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新闻谈话节目

第二节　广播电视新闻谈话节目

一、广播电视谈话类节目发展概观

1.广播电视谈话类节目的定义

我们先从定义电视谈话节目入手。自1996年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开播，不仅其自身受到了广泛好评，也带来了我国谈话节目的遍地开花。如今，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电视谈话节目异彩纷呈，然而，对于电视谈话节目该如何定义，迄今尚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在此，现列举几家之言以供参考。

早在甘惜分教授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里就收录有“电视讨论”条目：“新闻人物或有关专家、学者等在一起讨论问题的实况录像节目形式。参加讨论者由电视台邀请、组织，讨论活动大都由节目主持人主持，一般围绕某一新闻事件、某个社会问题或国内外形势，发表看法，交流意见。或原样播出，或剪辑后播出。题材、内容比较广泛，适用于新闻性和教育性节目，并可设专门栏目。”⁽⁸⁾这里的“电视讨论”，反映了我国电视谈话节目起步阶段的某些特征，已经十分接近“电视谈话节目”的核心内涵了。只不过，这一定义的时代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就今天我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实际情况而言，节目嘉宾不仅是新闻人物、专家学者，还可以是寻常百姓人家；讨论的主题可以上至国家大事，下至鸡毛蒜皮；至于适用范围，显然，现在不仅在新闻性和教育性节目领域，许多娱乐性、文艺性、专题性节目也正在广泛使用着“谈话”这一形式；并且，在制作播出形式上，也更多是采用现场直播而非录播。

也有观点认为，电视谈话节目是“谈话人（包括特邀嘉宾、现场观众），在演播室里就某一主题在主持人的引导下阐述和讨论观点的节目”⁽⁹⁾。这一定义突出了节目主持人在现场的“控制”作用，但限制了谈话的空间。现在已有电视谈话节目会根据主题需要走出固定的演播室，回归真实的生活空间，这种纪实情境有助于增强谈话节目的可视性和感染力。

还有观点认为，电视谈话节目是“由一位主持人、几位特邀嘉宾、一群现场观众参与，围绕一个确定的话题展开讨论的，面对面敞开的、即兴的双向交流，平等参与……的新式谈话节目”⁽¹⁰⁾。这一定义中，其实对主持人和嘉宾的数量限制既没必要，还显出局限，因为电视谈话节目实践中，已经出现两位甚至三位主持人的情况。还有，电视谈话节目设置现场观众的确能增强传播效果，但并不是所有类型的电视谈话节目都必须有现场观众。再有，谈话节目的话题既可以是一个确定的，也可以是不确定的，例如，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的谈论话题，常常就是变化不定的。

从传播学角度看，谈话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信息交流的口语传播活动，是最基本、最普遍的人际传播。它是互动的信息交流，“对话式”的人际传播。传播学家施拉姆认为，人际传播“就是两个人（或两个以上的人）由于一些他们共同感兴趣的信息符号聚集在一起”⁽¹¹⁾。即面对面的亲身参与的传播。电视谈话节目是把“谈话”这种人际传播方式和“电视”这种大众传播媒介较好地结合起来。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不妨将“电视谈话节目”定义为：以电视媒介为载体，以谈话为主要表现方式的节目形态，通常由主持人、嘉宾，有时还有现场观众，在演播室或某个特定场合，围绕大众普遍关注的话题，面对面地展开即兴、双向、平等的对话交流。

至于广播谈话类节目，与电视谈话类节目从内涵上说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因为“广播”与“电视”这两种大众媒介的传播手段不同，从而引起谈话节目形式上的些许变动，最明显的是，广播中的“谈话”不一定是主持人与嘉宾在话筒前面对面的交流，有可能是通过电话等其他通讯方式进行交谈。

因此，广播谈话节目可以定义为：以广播媒介为载体，以谈话为主要表现方式的节目形态，通常由主持人、嘉宾，有时还有现场观众，在演播室或某个特定场合，围绕大众普遍关注的话题，展开即兴、双向、平等的对话交流。

2.广播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脉络

谈话节目起源于西方，在美国是一种非常风行并且影响力较大的节目形式。它的英文是“talk show”，有一个形象直观的翻译为“脱口秀”。1921年美国广播已经开始播放脱口秀节目了，而大部分中国电视观众开始接触到“谈话节目”这一命名，是在1996年中央电视台制作了《实话实说》之后。

最早的广播脱口秀节目是1921年美国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WBZ电台播放的，话题是为农村听众讲解农场经营。与如今的谈话节目大相径庭的是，当时的脱口秀节目几乎没有观众参与，大多是主持人的独角戏。直到1933年，广播谈话节目才开始考虑给观众提供参与机会。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参与性脱口秀节目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交流的有效途径。人们利用这种节目平台，热烈讨论公共事务、流行信息、个人爱好、家庭生活等等，甚至包括烹调、园艺等琐碎话题，这个传统至今经久不衰。经过20世纪50年代电视的巨大挑战，广播放弃了无法与电视抗衡的节目，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音乐和新闻为主的新模式，大批谈话电台也悄然兴起。成熟的广播脱口秀，今天仍然是最受听众欢迎的节目形式之一。

电视脱口秀作为一种公众节目样式，最早也是出现在美国。电视史学家一般都把1954年NBC推出的《今夜》看作是开电视谈话节目先河的栏目。在美国电视史上，脱口秀节目创造了很多个“第一”。第一个观众必看的电视节目是脱口秀节目，第一个连续几周播出的电视节目也是脱口秀节目，第一个连续几周播出的大型节目也是从脱口秀节目开始的。美国第一个早间电视节目是1952年开播，由戴夫·加罗韦、黑猩猩J和弗雷德·马格斯共同主持的《今天》；1954年，史蒂夫·阿伦主持的《今夜》开播，创下了电视节目从凌晨一直持续到午夜的首次纪录；1970年，菲尔·多纳休的节目带动了日间脱口秀半带闲聊的风格，并引发类似节目的成功；1982年，《与戴维·莱特曼共度午夜》在电视上首开冷嘲热讽的先河……至20世纪90年代，谈话节目已经发展为一个成熟的节目类型，占据播出总量的半壁江山。

