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个性化建立的可能误区

3.主持人个性化建立的可能误区

（1）个性化不等同于个人化

电视节目主持人因为工作的地点——电视屏幕，因为工作的特点——出镜率高，还因为电视传媒的特性——公开亮相，因而容易成为受众关注的对象、议论的焦点，容易与文艺圈、演艺圈中的演员相提并论。

其实，主持人与演员有着根本属性上的不同。

尽管在各种传播媒介中，还没有哪一类从业人员能像电视节目主持人那样受到万众瞩目，影响力大，但主持人的根本属性是党的新闻工作者，“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公职身份’。我们出现在话筒前和屏幕上，不是一种个人行为，我们肩负着阶级的、历史的使命，是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和螺丝钉”。^[7]这样的媒体角色意识决定了主持人出现在屏幕上时，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他所属的电视台、所属的频道、所属的栏目以及他背后庞大的创作集体。

主持人在到达岗位时，在面对镜头、面对观众时，要“把他个人的生活跟外套一起挂起来，当他完成工作准备回家时再摘下来。除了自己的麻烦，还要把他们自己的倾向性、背景、政治观点和偏见一同挂起来”。^[8]我们坚守的应该是作为新闻工作者、媒体人的职业操守与“铁肩担道义”的责任心。

另外，电视之所以设置节目主持人，目的就是利用主持人作为“信息载体”的功能，从而进行有效传播。所以，主持人在镜头前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应该是为完成媒介要传播的内容、为实现信息的最优化到达而作为。所以，任何自我欣赏、自我表演的个人化展示，任何自说自话、自我呻吟的私密公开，以及追求怪异的服装、媚俗的表情，都是应该摒弃的。

而作为文艺工作者的演员，当然也有着行业的行为规范以及社会公共道德的准绳，但除了剧中角色的扮演之外，公开场合、公众视野他尽可以以个人身份出现，他可以只代表他自己。

其实观众对于演员与主持人的要求与评判尺度是不同的，他们的审美标准也是有区别的。

2003年，某电视台推出了美女主持播报气象节目，媒体的评价是“片头香艳、出镜性感、台词暧昧”，有观众则干脆称之为“色情天气预报”。

2004年底，一位内地的娱乐节目主持人“跳槽”到香港的一家卫星频道之后不久，为数众多的观众纷纷质疑其“在主持过程中不停地发嗲，有故意‘装嫩’的嫌疑”。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社会公共审美取向是不容忽视的。电视作为面向最大众化人群的公众媒体，它既担负着提升受众审美品位的责任，同时又要合乎公众认可的道德标准。

我们说，节目要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确必须拥有节目的创新意识，同时建立主持人的个性化。打出“美女牌”，出发点也许是不安于现状，以求得生存发展，但让主持人使出“色情”的招数，却大大违背了公共道德标准，更与中国国情不符。

我们说，要赢得眼球，提高收视率，媒体应该凭借节目的内容和主持人的真正实力，而不是靠噱头甚至“色情”抑或“情色”。

2004年5月，针对一些电视节目主持人以所谓“追求时尚”为由，在普通话中夹杂外文，或者模仿港台地区的表达方式、发音特点的现象，国家广电总局表示，目前正在广泛开展的广播影视“净化工程”除了对电视节目内容加强控制外，还对有极强引导性的主持人提出了要求。其中，包括主持人的语言、主持风格以及着装等。

总局要求主持人不要模仿不雅的主持风格，也不要一味追求不符合广大观众特别是未成年人审美情趣的极端个性化的主持方式，更不要为迎合少数观众的猎奇心理、畸形心态而极尽夸张怪诞的言行与表情。

在着装方面，总局负责人强调，应该充分考虑全社会特别是未成年人的审美情趣，切实做到高雅、端庄、稳重、大方，不能因过分突出个人风格而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不能为追求所谓的轰动效应而迎合低级趣味。主持人不宜穿着过分暴露和样式怪异的服装，发型也不宜古怪夸张，不宜将头发染成五颜六色。

2005年6月24日，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播音主持委员会正式成立。7月19日，播音主持委员会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办了“珍惜受众信任，树立健康形象”的主题座谈会。朱军、崔永元、李咏、施翌等众多电视台及电台的名嘴就“综艺、娱乐节目的低俗化倾向”展开了严肃的讨论。会议向全国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发出了倡议。《倡议书》称，主持人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增强社会责任感。同时要珍惜受众信任，认清自身定位和岗位责任，珍惜信任和声誉。要尊重受众、尊重他人、尊重同行，反对自我膨胀、自我吹嘘，努力做广大受众的朋友和知音。此外，《倡议》还要求主持人要展示健康形象。《倡议》说，主持人主持节目要大方得体、用语纯洁规范，杜绝低俗、媚俗、颓废、宿命、无聊的内容，拒绝粗话脏话、庸俗调侃、打情骂俏、奇装异服、怪异造型。就在这次座谈会上，还颁布了《广播电视综艺、娱乐节目播音主持自律公约》，公约就主持人的使命、品位、形体、语言等方面做了严格的规定。

