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建设与传媒角色嬗变的历程

第一节　政治文明建设与传媒角色嬗变的历程

一、1978—1991年:社会的分化与大众传媒角色的回归

(一)社会的分化与政治文明建设

如果梳理中国当代政治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的话，可以发现，改革开放早期(即1978—1991年)，是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基础阶段。那个时期，以社会的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合二为一，有力地促进了传统总体性社会的社会结构分化和社会阶层的重构。

1978年之前的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以计划经济体制为社会资源基础配置方式的总体性社会。总体性社会适应了早期的以规模扩大为基本内容的外延型工业化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构建。但是，高度集权的总体性社会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是社会具有总体的高度联动性，社会高层的任何一点微小的变化都会引发全社会的动荡，因此对总体性危机的担忧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这种担忧不仅成为政策制定的优先考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窒息了对政策创新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二是窒息社会的活力，它是以损害社会全体成员的活力为代价的。”⁽¹⁾因此，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式启动的改革，尽管是从经济体制领域开始，但这种改革触及的恰恰是总体性社会的社会结构。分权和分化的双重切割，是促进中国社会进入社会转型分化性阶段社会的主要机制。所谓“分化”，是指社会控制范围的缩小而导致的社会生活领域的重新界定;所谓“分权”，是指行政领域的决策权由过去的最高部门和极少数人集权转向基层部门也广泛享有决定自身发展与处理事件的权力。分权和分化交织，使中国的总体性社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解体，整个社会被切割成无数的片断，有学者也称之为社会的碎片化。“社会碎片化是高度集权的总体性社会向自组性社会的过渡，它避免了总体性社会的两个重大缺陷，即总体联动性和窒息活力。碎片化了的社会组织避免了总体性危机的出现。”⁽²⁾

促进中国社会结构走向分化的根本动因是体制改革。这一体制改革对中国社会分化的影响大致是这样一个过程:首先，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国有企业的“让权分利”使社会产生了自由流动资源，即不受国家统一控制和分配的劳动力、资金、产品、原材料、技术，等等。这些自由流动资源随着改革的深入而不断增加。其次，自由流动资源的出现与增加导致整个社会资源的组织与分配方式的变革，即由单纯的依靠计划体制和行政手段转变为计划与市场、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结合。再次，多种利益主体和权利主体开始涌现并日渐壮大，如各种地方和社区政府、政府各部门、民间组织、农村各类企业、城乡个体工商户，等等，均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和权利主体。最后，功能转移的组织和角色群体的出现与增加逐渐导致了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经济与行政、行政与法律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初步分离。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社会改革开始以来，这一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的结构变迁过程作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社会的分化时期，有几个特点不容忽视:第一，重新调整了执政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³⁾在这个过程中，执政党和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调整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是社会控制范围的缩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等方面，执政党和政府的直接干预已经越来越少，自主性在明显增强。其次是在仍然保持控制的领域，控制的力度在减弱，控制的方式在变化。即由一种比较“实在的”对实际过程的控制，转变为一种比较“虚化的”原则性控制。最典型的变化就是经济领域中的指令性计划转变为指导性计划，再从指导性计划转变为市场经济领域的宏观调控。再次是控制手段的规范化程度逐步加强。从总体性社会时代相当强的任意控制，开始转向规则、规范、法制化的控制。立法与司法机构的恢复以及对其独立性的强调，使法律在社会控制中的地位得到加强，同时也限制了执政党和政府干预社会生活的范围。第二，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开始形成。随着经济的变革，社会开始分化，政治权力与地位不再是衡量社会地位高低的唯一标准;一个社会地位衡量标准多元化、思想观念多样化、生活方式多元化的相对独立的自主性社会开始发育生长，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开始形成。到1990年前后，私营企业主、较有实力的个体户、乡镇企业的管理者、“三资”企业中的中方管理人员、无主管部门的股份制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以及一些身份尚难以界定的社会结构因子(如经营活动规模较大的个体经纪人、一些自主性较强的集体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等)构成了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第三，社会资源相对扩散，社会成为独立的机会来源。属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重大举措的“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政党分开”等举措的实施过程，均意味着执政党与政府的权力边界从无限到有限的界定;由此，个人的经济活动、话语表达、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等方面的空间逐渐被释放出来。伴随着这些分权和分化过程，社会逐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与国家并驾齐驱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个人对国家的依附性明显降低。第四，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与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政府通过“松绑”、“放权让利”等途径，使计划经济体制下原本受压抑的利益主体需求被激活，他们的目标由外生(即政府施加给它们)逐步过渡到内生(即自身的动机被意识到以后形成强烈的需要)。因此，社会出现一系列的有着不同追求、执行不同功能的利益主体。与此同时，公民个人的主体性倍增，权利意识迅速觉醒。第五，沟通系统多向化。社会碎片化以后，有三个重要趋势改变了社会的沟通系统。一是社会成员流动的突现并强化，不仅促进了社会的横向联系，更扩张了人们了解客观环境变化的信息需求。知识科技精英的多向化流动、体制内职工向体制外流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等三大社会流动趋势，强化了社会大众对于传媒的需要。二是多元化的利益主体的多元社会行为决策需要，形成了巨大的信息需求。过去的全国一盘棋的区域发展模式，在非均衡发展战略的主导下，迅速分化，各个地方成为利益主体;对自由流动空间里的自由流动资源的吸纳与利用，形成了大量的经济组织;不同地区社会发展的异质性，促使各类利益主体的信息需要发生细分化。三是社会经济领域的契约性关系，以及建立在契约性关系之上的商会、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的活动，都在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横向整合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契约性整合机制只有在信息尽量对称的前提下，才能充分发挥其平等互利的整合、联系功能。因此，碎片化社会，不仅需要全面的纵向沟通，更需要准确而又多样的横向沟通，需要社会建构多向度的沟通系统。

(二)大众传媒的回归及其角色的重新界定

与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相一致，传媒的社会角色实现了一个巨大的转型——从过去的社会动员与整合工具回归到大众传媒，传媒开始建构社会的公共舆论机构和经营者等角色。事实上，这一阶段的传媒角色，较之以前更为复杂，日益裂变为一组“角色丛”。如果说，总体性社会的传媒主要充当了社会的整合工具、宣传工具的话，那么，分化性社会回归大众传媒身份后的传媒，其角色则分化为宣传角色、信息传播角色、经营者角色、社会公共舆论角色、娱乐角色、广告发布角色等多种角色。这样的全新角色定位，至少有四个方面的依据。