国外谈话节目的兴盛自然也引起了我国传媒人的关注。经过认真琢磨，精心策划，中国谈话节目也迈出步伐。

首先，也是从广播开始。80年代初期，各地广播电台的广播谈话节目兴起，80年代中期，音响评论出现并逐步走向完善；1987年1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开播，强化了主持人在杂志型节目中的串联与评点；90年代初期广播谈话节目从“为说而写”向“以说为主”转变；1994年10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创办了《新闻纵横》栏目，这种“以焦点类新闻事件为主要报道对象的新闻评论性节目”很快为大多数广播电台所采用；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和频道（率）专业化的推进，直播式热线谈话节目逐渐成为广播评论类节目继音响评论后又一主要的节目形态⁽¹²⁾。1992年10月26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播《市民与社会》节目，是上海广播史上第一个有听众参与的新闻谈话类直播节目。

电视谈话类节目在我国发展的状况则更令人瞩目。一般认为，1992年上海东方电视台《东方直播室》是我国第一个新型的电视谈话节目⁽¹³⁾。1993年中央电视台大型新闻杂志节目《东方时空》设立《东方之子》栏目，采用了主持人访谈这一形式。1995年5月4日，央视播出纪念《东方时空》创办两周年的特别节目，其节目样式成为后来脍炙人口的谈话节目《实话实说》的雏形。但是，真正点燃中国电视谈话类节目兴旺之火的还是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实话实说》节目。《实话实说》1996年3月16日开播，吸引受众眼球的是，这个节目有谈笑风生的嘉宾，有相貌平常但机智幽默的主持人，有敲敲打打的乐队，而且还涌进了一大批现场观众。在这里，主持人和嘉宾的交流并不走一般的严肃或煽情路线，而是平民化的，就像百姓平时聊天一样。更重要的是，在这里，观众也可以说话，可以和主持人进行交流，和嘉宾平起平坐。受其影响，全国各地各级电视台也陆续推出谈话节目，掀起了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浪潮。据《南方周末》统计，以1993年上海东方电视台开办《东方直播室》为开端，以1996年中央电视台设立《实话实说》为里程碑，到2004年，国内大大小小的电视谈话节目已达180余种⁽¹⁴⁾。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广播电视谈话节目虽然是借鉴了国外脱口秀的经验，但与国外脱口秀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对此，有必要比较一下谈话节目与脱口秀的区别。

从大的方面来讲，脱口秀和谈话节目都属于语言类电视节目，以语言为主要表现形式。但细分之下，脱口秀与谈话节目还是有区别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见表3 1）：

第一，概念的外延不同。从传播类型来看，谈话是我和他人、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传播，属于人际传播的范畴。传播规模下限明确，要求至少两个人以上。因此，谈话节目要求至少有两个以上的谈话者（可以包括主持人在内），以语言为主要方式参与节目。唯有如此，谈话节目才能成立乃至顺利进行。脱口秀节目则有所不同。从实践操作情况来看，它有两人以上的谈话，也可以是一个人口若悬河的表演，并没有强调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通过交谈来参与节目。由此看来，谈话节目无法涵盖单口秀节目和脱口秀节目中的单口秀部分。

第二，传播目的不同。脱口秀的目的很直接，就是娱乐观众，而且这个目的很彻底，所有其他目的都是附加的，都是为娱乐服务的。虽然有时候未必心想事成，但是目的是纯粹的。

谈话节目的目的在于为受众提供一个表达的平台，表达思想、观念、态度、情感等。虽然也会有娱乐手段，但是娱乐手段的目的也是为了吸引受众聆听表达。

我国的许多谈话节目，还有一种寓教于乐的目的。除了“谈话”以外，也希望谈话主题能有一些文化、精神层面上的承载。

第三，节目主体构成不同。脱口秀的构成可以庞杂。除了单口秀以外，大型的脱口秀构成都比较复杂，常见的环节有单口秀、综艺时间、采访嘉宾、热场表演。由于脱口秀的目的是娱乐观众，所以只要能够达到这一目的的环节都可以自由地加入进来。谈话节目的结构是相对单一的，大部分谈话节目是一个完整的结构，然后按照中心话题的逻辑推进来设置层次，为了确保谈话语流的顺畅，任何人为设计的环节要事先进行策划，不能随意插入节目中。

第四，场不同。脱口秀和谈话节目的场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相对而言，脱口秀的场是开放的，谈话节目的场是闭合的。脱口秀的参与者，特别是主持人主要是面对电视机前的观众说话，通过不断与电视机前的观众交流，使脱口秀的场拓展到现场之外，节目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组合起来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脱口秀场。谈话节目的参与者主要是在现场进行彼此交流，较少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进行交流，谈话节目的现场相对闭合。其次，脱口秀强调即兴发挥，谈话节目强调逻辑。脱口秀要求现场有碰撞的味道，即使是事先的策划也强调现场发挥，营造突发灵光的气氛。谈话节目强调事先策划的程度，大部分的话题和表达方式在事先已经确定，即兴和碰撞是偶然的。

第五，主持人定位不同。首先，主持人在节目中的作用不同。在脱口秀节目中，主持人起主导作用，整个节目以主持人为中心。在谈话节目中，主持人则是引导作用，引导嘉宾、观众围绕节目主题展开交流。其次，对于主持人的要求不同。在脱口秀节目中，主持人必须会独说、采访、表演等技能，并且越多越好。而谈话节目主持人最重要的能力就是采访，从嘉宾口中挖出更多的料，其他能力则属锦上添花，而不是必须。再次，对主持人包装不同。脱口秀很注重对节目主持的人个性化包装。在美国，一个精心策划的脱口秀节目总是千方百计地包装自己的主持人，同时利用各种机会使主持人在媒介焦点中大出风头，提高社会知名度。而谈话节目虽然也重视主持人，但更以节目为中心，注重谈话节目本身的质量及其能具有延续性的内涵影响力。

表3-1　脱口秀与谈话节目区别简表

3.广播电视谈话类节目的分类

对谈话节目进行分类是研究谈话节目的一个有效途径。我国的谈话节目发展至今，对照美国，显然还不全面，但是其多姿多彩的节目形态，也足以令人叹为观止。并且，它还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

