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宣传工作的性质和使命

一、新闻宣传工作的性质和使命

自近代报业问世以来，即新闻传播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事业以来，报纸及后起的其他新闻宣传媒介就成为影响社会变革、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社会各阶级、各政党、各政治集团对于新闻宣传媒介的性质、作用的解读可谓千差万别，其赋予新闻宣传工作的使命也迥然不同。封建君主一般把报纸等传播工具看作是上流社会的精神特权，和推行愚民政治、维护家天下的统治工具；资产阶级则视报刊等新闻宣传工具为独立的社会“公器”，是追求真理的伙伴、启蒙大众的学校、监督政府的利器和沟通上下的桥梁；无产阶级则把新闻宣传媒介看成是阶级的舆论工具，是“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和集体的组织者”，是传达政令、安邦定国的不可或缺的政治手段。这三大阶级对于新闻宣传媒介定位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作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论述的基础上，结合着当代中国新闻宣传的具体实际，对于新闻宣传工具的性质，作出了新的界定。邓小平是从如下两个方面解释这个问题的。

首先，新闻宣传即所谓的“拿笔杆子”，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是实现政治意志的重要手段。这种方法、手段与开会等方式在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而在效能上则要高出许多。因为参加会议的终究只是少数人，而用笔写出来的或通过电波传播开来的，其影响的范围就会更广；更何况，“经过写，思想就提炼了，比较周密”。因此可以说，“实现领导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在拿笔杆子的各种方式中，“作用最广泛的是写文章登在报纸上和出小册子，再就是写好稿子到广播电台去广播。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而又能做到密切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心任务，这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就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要求各级领导不仅要明白“拿笔杆的重要，新闻工作的重要”，而且还要亲自拿笔杆子，亲自动手写。“不懂得用笔杆子，这个领导本身就是很有缺陷的。”^[1]

其次，新闻宣传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中指出：“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当前这个转变时期，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们在思想教育方面的责任尤其重大。”在同一篇讲话中，邓小平还要求作为灵魂工程师的新闻宣传工作者，“应当高举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

邓小平对新闻宣传媒介性质的界定，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报人和新闻学者。其根本原因在于对新闻宣传媒介与政府、执政党的关系的认识。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贯见解，认为党的新闻宣传媒介应该是党的机体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必须完全从属于党。所以党和党领导的政府完全可以利用新闻媒介作为重要的领导方法，作为教育人民的精神工具。而资产阶级的报人和新闻学者尽管在对新闻宣传媒介的认识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区别，但是，他们都把新闻媒介看成是独立于政党、政府之外的社会存在，看成是社会“公器”；他们都试图在新闻传播过程中，摆脱政府、政党的控制；同时，为了显示其独立与公正，他们还十分强调新闻媒介对执政党和政府的监督。

在解决新闻宣传媒介性质问题的基础之上，邓小平又从党的根本目的和新闻媒介的性质出发，分析了新闻宣传媒介的具体使命。综合邓小平在各个不同场合的有关论述，其作为党的政治领袖——领导核心所赋予新闻宣传媒介的使命，主要有如下六条。

其一，贯彻落实党和政府的政策。新闻宣传媒介作为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和实现政治意志的重要手段，其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2]。虽然党和政府有多种方式方法宣传贯彻其政策方针，如开会、发决议、指示、下计划、拍电报等，但通过这些途径只能将其内容传播到有限范围的干部。一般的群众是无法了解、领会其实质精神的。而任何政策，“如果只同干部见面，不同群众见面，是不能发生效果的”^[3]。只有充分地利用报纸、广播等新闻媒介，才能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内，更加有效地向广大的群众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主张，“把它变为人民群众自己的主张，并且组织人民群众加以执行”^[4]。如此，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才会落到实处。