一是在传媒与政府的关系上，政府对传媒的放权和资源释放成为传媒回归大众传媒角色的主要动力之一。政府对社会生活领域控制的收缩是一个放权的过程，赋予传媒组织一定的经营权，使传媒逐步成为相对独立运行的社会自组织。“放权”既包括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和行政各部门的放权，也包括社会生活领域控制权的释放。1980年打破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实行中央和地方财政包干，导致地方政府的财力和财权大大增加，地方政府开始具有明确而又独立的经济利益和行为目标，这是中央向地方“放权”的重要步骤，从而在传统的体制内部打开了第一个缺口。从此，地方分权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地方政府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具有相对独立的利益需要和推进经济发展的积极性。整个20世纪80年代，地方传媒的兴盛和发展就是其中明显的表现之一。

二是在传媒与受众的关系上，受众新闻需求的解放与释放，成为推进传媒大众化转型的微观层面的动力。对于具体的公民而言，改革开放也是一个人的解放的过程。社会的碎片化，使人们摆脱了许多束缚，意识到人应该为自己的幸福活得像个人的样子。从外在身份方面看，以前泾渭分明的阶级身份，不再有效;城乡户籍身份、所有制身份、职业身份，已经开始重新建构。从内在方面说，被计划经济体制抑制的多层次需要开始释放出来。无论是物质需要，还是精神需要，甚至自我实现的需要，都全方位释放出来，使中国社会充满了活力。特别是随着社会“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流动空间”的形成，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由流动的时候，对作为环境监视器的大众传媒的需要，对信息传播的需要，便逐渐释放出来。不同身份、地位、性别、地域和不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群体或个体差异造成的信息选择差异与个性开始凸现。这样，社会分化使受众的信息需要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差异性，从而也为传媒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受众需求基础和市场动力。

三是在传媒内在制度的创生方面，伴随着新闻体制改革的步伐，新闻本位、传媒企业化经营、广告经营等现代中国传媒业的生态因子在新时期得到回归。1979年3月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决定实现新闻宣传工作的重心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转移的战略转变。以此为契机，新闻传媒开始向新闻本位回归，新闻传媒的信息传播功能逐渐得到强化，新时期的新闻改革也由此拉开帷幕。“各大新闻媒体都把注重实效、信息量和抓重头新闻放在首位，特别是广播、电视都注重播出‘正在进行’的消息。”⁽⁴⁾与此同时，传媒的舆论监督功能也开始彰显。当时，揭露“农业学大寨”的虚假性、报道“渤海2号”沉船事件的真相、报道中纪委对在任的商业部长在北京丰泽园饭店大吃大喝而不照单付费的错误的通报批评等批评性报道不断涌现。198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重申了各级党委要善于运用报刊开展批评，推动工作。此后，舆论监督和批评性报道得以制度化。在这期间，报纸经费的相对匮乏，激活了报业经营的生态因子，从而开启了传媒经营角色建构的探索。1978年末，人民日报等北京的8家新闻单位联合向财政部递交报告，要求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以期通过自主经营弥补财政补贴之不足。财政部对这一报告的批准，实际上从政策层面开始承认传媒的市场属性，在经营上可以走企业化的道路。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率先恢复广告业务，1月23日《文汇报》刊登第一条外商广告，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制度变迁的标志性事件。一直到1985年，《洛阳日报》率先尝试自办发行。以这些实践为开端，报纸传媒逐步获得了市场经营的定价权、广告刊登权、发行权。报纸自身生态因子的回归，使分化性社会的报业回归大众传媒，并且进一步演化，创生出迥然有别于传统党报的大众传媒“遗传基因”。

四是在传媒与执政党的关系上，“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这一设定为传媒的角色演进划定了一条边界;但是特定的时代语境又使人们对这一“边界”进行扩张“解释”提供新的可能。1985年2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发言指出:“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的事业呢?就它最重要的意义来说，用一句话来概括，我想可以说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自然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它还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一种纽带和桥梁，有时在人民中间，在党内外和国内外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等等。”⁽⁵⁾这里，既肯定了“喉舌”，同时又把使用“喉舌”的主体，扩展到了政府、人民;同时强调了传媒是“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这一解释，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传媒作为大众传播工具的发展现状，在党的最高决策层上作出的理念转型的回应。

二、1992—2001年:社会的断裂与传媒角色的裂变

(一)社会的断裂与政治文明建设

1992年是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改革的重要节点。以邓小平当年春节在武昌、深圳、珠海等地视察时的谈话为起点，中国社会的改革与发展迈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代。

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带来社会财富总量的极大提升，带来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的转型，必定引发社会基本群体的演变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促成社会的发育和成长”⁽⁶⁾。事实正是这样，社会结构与阶层的分化到了市场经济体制构建时期，进入了一个被社会学家称之为“断裂”的阶段。社会转型的断裂阶段形成一系列迥然有别于分化阶段的新特点。

概括来看，断裂社会时期有这样几个基本特点:

第一，社会力量的形成与改革逻辑的改变。在整个断裂阶段，由于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聚集于少数人的手中，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现实层面陷入一种耐人寻味的悖论之中:“即使经济有一个较为快速的增长，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并不能从中受益;但如果没有一个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会从经济停滞中受害。”⁽⁷⁾在每年经济呈现7%～8%的增长速度之下，占社会人口多数的农民、农民工、城市下岗职工等并没有从中受益。而与此同时，新的社会结构雏形开始生长，并形成了新的社会力量。在社会的“自由活动空间”里形成的民营企业家、私营企业主，在新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出现的职业经理人员，依赖新的管理业务和技术发展起来的技术专家和白领阶层，以及由资源多元化而独立性不断增强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等组成的新的社会力量此时开始定型，且具有相当规模。⁽⁸⁾另外，各个社会群体或阶层之间的边界也开始出现并且日益清晰化，每一个群体内部还开始形成初步的认同和群体文化。社会力量的定型使改革的内涵和动力都发生了变化。就改革的内涵来说，20世纪80年代改革所具有的人的解放之后释放的“理想与热情”，为90年代的利益博弈所取代;就改革的动力而言，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自上而下与上下合作的动力机制，已经演变为多元化的社会力量之中的强势群体合谋影响改革进程。

