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媒体传播声像产品释译者

三　心理定位基点之三：跨文化媒体传播声像产品释译者

论及“释译（Interpretation）”，就涉及到对没有译者的翻译、解释而无法明了、理解的那些外来信息中所涵盖的文化概念与价值观理念等因素的再处理方式及方法。虽然英语为非母语的“英语节目主持人”不是人们所熟悉的意义上的“翻译”，但是，在他们对外来信息或媒体产品进行再加工时，就已经行使了翻译人员的职能，毕竟使得他们的工作得以进行与完成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他们自身必须明了和理解即将被加工的媒体传播产品所涵盖的内容的方方面面。尤其是那些“非硬新闻”涵盖的内容充满了其所承载的只属于那一文化的符号化概念、价值观及世界观。当然，对于外来媒体传播产品的再加工目的是让“英语节目主持人”之“本土文化”内的受众来接受和理解。所以，他们在再加工操作过程中的释译部分，实际上是以其“本土文化概念”为基本出发点来进行的。

如此这般，就涉及到释译的准确度问题及是否存在歪曲真相的争论了。尽管这是一个难点，笔者在此愿做尝试性的探讨。虽然这一部分极具重要性，限于篇幅，笔者只聚焦于“真相与情境说”，因为不论是外来的，还是从本土输出的媒体传播声像产品都是在某一文化情境里制作完成的。

所谓“情境”（Contexualization）是指某一事件发生时所处的背景、环境，即，围绕其自身的来龙去脉。按照这一定义来联系和理解“真相”的定位，就凸显了英语为非母语的“英语节目主持人”必须具有身体力行的跨文化生活经历和知识的重要性。只有具有了敏锐的“真相”与“情境”的紧密关系的职业意识，才有可能当外来的媒体产品承载着某一文化的特定情境而出现在他们面前时，去恰如其分地理解这一媒体传播声像产品涵盖的内容。而达到这一境界的最重要切入点就是“一针见血”地明了其所承载和所要表现的实质是什么。而这一实质被依托而出的背景、环境是否是现实的再现、抑或是为了推销媒体传播产品（文化概念）而精心编造的虚假背景与环境？这就涉及到了“真相与情境说”的讨论。

论及“真相与情境”，笔者认为最有必要提及的就是德国哲学家加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其研究定位于《哲学诠释学》（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他的研究结论对于本文在此的探讨“真相与情境”一题，可以从这样几点来联系。

第一，真相索取与具体主题。

加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指出（Wachterhauser，B.，1994），由于我们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强调规范化的理性，从而，使得我们的思维方式接受所谓的结论，即：合理的主题是高于那些情境的存在。这是一种误导，因为“我们不可能发现如此不依情境而存在的主题”（第6页）。

由此可见，在庞大的媒体传播信息流里的每一条信息，都是产生于相应的“情境”的。没有了信息可以依托的“情境”，就没有寻求“真相“的背景，也就对“真相”无从说起了。

因此，对于英语为非母语的“英语节目主持人”而言，在对外来信息进行再加工时的第一步就是凸显这一信息所依托的情境，只有将这一情境的内涵及外延通过对其所处的文化背景进行分析与抽离，方可看清被这一情境所包裹的信息具体负载的文化概念与传播动机。这也可以说，是“英语节目主持人”在心理定位的同时而达到具体的工作行为趋向的第一步，即：跨文化媒体传播声像产品的释译者。

第二，真相索取与具体境遇。

此处，相对于由文化概念、价值观及意识形态等软性因素建构的“情境”而言，“境遇”所涵盖的内容就更为具体化了，比如信息产生于某一具体的地点、具体的事件牵连人，以及具体的情节等等。加达默尔（Georg Gadamer，H-G.，同上）在论及“真相”与“境遇”的关系时着重指出，将真相与具体境遇相联系虽然有其逻辑性，但是，这一思维方式仍是受传统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而形成的惯性思维的产物。因为，在具体的境遇里存在着不同的个体或社会团体，而这些个体或社会团体又具有只属于他们的、存在着潜在差异的“情境”和“境遇”。

如此一来，对于“英语节目主持人”的职业心理定位而言，就要考虑到“情境”和“境遇”的相互关系问题。这就涉及到一个宏观与微观的关系问题。

第三，宏观、微观方面的分析。

从宏观方面而言“境遇”是被“情境”所包含其内的，也就是说，特定的“情境”对形成具体的“境遇”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举例来说，我们不可能想象美国社会在19世纪的中叶的社会情境会产生中国同一时期的女性裹脚的具体“境遇”的。基于这样的理解，“英语节目主持人”在分析外来媒体传播的声像产品时，就可以明了：要剖析具体事件或信息的真实负载，就要首先分析其宏观背景——“情境”。

从微观方面分析，虽然“情境”涵盖了“境遇”，但是，“境遇”本身作为微观的存在也有其“小生境”。这一“小生境”就是也具有只属于它的“情境”。比如，某一文化空间中的个体，虽然从宏观来看他属于某一文化和社会，但是，他还具有只属于他的社会小团体及其家庭和社会关系网。这些因素的变化更会直接地影响个体在社会中的心理状态及行为方式。所以，英语为非母语的“英语节目主持人”在分析某一外来信息所依托的具体“境遇”时，必然是经过分析分解宏观的“情境”后而达至微观的“境遇”，到最具体的个体所依附的“小生境”的聚焦的过程的。

可见，探讨微观的“境遇”就必须联系宏观的“情境”，这样才能在诠释跨文化媒体产品时，减少误解、歪曲信息所承载的事实真相。

总之，在这一章里，笔者从三个方面试图探讨和论述英语为非母语的“英语节目主持人”这一从业集体的职业心理定位，即：

◇心理定位基点之一：跨文化媒体传播声像产品生产者

◇心理定位基点之二：跨文化媒体传播声像产品解说者

◇心理定位基点之三：跨文化媒体传播声像产品释译者

通过这样的探讨，按照心理学的理论解释，心理的定位必然影响和支配行为的方式。如此推论，使得这一章不仅完成了对心理定位的探讨，同时还推导出伴随心理定位而形成的“英语节目主持人”的职业角色的定位，即：跨文化媒体传播声像产品的生产者、解说者及释译者。

然而，这三个伴随心理定位形成的角色定位还不能完全概括这一从业群体在“媒体传播全球化”下“超越国界之相互关联网”中的角色定位。

所以，笔者将在接下来的第三章里探讨和推论英语为非母语的“英语节目主持人”在“媒体传播全球化”大背景下的职业角色定位这一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