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如何激活?新闻内史、外史及其他
以新闻社会史这样一种方式提出问题，意味着有关新闻史之研写可能会逐渐容纳一些新材料，甚至得到一些新解释。譬如以前不太关注甚至有意无意地忽略和遮蔽的一些方面和内容，今后也有可能被纳入史料范围、考察视野和分析框架。而正是这样一些方面和内容，或许有助于激活新闻史。为此，既要继续探讨新闻史内史的诸内容，也要深入考察其外史的各方面，并对人文社科学界特别是有关中国发展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出自己的回应。
在整个新闻传播学中，新闻史处于相对比较边缘的位置。大家都承认其重要性，不过在具体的科研和教学中，这仍然是老大难的薄弱环节。具体表现为教师不易教，学生不爱学，业界不受用。譬如不少同学觉得，新闻史不就是讲过去的那些事吗?这种偏僻、冷门、僵死的东西，和活生生的现实之间有什么关联，对日后实际参加新闻工作又有什么帮助呢?另一方面，新闻史的科研和教学往往又容易出现枯燥乏味、没有活力的情形。既面目可憎，又派不上用场，结果难免出了教室、离了校门，就原原本本地还给老师了。也正是有感于此，本文合作者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要想办法“激活或复活新闻史的生命力”，让新闻史成为新闻传播领域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组成部分，既使学人受益，也使报人受益;既使新闻学受益，也使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受益，最终形成一幅新的、活泼的、洋溢着生气、焕发着思想与文化魅力的新闻史图景。(49)这种“激活新闻史”的想法，道出了当下学界甚至是业界不少人的心声。(50)
要激活新闻史，有很多方法和途径可供选择与探索。譬如方汉奇先生当年上课时，往往会在叙述中穿插一些古今名人尤其是新闻人的遗闻逸事、历史掌故和社会关系，于不经意间透露、传达乃至激活了新闻史之当代的一面。这些都很有参考价值。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角度来进行尝试。譬如新闻史研究与教学之所以缺乏活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由于这样两点，即研究方法的单调僵化和研究内容的枯燥乏味。而不同的研究方法源于不同的问题意识，相应的也就带来了不同的考察内容。二者其实是一体两面。因而，如果打算诉诸新闻社会史的路径来想象1949年以来的中国新闻史，那么剩下要考虑的就是在具体的研究和写作实践中，看看可以从哪些方面、哪些内容来激活这段新闻史。
先从新闻史的内史层次来考虑。宁树藩先生曾提出新闻史研究要有本体意识。这是非常必要的。不过到底什么是新闻史的本体，仍可做进一步的讨论。但不管怎样，新闻史研究至少应包括新闻事业、新闻制度和新闻观念这三个层次。诚如有论者指出的，以往的新闻史研究主要停留在新闻事业的层面，以探索报纸等各种新闻媒介演进的历史为主;至于新闻本身的制度框架、结构模式及其置身于其中的社会政治制度，则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此外，新闻也是在一定的传播理论、专业意识的指导下进行的。因而，要全面揭示新闻演进史，就应把新闻事业、新闻制度和新闻观念有机地综合起来，建构包容事业、制度、意识的整体的三维空间，以使新闻史从平面化变得有立体感。否则，表面上看起来很完整的研究，业内人士或其他明白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它还是漏掉了许多重要的东西;而这被漏掉的东西，对于完整地解释新闻史往往也具有重要的意义。(51)
这样的思路很有启发性。特别是对以往较少讨论的新闻制度、新闻思想等方面进行深入而细致的考察，有助于研写多层次、立体化、富有动态感的新闻史，甚至有可能激活它。当然，这样的新闻史需要的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新闻思想，还应包括其他方面如社会、政治等相关思想。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写出真正有分量、有思想的新闻史;也只有为其赋予浓厚的思想气息，新闻史才能更加体现出生机勃勃的时代性、生命力和鲜活感，并引起学界、业界等之关注和兴趣。可以说，在制度和思想方面，激活新闻史还大有可为。
