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的战略目标

第八讲　采访的战略目标

没有采访，就没有新闻发言权。

采访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发言权。

那么，我们通过调查，要取得对于什么东西的发言权呢？

事实！事实！！事实！！！

事实不会自己站出来说话，需要记者代表它发言。如果记者的发言不准确、甚至失实，读者就会站出来说话，代表事实向我们抗议。

新闻界有一句格言十分精辟：“用事实说话。”

事实胜于雄辩。只要我们真正掌握了事实，我们的发言就会理直气壮、所向披靡。

新闻事实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它往往是“半抱琵琶犹遮面”，需要经过一番采访，“千呼万唤”，才能显露出“梦啼妆泪红阑干”的真相来。

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说得好：“采访是一场探索事实真相的战斗。”

既然是一场“战斗”，我们就要首先明确采访的战略目标。

我们在上篇已经讲过，新闻所反映的事实应该具有真实性、新鲜性、变动性和传播性。在这4个特性中，对采访来说，有直接意义的是前3个特性。因为，这3个特性构成新闻事实的“生命”、“灵魂”和“脉搏”；只有把它们采访清楚了，事实的真相才能有血有肉、活灵活现地站在我们面前。俄国科学家巴甫洛夫说过，“事实就是科学家的空气。没有事实，你们永远飞腾不起来。”新闻一旦插上了事实的翅膀，就可以实现传播性，不翼而飞。

因此，采访的战略目标，就是采访真实、新鲜和变动；用真实、新鲜和变动撑起事实的翅膀，实现新闻的飞腾般传播。

一、采访真实

真实的对立面是虚假。采访的要义，就是去伪存真，把真实的东西保留下来，把虚假的东西剔除出去。

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真实，必有虚假；虚假总是要干扰真实。不要天真地以为，只要真心实意地采访真实，就可以得到真实，许多虚假是以真实的面目出现的。你真心实意，可“人家”是虚情假意，千方百计用虚假来哄你、骗你。读一读《中国农民调查》就可知道，堂堂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都被用“真实”的假象欺骗了，欺骗者就是一帮子我们的最爱讲实事求是的共产党的干部。因此，记者既要增强“友情意识”，也要树立“敌情观念”；要明白自己的角色实际上是“真实”的朋友、“虚假”的敌人。

1983年10月，一位记者来到河北省临漳县，采访党风建设方面的情况。他对县委书记蔡成功有了好感，通过与本人面谈和与干部座谈，获得了需要的素材。随后，写了《“他没沾临漳半点光”》的报道，发表在当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报道说蔡成功廉洁奉公、大办好事，“可没沾临漳半点光”。可是，到了12月22日，《人民日报》又发了一条消息，说蔡成功“包庇犯罪的儿子，陷害受害者，手段恶劣，情节严重。经邯郸地委决定，报请河北省委批准，开除其党籍；公安机关于12月18日将其依法逮捕。”时隔仅仅两个月，事实竟然相差十万八千里。显然，记者被欺骗了。

蔡成功的儿子蔡建忠依仗权势，为非作歹，是临漳县的“一霸”。他强奸幼女被捕，蔡成功想方设法进行包庇。从1982年底开始，临漳县的一些干部群众向上面检举、揭发蔡成功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包庇儿子的问题。记者采访之际，正是蔡成功焦头烂额的时候。蔡成功乘机掩饰自己，并指定县委、县政府的几个贴心干部座谈，对他进行吹捧。而记者被假象迷惑，再加上没有深入基层了解真相，结果搞了失实报道。

正如日本《朝日新闻》资深记者辰浓和男所说的，“真实，不像放在玻璃罩里那样容易观察，一目了然。真实，仿佛隐藏在砖墙后面，难以捉住它。不能天真地认为，只要转一转，就可以了解到事实真相。真正进入到大墙里面去是很不容易的。”

当然，对于具有洞察、透视能力的记者来说，虚假逃不脱他们的“火眼金睛”。在第24届汉城奥运会上，加拿大选手约翰逊夺得了男子百米决赛的第一名，以9秒79的成绩刷新了世界记录，场上千余名记者和数万名观众欢呼雀跃。约翰逊夺冠的消息很快借记者之笔传遍全球。然而，上海《新民晚报》特派记者徐世平却异常冷静，他透过约翰逊一双“醉汉的眼神”，怀疑其有再次服用兴奋剂的可能，认定背后有猫腻。于是，他跟踪追击，挖掘到约翰逊尿检的第一手资料。3天后，当大赛组委会宣布约翰逊尿检呈阳性、所创成绩无效时，徐世平立即发出了《约翰逊再次欺骗全世界》的消息，抢了个第一报道和独家新闻。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麦尔文·曼切尔说：“记者好像是一个勘探者，他要挖掘、钻探事实真相这个矿藏。”这话说得多好啊，记者的采访，就是“挖掘”、“钻探”。许多记者的采访实践的确证明，真实确实埋藏在现实生活的深处，不经过一番认真、艰苦地“挖掘”、“钻探”，就不可能将真实的“矿藏”真正地开“采”出来。采访就是“采矿”。