第二，倒“T”型结构的凸现。社会学家李强教授通过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分析法，对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2000年)进行分析，揭示出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呈现为如下倒“T”型结构(见图2-1)。

图中底部平直的一“横”，占中国全部就业人口的63.2%，主要是农民，是巨大的乡村社会阶层;图中立柱式的一“竖”指其余的36.8%，是在城镇就业的相关人口，即城市社会各阶层。后者具有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的特征:真正处于23分值组(对应的是农民)的社会底层人员，只占6.2%;24至40分值组占到城市社会阶层的83.9%，其构成人员主要是直接操作工，如街头小贩和冶金、建筑、城建、纺织等各行业的加工工人，他们是城市工业劳动的主体，社会地位属于中下层，虽不富裕，但生活还是有保障的;41至66分值组占26.5%，其构成人员主要是技术和知识含量不是太高的一些技术人员、编辑、记者、文秘、模特、信息服务人员、教师、职员、医生等，他们是中国场景下典型的社会中间层;67至90分值组，占城市社会阶层的18.2%，其构成为司法人员、各类社会科学家、高等教育专业人员、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企业家、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等等，他们属于高地位群体。②多年来，中国实行的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户籍分野制，既导致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被屏蔽，也导致中国社会形成城市和乡村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城乡之间断裂的假设得到实证，两种社会分层体系之间的结构紧张状态凸现出来。

图2-1　按照ISEI值测算的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图⁽⁹⁾

第三，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两极分化严重。这里所说的“强势群体”既包括迅速崛起的民间经济力量，也包括一些重要的垄断部门(如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力量。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社会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社会中的一些人迅速暴富，而在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和弱势群体则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在这个过程中，为数不多的“富人”群体开始形成。例如《福布斯》评选出的2001年中国百位首富企业家排行榜提供的数据表明，仅前10名首富即拥有资产559亿元。与此同时，社会精英联盟开始出现。体制内的政治精英和体制外的经济精英基于社会管理与商业活动的需要，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例如，1989年到1991年底的治理整顿阶段，中央政府一度采取抑制私营、民营和乡镇企业的政策，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中层政府官员站到了被抑制对象一边，出台了“几不变”的政策;在2000年前后的二度“下海”大潮中，一些官员或具有官方背景的人摇身一变为“商人”，更加推进了精英联盟。无论是民间经济力量，还是垄断行业，“这些力量对国家机构制定政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这种影响通过许多不同的形式进行，而这些形式在基层和上层又有所不同”⁽¹⁰⁾。而与此同时，社会的弱势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弱势群体”主要指的是贫困的、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在社会和政治层面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群体。社会的弱势群体主要是指三类人:贫困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城镇下岗职工。这些人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却日渐削弱。

第四，社会中间阶层的崛起。在社会两极分化的过程中，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正在崛起，这就是“中间阶层”。这一阶层，尽管不占有生产资料，但依赖“组织资本”(即管理权力)、“文化资本”或“知识资本”(即专业技能)来获得社会地位。他们具有以下特征:(1)以脑力劳动者为主;(2)一般具有较高学历，接受过专业化训练;(3)主要以工资、薪金谋生;(4)程度不同地拥有对劳动过程的直接控制权，对社会公共事务具有一定的发言权及影响力;(5)政治态度温和、保守，追求民主、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意识形态;(6)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以上层社会的马首是瞻，讲究格调、品位;(7)价值观念上强调自我成就、自我实现;(8)拥有体面生活的私有财富、闲暇时间及消费能力(如私家车，私产房，携家人旅游、度假，等等)。⁽¹¹⁾中国的社会中间阶层大体上有三个来源:一是来源于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包括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业者和个体户。他们以较少的资本自雇营业，规模较小、利润较少。2000年前后，这一类人群大约为2571万人。二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间阶层”中分化出来的部分干部、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些干部、知识分子在重新调整自身的社会地位的过程中，借助所占有的权力资源、高质量的社会关系资源、知识资源等，继续保持或换取了相应的地位优势。三是由“引进外资”及高新技术人才而产生的新兴中间阶层。在大规模引进外资的过程中，除了诞生出一部分社会强势群体，如现代企业家群体之外，还诞生了一批应聘于外商独资、合资企业中的“白领”员工，其工作方式、职业声望及报酬均高于原国有企业及传统职业员工。据统计，截至2002年末，就业于外商投资企业的职工达367.56万人，就业于港澳台商投资单位有352.95万人，合计约720.51万人。⁽¹²⁾当然，中国社会现在还没有进入“中产阶层社会”。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还没有达到使整个社会结构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所谓“橄榄型”，在中国目前的总人口中，中产阶层的比重即使最高估计也不会超过10%。但是，城市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的雏形已经出现。

为解决社会的分化、断裂导致的社会失业现象、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政治腐败现象以及农民社会角色边缘化现象的加剧等社会问题，中国的社会改革已伴随着经济的高度发展逐步确立了自身的整体目标，这就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此相配套，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¹³⁾。2002年，中共十六大在推进政治改革方面，又提出:建设法治国家，发展民主政治，提升政治文明。

(二)新闻事业双重属性的确立与传媒角色的“裂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了正式认可，并正式开始实施。市场经济强调市场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和优化配置，政府的力量逐渐从经济和社会领域抽身。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调整政府部门的职责权限，实现政企分开。于是，政府开始对传媒放权松绑;而传媒则由于不再享受国家财政拨款和政府补贴，必须在市场中自谋出路。这样，传媒“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双重属性由此逐渐确立下来。从制度建构来看，新闻传媒的双重属性是通过一系列规范文件逐步确认的。1949年12月底，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人民政府新闻署党组《关于全国报纸经理会议的报告》，批准了《全国报纸经理会议的决议》。这个决议要求当时全国的公私营报纸“必须采取和贯彻企业化的方针”。1979年初，国家财经部批准《人民日报》等首都主要报纸要求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经营方针的报告，同年4月，再发文在全国新闻业推广“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1988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发出《关于报社、期刊和出版社开展多种经营和有偿服务的通知》，并对多种经营和有偿服务作了具体规定。更进一步的是，1993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速发展第三产业的规定》，正式将报刊列入第三产业。这意味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传媒不仅具有为意识形态服务、为社会信息传播服务的“事业”属性，而且它可以像任何企业一样，通过为社会提供信息、知识、娱乐等文化产品而赢利，因而又具有信息产业属性。这种双重属性的确认，为传媒的市场化转型、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制度空间和自由。

