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首相和总统的新闻运作

第九章　首相和总统的新闻运作 ——工作中的影响

Colin Seymour-ure

媒体是新工党权力上升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托尼·布莱尔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电视表演者。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作为一位传播战略家和媒体固定剂魔术般地工作着。菲利普·古尔德(Philip Gould)的市场研究普及了短语“目标群体”。新闻部长阿拉斯泰尔·坎贝尔(Alastair Campbell)是一位坚韧、灵巧的新闻管理者。媒体技术充满了现代化的魔力——从一伙工人用个人的BP机传递信息到在政党的Millbank本部使用价值30万英镑的亚瑟王神剑数据库的计算机。如果人们过多地相信媒体，这种魔法便无处不在。即便在选举活动开始六个月后，布莱尔计划的方针可能也不清晰，但是它的风格是初具模型的。政治新闻记者仿佛被卷入这种运作中，就像是探照灯下的兔子。因此，他们把报道新工党媒体的方法作为扩大新工党事业的关键要素。

伴随着媒体管理的技术和个性的魅力，尤其伴随着曼德尔森和坎贝尔的角色的魅力，更因为权力中的布莱尔，使这种魅力得以持续。但是什么会冲击首要管理者的工作本质？投向这个问题的注意力并没有那么多。因此这一章将着重解释它。

不久前，这个问题还几乎没有被研究过。唐宁街是难以渗透的。门厅记者(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匿名地写作)可能仅仅严肃地交谈远离记录的话题，甚至门厅成员的名单也是机密的。主题最好远离回忆录，或者它表面上如此。然而，杰瑞米·腾斯图采取问卷和采访调查，出版了《The Westminster Lobby Correspondents》(Tunstall，1970)一书，他认为最终它将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更进一步，他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媒体方(即报纸，而当时在门厅中仅仅只有两个广播记者)。在当时的教科书上很难找到有关内阁与媒体之间关系的内容。

穿过大西洋，白宫对于研究者更开放一些，并且也有更多的研究者。美国媒体成为了世界媒体的领跑者。首先，对于总统来说，媒体管理是一种必须的工具，这当然源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把政府机关变成领导权利的引擎。对于英国学者好奇的关于执行与媒体间的关系，美国总统的作法因此成为一个自然的参考点，即便制定的总统职位有别于首相职位。在唐宁街的黑洞中一个人关于行为的推测通常会被放在宾夕法尼亚林荫道上更明亮的阳光中来考虑。

当腾斯图正在写书时，电视已经开始影响变化。在值得纪念的比尔·迪兹(Bill Deedes)阶段，电视仿佛‘围绕家具移动’。电视改变了竞选活动，这在上世纪60年代变得十分清楚；但它如何改变胜利者的行为习惯还不是很清楚。后者是一个问题，其被撒切尔夫人的新闻大臣贝罗得·英汉姆新颖的行动具体化了。在撒切尔夫人的鼓励下，在一个迄今没引起注意的工作中，随着关于他的职责的适宜度的混乱，他的确立和日益的突出使他倍受争议。但是，电视不仅仅是一种用来追逐政治目的的工具：上世纪80年代，在整个政治行为中电视是首要因素，因此像贝罗得·英汉姆之类的人不可避免。关于他的任务的争议仅仅证明了拥宪的会议控制唐宁街新闻运作并没有进入它们的套路中，也就是说门厅记者的权利和义务或者议会报道的规则还在争论中。

从撒切尔夫人全盛期开始，新工党的媒体管理开了几个切口来防止齿轮倒转，由此提出了关于媒体管理对首相工作的本质影响的问题。但同时，随着媒体日益成为一种政府所使用的工具，人们开始将其与美国总统对媒体的使用相比较——因此，这篇文章谈到了总统，虽然它的焦点是首相。

首席执行官工作的本质

媒体管理旨在影响公众对首相或总统的工作的理解。在当前的这种形势下，首席执行官的工作被看着是一个联合体：既有正式的角色又有非正式的角色；既有社会公共机构的角色又有私人的角色；既有统治的角色又有非统治的角色。每一对都可能在彼此之间转化、也可能相互重叠。当唐宁街和白宫的新闻运作在上世纪90年代已经发展起来时，新闻运作的一般效果无疑已经在每一对中增加活动的范围和灵活性。