真实是新闻最高贵的品质，怎样才能保证采访到真实呢？可以从以下8点做起：

1.健全人格。范长江说过：“有了健全高尚的人格，才可以做新闻记者。”怎样才算有健全的人格呢？他认为“最低限度要做到”：“必须绝对忠实”。对记者来说，忠实就是忠诚老实，就是忠于真实。如果一个记者不忠实，他就必然要“忠假”。难道不是吗？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栏目记者訾北佳，诱骗他人制做“纸馅包子”，然后秘拍、虚编出电视专题片《纸做的包子》，播放后在国内外造成了多么恶劣的影响。訾北佳蓄意造假、领刑1年的教训告诉我们，不顾人格，不讲忠实，不仅搞不好新闻工作，甚至还要走上身陷囹圄的道路。

2.端正心态。做一个新闻记者，不要被“无冕之王”的头衔所冲昏头脑。记者要保持一种颗平常心，不受宠若惊，不忧谗畏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采访的最佳心态就是“三个实”：求实、核实、踏实。具体说就是：寻求新闻真实，核对新闻事实，做到心里踏实。在“三个实”中，最重要的是心里踏实：要踏实到问心无愧，要踏实到高枕无忧。如果为了出名，不择手段，弄出个假新闻，半夜敲门倍惊心，那还能睡个安稳觉吗？

3.辩证思维。片面性和绝对化是记者的“职业病”：采好不采坏，报喜不报忧；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好者好得很，坏者坏得很。因此，要治好“职业病”，就要培植辩证思维，观察事实要坚持两点论，判断真伪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下结论不要走极端。一位著名记者在《人民日报》发表报道说：“进入万荣县境，走进任何一个村子，都会看到牛马成群，圈肥高堆。”胡乔木对这位记者说：“这话说得太绝了。你也没有把每一个村子都走遍，怎么能断定‘任何一个村子’都‘牛马成群，圈肥高堆’呢？”

4.兼听则明。偏听偏信，先入为主，是新闻采访的大忌。写表扬稿，喜欢听肯定者的“溢美”，不喜欢听反对者的“亮丑”；写批评稿，愿意听批评者的“抹黑”，不愿意听被批评者的“辩白”；并且先入为主，一旦形成看法，再中肯的不同意见也听不进去。这种“一边倒”的采访，只听单方面的声音，再“深入”，再“下功夫”，也很容易出问题。“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记者下去采访，应该不带框框、两面都听，特别要听取对立面的观点，这样才能不为某一方所左右，作出正确的判断。

5.莫想当然。笔者就曾在省地报纸上读到过这样两篇报道，写的都是新闻人物的先进事迹，材料充实，主题突出，具体业绩没有什么出入。可写稿的两位通讯员未经核实，就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事迹如此先进，肯定是共产党员，并把这种想当然写进稿子。结果见报后，被报道者给报社打电话要求更正，一时弄得大家都很难堪。被报道者认为，作者有些想当然，平白给我们加上共产党员的称号，我们担当不起，不明真相的同事还以为我们哄骗记者、欺世盗名呢。

6.不可轻信。一些采访对象动机不纯，为了让记者宣传自己，就提供假情况；而一些记者也不进行质疑思考和逻辑推理，就轻易相信了采访对象的称述。1980年9月，新华社发出新闻通稿，报道延安市青化寺原长老吴云青寿命长达142岁，仍精神矍铄、步履稳健。此后，《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报道，美国、日本、阿根廷等国的记者要求采访报道。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委托陕西省了解吴的情况，以决定吴是否参加全国佛教代表会议。延安市委派出调查组经过调查，发现吴的真实年龄是82岁。新华社的报道为什么严重失实了呢？就在于记者的轻信：吴说他生于道光18年（即1839年），记者就信了。