即便是以往讨论较多的新闻事业这方面，在激活新闻史上也并非没有可以做进一步调整、补充和探讨的空间。譬如最易受人诟病的新闻史对未来从业者在业务方面帮助不大这一点就是如此。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和目前各校新闻院系的师资配备情况有关。因为有实践经验者一般从事新闻业务而非新闻史课程方面的研讨与教学。就此而言，台北学人陈顺孝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他曾是新闻界的多年从业者，后来改行成了研究人员，并多次负责讲授世界新闻史和台湾新闻史。在1997年的一次“大众传播教学研讨会”上，他结合其业界经验和学界思考，报告了“新闻史的实务价值”:一是了解新闻实务如何以及为何会演变成今天的面貌，进而追溯当前实务问题的根源、谋求革新之道;二是借由了解、比较不同时代的新闻情境和报道形态，快速累积自己的实务经验，让自己能在几年之间学得数十年来新闻人累积的人生历练、编采技艺以及记实避祸策略等。这个报告受到新闻史名家赖光临等的好评。后来，陈氏还根据自己的职场经验写了本颇有特色的融合了新闻业务与新闻史的作品:《新闻控制与反控制:“记实避祸”的报导策略》(52)。像这样一些活泼的作品和研讨，无疑有助于“激活”新闻史，进而让学界和业界同受其益。
新闻事业不仅是编辑，还包括采访;由此引发出的一系列故事，也可能有益于激活新闻史。譬如在以往的中国新闻史研究中，除了笼统的叙述，对媒体的新闻生产几乎并无多少具体描述。而在新闻社会史的视野里，这不仅是发生在编辑部里的故事，在新闻采访、编辑制作、信息传播的背后，都有其丰富多彩的故事。在新闻界和政治圈里摸爬滚打了多年的梁启超曾颇为感慨:“政治组织上的形式，其实无论如何，和实际运用都不能相同”。比如“中华民国约法”，看起来似乎仍旧有效;但具文的约法和实际的政治，表面和骨子，相差不知几千万里。如果单从《政府公报》看，中央政府似乎很强有力，吴佩孚、张作霖也不能得禀命中央。但是如果打破了南口，许多威字将军都是由吴、张上呈文，由内阁发表。“事实上，骨子里何尝如此?一切大权都不在内阁，吴、张上呈文亦等于一纸命令”。(53)政治界是这样，新闻圈又何尝不是如此?纸上的报道，和暗里的内幕以及现实的情况，往往不尽一致，甚至完全相反。
历史学家吴相湘在编纂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时就注意到历史与新闻关系复杂，慨叹报上发表的军事新闻不尽可信，特别是和军方的战斗详报、阵中日记甚至是有些记者手里所掌握的事实之间存在很大差异。(54)这一点在颇具史学意识、“以研究历史的态度进入新闻圈”的著名报人曹聚仁那里，有更为生动的回忆。他以抗战初期战地记者的亲身经历说明，记者所掌握的大量消息和事实，和报上公布的新闻差距颇大;有时出于鼓舞士气人心等特定需要，所发表的战讯甚至会和战场上的实际情形完全相反。再加上采访中因各种缘故而造成的客观偏差，所以即便记者也不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生活在“真实”之中，而可能只是住在隔壁，中间还隔着一堵墙。(55)在这个意义上，不仅已发表的新闻文本，就是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而没发表的东西，也应纳入考察视野。值得注意的不但是什么新闻发表了、什么没发表，还有为什么有些新闻发表了，而有些则没发表。更进一步的，那些已发表的新闻，和新闻采编者之真正意图，其间关系是否一致抑或完全相反?此外，在发表什么和不发表什么的背后，还涉及政治对新闻的操控问题。那么到底是何种政治、以何种方式干预了新闻?(56)对完整的新闻史研究而言，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需要考虑的。如果不从新闻社会史的角度着眼，不考虑新闻发生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不分析新闻人的社会政治关系网络，不追溯特定新闻的生产过程(实已涉及新闻外史)，这些问题恐怕很难得到妥当的解释。由此写出来的新闻史，自然也很难有什么活力。
以往的新闻学和新闻史大多重视新闻采编方面的研究，而忽略对印刷、发行、广告和经营等环节的考察。其实从整个产业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完整的流程(57)。如果没有印刷、发行、经营人员等的努力，文章写得再好，报纸编得再棒，但是印不出来，卖不出去，又有什么用呢?另一方面，新闻院系培养的不仅是新闻采编人员，也包括广告营销商、报业经营者等。因此，如果能针对这些各种各样的需求，对相关方面有所研讨，让人们能从历史中看到经验，甚至是现实的影子，这样的新闻史又怎么会没有活力?