在这样的制度空间里，传媒的产业属性得到了彰显，一系列市场化的传媒种群纷纷形成，传媒经济迅速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与此同时，传媒的社会角色也在市场的诱导下发生了裂变，形成了新的转型特色:一是与市场经济运行相关和契合的角色功能进一步延伸强化，二是与传统党媒角色契合的部分得到了超市场的固化和形式化，三是角色的矛盾与冲突显化。断裂社会本身的结构和特色，促进了传媒角色的非均衡变迁。

传媒角色的裂变表现之一是，传媒的目标受众开始向强势群体倾斜，导致传媒的阶层化。产业化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传媒发展的基本战略走向之一。产业化的实质是追求市场规模经营。寻求新的经营空间和经营资源，成为传媒经营者必须面对的生存课题，也形成了传媒变革和转型的第二推动力。传媒寻求规模经营，首先着力开发的经营资源就是受众的注意力资源，以及与此相关的广告资源。《成都商报》负责人何华章认为，“报业发展有三个轮子:采编、发行和广告。采编是否勾人是链条的核心，把采编落实到发行，广告就会随之而来”⁽¹⁴⁾。这是传媒经营的“双重出售论”的通俗表达。本来，晚报、都市类报纸最初的受众定位是一般市民。例如，《华西都市报》在市场定位、办报理念、新闻操作、经营模式和管理体制方面，形成“信息超级市场”的办报模式，它“强调自己是报道同市民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实用性强的各类新闻和信息的新型报”⁽¹⁵⁾。先后学习“华西模式”的《成都商报》、《华商报》、《潇湘都市报》、《楚天都市报》等报纸的受众定位，大体上也立足于“市民”整体。但是随着传媒市场竞争的加剧，到了1999年前后，不少传媒开始重视“有效受众”，以至受众群体被进一步细分，那些消费能力强、具有消费行动能力的受众，不仅仅是信息的消费者，同时又是广告的有效受众。这样一批受众，在市场细分中脱颖而出成为传媒追逐的对象。由此，受众的断裂成为现实。受众断裂的重要标志，就是社会白领阶层成为一批传媒的目标受众。例如，《北京青年报》在市场化运作的过程中，始终研究受众、跟踪受众、分化受众;并从1996年开始完成了向综合性日报的转化，把一张影响力局限于“团报”的报纸改造成为面向市场的综合性都市报。尔后，它们把自己的受众定位在高收入、高学历、高素质的对社会影响力较大的一批人群。《华西都市报》在1998年3月旗帜鲜明地提出“迈向主流媒体”的理论观点，将受众调整为“高端市场”。

传媒角色裂变的表现之二是，党报集团或准党报集团通过都市类报纸的经营成为利益主体。20世纪90年代伊始，“报团报系”就成为国内各地的主要报刊与新闻学术研究刊物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当时，除了《广州日报》之外，公开或者半公开表示希望成为报业集团，或者直接宣布已经初具报业集团规模的报纸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经营报》、《中国工商报》、《北京青年报》、《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湖北日报》等数十家。1996年1月最终选定《广州日报》作为全国首家报业集团试点单位，1996年5月29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正式挂牌运行。至此，审批试点制把一种传媒经济制度形态纳入政府调控的范畴，一种经济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政府行为。如果从传媒格局建构的角度说，报业集团化的意义“在政治上主要为了强化媒体集中统一的管理”的话，⁽¹⁶⁾那么在经济效益上，报业集团化促成了党报在利益主体上的“暗度陈仓”式的转化。大体上经过了5年时间，到2001年底中国已先后批准成立报业集团25家。

传媒角色裂变的表现之三是，积极开拓资本市场。当传媒成为利益主体的时候，追求规模效益和利益的最大化就成为它的本能行为;介入资本市场的运作，从资本游戏的渊薮之中博取发展资源是自然而然的。1994年2月，东方明珠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拉开了传媒进入资本市场的序幕，各种传媒组织紧随其后。在2001年之前，有一系列传媒资本运作的事件发生。1997年，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创办的新闻时事周刊《新周刊》的印刷、发行权转让给三九文化公司;1999年三九文化公司又承担了《深圳商报》的《焦点》、《人生十六七》等杂志的发行业务。1998年，联想集团投资《科学时报》并创办其子报刊《网络报》、《科技新闻周刊》。1999年，《经济日报》子报《名牌时报》与湖南投资公司签订合作经营协议转让该报10年的独家发行和广告经营权。1999年底，《上海商报》开始资本运作尝试。2000年4月，《人民日报》创办的全资子公司中国华文事业发展总公司，收购上市燃气股份除第一股东外其余7家股东的全部法人股。2000年5月，《中国青年报》与在香港上市的中策公司合资创办北京中青在线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并将中青报网络版改组为售价市场化运作的中央新闻媒体网站。2000年11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通过子公司收购广东清远建北集团公司36%的股权。这些事件，都是当时传媒涉足资本市场，间接控股、募集资本、利用资本的重要经营事件。而在1999年6月《成都商报》通过绝对控股的成都博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受让四川电器2000万国有股而借壳上市，使博瑞传播成为中国报业第一股，更使报纸经营产生了质的飞跃。资本进入传媒市场，标志着中国传媒商业化运行的完备市场体系构建过程的完成。

三、2002年至今:社会的博弈与传媒角色的博弈和整合

(一)社会的博弈与和谐社会构建的政治文明建设目标的确立

2001年11月1日，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一“经济联合国”，标志着中国社会在市场经济的轨道上将不可逆转地持续发展，也标志着中国社会转型进入社会的博弈与和谐社会构建的新阶段。所谓社会博弈阶段指的是社会各阶层与利益主体在一定的社会、市场规则框架之下的利益追求与博弈成为社会的基本状态。市场经济就是一种博弈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20世纪90年代中国即开始走向博弈时代;不过，那个时候，博弈的各方正处于培养和建构过程之中;而到了新世纪初，社会博弈的各个要素基本建构完成。特别是加入WTO这一世界经济博弈空间后，中国社会博弈的空间、要素日趋定型化。WTO的本质是一系列博弈规则。加入WTO，意味着国际通行的博弈规则成为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承认并执行的规则。从此，中国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建立起与国际社会接轨或者转轨的关系。因此，2001年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进入博弈阶段的开始。