下面，我们从三个角度对现阶段国内已有的谈话节目简要地进行分类：

（1）第一个角度是话题本身，也就是从谈话节目内容的领域特征角度进行划分，我国电视谈话节目有以下四种基本类型。

1）新闻信息类谈话节目。这类节目的话题带有鲜明的新闻性，话题覆盖面广、信息量大，新闻事件、新闻人物、社会热点、公共事务等都可以作为谈资。嘉宾多为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媒体工作者和新闻当事人，他们往往能够发布第一手的、准确的信息和富于导向性的见解，满足观众对信息的需求。这类节目的特点是具有权威性、准确性和贴近性。谈话多在演播室进行，主要由主持人与嘉宾交谈，有时有现场观众与嘉宾进行交流。

2）日常生活类谈话节目。这类节目的话题涉及普通百姓的家长里短、方方面面，既有社会人际交往方面的困惑，也有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调适；既有不同生活状态的展示，也有新旧道德伦理观念的碰撞。谈话基本上在演播室进行，现场观众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谈话氛围比较轻松。其特点是贴近生活、贴近百姓、参与性强，因而深受观众喜爱。

3）综艺娱乐类谈话节目。这是以愉悦身心、休闲逗乐为主要目的的谈话节目，它以谈话为载体，加入较多的综艺成分和滑稽的情境设计，充分展现话语中的幽默，达到戏剧化的效果，以娱人耳目。它的嘉宾主要为演艺圈明星和体育界明星，主持人大都与他们有密切的联系，甚至就是圈内人，观众主要是年轻人。这类节目的定位不容易把握，稍有不慎就会被真正的综艺、娱乐节目吞并了市场。

4）专题对象类谈话节目。这是针对特定的观众群体或某一类社会内容而专门开设的谈话节目。特点是对象性强，话题专一，有品位和内涵。常见的有以下几种：女性谈话节目，以女性关注的婚姻、家庭、社会地位等话题为内容，如体育谈话节目《五环夜话》，经济谈话节目《对话》；法制谈话节目《今日说法》等等。随着频道专业化和市场小众化趋势，专题对象类谈话节目势必将茁壮成长。

（2）第二个角度是从谈话节目主线的展开特征上看，也就是谈话内容是围绕人物还是事件展开的，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1）人物性的谈话节目。这类谈话节目以人物为主体，以人物作为展开话题的主要线索。这里的“人物”主要是指参与到节目中的嘉宾，他们身上具有某种性质的典型性。这些东西是被大众所关注和关心的，对媒体来说具有传播价值。人物性的谈话节目的关键在于对人物特点的把握，只有抓住了人物特点，节目才有特色。

2）事件性的谈话节目。也称话题性的谈话节目。话题是一个谈话节目的核心内容，离开话题就无法讨论谈话节目。话题性谈话节目主要又分为单一话题节目和复合话题节目两种。顾名思义，即以讨论一个或多个话题来建构谈话节目。话题必须依附一定的事件才能得到反映，事件是话题性谈话节目的支柱。

（3）从节目形式上看，主要有以下四种基本类型：

1）聊天式谈话节目。主持人根据话题需要，邀请带有不同社会身份、职业特点的嘉宾到演播现场交流。其特点是嘉宾代表面广，可以真诚沟通，各抒己见。气氛宽松、亲切、自然，娓娓如话家常，一般不会形成激烈的言语冲突与思想交锋。适用于讨论大众普遍关注又无重大分歧，经过深入交流、探讨可能达成共识的问题。这类节目在我国比较多见，也深受观众的喜爱，如央视的《聊天》。

2）访谈式谈话节目。这类节目类似于人物专访，是主持人与嘉宾之间的交流，不同的地方是主持人也要把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亮出来参加探讨，而不仅仅是提问和倾听，否则他就成了记者。嘉宾人数不多，常常只有一位，往往是某领域的专家、权威或某事件的当事人，谈论的话题也相对严肃，能反映一定的品位和内涵。如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通过主持人与重大事件的当事人、目击者的交流，揭示幕后的故事，反映时代的变迁和人的思想境界。访谈式谈话节目有时也采取聊天的形式，但与聊天式谈话节目仍然有细微的差别：总的来看，访谈式谈话节目多数情况下为两人对谈，聊天式谈话节目人数可多可少；访谈式谈话节目话题、角度往往经过精心选择，甚至比较专业，聊天式谈话节目话题、角度比较家常，气氛更轻松，话题可以是确定的，也可以是不确定的。

3）论辩式谈话节目。这类节目谈话各方的观点有重大分歧，在现场展开言语交锋，主持人以客观公允的态度引导他们充分陈述。其特点是紧张、冲突，适用于讨论社会上出现的新事物、新现象、新思潮，以及人际关系、民事纠纷等。由于矛盾冲突具有张力，现场富于戏剧性，比较耐看。

4）综合式谈话节目。这类节目充分运用电视表现手段，利用外景录像、三维动画、宣传片花等丰富的电视手段，并吸取文艺、游戏、竞技等其他节目的成分，使谈话节目立体化，增强可视性。特点是活泼、谐趣，适用于谈论轻松的生活、情感话题。这类节目在我国电视谈话节目中占了较大的份额。

需要注意的是，广播电视谈话节目虽然有多种多样的分类，但往往有交叉的情况。例如，对新闻谈话类节目的区分，显然，首先是从谈话节目的话题本身来看的。既然是新闻类谈话节目，节目话题自然要以新闻事件为主，即以新近发生变动的事件为主。根据以上分类，毫无疑问，新闻信息类谈话节目是新闻类谈话节目，比如央视的《新闻会客厅》。《实话实说》是以讨论日常生活问题为主的谈话节目，总体上是属于日常生活类谈话节目，但由于日常生活问题中往往有许多是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有些更是新近发生变动的事件，所以有些节目仍然具有新闻谈话类节目的性质。再以《艺术人生》、《超级访问》这样的综艺娱乐类谈话节目为例，这些节目邀请来的嘉宾通常是演艺界的名人、明星，他们本身就是新闻的基本要素之一，而主持人往往会在节目中挖掘他们较少为人所知的经历，这些也都是具有新闻性的事件。至于像《对话》这样的专题类谈话节目，也是可以归为新闻类谈话节目的。