其二，引导舆论，驳斥谣言，营造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新闻宣传媒介是社会舆论工具，它不仅能反映、引导社会舆论，而且能够制造社会舆论。对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认识上基本是一致的。邓小平作为一个政治家也非常重视新闻媒介在舆论引导、营造方面的作用。在国内，他要求新闻媒介与意识形态的其他工作紧密配合，“造成全社会范围的强大舆论，引导人民提高觉悟”^[5]，认识各种来自“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的危害性，自觉地抵制、谴责和反对这些错误倾向。为此新闻宣传工作者必须把涉及全局的重大是非、重大利害讲清楚，这样人民大众才能够明辨是非、洞悉利害，从而形成有利于稳定、有利于发展的社会舆论。在国际方面，则应该把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真实情况传播到国际上去，传播到海外华侨中去。当和平和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时，“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6]。要做到这一点，新闻宣传媒介一方面要理性客观，实事求是，“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另一方面则要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尊重朋友，“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7]。这样做下去，就能够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

其三，宣传马列主义，占领思想阵地。新闻宣传媒介作为党和政府的宣传工具，新闻宣传工作者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高举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帜，在日常的宣传报道活动中，通过大量的报道、评论及其他作品，阐扬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针对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方面担负领导责任的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8]，占领思想阵地。

其四，培养“四有新人”。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把党员、人民和青年的教育问题提到了战略的高度。“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在于人的素质。即我们的人民是否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西方国家搞和平演变，就是把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而这一切又取决于教育，取决于各种教育手段——包括新闻宣传工具——是否充分地发挥了“灵魂工程师”的职能。通过反思改革开放以来10多年的工作，邓小平认为：“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9]所以他告诫我们：“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10]使我们的党员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真正地具有共产主义的理想、共产主义的道德，具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自觉地遵纪守法，服从大局。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社会才能够持续进步。

其五，提倡科学，普及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世界新闻史上，东西方各主要国家的政治家和新闻宣传从业人员都普遍认为，新闻媒介是普及教育、启迪文明的重要工具。所不同者，在于资产阶级的传播媒介致力于资本主义精神文明，而无产阶级则致力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根据邓小平的论述，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11]。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首先就要提倡科学，宣扬真理，普及文化，反对愚昧无知、封建迷信，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同时还要学习、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一切闭关自守、故步自封的做法都是愚蠢的。但是我们在吸收、借鉴西方文化时，绝对不能够盲目崇拜，全盘接受。对于“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12]。要杜绝各种黄色的、低级庸俗的或有害的书刊、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像、录音等作品的输入。绝对不能容许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没落文化来腐蚀我们的青年。

其六，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服务经济建设。充当社会的哨兵，监测环境的变化，服务于执政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是历史赋予新闻宣传媒介的重要任务。邓小平认为，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经济建设应该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决定一切的大局。其他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并且围绕着它展开。新闻宣传工作也是如此。要服从大局，服务于经济建设，新闻宣传媒介首先要坚持党的政治路线，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宣传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其次新闻媒介还应该“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此外，新闻宣传工作者还要通过自己的作品表现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开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13]。通过这些人物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创造性活动。

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对新闻宣传工作性质与使命的认识，与资产阶级政治家、报人的看法大不相同，自不待言；就是与此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比，也表现出了诸多的差别。邓小平把新闻宣传媒介的性质定位于“灵魂的工程师”和实现政治意志的主要手段，强调新闻媒介在贯彻落实政策、引导舆论、占领思想阵地、培养“四有新人”、建设精神文明、服务经济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充分地表现了他务实的性格。其思想渊源，固然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的论述直接相关，但又在继承前者思想精华的基础上而有所超越。促成这一超越的关键，乃是时代环境的差异。邓小平所置身的年代，和平与发展成了社会历史的主流，国际社会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以经济为主的综合国力上。而综合国力的提升，又取决于国民的素质和政府、执政党的施政能力。在这方面上，新闻宣传媒介无疑有着深远的施展空间。这正是邓小平不同于前人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