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中国智慧之本，开人类文明之新

二　返中国智慧之本，开人类文明之新

教育学术变革的根本在于世界观变革。梁漱溟一贯主张，只有在深刻认识老中国的基础上，才能成功建设新中国。《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就是这一思想学术主张的结晶。

梁漱溟首先指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理：一是物理，一是情理。理智源于人身，理性源于人心；理智是人的生活方法，是工具，是手段，理性是人的生命本体，是主宰，是人类特征；西方文化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国文化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所以西方文化成就的是民主与科学，中国文化成就的是伦理道德。

他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会长于理性，孔子起了关键作用。他援引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所言：“孔子一身直为中国政教之原；中国历史，孔子一人之历史而已”，并赞许柳诒徵的著名论断：“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孔子之前数千年的文化赖孔子而传，孔子之后数千年的文化赖孔子而开。”（《中国文化史》）梁漱溟认为，之所以说孔子开了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就是因为“二千五百年来中国文化是不以环绕着某一宗教为中心而发展的，寻其所从来者盖甚早甚早，而其局面之得以开展稳定则在孔子。”或者换句话说：“一贯好讲情理，富有理性色彩的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端由孔子奠其基础。”

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非宗教性的中国文化，使中国人民养成了好讲情理的民风，以及融通调和的人生态度。前者使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避免了琐碎迷信尤其是外来宗教的威胁，后者有利于汉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交往与融合。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中国文化，是在日常行事、自处待人之间启发人的情理自觉，以人的理性来领导人，达到自律自觉，从而使中国人形成了宽宏和厚、善能容物的性格。中国社会组织建筑在伦理情义连锁的关系之上，伦理关系包涵着所有相遇之人在内，彼此间以相与之情代替相对之势。数千年来除战国时代有富国强兵的思想外，人们总是希望天下太平，天下没有边界，国与国之间通而不隔。这也是古代经济虽然非常落后，交通不便之极，但文化却高度统一，政治亦以统一为常的根本原因。其结果，中国的民族单位得到扩大，民族历史也因此得以延续久长；民族历史得以延续久长，反过来又促进了民族单位的日益扩大，“两面互为因果，卒有今天的局面”，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惟一一个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

梁漱溟正确地驳斥孔子护卫奴隶制之说为不合事实，其说拘泥于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说，而不知中国社会属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例外，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所谓奴隶制发展阶段。既然没有奴隶制，孔子护卫奴隶制就无从说起。梁漱溟指出，“克己复礼”是孔子答颜渊问仁所说的话，颜渊问仁，乃就个人自己生活修养而问，不涉及社会制度。把“复礼”解释为要复周代之礼，全然不对。

同理，诬孔子为封建统治的工具，亦属大错。梁漱溟同样驳斥了指责孔孟之道为统治阶级用以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之说：孔孟之根本学问在于树立全社会的道德标准，孔孟主张人的心思气力应用在自己一面，而非向外用力，以对付他人。向内用力，亦叫修身或修己。修身或修己的含义，包括立身行己和处世待人两个方面，立身行己一面，要求精神收敛集中在自家身上，由此进入儒家的根本学问——“慎独”；处世待人一面，亦非向外用力，而是反求诸己。无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必须以道德规范自己的行为。由此可见，孔孟之道不合于一般阶级社会内居于统治地位阶级的通例。

梁漱溟此文最精彩处，在于他对历来遭受批判的“三纲五常”所做的正确辩护：“三纲五常”对维护中国两千年的社会秩序，让人们从事生产和生活起过重大的作用。中华民族生命之无比绵长，中华民族单位之无比扩大，“三纲五常”未尝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甚至可以说“有赖于此”。他认为，任何事物其中包括社会礼俗在内，总为人们所需要而后才能存在。“三纲五常”不仅存在了，而且存在了两千多年之久，直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才为人们所抛弃，这本身就证明它是有用的，合于社会需要。因此对三纲五常不能一概否定……他认为孔子和孟子都是理性主义者，中国几千年来实受孔孟理性主义之赐，不过后来把孔孟生动的理性，活泼的情理僵化了，使得忠孝贞节泥于形式，寝失原意，变成统治权威的工具，从而就成了毒品而害人。“三纲五常”所以被诅咒为吃人礼教，要即在此。所以吃人的礼教与孔孟之道不能划等号。“如其孔孟之道就是吃人礼教，吃人礼教就是孔孟之道，则数千年来中国人早就被吃光死光，又岂能有民族生命无比绵长，民族单位无比扩大之今日？”