从新闻与社会的关系也就是新闻史的外史角度着眼，则可以探讨的东西更多，激活新闻史的可能性也更大。因为新闻社会史关注的不仅是新闻的生产，也包括新闻的消费及其社会影响(这已不仅是新闻，而涉及传播了)。譬如新闻史研究不能仅满足于考察哪天报纸上发表了哪些新闻这种文本解读就算了事，还必须尽可能地考察和确定新闻的传播过程及其效果。某条新闻的确在报纸上刊载了，但是有哪些人读到了，又是在何时读到的?过去在北京和天津报纸上发表的消息，在南方一些地区就未必能及时读到(交通沿线的市镇或是例外)，更不用说一些边远偏僻地区了。特别是非常事件或战时期间，可能更是如此。譬如不少人都知道“九一八”事变发生在1931年9月18日夜，但不能由此以为大多数读者19日就知道了这个消息。除了天津《大公报》等极少数报纸在19日有所公布且语焉不详外，大部分人是在20日之后才读到相关报道的。新闻社会史不但关注哪些读者何时看到这些消息，还关心读到报纸后，读者怎么想的?(58)这并非一般的受众研究所能解决，还须借助新闻社会史的视角。譬如可以考察作者、编者和读者的往来互动。新中国成立前不少报刊都设有这种多边互动栏目，如《新青年》和天津《大公报》就是如此。此外，各种私人日记、信函等之中也会反映阅报者看到某些新闻后的想法和活动。借助于这样一些具体的新闻社会史考察，我们才能确定:新闻到底如何影响了社会，以及如果可能的话，怎样才能更好地影响和服务社会?
激活1949年以来中国新闻事业史，不但要从新闻学界和业界的角度着眼，甚至也须对现实世界包括人文社科学界的相关重大理论问题做出回应。譬如，对中国新闻史的研讨不能仅限于对中国内地的观察。以前海峡两岸都编写过《中国新闻史》或类似题目的著作。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双方学界都曾争论说对方的“中国新闻史”不完整或者有问题。其实，大陆和港澳台地区虽然在20世纪以来经历了不同的社会政治历史发展进程，但各地的新闻事业都是中国人新闻探索的一部分。从目前的情形来看，包括中国香港、澳门甚至台湾地区的新闻事业也应该纳入我们的观察视角。可喜的是，近年来已出现了这样的“中国新闻史”。譬如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就单列一部分，讨论港澳台地区的情况;近年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中，更专门有一本《台湾新闻传播事业卷》。当然，仅仅把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新闻事业放在一起还不够，必须作更进一步的考察和分析，比较它们的异同，探索它们的规律，从而为中国新闻事业乃至社会政治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借鉴。台北学人最近在这方面已有所尝试，我们大陆同行也应不甘落后，有所努力。(59)
与此相关的，是如何看待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中国发展道路或中国模式的问题。这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大方面看。首先，有关1949年以后中国新闻史发展之断裂与延续。当下中国的新闻事业不论在制度设置和思想观念还是业务实践和社会影响等层面，无不体现出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此大概没有多少人会否认。不过在这些看似巨大的变迁背后，是否也存在着一些相对稳定、大致不变的方面呢?近来史学界越来越认识到，光强调1949年的“解放”、断裂意义是不够的，还须重视这种看似巨变背后的实际延续性。(60)如此才能更加完整地理解1949年的革命意义，特别是把之后和之前的各种情况联系起来，纳入整个现代国家的构建和发展之历史框架中加以考察。这种思路或许也可以借鉴和运用到共和国新闻史的研究中来。其实不但1949年是这样，以1979年为界前后两个三十年的情况也是如此。历史发展自有其继承性和延续性，真实的历史既不能轻易割裂，也不能随意弥缝。其间真实而复杂的关联是梳理共和国新闻史时需要面对的。特别要力避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思维困境。毕竟生活本身是非常复杂的，以描述乃至解释这种复杂生活为任务的历史当然也是如此，不能随意加以简单化。在考察1949年以后共和国新闻史的同时，如果也能纳入到近现代以来中国的整体发展，特别是民族复兴、国家建设等框架下进行思考，其间的利弊得失、成败利钝或许更容易看得比较清楚。