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角色

靠获得拥宪或法定的定义成为正式的角色。正式角色由于具有行政的、立法的和司法的特性而与其他显著不同(这在美国尤其突出)。在实际操作中，人和组织的政治行为的本质补充或者甚至取代它们，用非正式角色。非正式角色通常暗示和/或促进正式角色。^[1]因此，例如，美国总统职务名单的课本模式，这种角色排在政府(正式)、首席执行官(正式)、总司令(正式)、合法的领导(正式和非正式)、党的领导(非正式)、运营动员者(非正式)，和一个变化的非正式功能角色的名单，这取决于作者的看问题的角度和写作的时间，如精神领袖和“自由世界的领导”。大家所熟悉的被理查德·牛斯达特称为“总统的权力是劝说权力”(Neustadt 1976：78)主要阐述了剥离(或分享)权力的宪法原则。媒体管理是联合它们的一个关键的方法，以至于可帮助总统达到他的目的。

在英国，缺乏单个拥宪文件，正式法则不清晰，因此从非正式中分离出来不太容易。或许，当非正式被普遍认为是“拥宪”(如：首相必须加入下议院的惯例)时，非正式成为正式。1937年第一个定义首相政府的法令是无意义的，该法令是关于大臣的薪水问题。在常规的课本中概括了这种混乱状态，认为首相是“内阁第一人，地位与其他内阁成员相当”——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同时首相能够“描述他或她自己的工作”——这是一种很模糊的说法，无法界定其在宪法层面上需要承担什么责任。但我们可以自信地说首相组建政府。随着分散权力的建议的提出，在这个意义上首相选择内阁(正式)，是立法的领导，也是党的领导(非正式)。内阁也有正式的职责，例如为其行为承担集体责任。但是，这意味着非正式是争论的事情并且在宪法律师中是一种运用手段。因此可以看出，在英国，媒体管理的范围对首相的合法权利的认知的影响是巨大的；用正式的权力去限定程序和制度是含混的。

社会公共机构的和私人的角色

这种区别把抽象和团体从私人和个体中分离出来。在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总统是一个团体的“总统职位”：正式的、聚集的大实体，在这实体中，总统是象征意义的头领，尽管在他的名下公然地进行完全忽略细节的行动。也就是说，当被完全限制时，对于整个白宫的职员来说，“总统”是一种同样能被议论的制度。但有一些总统——“总统先生”——这些例外的人，如：在伍德洛·威尔逊的成就之后，还有在里根离任的时期，他们所作所为被完全理解。最后，对于比尔·克林顿来说，不但是一位个人总统，而且是位在职者。

类似的区别也能从首相身上得出。他们没有那么尖锐，因为总统是正式的独一的首席执行官，而团体的首相职位同集体的内阁相融合。但是团体的首相职位，包括各种各样与唐宁街有着联系的办公室。新闻办公室是其中较大的一家，大约有15个职员。同样地，尽管唐宁街最大的办公室(实际上并不在10号)是内阁办公室，它服务于首相和内阁集体。但当新闻报道指出：“白宫已经决定”或“唐宁街已经宣布”时，我们知道总统或首相有些事情将去做。

在各种首相和总统的说法中作出区分的要点可能是：通过媒体管理将它们与特色的问题与事件相联系。在水门事件丑闻期间，理查德·尼克松竭力把他的欺骗和不合法描述成为拥宪的总统职务的问题，而不是他自己的私事。(Dunn 1975：292；Seymour－Ure 1982：Ch.2)。在莫妮卡·莱温斯基的申诉中，克林顿的最初计划是尽力使美国人民相信任何暧昧关系都是偶然的，要相信“比尔·克林顿”，更要相信这件事根本不会涉及到正式的或拥宪的总统。而当劳工党被揭发出曾接受来自一级方程式赛车的老板们至少一百万英镑的赞助时，托尼·布莱尔更是摆出了一副“什么？是我吗？”的无辜面孔。这些商人差点儿因为香烟广告赞助被禁止而损失惨重，但后来，禁止就被取消了。布莱尔在电视采访中否认自己和这件事情有关系，并宣布把支票退回去。