在博弈阶段，社会呈现出一些与断裂阶段不同的新特质:

第一，社会阶层雏形显现。在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工业化)和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持续转变的过程中，经过劳动分工、权威等级、生产关系、制度分割等社会关系的作用，国民所拥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三种资源有所不同。据此，社会学家认为中国已经分化成为十大阶层，即:“(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拥有组织资源);(2)经理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3)私营企业主阶层(拥有经济资源);(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5)办事人员阶层(拥有少量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6)个体工商户阶层(拥有少量经济资源);(7)商业服务业人员(拥有很少量三种资源);(8)产业工人阶层(拥有很少量三种资源);(9)农业劳动者阶层(拥有很少量三种资源);(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基本没有三种资源)。”⁽¹⁷⁾虽然社会阶层的形成、分化、解组、重新整合仍然在进行过程之中，但中国社会已分化为十大社会阶层，凡是现代化社会的基本结构成分都已具备，现代化的社会阶层位序已经确立，一个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在中国形成。社会阶层雏形显现，说明尽管社会分化的现状仍然表现出碎片化的特征，但另一方面，社会分层的基本趋势朝着结构化方向发展。“结构化趋势是目前的主流倾向，它正在削弱碎片化特征，即:阶层之间的差距扩大，阶层内部的同质性在提高，阶层地位对个人的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在增强，以及分层的秩序和机制在稳定化。”⁽¹⁸⁾

第二，社会资源垄断趋势出现。社会资源的垄断趋势指的是社会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向社会上层集中的趋势。这一趋势有三个观测点:一是国有垄断行业的规模越来越大。石油、煤炭、金融、铁道、通信、钢铁、汽车、航空、军工等行业的中央直属企业(“央企”)的战略性调整，正在沿着垄断行业改革和竞争性行业重组两条线索进行，目标是打造50～100家核心竞争力突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截至2005年底，“央企”总数已经减少到了169家，但竞争实力逐步提升。到了2008年底，“央企”总数仅剩140多家，但当年实现利润高达6652.9亿元，其中的中国石油净利润高达1144.31亿元，中国移动纯赢利1127.93亿元，中国工商银行税后利润1108亿元。与此同时，“央企”的中上层管理人员占有的社会资源数量，也远远高出其他国有企业人员而进入社会特殊利益群体。二是中国社会的贫富距离进一步加大。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美林集团发布的《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的富裕人士(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较一年前增长了12%，达到23.6万人，他们拥有的财富总量为9690亿美元。大陆富裕人数从2002年的21.1万人增长到2003年的23.6万人，增幅比例为12%，增速列亚洲第二(第一为印度)。⁽¹⁹⁾到了2008年底，社会经济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的现象更为惊人。《2009胡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千万富豪人数已达到82.5万人，这个数字中还包括5.1万个亿万富豪，也就是说，中国每1万人中有6人是千万富豪。另据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0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称，中国千万富翁共持有8.8万亿元人民币的可投资资产，这相当于中国2008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0万亿元人民币的29%。其中，超高净值人群的个人财富总量达到1.4万亿元人民币，在高净值人群内部财富占的比率达到16%。⁽²⁰⁾三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大型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等社会阶层中原本只拥有一类或两类资源的人，到近年来则基本同时拥有着经济、组织、文化三种资源。

第三，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初步定型化。所谓定型化是指这样的一种结构可能要相对稳定一定的时间。社会结构的初步定型化有三个标志:一是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从居住来说，上海、北京、广州、武汉、深圳、成都等城市，已经形成了富人区。北京的富人区集中在城区的亚运村、中关村、燕莎附近和郊区的亚运村北部、西山地区、京顺路、机场沿线;广州的富人区早期在珠江的二沙岛，中期在天河北，现在的很多富人选择番禺;武汉的富人区集中在长江沿岸及东湖、南湖两个大型城中湖的周围。从生活方式和文化来看，专门服务于富裕阶层的“会所”和“俱乐部”的兴起，已经为富裕阶层提供了展开其生活方式和社交圈的独特领地。二是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2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在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代内”流动明显减少，表现出多进少出的趋势;而处于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的子女，要进入较高阶层，其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²¹⁾与此同时，个别社会阶层出现了凝固化迹象。例如，工人阶层“在转型前和转型过程中，工人阶层成员具有向较高的办事员阶层和管理阶层流动的较多的机会。随着转型的深入和定型，这种流动机会逐渐减少，不仅在社会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减少，而且在社会经济组织内部劳动市场上的流动机会也减少。工人阶层成为相对凝固的社会群体”⁽²²⁾。三是社会阶层的再生产现象已经显现。特别是由于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和教育机会、资源非均衡倾斜，减少了城市贫困家庭和农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导致社会底层通过教育地位的获得、人力资本的提升而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大为降低，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社会阶层的再生产现象发生了。例如，贫困群体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封闭性。如果这种封闭状态持续呈现较长时间，就会形成一个特有的生活方式和制度文化，贫困群体就会复制自身。

第四，社会精英群体的互换与联盟。社会精英指的是社会中的一部分杰出人才。任何社会都有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技术精英三种精英人群，并且需要精英配置、循环和互换。所谓精英配置是指社会不同类型精英群体的比例关系;所谓精英循环是指各类精英群体的继承和衍生;所谓精英互换是指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技术精英之间的流动。中国的社会精英互换机制正在形成。在国家的中高层干部配置过程中，一部分技术与文化精英转化成为政治精英;而在历次机构改革的过程中，也有一部分政治精英又转化成为经济精英。应该说，精英的转化是一种常态社会机制;但在一定程度上的非制度性生存的环境下，这种精英转化仅囿于强势群体之间，以致“这三部分精英之间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影响”⁽²³⁾。