活泼的情理所以僵化的原因，是它的礼俗化。他指出，当一种情理（例如忠或孝）被看成是有用的好东西，群求其通而成为风尚时，由风尚便成了必须资藉的方法工具。它总有某种程度的固定性和形式化乃便于依据循从。而固定性和形式化也就意味着僵化的开始。礼俗形成之初，活气未大失还是好的，天长日久，惰性加重，便成积重难返之势，乃至大背人情，大背情理。这是社会文化老衰之病，任何个人或学说难负其责。现代人的责任就是赋予礼俗化的传统以新的生机与活力。

1975年7月，梁漱溟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他半个世纪前即开始构思的最后一部代表作《人心与人生》。在这部总结性的巨著中，梁漱溟首先确立了人心是“宇宙生命本原的最大透露”，这种每个人心中“内蕴的自觉”，恒冲破人身本能的自私冲动，而成为“宇宙大生命”不计利害、廓然向上奋进之顶峰。梁漱溟所谓“人心”，正是孟子所谓良知，王阳明所谓“乾坤万有之基”，若人无此心，则等同禽兽也：熊十力曾当面驳斥冯友兰“良知是一假设”之说，实捍卫纯正儒家与中华民族之根本道德信念也。

人之本能与禽兽同，不过自我图存与种族繁衍之冲动也，简称“食色”；一切权力物欲，不过围绕此二者而来，沉湎于此二者，遂使人生落于盲目与机械。为满足这一物质本能，人类凭借理智作用，遂发展出种种物质文明，这种文明因近代工业革命而在西方社会首先登峰造极；然人心尚有物欲之上之更高追求，此追求一般儒家称为“道德”或“精神”，梁漱溟称为“理性”，此一道德精神或理性，依宇宙生命之本性，奋进向上，超脱利害得失，最终与圆满清净之宇宙本体合一。人生因此脱离物质迷暗，进于光明境界。

《人心与人生》可谓浓缩儒家一贯宗旨：人心自觉其善性，则人生光明美丽；人心若自失其善性，则人生黑暗丑陋。梁漱溟的这一巨著完成于1975年，1984年才自费出版，当时中国社会已开始进入剧烈商业化的价值失范期，一代圣哲的巨著竟然靠自费出版，中国文化界的状况可想而知。急功近利的社会，时时刻刻印证着被它冷落忽视的圣哲所谆谆教诲的真理：“无我为大，有本不穷”；“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梁漱溟修身箴言）

余1982年大学毕业，供职于一家直辖市政府机关报，目睹当时社会种种弊病，以为制度变革就可纠正；待亲身经历20年间种种深刻的制度变革，乃知人世一切制度的最深根源，不在制度，乃在人心。由此乃知儒家教化，不仅是中国社会长治久安之道，更是今日世界沉迷物欲不可持久之种种危机的根本解药。

今日世界迫在眉睫的根本变革之一步，在于把目前应试教育死局中的中小学教育和偏重知识技能传授的大学教育，彻底改变为人格教育与知识教育高度一体化的、传道授业并行的新教育，彻底打破德育偏重说教的僵化模式，从丰富的自然知识与人文知识中开掘出亲切感人的道德资源，以儒家思想贯通全部教育活动，培养有廉耻、有社会责任感的有德君子与青年才俊，使之成为各行各业之中坚，以此带动社会风气的转变、政治经济秩序的确立与良性运行、中国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与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

与此同时，学术体制与新闻出版等传播体制也需要同步进行彻底变革：衡量教师的标准，不应当是升学率或发表论文、主持科研项目的目数，而是这个教师敬业精神、教学科研水平以及在启发学生的道德自觉、知识渴求、思维创新的综合能力上所作出的实际贡献。衡量出版物的标准，不仅仅是其印数或发行状况，更应当是看其科学信息与人文信息的含量与水平。

负责评价规划上述内容的机构，不能仅仅是主管教育学术新闻出版的行政机关，而应当还包括具有独立地位与良好声誉的专门机构以及民间机构。中国教育学术新闻出版等领域必须全面开放，推动公平竞争，让好的教师、学者、艺术家、出版家真正成为各级教育、科研、传媒机制珍视的财富。政府应当大力支持高雅的文化事业，立法规定各商业化媒体必须承担的普及高雅文化的责任，使新闻、出版、文化娱乐事业真正成为提升人民大众的文化趣味与精神境界的良媒。

【注释】

[1]新华社记者朱冬菊、刘铮所写特稿《“花朵”为何成“荆棘”》，《今晚报》2002年12月5日第1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