控制和非控制的角色

先前的两个区别也在平衡首席执行官控制与非控制的角色方面具有意义。区别的重点是靠新闻管理调和两者间的范围。经过一个稍长的时期(一般来说十年)，在职者提高和降低公众的期待(关于是否某一项行为最终是控制角色的一部分)，或许是可能的。例如，撒切尔夫人成功地颠覆了关于政府角色的假设，不仅仅在于如电力供应业和监狱服务等服务业的所有权。

而且，经过短期的累积后，影响的潮流将是另一方面并在一个更小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媒体管理将在首席执行官的控制角色中使非控制角色变成有利条件。例如，里根在他的总统生涯早期，在华盛顿被刺后，作为一位病人，躺在担架上创作了一系列隽语，在全世界广为传播，这件事突出了具有勇气和冷静的合乎民意的总统人格。^[2]

夫妻和父母形象是重要的非控制角色。显然，它们潜在地与控制能力如精神领导相连。肯尼迪的家庭生活——可爱的小孩，漂亮的妻子，好的品位，爱好足球——是肯尼迪魅力中本质的一部分(虽然并不真实)。他与艾森豪威尔任期内对二战的回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希拉里·克林顿在关于管理的健康保护计划方面表现出了太明显的控制欲望。她的介入引起了一些愤恨，这可能导致了该计划的失败。夫妻和父母形象作为一种象征的角色或许更成功。唐宁街和白宫的孩子们被成功地保护起来，远离媒体的宣传，因为这是他们生活简单的事实，再加上偶然的照相机会，这一切很有效。必然的结果是偶然的不便。布莱尔政府的学校政策很不对称，在政府筹备期，他和他的妻子发表声明，送他们的儿子去工党通常反对的学校上学。

其他一些非控制角色不时地进入控制角色中，包括宗教和职业。布莱尔的宗教信仰是一个潜在的争论焦点。新闻记者发现他私下亲自参加罗马天主教威斯敏特斯特大教堂的弥撒，他的妻子也是天主教徒，他的儿子在天主教学校上学。当然，天主教的教义是有名的政治荨麻，肯尼迪在他走向白宫的路上也不得不抓紧它。职业的角色通常应用于展示一个首席执行官的管理能力。克林顿不得不淡化他以前的学生形象，并否认自己曾躲避征兵和抽烟酗酒。卡特表明自己仅仅是一位单纯的种花生的农夫，而不是一个农业商人。艾森豪威尔和科林·鲍威尔将军被看作是为了两大党的利益，把总统的物质资源完全放在了军事方面。

最后，人们可能提到与英格兰阶级有关的非控制角色——著名的上流社会和教育中控制的潜能。历史上，旧式学校情结显示出了强有力的控制能力的信息。新闻记者仍然老套地计算在保守党内阁中老伊顿学校毕业生的人数和在历届内阁中牛津毕业生的人数。毕业于公立学校牛津大学，曾经做过律师的布莱尔首相的副手约翰·普雷斯科特曾经在大西洋彼岸当管家，这些或许有利于布莱尔。这种区别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首相与新闻记者关系的好坏。丘吉尔、艾顿、迈克米兰和道格拉斯·霍蒙均感到同报纸所有者和老练的通讯记者打交道比与平凡的政治记者打交道更快乐。值得注意的是，威尔逊同政治记者之间有更多的冲突。

媒体管理：通常的影响

在得出关于媒体管理对总统和首相的本质影响的试探性结论之前，两个重大的(或许明显的)观点需要强调。首先，电子技术使首席执行官同公众的联系的场所范围几乎是无限的。在任何地点首席执行官做任何事不得不考虑这种联系意味着什么。过去，一些政治制度首先是为了公众的联系。美国众议员的集会和竞选活动因此是现代社会第一个为了媒体的需要而作调整的制度。相反，内阁和总统执行决议的过程是最隐蔽的。^[3]在唐宁街和白宫没有公众的走廊；事实上，每一部分仍是真正的“私密的房子”。大多数同首相的新闻部长有联系的媒体仍然发生在威斯敏斯特，而不在唐宁街，仅仅在最近一、两年才在唐宁街建造了一间简单的房子。直到那时，新闻部长才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给新闻记者作简要介绍。同样地在白宫，直到二战后，这种部署才正式起来。

