导向”一章里，作进一步的分析。

三、产生差错的原因

（1）对电脑操作不熟悉。

编辑在输入工作完成后不认真检查稿件，导致出现多字、少字和别字。比如，将“十分引人注目”错输为“十分31人注目”，将“外甥”错输为“外生男”，将“上海”错输为“上上海”。

（2）编辑文字功力不够，知识面太窄。

比如，常见的情况是编辑识字量不够。有人统计，按照现行语文教学大纲的规定，学生在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后，应当认识3500个常用字。加上大学现代汉语教育，学生的总识字量也仅有4274个。而新华社在1988年全年发出的90627篇通稿中，就一共使用了6001个汉字，超出了普通教育要求的识字量⁽¹²⁾。五花八门的错别字是报刊上最常见的“风景”之一。

（3）政治和社会常识不足。

比如，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误为“全国人大委员长”，把人大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误为“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把地方官员称为“父母官”，等等。经常遇到的另一种情况是把握不准报道的分寸与火候，误撞“红灯”。

（4）责任心不强，作风不踏实。

有的编辑记者存在严重的依赖心理，把本应在本环节解决的问题推到下一环节，把什么都推到终审发稿人和副总编辑、总编辑那里。

（5）“第一读者”制度有待加强。

一些编辑部没有设立通读成品稿、专门挑错的“一读”；有的编辑部虽设立“一读”，但执行不力。

（6）违反发稿流程，不按程序办事。

比如超越发稿权限、不遵守稿件送审制度等。

（7）落实奖罚措施不力。

对差错心慈手软，担心批评、处罚人伤“面子”，结果使出错者不能及时警醒。

（8）由于心理误区而致错。

大量的奇怪错误，畅行无阻通过了许多关口而与读者见了面，这常常与编辑的整体知觉误区、注意力分散、消极情绪等有关。比如，把副总理“升格”为总理、把军委副主席“提升”为军委主席，可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