不过，本书中所谈论的新闻类谈话节目主要是在严格意义上的新闻类谈话节目。

二、广播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的社会功能

一直以来，对于受众来说，新闻节目在新闻事件中都扮演着告知与评论的角色，满是正经与威严；然而，广播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却从高高在上的位置走了下来，用一种亲切、平等的方式与受众交谈，没有结论，有的是“谈话”式的叙述。这样的节目很快得到了受众的认可，并且这种“谈话”式的叙事方式也影响了其他媒体节目，渗透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新闻主持人可以轻松地“说新闻”，以区别于过去不苟言笑地“播报新闻”；人们日常生活说话中那种轻松随意、流行时尚的形态、话语与氛围也一股脑儿涌进新闻的殿堂，构筑了一个新型的新闻话语空间。

事实证明，在当代社会中，“谈话”已不仅仅具有交流信息、沟通心灵等传统的功能；“谈话”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让说话者全身心放松和纵情宣泄的方式，尤其是能随心所欲的漫谈已经成为人们获得放松和快乐的方式之一。“谈话节目”正是为现代人的这种需求提供了一个依托现代传媒的绝妙平台。

广播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已经形成为一股巨大的潮流，并因其特殊的内涵，发挥着特殊的社会功能。

首先，广播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切合了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世俗化的趋势。

任何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实现都是通过特定的文化产品得以贯彻实施的，而文化产品又与传播媒介相呼应。历史上，意识形态主要是通过冰冷的文告、法典等官方文件来实现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广大民智尚未开启，受教育是贵族才能享有的权利，话语权牢牢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中。为了维护自己“君权神授”的形象，统治阶级刻意保持自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这时候的意识形态是不可能世俗化的。即便到了大众传播时代，大众传播的规律也是传者向受众的单向传播，而且总是呈现着“从上而下的凌驾架势”。电子传播媒介的出现，尤其是网络媒介的出现，给予了受众也做传播者的可能，打破了一直依赖意识形态从上而下的传播方向。同时，人们也厌倦了新闻的正襟危坐，厌倦了做被灌输的角色，渴望平等的交流，渴望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不得不放弃以往高高在上的面孔，而是借助大众传媒，通过大批量生产通俗文化产品来迎合受众的传受心理变化。

广播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正是适应这一趋势的一种传媒产品。它讨论社会焦点、新闻人物，但不做结论；它构建轻松、随意的氛围，消除紧张；它提供自由、平等的交流平台，没有强权。最初脱颖而出的新闻谈话类节目，尤其是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都尽力打造一个平民化的风格，所以，这样的节目很快得到了受众的认可。当听到看到自己的左邻右舍在广播电视里和主持人、专家学者、社会名流轻松平等放谈天下大事，老百姓觉得以往遥不可及的大众传媒走近了自己，这无形中也自然推动了老百姓向大众传媒的亲近。当然，广播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再怎么平民化，也是无力改变隐藏在背后的意识形态的强大控制的。事实上，并不是社会生活中的所有题材都可以作为话题进入广播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的讨论现场，广播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话题涉猎的范围及讨论的深度都会受到当政者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的，只是在不同的国家，谈话节目所体现的意识形态控制的强弱力度有所不同而已。

其次，广播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切合了现代社会中人们情感宣泄社会化的需要。

人们的理想和社会现实往往是不能吻合的，有时候由于种种原因，两者之间会存有巨大差距。这种差距引起的心理失衡，如果长期积郁得不到排遣，会导致心理发展畸形，乃至产生犯罪心理。因此，任何人都需要一个适当可行的渠道来疏通心理和表达情感。正如麦克卢汉在谈到人们如何缓解自身的压力时曾经说过：“我们常常利用受控条件下的运动和游戏去创造人为的情景，以抗衡实际生活中的刺激和压力。”⁽¹⁵⁾一般来说，人们凭借自己掌握的有限条件创造出精神文化产品，用以调节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在种种精神文化产品中，调节功能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统治阶级为构建符合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需要所生产出来的各种文化产品，通过生产这些文化产品，统治者和文化产品的制造者们联手让社会受众沉浸于想象的空间，给意识形态蒙上温情的面纱。这些精神文化产品通常以构建理想国的面貌出现，电影就是这样的典型，通过曲折跌宕的情节和精心设计的镜头为观众构造精神“乌托邦”，补偿对现实的心理缺憾。而且，我们看到，这些理想国构建得越是完整，想象的空间越是广阔，越是彻底投入于某种精神产品的人，越是可以得到全身心的放松和宣泄。

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时代的车轮在快速运转中也搅得人们日益浮躁不安，难以再像以往那样钟情于某类文化创作，沉浸于厚重的文化产品之中。精英文化在当代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大众文化的流行。而文化产品也被纳入了工业化运作的模式之中，越来越像工业产品一样被批量生产。人们情感宣泄的渠道也由此转向了大众文化产品。作为大众文化产品的谈话节目，很自然地成为大众情感宣泄的渠道。在中国，首先，中国人有着悠久的谈话传统。北京人的“侃大山”、四川人的“摆龙门阵”、东北人的“唠嗑”，无一不透露出民间对交谈的喜好，在种种闲谈神聊里，说者和听者同样得到了放松和宣泄的快乐。而且，广播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涉及的话题广泛，有的直接契合当前的重大新闻事件。我们知道，新闻传播具有议程设置的功能，因此，广播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也为大众“谈什么”提供了颇有价值的话题资源。同时，新闻谈话类节目也是首次将话语权给予了受众，虽然这些受众只是少数人，甚至有些是社会精英（比如在《对话》节目的现场观众中，往往会安排同样很有分量的观众），但是，从他们身上，大众能找到相同社会群体的认同感。