在社会物质极大丰富、社会发展活力充盈、社会结构发育和阶层分化初步定型的同时，随之出现的则是社会矛盾激化、社会问题突出、社会冲突凸现。到了2005年以后，中国社会运行进入社会矛盾、问题、冲突的高发危险期。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考察标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时，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将处于快速变动时期，与此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开始集中凸现: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贫富悬殊扩大，而中国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无论是“断裂”，还是“碎片”，当下社会财富分配失衡、社会问题突出、社会矛盾激化，都成为整合社会建构的起跳板和寻求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的逻辑起点。看到破碎，所以希望和谐;目睹分离，所以力求整合。因此，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两个方面的举措十分引人注目:一是政府的转轨，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的提出。

就政府角色和行为的转轨来说，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就致力于政府角色向宏观调控者转型。尤其是加入WTO之后，有两大趋势引人注目:一是根据WTO的规则和承诺，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完善有关法律制度，清理、修改或废止与WTO规则和政府承诺不相符合的法律、法规及其相关政策等;二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尽管在市场尚不完善、市场机制的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的今天，政府作为经济体制转换的组织者、倡导者，制度变迁与创新的主导者，面临着多重任务。其间，既有政府的“退出”和“进入”，又有政府的“有所为”与“有所不为”;既有市场不成熟的“政府替代”，又有市场成熟的“市场替代”，即市场职能和角色的政府出让与归还，等等。但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总体趋势是强化政府宏观管理服务职能，而弱化政府的微观管理和社会生活参与职能;政府角色转型的目标是走向经济发展的调控者、市场运行机制的守护者、“市场失灵”的弥补者、社会经济的管理者、社会秩序的维护者。

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范式的提出及其执行，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突破。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角度，提出了“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了政治操作层面的界定:“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²⁴⁾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社会转入了建构和谐社会的探索过程。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连续五年，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致力于城乡断裂的修复与二元体制的融合、社会保障体系的构筑、社会分配机制的调整、制度化生存环境的建构，起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的引导下，开始构建社会整合发展的新格局和运行机制。

(二)传媒角色的博弈和整合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新闻传媒的角色伴随着社会场域的变化，尤其是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也经历了一个从博弈走向整合的转型过程。

所谓传媒角色的博弈是指传媒所具有的各种角色之间的冲突、矛盾及其向阶层传媒、分众传媒、广告传媒的偏移，从而导致传媒阶层代言的属性进一步彰显。传媒角色的博弈主要是在“公共传媒”与“阶层传媒”之间展开。有几个方面的表现可以使人们洞见这种博弈:

其一，首先体现在对于受众群体的不同取向上。公共传媒视受众为公民，但阶层传媒则视受众为消费者，或者受教育者。所谓视受众为公民，有两层内涵:一是说，把受众作为权利主体，而非市场的构成要素;二是把受众作为传播主体，而非传播对象。公共传媒的受众是公民，也就必然赋予传媒两大使命:一是保障公民的信息传播权利和“知情权”的实现，二是保障国家对公民承担的义务的实现。两大使命的实现，实际上，也就是站在社会整体的角度，表达社会整体的利益和传播诉求。而与此同时，作为公民，“人是在交往中存在的，现实中的人是处于主体间关系的人”⁽²⁵⁾。马克思曾经从主体间的交往实践的角度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²⁶⁾人的社会关系是通过传播活动建构的，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人是传播关系的总和。因此，传者与受众的关系不是传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同一传播活动的两个共生主体。公共传媒把受众视为传播主体，就意味着传媒与受众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共生的。阶层传媒，与此明显不同。对于西方阶层传媒的受众观，传媒批评家进行了深刻的分析。阶层传媒把受众视为消费者，“当人们阅读杂志，观看电视节目，或者使用任何一种由广告主赞助的媒介的时候，他们所进入的是一个由广告主和媒介公司密切合作后构筑的世界。媒介的形态以及广告都是出于市场营销的目的而设计出来的，目的都是向受众示意他们是否适应以及如何适应这一进程。他们还向受众示意应该购买什么或者采取什么行动才能保持这种适应”⁽²⁷⁾。对阶层传媒而言，传媒市场营销和品牌塑造的最高境界是根据目标消费群体的生活方式，对传播内容进行度身量做。这也是提升受众对于特定传媒品牌的忠诚度的杀手锏。但是，对传播内容度身量做的结果是进一步强化受众的碎片化，把某种生活形态的隔离推向深入。它将允许甚至是鼓励个人生活在他们自己构筑的世界中，与他人相隔绝，与那些他们不关心或者不愿意因此而烦心的议题相隔绝。

其二，体现在对于社会阶层的话语表达上的巨大差异。社会公共传媒可以尽可能无歧视、均衡地表达社会各阶层的观点、意见，因为它的利益出发点本来就是整体的、超阶层的。但阶层传媒的情况就不一样。除了自身代言的阶层的话语能够充分表达之外，对于其他非目标消费群体的社会阶层，便可能采用目标消费群体社会阶层的标准和话语来诠释和衡量。就报纸而言，晚报、都市报的读者群体是市民，准确地说是全体市民中的具有一定文化、经济地位的中层市民，它们可能采用中层市民的标准和话语来对其他阶层进行选择性呈现和形象塑造。例如，目前热议的传媒歧视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指的是一批晚报和都市类报纸对于社会中的失业者、农民工、贫苦农民等弱势社会群体的歧视性传媒表达。

其三，还体现在一些有可能成长为公共传媒的报纸也逐渐开始“主流化”的转型。例如《南方周末》，在它的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的几年间，曾经以其专业素养和职业操守直面社会真相和社会问题，一纸风行而成为“一份以纪录13亿人口的大国转型历程的严肃大报”，“一份以追求新闻人职业荣光而上下求索的严肃大报”，“一份以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不易的先忧后乐情怀为内在动力的严肃大报”。但从2002年以后，这家报纸开始了“主流”报纸的转型。当时的主编认为:“只有坚持既走市场又把握好政策这两点，‘周末’的生存与发展才有比较牢固的基础。”⁽²⁸⁾因此，《南方周末》尽管依旧是做时政新闻，但开始由“‘斗士’向‘智者’的转型，进行着将核心竞争力从‘新、锐’到‘视野、见识、情怀’的调整，进行着影响主流人群、推动中国进步的努力”⁽²⁹⁾。而传媒分析家们，也已经敏锐地感知到了《南方周末》的这种主流报纸与阶层报纸的转型。“不同的利益集团，便有着不同的利益冲突。而这种利益集团的冲突显然已经渐渐通过为各个不同阶层服务的媒体的不平衡报道中凸现出来。比如号称‘一纸风行’的《南方周末》，便在其言论和利益上集中地代表了特定的利益集团;至于像《财经》这样的杂志，更应该是某些经济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了。”⁽³⁰⁾