7.切忌偷懒。采访是个勤苦活，懒人是当不好记者的。有的记者喜欢搞“伸手式”采访，不愿作艰苦、深入的采访，一见面就伸手要材料，拿到材料就走；有的搞“诱导式”采访，诱导采访对象提供他所需要的材料，让人家“顺杆爬”；有的搞“印证式”采访，带着预定的观点跑下去找材料，符合自己口味的就要，不符合的就不要；有的搞“占有式”采访，把通讯员的现成稿子索要到手，掠人之美，署上自己的名字。如此这般搞采访，省劲是省劲得多了，但是风险极大，往往埋下了失实的祸根。

8.万勿侥幸。采访时，漫不经心，囫囵吞枣，情况没有完全吃透；写稿时，一知半解，勉为其难，报道内容半生不熟；见报时，忐忑不安，心存侥幸，期望读者能够宽容。但是，读者并不宽容，他们看到报道的数字不准确、事实有出入，就要向报社反映，到头来丢人的还是自己。所以当记者，一定要认真采访，吃透情况，一是一，二是二，不可含糊不清。如果情况若明若暗，底气不足，就不要抱着侥幸心理，急于成稿，勉强动笔，急于见报，勉强发稿。一旦报道失实，后悔也来不及了。

以上8点从职业道德、思想方法、工作态度、采访作风4个方面，提出了保证采访真实的经验之谈。只要我们真正做到了这8点，失实报道就会与我们无缘。

二、采访新鲜

新闻其所以称为新闻，就在于用事实说话，就在于用新鲜的事实说话。“闻”者，事实的信息也；“新”者，新鲜也。“闻”而益“新”，读者喜闻。记者采访新闻，固然要在真实上花气力，因为这是前提；但有决定意义的是新鲜，因为这是后盾。前提和后盾结合起来，才最有力量。同一个新闻事实中，存在着旧质、次新质、新质、最新质，记者的着力点就是要把旧质、次新质剥离出去，而把新质、最新质开掘出来。新闻的新鲜度愈高，其新闻价值就愈高。

1987年5月下旬，新华社记者邹爱国、张严平得到一个重要的新闻线索：国家各部委领导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基层解决实际问题。他们首先来到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了解总体情况，正面的印象是国家机关转变领导作风成效明显。采访告一段落，他们就啦起了“闲话”。一位同志无意间说出一句：现在的中央机关呀，纪律松弛得狠，人浮于事。很多人上班就迟到，下班又早退，简直不像个样子！说着无心，听者有意。两位记者一下子警觉起来，马上意识到“闲话”不闲，新闻之中有新闻。他们本来是采访转变作风的新鲜事的，可现在更新鲜的是纪律松弛、作风散漫的事。于是，两位记者调整方向，把采访着力点转移到中央机关存在的不良作风上来。

为了能够采访到真实情况，他们采取了隐性采访的方式：不进采访对象的门，不问采访对象的话，而是不露声色地站在有关机关的大门口，观察干部上班迟到的情况。从6月9日到12日，他们分头在中央国家机关8个部委的门前“卧底”，用眼看，用耳听，用脑记，亲自统计迟到的人数。他们连续观察了4个早晨，即8时到8时30分，发现各部委迟到的人数最多的竟有371人，最少的也有124人。这些迟到者或匆匆忙忙，或懒懒散散，有的托着油饼，有的拿着鱼肉，有的提着蔬菜，对迟到习以为常。不采不知情，一采吃一惊。两位记者一鼓作气，立即写出了《中央国家机关不少干部时间观念在哪里？上班迟到松松垮垮不能容忍》的稿子，新华社很快于6月15日向全国播出。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全国许多报刊纷纷以显著版面刊登，中央领导同志也十分关注。发稿3个月后，新华社编辑部仍然收到读者的来信，所有件信摞起来竟有2尺多高。