当然，也有必要指出，在“谈话”搬上荧幕，衍生为一种说话艺术和主持风格，借助大众传媒让更多受众分享其中宣泄的快乐时，这种快乐却又是“不彻底的、廉价的且又让人难以抗拒”⁽¹⁶⁾。因为在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日益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话语本身成为一种生存的策略，能敞开心扉说真话的环境本来就不多；即使在演播室创造了这样一个环境，说话的人说完这些话后还是要回到他那个大社会环境中接受折磨。由此可见，在日常的谈话中，这种快乐的实现完全是由说者和听者根据自己的心理需求主动设定和创造出来的，完全没有受到外在条件所强加的制约和限制，参与其中所能获得的快乐是任何一种被预演、被编排、被大规模生产的谈话节目都无法企及的。新闻谈话节目提供给人们的快乐是不彻底的，因为新闻谈话节目受到诸多方面的限制和约束，例如话题的选择，讨论的深度，现场的把握等；快乐是廉价的，因为这些新闻谈话节目都有着固定的播出时间、制作程序以及板块组合，制作者们往往是像制造工业产品一样对各个环节进行拼接和组合；但是，这种快乐又是令人难以抗拒的，因为它所凭借的是威力巨大、无所不在的大众传播媒体。

三、广播新闻谈话类节目的特征及要领

1.话题与节目形态

广播新闻类谈话节目的话题，是适宜用广播媒介手段表现的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和近期的社会热点，一般是通过节目的谈话形态介绍新闻背景、分析新闻事件、预测社会趋势、反映公众意见等。从我国近年来的广播实践来看，所选的话题及表现特征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官民对话，政要访谈。邀请政府各级领导来到直播室，就当时的社会热点问题和群众关心的话题，为广大听众提供了一个直接与政府高级官员对话、交流的可能，同时也使各级领导得以直接倾听群众的意见、呼声和对各项工作的建议。

第二，新闻事件评论与分析。针对某一新闻事件，在谈话中展开评论与分析，既有利于从主持与参与谈话嘉宾的不同角度反映情况与意见，又有利于使受众了解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再通过自身的思考，做出应有的判断和决策。尤其是对一些突发性新闻事件，具有很好的传播效果。例如，1999年5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悍然袭击我驻南联盟使馆，使正在发展的中美关系笼罩上一层阴影。上海“990”新闻频率《市民与社会》栏目对这一新闻事件迅速做出反应，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组织节目进行了讨论。节目中既传递出了上海各界的抗议和愤慨心情，又请专家对中美两国关系的现状和前景为广大听众作了客观分析，有效地化解了群众中的激烈情绪。

第三，关注经济和社会发展。由于我国处于经济体制转型阶段，一系列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伴随产生，与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避免不了会有困惑、失落与矛盾，所以也是历年来被节目较多谈及的话题，如再就业工程、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机制、国有企业改革、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如何应对WTO的挑战、知识经济带给我们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全面落实素质教育等等。这些话题可能并不是由某一项特定的新闻事件所引发，但却是一个阶段全社会关心的重点和热点。从广义上讲，也是一类具有时效性的新闻谈话节目主题。

第四，生活方式漫谈。当今的社会正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事态度、生活方式和行为特征，对于一项新鲜的事物，人们的观点迥然各异。这种广泛的差异正好成为谈话类节目选题的有利因素，透过谈话节目的平台，不同见解的碰撞巧妙地形成一种交流和沟通，从而受到受众的青睐。

2.节目运作的要领

要办好一个广播新闻谈话节目，首先要清楚，节目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什么，这就是“新闻性”和“时效性”。其次，在节目的具体运作中，要考虑怎样才能做到始终不偏离主题，始终不失思想性、严肃性。具体来说：

第一，紧扣新闻事件，把握社会和时代的脉搏。在很大的程度上，新闻传播应该做的是了解社会大众的心理诉求（人们想知道什么，他们关心些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困惑），对于新闻谈话节目来说，把握好这一点尤其重要。

第二，心态开放，敢于包容多元观点。每天正在发生的大量新闻事件是我们节目取之不尽的话题源泉。然而并非所有的新闻都可以拿来议论一番，一档新闻谈话节目必须从中筛选话题、选取角度，从受众的心理和实际生活需求出发开题立意并展开讨论。好的话题必须具有一定的开放程度，至少不会让人一看就知道标准答案，其中应包含观念的冲突和思想的交锋，甚至具有一波三折的特征。

第三，驾驭谈话，善于引导。观点的开放和多元将使节目变得丰富多彩，然而作为节目的制作者不能仅仅满足于一时的热闹，更不能“脚踩西瓜皮”，使节目显得七嘴八舌、不知所云，而失去导向。任何一个话题的争论都只是冰山一角，其背后往往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和现实背景，因此节目的制作者事先必须占有大量背景材料，并且具有对我国国情和社情民意的深刻理解。“为什么要说”和“我们到底要说什么”应是节目制作人员把握节目制作意图的两个重要问题，而在直播过程中，主持人则要时刻考虑整个节目的谋篇布局，控制节目的起承转合，牢记“倾听而有立场、引导而不妄断”，不断提高节目的水准和意境。

上述三条，对于电视新闻谈话节目来说也是相通的。

四、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的特征及要领

1.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的叙述特征及要领

相对于广播媒介来说，除了声音符号，电视媒介还有很多自身独有的传播符号，主要有镜头语言符号与造型符号两大类。运用这些传播符号，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可以呈现出特有的叙述特征，具有不同的叙述方法，并相应产生不同的传播效果。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要善于灵活应用各种电视叙述技巧，使节目做得好看耐看。具体来说：

（1）以主持人为引导的叙述。

这是一种充分发挥主持人引导作用的叙述方式。众所周知，主持人是谈话类节目中的重要角色，有时甚至是节目的品牌标志。一如提到《实话实说》，我们首先想到的还是它的首任主持人崔永元。要打造一栏好的谈话节目，制作人可以极力把主持人当作品牌，节目宣传的重点也可以部分转移到主持人身上。为什么？除了主持人自身的魅力以外，还有几个重要的因素。

一是主持人在新闻谈话类节目的结构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如开始时的引导，中间的串联，结尾时的总结，而在这个过程中，主持人也要为观众传达某些重要信息，比如嘉宾的背景信息，一些高度概括、高度浓缩与事件相关的信息等。例如，《实话实说》节目对主持人话题的提出、主持人出场、嘉宾的介绍出场、节目的进程转换都作了设计，使谈话节目在一个轻松的状态下进行。主持人和嘉宾在节目现场的交流从容不迫，也体现了主持人的魅力。