强调的第二点是关于英国政治家对现代化技术的全面使用。如复杂的投票、目标群体、计算机的数据库、垃圾邮件和现在的网络——所有的这些加起来在美国文学中被称为“新媒体”。这些普及了“永久的运动”的理念。他们把胜利的办公技术带进了政府活动本身。在美国和英国之间，这种意义对于英国来说更重大更贴切。曾经在政府部门内，党组织对于首相的新闻运作几乎一筹莫展。定位无法抗拒地朝向政府的需要和政府服务部门。新闻部门的职位被政府公务员占据不同的信息官员等级(一般不包括财政部和外交部)。即使部长们没有被他们的政府公务员“俘虏”，党的联系机制仍然集中在当地的选举与被选举、调查研究、每年党的会议和准备下一届选举上。同时，部门的信息办公室是慎重的无党派性的。布莱尔政府广泛的和有力的媒体运作把舒适的安排放在了压力之下。存在关于政府信息服务“政治化”和上级官员被党派的部长特别顾问所取代的抱怨。^[4]这一切激起了一个有争议的调查询问，由在众议院的公共管理方面的特别委员会展开(1998)。存在着这种可能，把工党与唐宁街联系工作联系起来形成更紧密的制度，而不是在任何以前的政府统治下，把党派行为渗透到白厅里。

这些发展的最大的影响——从电视的入侵到布莱尔政府媒体的优先权——是首相和总统必须制度化地，渐进地花更多的资源和时间在联系工作方面。不但在唐宁街和华盛顿，而且在渥太华和堪培拉的威斯敏斯特这一点是被历史分析所肯定的(Seymour－Ure 1991)。所有这些国家的第一步，在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不同时期，是为总统/首相任命一位总的部长。他的作用包括初期的新闻界关系(写新闻发言稿，为演讲作复印件)。这种联系的角色后来逐渐成为制度化的，职业的和各式各样的。任命独立的新闻部长和他的助手，配合政府，简洁的房间和小型的官僚机构。由于电视的入侵和国际高级会议的增长，重点转移了，新闻部长被“联系局长”取代或成为其附属物。

这个帝国增长包括广播电视的繁荣，新闻摘要(现在称为“媒体监测器”)，执行者配偶的媒体关系，媒体之前的外埠早前的工作达到了顶峰。在到达一个更大的政治的卷入之后，正如政治家逐渐意识到的首席执行官工作的实质，例如，特殊政策的成就，通常与对其的宣传密切相关。首席执行官们开始思考媒体战略问题，或许部长同僚都有责任——尤其是共同整顿。最后，车轮完全运转起来，如果首席执行官感到他们的公众联系有如此的政治优势以至他们必须自己掌控。因此不必惊讶发现克林顿白宫1997年的职员名单包括至少107名职员从事联系工作。他们把有兴趣的群体、党派、媒介及平民与撰稿人和庞大的为总统私人仪表服务的后勤团队联系起来。希拉里·克林顿和副总统也有他们自己的职员(资本来源1997)。更多的联系专家隐藏在白宫政府里，如国家安全议会；而其他一些如民意调查者，则是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从外界聘请的。