传媒角色博弈的结果，导致阶层传媒的“胜利”，也助推了传媒的阶层化走向极致。例如，在报业市场上，即表现出社会对“主流”报纸勃兴的期待。特别是由于存在高度的同质化与自身以规模发展作为市场诉求点、脱离社会精英和主流人群信息中心需要等缺陷，都市报种群的发展已陷入困境，社会结构的变迁必定呼唤着“主流”报纸的崛起。“主流”报纸是一个报业市场的概念，它是在报业竞争中形成的必须关注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主流问题，成为社会主流人群所倚重的资讯来源和思想来源的“高端”报纸;它是传播面广、影响力大、公信度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好的报纸，是报业市场中与大众化报纸相对应而存在的一种报纸。“主流”报纸的诞生，意味着报业市场的分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形成了一种与中国社会精英群体的传媒控制和使用需要相一致的市场化报纸种群，开始了社会高端阶层传媒的建构。到了主流高端报纸种群的建构阶段，报纸角色转型“以社会阶层为本”的特点逐步显露。而在电视传媒市场上，传媒的阶层化则表现为电视传媒的娱乐化。其间，关注普通百姓柴米油盐日常消费生活的“民生新闻”、娱乐化新闻大行其道，娱乐立台、休闲立台、电视剧立台成为一些频道的本能选择。

阶层传媒的大行其道的结果，就是传媒公共性的缺失，传媒社会责任的缺失，传媒歧视的泛滥和传媒镜像的歪置。在传媒产业化过程中，一些媒体已成为市场驱使的经济动物，逐渐背离公共领域的本位。市场的诱惑，已经使一些传媒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或主动或被动地淡化甚至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将信息资源的分配权拱手交由市场来支配。在此情境下，弱势群体很显然在社会地位、消费能力等方面处于劣势，自然被排斥在一些服务意识淡薄的媒体“视野”之外，这样就导致了公共信息平台向社会强势者倾斜。而“‘新闻镜像’的歪置与失真，首先表现为泛政治化、单一的正面宣传，制造传媒镜像烟雾，影响了国家形象和公众对自身处境的认知”;“其次是传播的商业化、庸俗化，新闻公共性失守，影响了新闻‘拟态环境’的价值。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不少传媒简单地把受众定位为‘消费者’，选择新闻着眼于满足受众的消费欲望，甚至为吸引‘眼球’不失向暴力和色情归顺，导致新闻镜像走向低俗化、煽情化”;“再次是职业道德‘滑坡’，虚假新闻泛滥，销蚀新闻的公信力”。⁽³¹⁾显然，诸如此类的问题与传媒的社会公器功能是背道而驰的，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

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使传媒角色的转型和整合获得了可能性和现实性，同时也设定了中国传媒角色持续转型的应循路径。传媒角色整合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至少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社会的碎片化需要一个整合沟通的工具。社会经济结构的开放必然导致社会的阶层分化，从而充分调动每个社会成员对社会的积极参与，促使社会释放出巨大的发展张力和创造力，促使社会各组成部分及其功能建构迅速完成。但与此同时，社会的裂变、冲突和矛盾也会迅速显现。因而，伴随社会阶层细分化，社会整合尤其显得必要。在社会的整合阶段中，社会系统的各个方面都将依据新的治理理念聚合成整体结构。其间，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呈现的是联系的、和谐的关系，而不是分化的、冲突的关系;社会运行发展的机制则是统一的、完整的，而不是分离的、双轨或多轨的。而在阶层化、碎片化的社会场域之中，传媒场作为社会场域的中介场域，它处于社会的政治场域、经济场域、文化场域、公众生活场域之中，是连接其他社会场域的中介场域。一方面，大众传媒遵循自己独特的逻辑和规律运转，有自己独特的传播理念和实践系统，按照自身的规律性和要求自行选择参与场域活动的行动;另一方面，传媒场域并不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它又受到政治场域、经济场域、文化场域、公众生活场域的制约和影响，呈现出“半自主性”。作为社会结构的中介场域，传媒实际上是社会生活的联络纽带和网络中枢。传媒的守望监督功能是传媒场域对于政治场域的作用，其沟通协调功能是对于公众生活场域的作用，其传衍文化功能是对于文化场域的作用，其提供娱乐与发布广告功能则是对于公众生活场域和经济场域的作用。因此，传媒可以整合社会，在新闻舆论动员之下，实现对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和优化配置，追求社会资源利用价值的最大化。

其次，社会和谐需要充分保障国民知情权实现的新闻传媒。多元竞争、多样统一、利益大体均衡而又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是以社会主体的积极有效参与创造和竞争为前提，以个人和社会组织能够有效地把握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环境的真实情况为前提。一个健全、运转灵活通畅的社会，通常是新闻信息自由流通、社会透明度高，信息不对称现象较少、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成员认同程度提高的社会。换言之，社会主体的知情权的实现与新闻信息自由流通、社会透明度高、信息不对称现象少，是和谐社会有效运转和发展的基本前提。“镶嵌在社会场域的政治与经济两极之间的传媒场，主要通过对社会环境的变动进行客观真实及时地报道，通过大众公共领域的建构、和谐的新闻舆论场的建构、社会预警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的完善等等，来发挥其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实现的功能。”⁽³²⁾特别是在今天，以数字传媒技术为主导的新的传媒空间，不但没有削弱大众传媒这种最基本的功能，而且极大地改善了信息环境，拓展了公民的信息需求。置身于海量信息的包围之中的人们，更需要传媒对信息的解读、导航，从而获取对自身最有用的信息与观点，以便作出符合自身需要的正确选择。