1988年1月底，河南广播电台记者石建华受命采访全省贫困地区经济开发会议，目标很明确，写一篇会议报道。报到那天，他走进郑州市中州宾馆的大门，就看见小轿车鱼贯而入，院子里已摆成了一大片。来到会务组报到，他随口问了一句：院子里那么多的小车，是开什么会的？工作人员回答说：就是来开扶贫会的。听到这话，他脑海顿时浮现出对比鲜明的画面：一面是贫困县的老百姓在过着苦日子，一面是他们的“父母官”坐着进口的高级小轿车摆阔气。贫困县，小轿车，这两个画面反差强烈，实在难以统一起来。他想，这些年贫困县总是向国家喊穷要钱，可买的小轿车一辆比一辆高级，真是“屁股坐着一栋楼，嘴巴吃掉一头牛”。于是，他突破原定的报道计划，在完成扶贫会议报道的同时，挖掘更为新鲜的“县穷车阔”的新闻。他出没于会务组、材料组、生活组、保卫组，明察暗访，统计核实，终于掌握了确凿的事实和数字。他了解到，省政府通知参加扶贫会的贫困县和有关单位不超过50个，但是带来的小车却是84辆。天天叫喊财政吃紧的洛宁县有6人来开会，县经济开发办公室提出派一辆面包车送人，但县长不同意。这位县长独自坐着一辆全县最好的小轿车，行驶数百里，直抵郑州；其他人分乘两辆小轿车尾随其后。一些穷得出名的县也带了三四辆小车来开会。小车多得中州宾馆院子里放不下，一部分只好到附近几家宾馆和招待所停放。

石建华从扶贫会上采访出了最新鲜的事实，他很快写出了《河南省贫困地区经济开发会议小轿车之多发人深思》的消息。他在稿子中尖锐地指出：“历史上以贫困出名的河南省现在大部分地区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但是仍有一些老、边、山、灾地区还没有脱贫，拿财政补贴的县还占相当大的比例。在这些地区出现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搞脱贫项目没钱，治穷救灾没钱，办教育没钱，但修办公大楼有钱，盖高级招待所有钱，买高级小轿车有钱。一些贫困县的领导人坐着高级小轿车上省城、跑北京要扶贫款，要救济钱，岂非咄咄怪事？”报道于2月2日首先在河南广播电台播出，立即在社会上和新闻界产生巨大震动。2月6日，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人民日报》、《河南日报》等报纸相继刊登。河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在全省领导干部大会给以高度评价，认为“报道及时”、“完全正确”，表示“完全支持”。

发现一条新鲜的报道线索，等于成功的一半；而要对接以另一半的成功，就要抓住线索采访最新鲜的事实。如果采访新鲜事实不到位，再新鲜的线索也不会变成完全的成功。

三、采访变动

变动乃新闻之母。世界上一切客观事物都处在运动和变化之中，正是这种永不停息的变动，不断孕育和产生着气象万千的新闻事实。事物的变动有渐变和突变两种状态，反映着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对于突发性的变动，如战争、地震、海啸、风暴、火灾、水患、矿难、车祸等，新闻人一触即跳，反应非常迅速；但是，对于渐进性的变动，由于其不显山、不显水，往往被记者所视而不见。突变是事物的非常态，而渐变则是事物的常态。新闻人不可能天天碰到非常态的新闻，那样的话我们的社会生活就不正常了；而常态的新闻却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着。可是，常态新闻喜欢“捉迷藏”，潜隐在事物的渐变之中，故意不让新闻人轻易地发现它。所以，记者采访的一个战略目标就是采访变动，特别是采访渐进性变动，在“捉迷藏”中将常态新闻发掘、捕捉出来。

1956年2月，上海市交通局把上海的最后两辆人力车送进博物馆。这是一个不为常人注意的变动，是一个被记者容易忽视的变动，但正是这个变动，却隐藏着意义非同一般的新闻价值。人力车作为一种交通工具，广泛盛行民国时期。1931年的《申报》有一个统计，上海的人力车达到2.4万多辆。老舍笔下那个历尽悲欢离合、最后憔悴而死的“骆驼祥子”，成为百年来中国最底层劳动者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到抗战前，京、津、沪、宁、汉以至全国“骆驼祥子”就有100多万人。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由于新中国提倡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观念，再加上新型交通工具的出现，人力车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获线索后，以其敏锐的新闻嗅觉，发现这一变动背后的历史意义：人力车工人承袭的旧社会的屈辱和痛苦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于是，他立即采访，写出了《上海的最后两辆人力车进了博物馆》的消息。消息说：随着最后两辆人力车送进了博物馆，原来的人力车工人曾为此自动集会庆祝，感谢政府替他们挖掉了穷根，帮助他们走上了新的生活。解放前夕，上海约有5000多辆人力车，7000多人力车工人。解放后，政府在发展公共交通建设的同时，就有计划地帮助人力车工人分批转业。有些人力车工人已经被训练成为汽车驾驶员或技术工人。有的回到农村参加了农业生产。没有劳动力又没有依靠的老工人进了养老院。63岁的老工人姜威群，拉了50年人力车，穷得一直不能结婚，现在他们在养老院里安静地度着晚年。