首相逐渐成为媒介和传播的管理者和战略家。托尼·布莱尔比他的前任走得更远。他至少对涉及所追随的政党的运作是负责的。中心是唐宁街新闻办公室。该中心严格作为一个整体为内阁工作并因此分享首相在内阁中的模糊位置。首席新闻部长阿拉斯德·坎贝尔，是首相的发言人、代表、管理者和建议者。首相的小的私人办公室的职责在于首相的政策陈述必须由该办公室来解释。布莱尔的一项创新是战略联系组织。给坎贝尔的报告原则上有6个职员。它的工作是“拉拢在一起并同部门分担政府的重要政策议题和信息”(特别委员会，1998：xiii)。很明显，它的含义是不清楚的，特别委员会指出它的任务要解释得更详细一些。另一项创新是媒体监管组织，直接反映了收音机和电视服务业的成长。这为各政府部门和唐宁街提供了一个日夜的服务，当新闻故事发生时摇旗呐喊。这一切依靠的是一套新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叫做“记事册”，它掌握了即将到来的有价值的新闻事件的名单(例如部长的会晤和访问)、关键部门的信息和议题，以及部长的演说(特别委员会，1998：107)。

生活就是会议，就像显示器一样，坎贝尔主持每周的部门信息首脑例会(形成于数十年以前)。这和立即的调和的问题一起易于被吸引住，尽管打算靠战略上的思考得到它。更重要的是每天的早间会议，最开始由彼得·曼德尔森主持，1998年7月改组后，由杰克·坎宁安(Jack Cunningham)主持。他的后任是联络和媒体关系事实上的部长。委员会遵循了迈克尔·赤塞尔廷(Michael Heseltine)(时任梅杰政府副首相)主持的模式。它使“关键人物”(内阁办公室的术语)结合在一起，包括唐宁街10号(包括坎贝尔)，财政部，FCO，首相办公室代表，内阁办公室工党以及首要的总干事办公室。(特别委员会，1998：31)它因此连接了(并不需要融合)政党和政府人员和优势。最后，坎贝尔自己继续一天两次地收集会客厅简报的传统，对此他也作了一些小的但有意义的改变。首先，他把它们录下来并在白厅复制分发，其次，记录简报——这或多或少成为约翰·梅杰(John Major)之下非办公室的原则——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是“首相办公室发言人”。作为办事原则，他果断地改正大家一致同意的缺陷。(特别委员会1998：Xvii)

在新工党进入政府之前，一些发展被规划、实施。事实上，最容易涉及的两个人是布莱尔的亲信梅德尔森和坎贝尔。这反映出他们对于新政府的重要性。^[5]但是问题是布莱尔他自己直接介入多少。放在他的亲信身上的信任越多，一个人能争辩的也就越少。他自己需要考虑联络战略和管理。和制度不一样，对于首席执行官的个性，最好的假设或许是他们可以——但不是必须——花逐渐多的资源和时间在联络工作上。

一方面，无疑首席执行官必须花更多的时间。他们的第三个联络角色是执行者。事实上，媒体执行已经成为一项非常费时的工作。解释这个的一种方法是，早一点为总统做，区分特有的联系活动，否则这些活动不能发生(如新闻会议或电视访谈)预定的活动可能被媒体的报道改变得更好(如参观工厂)。在1993年白宫记录的克林顿公共联系的事件超过436件，仅仅只有35件(8%)发生在专为公共传播的场所。例如白宫简报房间。更让人惊奇的是，仅有3件发生在广播工作室，然而436件全都在电视中播放。甚至当做某些“私事”时，总统也是公众的表演者。^[6]事实就是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成为公共传播地点。这一点对于托尼·布莱尔说也是一样的，主要的不同点是自从1989年面对电视镜头以来，首相总是在立法机关表演。

从这一点看，至少一些增加的公众表演除了适合媒体外，并不是一个绝对水平的增长。性质变化的程度需要新的技巧，这可能被艾森豪威尔或丘吉尔轻视，但现在它已成为基本政治工具的一部分。因此，首席执行官必须花更多的时间考虑公众表演，但他们对于相应地花费更多时间的工作的需要也不是被迫的。也就是说，事实上40年前就在进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位新闻记者回忆史蒂芬·艾里，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的新闻部长，说：“整个管理是一个公共关系的努力。的。”如此的评价也被用于尼克松管理，特别是罗兰得·里根。^[7]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新闻部长们和忙碌的博士们的卓越工作更多地呈现在了人们面前。