其次，有关1949年以后中国新闻史在世界范围内的定位。1980年，《报刊的四种理论》中译本出版。(61)译稿完成于1960年即英文原著出版四年后，若干译介并不完全妥当。但一经传播开来，四种理论还是迅即成为新闻学界、业界不少人击节叫好的思考利器。学者李良荣记得，1981年春同班的女同学觅得一本英文原版的《四种报刊理论》，后来她把该书译给李与几个同学听。这令他们“眼界大开”，“打开了读书的视野。(62)业者李大同读完第一遍后，立即开始从头再读第二遍，“读完仍意犹未尽”。觉得这虽然是本理论著作，“但同时提供了足够的历史视野”。它从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开始。“很明显，这就是我们(记者)入行后要问的问题”。(63)在当时情境下，这不难理解。唯现在似不无反思余地。新世纪之初，台北有研究者筛选出111篇关于中国大陆传播研究的学位论文，分别以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及使用理论等三项进行整理与归纳。结果发现“皆呈现趋同的现象”，即以“苏联共产报业理论”作为解释工具，观察中国大陆传播媒体宣传运作的情况。所谓“苏联共产报业理论”事实上是“极权主义”典范下所衍生的理论体系;而极权主义模式是在“冷战”气氛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来理解共产世界的一套思维逻辑与话语体系，这样的理论伴随而来的则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假设与预期。因此，这位研究者提出迎合着中国内地本身的动态发展，应该调整与发展新的理论典范，以跳脱传统“苏联共产报业理论”的局限与制约。(64)
现代西方人文社科学术成果的背后往往有着复杂背景，苏联共产报业理论的解释模式也确实难免其“冷战”色彩。再加上革命史、现代化等研究范式越来越面临挑战，不少人也越来越认识到:要给中国新闻业和新闻史寻求合适的定位和恰当的解释框架。相对而言，民族国家理论或者更确切些说正常国家理论，或许是一种比较妥当的解释路径。有论者曾从“正常国家”的角度讨论过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问题。唯在新闻学尤其是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这方面的讨论尚付阙如。有学者意味深长地指出，不少人总是有意无意地把中国看做是“不/非正常国家”，于是自觉不自觉把中国新闻业归入苏联共产报业的理论框架中。(65)这实在值得注意和反思。
【作者简介】
李彬，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宪阁，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后。
【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史研究”(批准号:09AXW001)成果。
(2)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5.
(3)除文中提及者，相关讨论文献还有很多，特别是论文。此处仅就主要论著略作梳理，难免挂一漏万。
(4)方汉奇.关于新闻史研究的几点体会和建议［M］//方汉奇自选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640.
(5)蔡育强.研写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刻不容缓［J］.新闻与改革，1986(1).
(6)徐熊.十年怀胎，何时分娩:〈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明年问世吗［J］.新闻记者，1993(12).
(7)施喆.建国初期私营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J］.新闻大学，2002(1);曾宪明.解放初期大陆私营报业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2);李斯颐.也谈建国初期私营传媒消亡的原因［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3);曹立新.再论新中国成立后私营报业消亡的原因:以解放初期《文汇报》的经历为例［J］.国际新闻界，2009(4).