（2）个性化不等于千篇一律、一成不变

从心理学的角度，人们总是不会永远满足于一种内容、一种形式、一种个性风格的表现样态。一部娱乐片产生的新名词“审美疲劳”，也再次给传媒从业者敲响了警钟。

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黛安·索耶，以其热情奔放、光彩照人的外表，生气勃勃、简洁明快的播报风格以及冷静非凡、见解深刻的职业作风令数以百万计的观众被她的魅力所倾倒，从而被誉为当今美国最走红、最有发展前途的女节目主持人。

作为主持人个性综合外化的主持风格，黛安·索耶总是依据节目内容不时进行变化，“时而轻松愉快，时而庄重严肃；时而和蔼可亲，时而咄咄逼人。她认为，新闻节目主持人的播报风格不能千篇一律，而应充分展示个性”。^[9]

其实，作为一位渐已成熟或已经成形的节目主持人，他在节目中的个性化显露，他的主持风格的个性化，是贯穿在他整个的节目主持工作当中的，也是落实在他的每一期节目、每一个段落、每一次出镜上的，因此个性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特征。

然而，如同总的基调里也会有不同色彩的变奏一样，在稳定性上又有着个性化多样性的特征。应当鼓励主持人面对不同的内容、不同的观众、不同的嘉宾时，具备不同的言语表达样式，应当鼓励主持人面对不同的创作环境，不同的时间、地点、时代背景而拥有不同的外在造型。

《面对面》是中央电视台2003年1月推出的新闻人物访谈栏目，因为坚信“新闻是由人来构成和推动的，人永远是新闻的主体”，该栏目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要“用‘人’来解读新闻，见证历史”。为此，《面对面》将新闻漩涡中的核心人物作为主攻目标，由记者王志与新闻事件的当事人、知情者“面对面”，“在探询中交流，在交流中求证，在求证中解读”，为观众解开“他们想知道什么，做了什么，为什么”的谜底。

现在，王志的“质疑式”提问方式是《面对面》栏目的标识性元素之一，也成为王志主持风格个性化的常规体现。然而，“《面对面》的采访对象都是新闻事件的当事人、新闻漩涡中的核心人物，这就决定了对话者的身份、职业、年龄、经历必定有着较大的差异。他们当中既有‘传媒大鳄’默多克、淮河抗洪总指挥王金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也有中国载人航天首飞梯队的翟志刚和聂海胜、救助艾滋孤儿的七旬老人高耀洁，还有出版了两本魔幻小说的9岁男孩边金阳、刻苦自学获得北大本科文凭的清华大学厨师张立勇等”^[10]。于是，在面对面的交流之中，“质疑”依旧是王志采访的总的基调，但他同时又根据不同身份、不同职业、不同的被采访人进行适当、适宜、适度的调整，包括提问的疏密程度和非语言符号使用上的微调。比如“非典”时期采访北大人民医院院长吕厚山。当时人民医院被整体隔离，吕厚山承受了来自多方面的压力。面对记者，他有许多话要倾吐，谈到动情处，眼含泪水。在与吕厚山的对话中，王志往往是用一个问题引出对方的一段回答，给对方足够的时间来表达情感，而不是高密度地频频发问。然而，采访年近9岁的小作家边金阳时就不同了，王志在采访中较好地把握了小孩子活泼好动、思维跳跃的特点，提问速度大大提高，几乎都是三、五个字的小问题，边金阳的回答也不过数个字。

问：这本书一共写了多长时间呢？

答：两个月，基本都是寒假、暑假，天天在写。

问：那你怎么坐得住呢？

答：就这么坐就坐得住了。

问：那么有趣吗？

答：有趣啊，多好玩。

问：怎么好玩？

答：感觉我写的东西特别好玩，边写边乐。^[11]

这种提问方式的微调符合采访对象的年龄特征，真实自然，富有个性。

而包括服饰、发型、配饰等在内的主持人外在形象的构成，同样也需要避开受众的“审美疲劳”。当然不要求“日新月异”，但在保有基本风格特色的基础上，也应该给予恰当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