再次，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关系需要建构大众公共领域。在优化社会结构的过程中，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得到妥善协调、公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的关键是建立起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表达机制。“在利益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如何处理群众的利益表达，将是对我们的一个挑战。而形成群众利益的制度化表达渠道，形成解决利益冲突的制度机制，无疑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³³⁾特别是农民阶层和城市底层尤其需要利益表达渠道。社会弱势群体的“弱势”不仅表现为利益和资源占有的弱势，更表现为争取和表达自己利益的能力和途径上的弱势。当前中国对于社会基层和弱势群体利益和需求的表达，还没有形成能够直接作用于资源配置机构的制度化方式，仅有的主要途径是人民信访渠道和新闻传媒渠道，前者主要针对的是一些相对比较微观和具体的问题，而能够作为公众议题、保障民众表达权，并在宏观意义上构成政府与民众无阻碍交流的最便捷通道，则是新闻传媒。传媒要充当社会阶层利益表达的协调机制，这似乎是新闻传媒的一种“外溢”功能，但却与传媒公共领域的建构功能不谋而合。新闻传媒既是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公共领域的一种内在机制;它既是报道公共事务和公共政策的信息平台，又是人们对公共事务批评和评价的舆论平台。对当下中国的社会整合而言，公共领域的建构对于形成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社会下层和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空间尤为重要。这样的利益表达空间是调解性的，而非撕裂性的;是整合性的，而非分化性的。调解的本性，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把既定的社会公共领域加以构建，建立起一个科学、公正、有序的传播体制。

最后，构筑并坚守社会主义的新闻专业主义原则需要公共传媒。新闻专业主义是西方学者率先提出来的，作为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的职业要求，它强调:(1)新闻工作者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2)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人员，或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和鼓动者;(3)新闻传媒是资讯流通的“把关人”，采纳的基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而不是任何需要向社会灌输的意识形态;(4)新闻从业人员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5)新闻工作者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专业规范，接受专业社区的自律，而不接受在此以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³⁴⁾我们不能照搬西方新闻行业的行为规范，但通过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本土化改造，其合理的内核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的新闻专业主义组成部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新闻改革也一直在构建社会主义的新闻专业主义原则，如反对“假、大、空”的主观报道，强调按照客观、真实、及时的新闻传播规律报道新闻事实;倡导“三贴近”，提高传媒的服务性;反对“有偿新闻”，提倡新闻传媒业的职业伦理;以及呼唤舆论监督，推行制播分离、采编分离、新闻与广告分离等新闻实践。社会主义的新闻专业主义原则，可以有效地防止传媒过度阶层化，防止新闻传媒沦落为“传媒恶势力”。如果传媒仅仅掌握在少数集团手中，就会出现寡头传媒越俎代庖、代替公民当家做主的混乱局面，就有可能出现“媒主(Mediacracy)”威胁“民主(Democracy)”的格局。需要警惕的是，“当媒体失去了公义之心，其在公共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亦不过如此。信息过滤与原创谎言使‘媒主’代替了‘民主’，缔造了无数辛酸孽缘”⁽³⁵⁾。而运用全面公正、客观真实、平衡理性的专业精神去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就能真实再现社会镜像，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彰显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声音，保障社会各阶层的信息对称和确保公众有自由意见的公共论坛，达到反映民意、沟通舆情、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无论是社会的碎片化需要一个整合沟通的工具、社会和谐需要充分保障国民知情权实现的传媒，还是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关系需要建构大众公共领域、构筑并坚守社会主义的新闻专业主义原则需要建构传媒的公共性和公共传媒，这都要求传媒角色进行整合。

所谓传媒角色整合，强调的是调整或协调传媒角色间不同因素的纠葛、矛盾、冲突，使之成为统一的角色体系的过程。整合就是整体对部分的统摄、凝聚，使整体形成一种自组织性，具有自我生长、发展、协调的能力。对传媒角色整合的基点是坚持以人为本，以推进社会和谐作为其发展的内在约束要素;整合传媒角色的过程需要解决公共信息平台的倾斜与媒体话语的失衡、新闻媒体镜像的歪置与失真等新闻传播不和谐现象。具体地说，传媒角色整合过程应是一个重构传媒的公共性，改革报道理念，使之成为和谐社会的参与者与守护者的过程。角色整合的实质是传媒在社会主义的新闻专业主义制约下，立足于社会主体的信息传播需要，而满足发挥自身的社会功能，高扬媒介社会责任，进而形成社会参与、社会沟通、社会整合、社会守望、社会疏导、社会监督的角色系统。

因此，整合传媒角色，重构传媒的公共性和公共类传媒，理应成为今天和谐社会构建语境下，新闻传媒发展的重要任务。从总体上看，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国家不再全面控制经济活动，也不再干预公民的个人和家庭生活，但仍然控制着‘政治领域’和‘公共领域’”⁽³⁶⁾。分类控制体系是国家当前控制公共领域的基本策略和组织系统。在这一体系中，国家允许公民享有有限的结社自由，允许某些类型的社会组织存在，但不允许它们完全独立于国家之外，更不允许它们挑战自己的权威。国家对传媒的控制在1992年以后，也大体上采用“分类控制”、“分类管理”的策略。根据这一策略，实现传媒的角色整合，就必须进一步优化传媒的结构，在分化中形成新的传媒种群，在分化中实现传媒角色的整合。为此，在传播实践中，有必要明确公共新闻机构与商业新闻机构、宣传新闻机构的不同定位，保留必要的新闻机构承担社会“公共领域”的功能。在此基点上，进一步对传媒实施分类管理和放权，使传媒在构成上，形成公共传媒、商业传媒、宣传传媒多元存在的格局，建构公共传媒与商业传媒、宣传传媒的不同身份与功能。尽管从总体上，对传媒角色的定位都要坚持以人为本，以推进社会和谐作为其发展的内在约束要素，但是对于公共传媒、商业传媒、宣传传媒则可以在功能和角色上稍有侧重:宣传传媒重在宣传角色、党的喉舌的承担，商业传媒侧重文化娱乐功能的承担，公共传媒重在社会信息的发布和社会整合、公民知情权的满足。根据现有的宣传控制、市场驱动和专业约束矛盾互动的传播生态环境，建构公共性传媒，使其成为以公众事务为关注中心、以公共利益为追求宗旨的意见交流平台尤为必要，这也是新闻传媒承担构建和谐社会责任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