二是有的新闻谈话类节目是邀请现场观众的，在这样的节目中，主持人的引导作用又体现在对观众的情绪调动和把握，这也是节目能否成功的重要环节。谈话类节目毕竟是人为营造的一个谈话氛围，一直作为旁观者的受众突然要参与到节目当中，紧张在所难免。因此，主持人在节目中的语言和姿态，对参与观众恰到好处的调动，也会影响到是否能平复观众的紧张，让观众在节目中能表现出生活中的常态，甚至最佳的参与状态。

三是在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中，主持人更为重要的任务是与嘉宾进行交流。更多时候是让嘉宾讲述自己的故事，从而保证叙述正常、充分地进行。因此，主持人尤其要善于引导和调动嘉宾，确保谈话的正常进行，能够充分挖掘嘉宾的故事。在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中，嘉宾和主持人通常是面对面的交流。但是，谈话中因嘉宾的身份、知识水平、阅历的不同，以及主持人对话题把握的程度和方式不同，会直接影响叙述的效果。

（2）以当事人为主的叙述。

在广播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的分类中，提到一种论辩式谈话节目，这类谈话节目有一种形式，就是请一个新闻事件的当事人双方都到场，依照各方当事人的叙述展开事件。当然，这个新闻事件往往是具有争议的，是可以争议的。比如，《实话实说》以前就“王海该不该打假”这个话题做过一期节目。

对观众而言，当事人到现场（演播室）能体现一种真实感；而且，能听到双方当事人对事件的不同说法，更能让观众体会到新闻谈话类节目意在平等交流的本质。只是，这种形式的节目要注意，由于双方当事人在现场交锋，谈论的话题以及话题进展往往难以把握，这就需要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情绪、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敏捷度等因素，由主持人把握谈话进程，适时进行调整。

从受众的观赏心理来看，他们关心的是事件的过程，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主持人在节目进程中对事件性质的调解。观众的兴奋点就在于当事人双方就事情过程的交代、双方当事人现场交锋的程度、主持人现场左右调解等，这些形成了这类谈话节目的收视亮点。

比如，央视二套每周日晚播出的《对话》，就是主要采用以当事人为主的叙述方式。《对话》这个节目最令人难忘的已不是主持人，而是它的嘉宾，个个分量十足：有左右经济的权威人士，有经历商海沉浮的企业巨头，还有见证热点事件的当事各方，等等。也许，有了这些举足轻重的人物，观众关注的已无他物，只是想靠近他们，倾听他们，听他们讲述成功背后的故事。

在这类谈话节目中，只要引领当事人“进入”真实的生活情景中，当事人会按照自己的生活逻辑，对事件的发展过程作条理的叙说。只要做到节目“不走神”，那么观众也会循着当事人的“神”往下看。因此作为节目主持人的技巧不在于提示当事人“你还有什么没有说”，而是要引领他“怎么说才能清楚地告诉观众”。也就是说，最终的结果是让当事人讲述的事件被观众接受和理解，而不要让主持人去裁剪当事人的叙述。

（3）以画面辅助的叙述。

既然是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电视媒介的一大优势——画面，不可不加利用。谈话节目，只是一味地谈话，也会让人，特别是旁观者觉得乏味，对于一向多变的电视画面来说也多少显得单一和冗余。

画面也有“说”的功能，因为电视的特征如此。在许多情况下，“无声胜有声”的画面能够唤起更多联想。例如，在央视《面对面》节目中“面对”执行“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的一期节目中，在交谈之间会插入当时“神舟”六号升天的相关镜头，例如航天员出舱之时，出征仪式、发射前的准备等等画面，这些没有解说词的镜头运用，不仅可以令主持人对画面中的细节、画面背后的故事进行挖掘，而且让观众重温了当时那令人激动的场景，很容易受到谈话现场氛围的感染。这些令全国人民热血沸腾的画面，流畅地插入谈话节目中，对观众的触动远不是几句或几段描述性的语言能够媲美的。

总而言之，无论是主持人叙述、当事人叙述还是画面叙述，都要根据谈话节目的定位，甚至本期主题表现的需要，可单独也可综合运用这些叙述技巧，并在运用中考虑话题设置、主持人、被采访对象和观众，以及舞台、音响等各种因素，以真正凸现谈话节目的特色和效用。

2.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发展待解的课题

2000年以后，大大小小的谈话节目竞相登场，给国内电视屏幕带来红红火火的景象；然而，在种种繁荣迹象的背后，谈话节目已经透露出持续发展面临着一系列待解的课题。其主要表现在：

（1）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的时段开发不足。

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央视的几个知名谈话节目播出时间，列表如下：

表3-2

由该表我们可以看到，央视对这几个新闻谈话类节目都给予了重视，将其编排在晚间，甚至说是黄金时间也不为过。其他很多省级、地方电视台对新闻谈话节目的编排也是如此。对于这种现象，我们暂且不做分析，先看看国外在电视谈话节目实践中的操作情况。

在美国，谈话节目是划分时段的，比如早间谈话节目、日间谈话节目、晚间谈话节目。时段不同，相应的收视群体定位不同，节目的形式、内容和制作方法也会有相应改变。而在国内，多数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基本不分时段，都集中在晚间，有的甚至是黄金时段，造成其他大段的时间没有自己的谈话节目。比如说，迄今为止，国内尚未有一个是定位于晨间的新闻谈话类节目。忽视对不同收视群体的定位，再加上制作方法相同，同一个新闻谈话类节目放到哪个时段播出，没有本质的区别。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节目形式雷同，内容重复，数量泛滥。据统计，自《实话实说》节目在国内取得巨大成功之后，这种模式被各地电视台群起效仿，截至2001年，全国有近200个谈话节目，大多数是“实话实说”式的⁽¹⁷⁾。最初来自于谈话节目形式上的新鲜感消退了，而谈话节目的质量又没有明显提高，千篇一律的后果就是令人乏味。