然而，历史的变动往往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趋势。40多年过去，也就是改革开放20多年之际，人力车又东山再起，重新出现在一些大中城市的街头，“骆驼祥子”又复活了。不过人们不叫人力车，而叫“生态出租车”、“绿色出租车”。这是一个新的变动，反映着社会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变型，出现了许多下岗工人，他们为了自谋出路，又拉起了人力车。2006年2月，《天津日报》刊登了《10辆黄包车重现津门》的报道。报道说：本市首批投入营运的10辆黄包车“重出江湖”。昨天上午10时，鼓楼文化旅游与永业人力车服务社举行了“黄包车游鼓楼”活动的首发仪式。久违的津城黄包车一亮相，就受到了津城市民的欢迎，不少人坐上黄包车，兴致勃勃地逛起了鼓楼，那些从没见过黄包车的孩子更是将车团团围住，让“车夫”讲述旧时黄包车的故事。这10辆黄包车的“车夫”年龄在30岁至50岁之间，大多是下岗职工。他们统一穿着上个世纪30年代的车夫服装，上身中式布褂，脚上平底黑布鞋。今年48岁的陈玉龙说：“旧时代的黄包车我没亲眼见过，只听老辈人提起过。那时的黄包车只有有钱人才坐得起，现在黄包车又重新出现在津门，它的意义在于为广大游客提供服务。”如果将这篇报道同1956年上海的报道对照着读，令人大有“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感慨。应该说，《天津日报》的记者是有“通变”的眼光的，他已经意识到，他采写人力车重现津门的新闻，实际上是采写历史的变动。

1980年伊始，也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1年的时候，新华社记者顾月忠走上乌鲁木齐的街头，采访全会精神给新疆带来的变化。他来到自治区邮电管理局，终于看到了一个典型的镜头：往年忙于分拣食品包裹，而今忙于收订各种报刊。他抓住这一具有时代意义的变动，采写了《从邮局看变化》的报道：

春节将到，记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邮电管理局里，看到了跟一年前大不相同的情况，过去忙于分拣从内地寄来的大批副食品包裹，而今却忙于收订大量报刊。

前几年，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新疆副食品供应十分紧张。每年新年春节期间，人们只好把钱寄到关内，委托亲友帮助卖吃的东西。于是，从关内邮寄香肠、猪肉、糖、花生米等的包裹猛增。单是花生米一项，最多的时候一天就寄来1.6吨。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不得不加挂车皮，邮局货场包裹堆积如山。邮局分拣的同志一天干10来个小时还分拣不完。邮电学校的100多名学生到邮局帮忙，还是忙不过来。这样，机关只好关门，从局领导到职工都去帮忙分拣包裹。

今年，自治区邮电管理局接运包裹的“旺季”突然不旺了。据初步统计，去年12月和前年同期相比，寄往关内的汇款减少了6.4万多元，即减少了50％；从关内邮来的包裹减少了1/3。原因是新疆的市场上，香肠、大肉等都可以买到，核桃、瓜子很多，食品商店的砂糖、糖果和糕点也很丰富。过节需要的副食品大体都有了。

尽管邮包减少了，但邮局里的干部和职工还是够忙的。几十名机关干部又开赴第一线，帮助办理订阅报刊业务。因为在各个营业门市部，经常有许多人排队，渴望订到自己喜爱的报纸、杂志。据统计，去年年底与前年同期相比，全新疆的报刊订户增加了20％以上。现在新疆平均47人就有一份报刊。

人力车进入博物馆，是消失的变动；人力车“死而复生”，是重现的变动；邮局食品包裹由多而少，收订报刊由少到多，是对比的变动。上述3篇报道的成功，就在于采访了变动。他们通过人力车的变动和邮局食品包裹的变动，揭示了历史转变的趋势。《上海的最后两辆人力车进了博物馆》成为中国新闻的经典之作，《从邮局看变化》也被评为1980年度全国好新闻，这就启示我们，变动出新闻，而且出大新闻、好新闻。

在咬住“变动”采访新闻中，记者不仅要培植“变动意识”，而且要增强“应变能力”。所谓培植“变动意识”，就是既善于采访突变新闻，更善于采访渐变新闻；而在渐变中发现新闻，才最能检验记者的水平。所谓增强“应变能力”，就是既善于采访事先预定、如期而至的新闻，随遇而安，事定我定；又善于采访突然变化、打乱计划的新闻，随机应变，事变我变，避免重犯美国记者泰勒错失女演员自杀新闻那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