总的来说，首相和总统(不包括他们的职员)面对电视的公众表现绝对是更积极的。这种说法似乎是公平的。总统和首相可能(或许有这样的倾向)比他们的前任授予媒体中的和为了媒体的表演更高的特权——除了他们中一部分人不这样做外。布莱尔就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他被证明他的名字非常频繁也在鬼怪报纸文章中出现，但一个接班人或许不会这样做。总体上布莱尔比约翰·梅杰给予表演更多的特权——但梅杰或许比撒切尔夫人所给的特权又要少。和媒体有关的机构的规模不可能缩小。工作能够委派，但首席执行官不能失职，从管理的意义和出事故的后果可能比早期更严重的意义上——最终在投票箱里。政党管理使首席干事偶尔可能出席内阁会议。今天媒体管理意味着阿拉斯泰尔·坎贝尔也能进内阁。^[8]

媒体管理和首席执行官的角色

通过前面所分析的三个首席执行官的角色，也能估计出媒体管理的影响。首先，现代媒体管理改变了相对于非正式角色的正式角色。例如，公布内阁决定的方法，修改了集体责任的正式声明，削弱了集体的部长的加入和同意的神化。约翰·梅杰首先授权公布内阁委员系统的名字和成员，这事对于内阁事务的多数派来说是有效的决定。布莱尔的不同的贡献，同样不可能转变，是在同志和非同志角色间模糊了正式的差别。这种变化在坎贝尔自己的位置中也起到了榜样作用。他正是一位“专业建议者”，这表示了政党的政治状态——然而议会颁布合法的决议，允许他［和布莱尔的首席职员，乔纳森·鲍威尔(Jonathan Powell)］掌管突出的公共服务业，以至于他能执行他的工作的管理部分。

第二，沿着同样的思路，媒体管理趋向于个人习惯的角色。现代媒体运用压力使之个性化。他们击碎了公共服务业的默默无闻，帮助推翻了内阁作为一个集体的外表。不但伯纳德·英汉姆健壮的外型变得出名，而且他的部长行为也倍受批评——换句话说，他运用他与撒切尔夫人的亲密关系影响、模糊了她对于人民和政策的思考。阿拉斯泰尔·坎贝尔在他接管办公室时也享受如此的亲密关系，部长的处理感到惊讶。^[9]

第三，媒体管理趋向于模糊控制的和非控制的角色。三种类型的变化，可能是首席执行官最为关心的问题。这与他们的个人形象——他们的身份——和他们寻求选举和管理上优势的现实联系得如此直接。

其本质是公众—私人的尺寸。尽管在首席执行官周围组织一个保护隐私的区域，但媒体管理趋于消除公众和私人之间的差别。另一种方法可能是媒体为个人设定特定的公众形象。节假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世纪90年代，首相必须在城堡中度假，被石头或不知晓的公众围墙保护。但是他们所看的书，所玩的游戏，所邀请的客人，越过围墙广为传播。看见公众—私人的尺寸如何持续是困难的。在华盛顿，它的消除随着斯塔尔(Starr)出版关于克林顿的行为报告而得以完成。权力的分离逻辑，经过特别的检查官装置，不但让总统变得与普通人无异，而且需要展示他的性生活的亲密细节。

媒体管理的一个更重要的影响或许是扩展“象征意义的首相职位”的潜能。举例来说，总统作为国家元首，是建造他们工作描述的象征角色。首相并不这样。在象征中的交流和作为一个象征性的交流之间需要有一个区别。政治家们也总是在象征中交流。在电子时代如果有任何新的象征中的交流，它都可以假设为更大范围内存在视觉符号的结果——服装或随身用品，发型，肢体语言和适当的有意义的位置。但是，除了1940年的温斯顿·丘吉尔，或许还有“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英国首相例行公事地开始作为一种符号去交流。现实中对于个性化的政府，公众—私人的差别，作为表演者的首相，有几个范围和联系。显然，可以认为，“纺织”的发展的一个解释是故意给一个更直接的意思，而不是模糊交流这种类型的符号。

随着媒体管理特权的增加，首席执行官的新闻运作同他们的媒体委托人将不平衡的严重性也将增加。^[10]