一方面是新闻谈话类节目时段单一，尚未积极开发非黄金时段的谈话节目；另一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新闻谈话类节目不顾自己的收视群体而转向黄金时段。改变播出时间对知名谈话节目来说，同样是一种危险的尝试。新闻谈话类节目在发展初期，常常试探性地编排在非黄金时段播出，比如，《实话实说》一开始是安排在星期天早上7：20分；随着节目的发展，反响增大，慢慢形成自身品牌之后，就转移到黄金时段试图吸引更多受众。然而事实是，《实话实说》于2000年挪到晚上9点的黄金档之后，尽管栏目自身不断进行微观调整，收视情况却一直不尽如人意。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一个新闻谈话类栏目播出日期和时段的固定有利于培养稳定的观众群。当观众对一个节目形成认可之后，栏目的稳定性，包括固定的主持人、固定的样式、固定的风格、固定的时间，成为一个成功的谈话类栏目的品牌标志和外部质量标准，也为观众提供了信誉保证。时段的改变意味着放弃了那些最欢迎这个节目的观众。另一个原因是，在国内，晚间，尤其是黄金时段一般是电视剧、娱乐节目、新闻节目的天下，与新闻类谈话节目相比，这些节目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新闻谈话类节目想和它们一争高下那更是难上加难。

因此，国内的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想在日后有更大作为，首先就要摆脱黄金时段的“束缚”，勇于开发那些相对较冷的时段，避开娱乐节目、电视剧的播出高峰，也和那些已经成名的谈话节目错开。与其和其他电视节目争抢收视群体，不如通过自身节目培养观众的收视习惯。

（2）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缺乏现场直播。

目前，国内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绝大部分都是经过事先录制，然后经过后期制作播出，没有实现现场直播。因为现场直播对节目要求很高，主持人、嘉宾、现场观众乃至一个电视台的综合实力无一不面临考验。录播相对来说更节约，对演员和制作人员的压力都不大。而且，新闻谈话类节目一般话题是围绕新闻事件，虽然话题确定，但是节目中嘉宾和现场观众的反应是不确定的。所以事先录制，一方面可以通过后期剪辑以呈现给电视机前的观众一种热烈祥和的讨论氛围，另一方面也是审片的需要，只有通过评审的节目才能播出。谈话，尤其是论辩式的谈话，很容易产生激烈的交锋，而这对于电视台来说是难以驾驭的，也是无法容纳的，所以电视擅长的是一团和气、温文尔雅、客套节制，最好无关痛痒。录播的电视节目显然迎合了这种态度。

但是，在理论上，新闻谈话类节目是不能经过彩排这个过程的。因为在“谈话”中有很多即兴发挥的东西，不可能再来一遍。大部分谈话节目利用了彩排，限制了谈话的讨论范围，把一次谈话安置在主持人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也要把制作人的意图充分地贯彻落实。谈话节目在确定选题之后，都有自己的意图归宿，通过彩排，制作人可以知道自己的意图归宿有没有达到。当嘉宾没有在制作人期望的思路上前进的时候，制作人就会指手画脚，将其拉回“正途”。即使有的谈话节目是一次录制的，比如《实话实说》，但是它们的后期编辑能起到相同的效果。

经过这样一番折腾，观众还能在谈话节目中期待什么呢？对于一个准备好答案的提问，人们并不稀罕它回答的圆满。人们期待的是即兴发挥，哪怕这个发挥并不精彩——就如现实中的“谈话”一样，但那会让人感到真实。原本，现场直播的魅力在于充满了不可预知的悬念，而录播将这些乐趣和精华过滤掉，剩下一些媒体苦心设计的“谈话”，千篇一律，令人乏味。

（3）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的储备不足。

储备不足包括诸多方面，而且谈话节目发生的很多问题，最终都可以归结到储备不足。首先就是人才储备不足，仅这一点，就可以导致所有的问题：策划问题，主持问题，选题问题，到最后就是视野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电视节目每一次让观众眼前一亮的，不少都是改造自一些引进的节目。这说明我们自己的力量还十分虚弱。

策划人才的不足还反映在选题上。目前大部分谈话节目的选题都有表面化和无关痛痒的嫌疑。那些真正有挑战性的选题我们还不敢涉足，而传统的选题又做不出新意。打开电视，所有的新闻谈话类节目似乎都是主持人加小乐队，现场摆上沙发、清茶，下面一堆观众，加上一个可以播放资料片的大屏幕。经常明明是不同的谈话节目，却似乎在说着同样的话。传统的选题往往流于肤浅，徒具其名，文不对题。事实上，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话题的选择一直是在走钢丝。因为想要区别于其他类型的节目，形式当然是一部分，它也许是召唤观众入场的必须，但是怎样能留住观众在场，展示话题的谈话过程才是关键。重复新闻中的话题是早期新闻类谈话节目的一个捷径，但是发展到今天，不能出其不意就等于放弃了竞争性。追新闻本身就是冒险的，因为一个重大的新闻热点可能提供的言说空间早已被那些处心积虑做《新闻调查》、《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等这样节目的人给琢磨得无立锥之地了，除非谈话节目能发现新的角度和切入点。

而主持人的储备不足可以说是目前新闻谈话类节目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谈话类节目的风险来自选题和对选题的把握，但就节目质量而言，更大的风险来自谈话节目对于主持人的依赖性。由于谈话节目本身独特的形态，决定了谈话节目的制作是一次性完成的，之后就只能做减法，或删减或放弃，不可能做加法，如果做了就不是原来的谈话节目形态了。这样的一次性决定于节目主持人对于节目录制过程的控制，而事后编辑修改的空间却很小。所以谈话节目比任何节目都依赖于主持人及其对话的嘉宾。一些谈话节目好不容易竖起了响亮的品牌，然而，一旦主持人因故不得不换岗，却往往难觅新人承前启后。例如，《实话实说》换了主持人以后难以为继，就充分暴露了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崔永元的成功对于后任主持人来说自然是个莫大的挑战，但是《实话实说》并非“崔永元实话实说”，并非是按照西方脱口秀的模式为崔永元量身定做的，所以更换主持人并非不可能。

（4）回归真实传播本质，用真诚赢得受众。

新闻谈话类节目一个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满足了大众对媒体讲真话的要求。因为长时间以来，人们都是在用别人的口吻、别人的声音，或者规定的口吻、规定的声音说话。而通过新闻谈话类节目，观众惊诧地看到，原来人们在电视上也可以像平常一样说话。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的魅力就是话语的魅力，它的力量就是来自于真实话语的倾诉。“我认为谈话被忽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真实’的理解，是由于对观众的忽视。”⁽¹⁸⁾