(8)前者如王晓梅.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探源［D］.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论文，2005;后者如郭镇之就是以新中国电视史研究获得学位的首位新闻学女博士，前引彭兰作品也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9)罗森栋.毛共报业与新闻自由［J］.报学(台北)，5(3).
(10)金凯达.中共宣传政策与运用［J］.香港: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54.
(11)何川.中共新闻制度剖析［M］.台湾:中正书局，1994;叶言都.邮发合一:中共建国后报业发行的变局(1949—1954)［J］.台大历史学报，2008(42).
(12)譬如先是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到台北中研院进行博士后研究，目前执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傅朗(Nicolai Volland)，就一直关注当代中国的新闻媒体及其发展。
(13)Hansjürgen Koschwitz，Press Politiy and Party Journalismin the USSR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China，Düsseldorf，Bertelsmann Universit－tsverlag，1971.介绍见Book Reviews，byWilmont Haacke，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Vol.19，Jan 1973:47-49。
(14)Stud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15)华盛顿大学1991年博士论文［D/OL］.http://www.com.washington.edu/graduate/dissertations.html.
(16)譬如《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很多资料截至于1980年末，有些问题因“宜粗不宜细”以及三个“为主”(即以写成就、写成功的经验和写自己独具的特色为主)的编辑原则而没有深入探讨，有些情况则近年已有相当的变化和发展，有些观点和评价更是值得重新斟酌与考虑。2009年重印“当代中国丛书”时，对其没有做任何修订。另《当代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和《正在发生的历史》分别截至到1988年、1990年和2000年前后，最近十来年新闻界的激烈变动和多彩历史则没有融入其中。这显然难以完整描述和解释1949年以来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和变迁。
(17)吴廷俊，阳海洪.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论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学术内卷化”状态［J］.新闻大学，2007(3).
(18)这在学科的草创阶段无可厚非。即便对当代中国新闻史研究而言，也不能轻易放弃这种史料考订，但应结合其他研究模式同时进行。因为总不能等史料考据等基础研究完全做好了，才开展其他工作。
(19)借用陈赟的说法，见“历史”与“思想”的双重退隐:思想史研究的真正困境［EB/OL］.［2010-02-12］.http://www.chinese-thought.org/yjy/17_cb/002483.htm.
(20)李彬.全球新闻传播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39.
(21)方汉奇.消除新闻史研究工作中的“左”的影响［J］.新闻学会通讯，1981(19).
(22)甘惜分.新闻论争三十年［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11.
(23)桑兵.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J］.近代史研究，2007(5).
(24)托波尔斯基.历史叙事之真实性的条件［M］//陈新，译.新史学.第2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180.
(25)李彬.全球新闻传播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39.
(26)李彬.对新闻史研究方法的思考与建议［J］.新闻大学，1996(4).
(27)李彬.历史是新闻的定稿［N］.中国图书商报，［2001-02-15］.
(28)李彬.“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J］.新闻大学，2007(1);中国新闻社会史［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266.
(29)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插图本第二版)［M］.开场白:5.
(30)C.Wright Mills.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卢晖临.历史视角与社会学想象力:一种联系和转化的思考能力［M］//社会学家茶座，第16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
(31)方汉奇.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J］.新闻纵横，1985(3).
(32)李彬.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J］.新闻大学，2007(1).
(33)吴相湘.三生有幸［M］.北京:中华书局，2007，自序:7.
(34)王咏梅.新闻巨子胡政之［D］.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论文，2008;刘宪阁.报人张季鸾与抗战前后的中日关系［D］.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9.
(35)此思路与一般的回归新闻本体主张并不完全相同，而且也并不是说其他新闻史研究者就没有这种新闻学科的本位意识。
(36)米格尔.后社会史初探［M］.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7)譬如新闻学在德国发端不久，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于1910年的第一次社会学大会上提出:“社会有必要进行最纯粹的科学研究的第一个课题，就是新闻的社会学”。近年也有学者明确反对将新闻与社会割裂开来进行研究的做法，而主张融合与统一。见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275;爱伦.新闻文化［M］.方洁，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序论:2-3.