首席执行官和媒体组织的利益是不同一的，而且它们的交互作用是一个一方对另一方的反应的产物(管理职责和组织；媒体所有权和技术等)。因此控制和满意的平衡从一方倾斜到另一方。经过一段时期，首席执行官逐渐明白他们自己是不负责任、居心不良或无能的媒体的牺牲品；而媒体也明白他们自己被愤世嫉俗的新闻管理者打击和操纵。报告充满了相互厮打的痕迹。^[11]

原则上，落后的时期是可能的。自1997年以来2至3年的时间内，英国的普选是一个当代优秀的例子。约翰·梅杰的最后一任新闻发言人是一个喜欢职业化的城市服务业情报官员，他早前是一位唐宁街代理人，而且非常优秀。政治上的责任给了副总统迈克·汉斯廷，首相职位中梅杰的对手。政府从一个公共关系灾难走向另一个灾难。布莱尔政府把政府带到了名声的风口浪尖，并且由于有外部的媒体管理装置，开始就被抓住了。但是它本身没有保证政府的积极的结果，没有怀疑平衡会最终再一次转变。

对于美国总统来说，这种形式是正常的。另一方面，对于首相来说是相对新鲜的。首相们可以命令众议院——历史上一个公众交流的主要平台。他们的命令可能被削弱，因为他们在自己的政党里只占微弱优势的大多数或只有很少的权力。报纸与政党的关系的传统使报纸在党派斗争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不管是在政党之间还是政党内部。因此，自100多年以前大众新闻发展以来，新闻管理就基于政治的领导。但是在最近25年，新闻与政党的关系变得更反复无常。即便是以报纸编辑的身份，得到首相的议事日程的困难已经增加，而对国会的详细报道同时减少。这一切发生在广播进入政治舞台的同时，对于首相职位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破坏稳定的因素。同时，媒体管理成为首相工作中更中心和更困难的部分。

最后一个观点引起了关于“集中”问题的争论。现代媒体管理为议题“总统和首相的工作描述是收敛的”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个主张既包括工作本身部分，又包括风格——首席执行官执行工作部分。倘若它不是太过分的，那么它就是具有说服力的。^[12]竞选技巧突出首相，而不是他的同事，因此“永远的运动”把它最先带入政府。唐宁街新闻部长正式地为整个内阁服务；然而，高级特权的新闻运作越紧密地把他带入首相的核心职员圈子，他就越成为首相的自己人。由于伯纳德·英厄姆(Bernard Ingham)的职业和早期的坎贝尔表明的，他不可避免地成为管理内阁同事的工具，只需要保护首相议事日程的安全。在布莱尔下面，整个联络机构不论旧的还是新的，都前所未有地集中在唐宁街(例如政府情报服务部门的首脑进入了内阁办公室)。

再说，首相扩大范围把他自己加到特别的观点上或从特别的观点中脱身(北爱尔兰；经济政策，古怪的低级庸俗的污点)是总统的特色。“随着公众走”，一个柯奈尔修饰总统职位的短语(Kernell，1986年)，是首相非常熟悉的战术，至少可追逐到19世纪的格莱斯顿(例如他的中洛锡安郡运动)。但是，现代联络扩大了它的范围，确保赋予首相一个“舆论动员者”的角色。一次又一次的公众表演甚至赋予首相一个准国家首脑的角色。例如，布莱尔在戴安娜王妃的葬礼上，一个对于女王和皇室家族来说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刻发表了批评意见。

最后，现代媒体把首相拖离他在下议院中的位置，拖离其他相关政党的活动，传统上这是他的权威的源泉。进入工党政府一年，发言人贝蒂·布思罗伊德(Boothroyd)抱怨下议院在向大众宣布之前先把部长的趋势告诉了摘要新闻记者。“如果要议院正确地履行它的作用，它必须首先学习政府政策的重要进展(Hansard，1998：699)。过去偶有低声抱怨，现在抱怨的力度变得更强。布莱尔掌管下的国会的第一年常常是无精打采的。布莱尔吃尽了每周例行的质问时间的苦头，但是他在下议院里是一位可怜的参与者。^[13]