谈话节目贵在真实。只有真实的话语、真实的说话过程、真实的人和事才能在荧屏上、话筒前呈现正常状态下的交谈，才能真正实现情感和观点的真诚交流，也才会以感人的力量赢得受众。真实体现在话语的表达上就是讲真话，忌说假话、空话、套话，突出谈、说、聊，切忌播、念、读。体现在谈话的过程中，就是要展现真实而轻松的谈话现场；体现在话题和采访对象的选择上，就是尽量表现或再现真实的场景、真实的事件、真实的故事、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体现在主持人身上，就是主持人应该鼓励和引导人们说话、正常说话和说实话、耐心倾听别人说话，营造出一个正常的谈话氛围和韵味，并尽可能为嘉宾、为现场观众提供真实说话的场所。当谈话节目将“真实性”视为灵魂和生命，并在制作过程中不断秉承“真实”的原则时，“谈话”也才能更接近电视媒体“真实传播”的本质特征。

新闻最本质的特征就是“真实”。一档优秀的新闻谈话节目首先要有强大的公信力，这种公信力是建立在对新闻事实的充分尊重和作为新闻传媒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基础之上的。不讲求“真实性”的新闻谈话节目，自然就没有生命力。

反观某些新闻谈话节目，或空话、假话、套话连篇；或避重就轻、避实就虚；让人看了生厌，听了难受。有些假，是节目策划者的职业品德差造成的，使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受到质疑，甚至被否定。这样的节目尽管为数不多，但其危害却是巨大的。

新闻谈话类节目的虚假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一些新闻谈话节目确定的选题来源于未经核实的猜测性新闻，谈话或者纠缠于新闻是否真实这个肤浅的问题，或者干脆就在假定真实的基础上展开讨论，如此，谈话节目的真实也就无从谈起了。而且，一个适当的选题也影响到后面的策划主持环节是否能恪守真实原则。如果节目的选题本身就不对受众的胃口，与现实生活相隔甚远，或是不值得一说的芝麻小事，那当然只能用空话、套话甚至是假话去填塞了。在新闻谈话节目中，最要紧的是注意话语权的平衡，不能让原本用来讨论问题的现场变为个人观点的发布平台，以个人观点来解读真实的新闻。主持人在新闻谈话节目中应该做的事情是把客观报道的新闻事实告诉大家，而不是用观点去代替新闻本身。这样才能够避免用片面代替全面、拿假象掩盖真实。

其次，有的新闻谈话节目为了达到所谓完美的效果，有的策划人员会提前准备好主持人的每一句台词，甚至设计好每一个动作和神情，甚至有的策划把嘉宾要说的每一句话都设计好了，还进行事先排练，这样的“谈话”无论是语气还是表情都让人感到机械、木讷甚至虚假，谈话的交流性无从谈起。

（5）强调主持人包装，注重栏目品牌效应。

关于电视媒介品牌，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了。电视媒介品牌主要有两类，一个是频道品牌，一个是栏目品牌。电视媒介品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主持人、现场记者既是电视产品的制造者，又是电视产品的传播者，同时还是电视品牌形象的主要体现者。电视品牌的形象由人与节目共同组成，电视人，特别是主持人是电视品牌形象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品牌内涵最好的诠释者。目前国内有些电视栏目已经开始注重打造品牌节目和明星主持人，比如央视的《幸运52》和李咏、《开心辞典》和王小丫等等，但是，新闻谈话类节目目前尚未有叫得很响的品牌栏目及令人难忘的主持人，一方面有新闻谈话类节目自身质量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包装力度不足的问题。

在国外的电视节目中，很注重打造明星主持人，如《今夜》的主持人琼尼·卡森，被誉为“脱口秀皇后”的女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他们不仅是一档节目的主持人，还是电视节目为观众打造的明星，他们的名字深入人心，因为他们的出现也带动了一档又一档的新节目。我们熟知的凤凰卫视就极为注重明星主持人的打造。从创办开始，凤凰卫视一直致力于通过打造“三名”即名主持人、名记者和名评论家，提升和凸现媒体品牌形象。而凤凰打造主持人的模式更接近于明星的包装，主要手段有：让主持人频频曝光，拉近与观众的距离，量身定造适合其个性、风格、特长的栏目。让栏目迎合主持人而不是主持人来迁就栏目。一旦某个主持人影响扩大，凤凰卫视就会为其新开专门的栏目来吸引更多的观众，进一步培养观众的忠诚度，扩大并巩固主持人的影响力。如陈鲁豫在主持《凤凰早班车》时以“说新闻”的主持风格得到观众认可后，又相继主持了《鲁豫新观察》、《鲁豫有约》的节目。如今，凤凰的名主持人、名记者、名评论家已为观众所熟知，成为凤凰卫视的品牌形象代言人。

提到国内的新闻谈话节目，令人赞叹和唏嘘的还是《实话实说》和崔永元，一度人们提到《实话实说》就必然要提到这个长相普通、衣着朴素，总是眯眯笑的主持人。《实话实说》更换主持人后的困境，不仅让人们看到了国内谈话节目人才的匮乏，而且我们也应当看到国内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对栏目品牌的不够重视。一个固定的主持人，其实应该是一个成功的谈话节目的品牌标志之一。包装主持人，就是把自己的主持人像其他领域的名人一样在媒体中进行宣传，扩大影响；为了突出和张扬主持人的个性，节目的形式、话题以及对于话题的切入角度都可以根据主持人的特点而确定。在美国，一个精心策划出台的脱口秀节目总是千方百计地包装自己的主持人，同时也会利用各种时机让主持人在媒介焦点中大出风头，提高其社会知名度。当然，西方的脱口秀节目和我国的新闻谈话类节目有很大区别，但是在它们成功的经验以及现有的实践中，相信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对于已经小有名气的谈话节目，如《新闻会客厅》、《面对面》、《对话》等，则要维护栏目品牌，进一步扩大栏目品牌效应。具体来说，首先是要保持栏目的周期性，如果观众对栏目的主持人、样式、风格表示很大程度的认同，就不能随意对栏目进行大幅度改版。其次是要采取正确的品牌经营策略。对品牌的不同阶段，分别采取不同的策略进行经营，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品牌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