(38)徐培汀.一门前景广阔的新学科:新闻社会学［N］.解放日报，［1988-05-17］;黄俭.新闻调查与新闻采访:访社会名家费孝通教授［J］.新闻记者，1983(5).
(39)陈颐.新闻社会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程世寿，胡继明.新闻社会学概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
(40)Michael Schudson，Discovering the News:ASocial History ofAmerican Newspaper［M］.NewYork:Basic Books，1978.另参陈昌凤，常江译.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1)芝田正夫.新闻の社会史:イギリス初期新闻史研究［M］.晃洋书房(京都)，2000.
(42)吴果中.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中国新闻史研究:以《良友画报》为个案的分析［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5).
(43)较值得注意的是，如陈昌凤.中国新闻传播史:传媒社会学的视角(第二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44)王敏.上海报人社会生活(1872—1949)［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刘少文.大众媒体打造的神话:论张恨水的报人生活与报纸文本［M］.上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45)葛兆光.唐宋抑或宋明: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视域变化的意义［J］.历史研究，2004(1):21.
(46)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J］.历史研究，2004(3).
(47)参见吴风.激活新闻史的生命力:评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EB/OL］.未刊稿;周礼人.就怎样学习新闻传播史向李彬老师请教［EB/OL］.［2009-12-26］.http://blog.163.com/global_chinese/blog/ static/134 256332200911984135749;honeybaby20.“史林外传”［EB/OL］.［2007-11-08］.http://wangxiaodi.blog.hexun.com/14469901_d.html.
(48)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修订版前言，5.
(49)李彬.“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J］.新闻大学，2007(1):43.
(50)张谦.激活历史:评30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1).
(51)张昆.新闻传播史体系的三维空间［J］.新闻大学，2007(2).
(52)陈顺孝.新闻史的实务价值［EB/OL］.［2009-12-22］.http://ashaw.typepad.com/editor/2004/ 06/post_4.html;新闻控制与反控制:“记实避祸”的报导策略［M］.台北:五南图书公司，2003.
(5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补编，271-272.
(54)吴相湘.三生有幸［M］.90、91.
(55)曹聚仁.采访外记·采访二记［M］.北京:三联书店，2007特别是外记，引文见第67、95页。有关战地通讯和战场实况之间的反差，抗战后期曾为记者的历史学家黄仁宇也有切身体验，见缅北之战［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
(56)新记《大公报》近年来颇为不少人所津津乐道，甚至视为现代中国新闻自由或专业主义的重要象征。事实上，其与政治的关联是非常复杂而微妙的。只是这种关联既不像传统的革命史谴责得那般不堪，也不像近年不少推崇者辩护得那般清白，当然更不像目前大多数新闻史论著叙述得那般简单。譬如1940年初披露日汪密约的曲折故事，就具体而微地表明了这并非背景单纯的新闻事件，而是精心操控的政治运作。相关讨论，见前揭刘宪阁文。
(57)很长一段时间里总是强调新闻的事业性质，而往往忽略了它也是一种产业。
(58)有关书籍的阅读史近年已有学人开始注意，而有关新闻报刊的阅读史则尚少研讨。参见潘光哲.《时务报》和它的读者［J］.历史研究，2005(5)。
(59)叶言都.台海分治初期两岸报业之比较分析(1949—1958)［D］.台北: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2010.
(60)Jeremy Brown，Paul G.Pickowicz.Dilemmas of Victory: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
(61)施拉姆.报刊的四种理论［M］.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译，新华出版社，1980.
(62)李良荣.十号楼的岁月［N］.文汇报，［2005-03-20］.
(63)李大同.启蒙，从小册子开始［N］.南方周末，［2007-08-30］.
(64)刘清耿.中国大陆传播研究在台湾:以1949—2002年博硕士论文为例［D］.台北:台北“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论文，2003.
(65)详见刘宪阁.变与不变:有关共和国新闻史之逻辑与主线的一点思考［R］.1949—2009:共和国的媒介、媒介中的共和国”学术研讨会上海复旦大学，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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