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方针的制定及实施

3.2.3　编辑方针的制定及实施

一、制定编辑方针的基本步骤

制定编辑方针是一项复杂繁琐的工作，也是一个十分慎重的过程。

首先，要确定总的意图，亦即做一个什么样的报刊。比如，是做一份中国的《华尔街日报》呢，还是做一份中国的《金融时报》？其他的东西，可能就是从这么一个最基本的想法衍生出来的。

意图确定后，就要充分动用力量，从报刊内部和外部搜集各种信息，包括读者信息，报刊控制者的信息（领导部门针对报刊的政策、法规、管理条例、态度和意向等），竞争对手的信息，报刊相关产业的信息，本报本刊的资产信息、技术信息、人才信息、管理信息等。

随后，要进行调查研究。包括外出走访调查（走访其他新闻单位、有关部门的领导、专家学者和读者等）、读者抽样调查、召开座谈会、公开征集意见与建议、内部个别交谈、文献研究等。

这些基础工作都做好了，便可拟订方案。由策划小组责成专人起草，形成初稿，经过多次讨论，优化选择，不断修改完善。

初步方案拟定后，可考虑根据编辑方针进行试刊。要慎选试刊内容、试刊时间以及试刊的次数。要根据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修改，最后拿出比较稳定和成熟的方案，进入创刊阶段。

二、编辑方针实施中的常见难点

编辑方针一般会定得比较理想化，但在实施中常会与实际情况相冲突，外部环境的影响有时会很大。比如，新任地方领导的开明程度、当地舆论氛围的变化、审稿官员的水平等，往往是难以预知的因素。在实践中，带有随机性的“潜编辑方针”是客观存在的。

就内部管理而言，有的总编辑喜欢独揽大权，事无巨细，统统过问，弄得副职们无所适从。有的总编辑从行政岗位“转业”而来，新闻业务不熟悉。还有的总编辑只唯官唯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有时还可以见到，发行人或社长会对编委会工作横加干预。因人设官，效率低下，编委会内部矛盾错综复杂，互相扯皮，也会对编辑方针的实施形成阻力。因此，有的报刊社提出，核心层的和谐是最重要的。编辑部要实现良性运作，必须是“决策之前讲民主，决策之后讲效率”。

具体到每一位编辑，他的出身背景、人生经历、知识结构和业务能力等，都会影响到他对报刊核心理念的认同和贯彻。有的编辑部还受制于人力不足。空有好的理念，但编辑和记者从数量上难以配置到位，或比例不合理，就会影响到报刊质量，达不到编辑方针的要求。编辑的操作失误，比如，出现重大报道失实，惹发官司，或者违反宣传纪律，往往也会使一定时期的报道方向发生重大逆转。

虽然，在制定编辑方针时，可以把编辑与经营分开，但资金很快就会成为现实压力。投资不足、资金链中断，都会直接妨碍编辑方针的实施。投资方为尽快收回投资，有时会直接干预报道。市场因素会产生很大影响。目标读者并不天然对特定报刊保持忠诚度，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大，老读者随时都有可能迁移，这就需要对编辑方针不断作出修订，包括通过改版来吸引读者。业内竞争对手调整编辑方针，推出新的报道方案，或新入市者的加入，都可能会打破市场格局，从而影响本报本刊既定编辑方针的落实，迫使编辑部作出调整。

三、案例：编辑方针的失误

创刊于1949年的《光明日报》，开始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报，1953年改组为中国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联合主办的报纸。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是一份面向教科文领域的全国性大报，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多种学术专刊是其特色。

进入90年代，报社根据报业发展态势，调整办报思想，提出了包括变教科文报纸为综合性报纸、变文教记者为全能记者、变单功能式报道为多功能式报道等“12个转变”。根据这个新的办报思路制定的编辑方针，以重点报道为突破口，以信息覆盖读者需要的各个层面为目标，力图丰富报纸的内容，提高报纸的质量，扩大服务的对象，逐渐办成一张以教科文内容为主的综合性全国大报。

设想的确很美妙，然而这项以“综合性全国大报”为指向的改革，似乎并没有取得成功。一段时间里，业内人士聚在一起时，常常痛惜《光明日报》影响力和订阅量下降的局面。

有论者批评说，这主要是报纸的定位不明确。这位论者选看了2001年8月10—16日一个星期的《光明日报》，发现四个新闻版中的两个要闻版的内容几乎与《人民日报》相同；剩下的两个版，一个文教，一个经济，选题与《人民日报》也大同小异。“《光明日报》虽然传统上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报纸，但是原有的传统已经不多了，俨然是一张全国性的综合性报纸。但是，如果与《人民日报》相比，鉴于不是党中央机关报，又无论如何不可能做到《人民日报》的样子，于是，这种不伦不类的定位，造成现在的尴尬样子”⁽¹⁰⁾。

从表象上看，《光明日报》是在由差异化竞争，试图转向全态势竞争。但这种全态势，并没有足够实力来支撑，同时又丢掉了个性，因此就形成了比较尴尬的局面。这是编辑方针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