这些中没有一个改变了政治地理，文化和宪法形式，这使得在美国总统职位和英国首相职位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收敛性并非被看做固定的趋势和不可逆的必然。总有一些软弱的首相，再多的媒体管理影响也不能成功地把他抬高到他的同事之上，也不能使他们成功。

让我们以一个好的总结来结束。总的来说，布莱尔掌管下的媒体管理被认为改变了形式和作了制度上的革新，合计达到了一个更远的职业化的阶段。对于首相办公室的影响是定性的——公众联络作为一种政府手段，政党管理和个人领导有上升的意义。它也是定量的，尽管被授予的管理责任，同部长的地位和所涉及的“专业建议者”有相关的增长。其他一些首相可能会做出不同的管理安排。即使这样说是明显的，但人们不应该忘记管理公众联系的过程现在保有一个成功的结果并不比过去多。首席执行官在授予联络管理更高的特权上是正确的，尤其如果政策的理念作为一种苏格拉底的观点将让位于心理映象上的操纵。但是管理不同于操纵，它顽固地留了下来。这个悖论是：联络技巧的连续精炼是不必要的，对于达到首席执行官的意愿比“留下事实让他们自己说话”更确定。例如，艾森豪威尔就想这样去做。在媒体的影响上，文学对于改变预期的个人的态度和行为仍然显得困难重重。媒体管理是必须抓住的机会。但是仍存在较大的失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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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英国枢密院衍生出了内阁，美国总统选举团可能产生不同于普选的结果，这些都是正规制度被非正取代的很好的例子。

[2]里根对冲到床边的妻子说：“亲爱的，我忘了逃跑了。”，并对正在准备给他动手术的医生说：“请告诉我你是共和党人。”白宫发言人透露了一些这样的俏皮话。(Cannon 1997)

[3]对美国国会采取的是典型的严格意义上的研究方法，而对美国总统则注重轶事趣闻，采取的是更加灵活的研究方法。

[4]一个特别注意的对象是Charlie Whelan，Gordon的“特别顾问”/新闻秘书。Gordon Brown成功的迫使财政部退出了民政信息服务业。详见《特别委员会》(1998)。

[5]Mandelson于1998年年底从内阁辞职，原因是公众批评其未能披露自己向Geoffrey Robinson，一位部长同事借了一大笔款项。但是，10个月后，即1999年10月，Mandelson又被任命为北爱尔兰部长。

[6]这些统计数据的资料来源部经公布在1993年白宫的网站上。进一步的分析请参看Seymour－Ure(1997)。

[7]Richard Strout很早就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并被引用在了Grossman与Kumar(1981：23)中。Les Janka，一位新闻部副部长，给出了对于里根政府的典型评价：“最重要的就是公共关系。里根能当选总统并治理整个国家，主要归功于公关活动……，他首要活动就是公关活动，公关活动无所不在，贯穿始终。”(这段话在Hertsgaard 1988：6中得到了引用)。

[8]根据Campbell提供给公共管理特别委员会的信息，并不能确定他是否例行公事的参加该委员会(特别委员会1998：49)。但至少，他会以观察者的身份出席委员会。

[9]尤其是，Campbell曾经因为写信指责社会保障部部长Harrier Harman及其副部长Frank Field未经唐宁街10号许可擅自向媒体透露福利制度改革的情况而受到了人们的嘲笑(特别委员会1998：53)。

[10]这一点同样体现在了王室身上。戴安娜王妃被安葬在远郊一个公园的湖心小岛上，此举显然破坏了当地居民的平静生活。

[11]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次关于首相与报纸之间的关系的新闻调查打出了“舰队街与唐宁街之间的战争”的副标题(Margach 1978)。关于首相与电视之间的关系，请参看Michael Cockerell(1988)。

[12]较早提出首相工作总统化趋势问题的是Michael Foley(1993)。

[13]现在将与撒切尔夫人相比较为时尚早。从出席英国下议院的次数来看，撒切尔夫人曾被视为现代首相中“议会化”倾向最轻微的一位。而据《观察家》(1997年11月15日)报道，在1997年5月至11月英国下议院86次表决中布莱尔仅参加了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