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的器物文明与华人民办出版业的文化采借

二、都市的器物文明与华人民办出版业的文化采借

上海开埠以后，西方传教士和商人在上海开办的近代出版业，带来了先进的印刷技术、出版理念和经营方式，对上海的民办出版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60年代以后，随着上海港口优势的日益突出，都市的集聚效能进一步增强。一些传教士看到了在上海的传教优势，有的将出版机构移入上海，如美华书馆1860年由宁波迁到上海，1863年香港同治印书馆从香港迁入；有的在沪设立新的出版机构（见第二章第一节表2-1）。此时，不少外埠书业也纷纷向上海聚集。如一些商人、买办为书业利润的驱使，争相在沪经营起出版业。这样，在上海的出版机构中，既有外国人经营的出版业，又有国人经营的出版业。既有从外埠迁入上海的出版机构，又有直接在上海建立的出版机构。有用传统雕版印刷书籍的，也有仿效西人铅印、石印的技术来印刷书籍的。这些不同性质的出版机构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而租界内华洋杂居的状况，又加速了多元异质文化的碰撞、冲突与融合。从而导致这一时期，国人对西方文明的文化采借显得尤为突出。

所谓文化采借（culture borrowing），是指对外来文化元素和文化集丛⁽⁶⁹⁾的借用。它包括对外来文化的吸纳和仿效，是文化积累的途径之一。两种文化接触后发生传播，在传播过程中互相采借对方的文化，是文化发展的普遍现象。但是采借双方并不必定是完全对等的关系，采借也不是对所有外来文化的全部吸收。文化采借大多是相对落后的社会采借发达社会中的先进文化元素，相反的情形十分少见。采借是有所选择的，选择的标准主要有三点：第一，是否有使用价值。使用价值越大的文化元素，越容易被采借；反之，则不容易被采借。第二，是否合乎本土的文化模式。凡是与本土文化模式相协调或差异不大的文化元素，就容易被采借；与本土文化有抵触或差异大的，则不易被接纳。第三，是否符合本民族的心理特征。凡是符合本民族特征的文化元素，不论是守旧的还是新奇的，粗糙或者精制的，都可能被采纳。在文化的采借中，一般的情形是物质文化的采借先于或多于精神文化的采借。这是由于物质文化的利用价值比较容易判断，它与本民族的意识形态没有直接的冲突，因而易于被接纳。而精神文化则不同，一种理念或观念往往打上民族或阶级的烙印，与其他民族或社会的传统的或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有可能发生冲突，因此它的传播与采借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阻力。

这时上海西人所经营的出版业，无论是在器物上，还是在经营方式和理念上都是远远超越于国人的先进文化元素，其快捷的印刷技术、独到的经营方式，对于正在经营或意欲经营出版业的国人来说，都太具有使用价值了，因此，对西人出版业中显现的先进文化元素的采借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而出版技术这种器物文化自然就成为国人首先采借的文化元素。

自墨海书馆始，上海开始有了近代铅印设备，除大小英文铅字七号外，并刻有中文铅字两号（等于二号、四号大小）⁽⁷⁰⁾。1860年，美华书馆由宁波迁到上海，应用了姜别利的两项发明。其一是用电镀法制造汉字字模，比传统的手工雕刻字模省时省力，制造的字模也更完美、清晰。书馆用电镀法制成大小七种宋体铅字（即1—7号字），大量生产和销售，成为流行几十年的“美华字”。其二是设计了元宝式排字架，将汉字按照使用频率分为常用、备用和罕用三大类，在木架的正面安置常用、备用铅字，两旁安置罕用铅字，每类字依据部首法排列，使排版取字的速度得以大大提高。铅印技术凸显出的更高的使用价值，使不少从事出版业的国人纷纷仿效，这也使得上海的铅印出版业在整体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然就华人对西方印刷技术的仿效而言，在近代出版业的前期，作为主流的并不是铅印技术，而是在当时比铅印技术更具使用价值的另一种印刷技术——石印技术。

石印技术为1796年德国人奥人施纳飞尔特（Alois Senefelder）所发明，传入我国的时间，说法不一。贺胜鼐在1931年的《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一文中说：“吾国只有石印术，发轫于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刷所，时在光绪二年（1876年）”。《上海研究资料》中也从贺说。汪家熔在其《印刷史三题》中认为在1838年广州就有石印术，并推定戈公振商务版《中国报学史》的插页《六合丛谈·小引》为石印⁽⁷¹⁾。吾觉汪说较为可信。也即是说，石印术在上海最早应用的时间为1857年。其后，土山湾印刷所也采用石印术，不过所印仅限于天主教之宣传印刷品。上海最早以石印技术印制书籍的单位为1876年英商美查办的点石斋石印局。该局开办后即聘土山湾印书馆技师邱子昂执掌印务。第一种出版物为《考正字汇》⁽⁷²⁾，后印制横栏的《康熙字典》、《佩文韵府》、《渊监类函》及《四书》等大部书⁽⁷³⁾。此外，它还率先用石印技术在沪上出版了《点石斋画报》。此后，国人对这种文化元素的采借更为积极，石印业很快发展成一种重要的行业，成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889年5月25日《北华捷报》说：“上海已在用蒸汽机石印法印成中国著作百千种。现有石印局四五家，其所印的书销行于全国。”到光绪末年，上海石印书局迅速增至90家⁽⁷⁴⁾。至于为何石印业得到如此快的发展，或者说国人为何采借此种文化元素有如此高的积极性呢？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石印与铅印、木刻相比有独特的优势。铅印所需铅字很多，无论英文还是中文，都需要许多大小不同的字体、字号的铅字。当时姜别利虽已发明电镀法制作华文铜模，但所需时间很长。时“铅字每套之值恒在一二千元之上，铜模之价尤昂”⁽⁷⁵⁾，一旦出现没有之铅字，则不得不借助于木刻字，于是普通印件中，遂不时有墨铅或空白，故当时正式书籍之印刷，仍多付之木刻。只有一些较大的印刷出版机构，才能自置铜模，临时添制铅字。至于木刻印刷，所需刻工既多，费时费钱又多。正如王汉章所说：“但铅石印法，初不必逊于木刻，至于省工省费，则又远过之，二者并行，实不相悖也……顾我国出版界基于世界潮流之趋势，几使铅石印法占有崇高之地位、伟大之势力，以致木刻渐成衰落景象。加以生活日昂，工价倍徙，刻字匠人之收入，不敌排印工人之丰厚，相形之下，优绌斯分，趋舍自异矣。”⁽⁷⁶⁾时人在论照相石印法比原有的铅字袖珍版更为经济时说：“今石印之法工简而本轻，较之袖珍版式质属更易，由此二法，直是无书不可印，而无本不可缩。”⁽⁷⁷⁾除更为经济外，石印还有另一个优点，即比木刻更容易保存书法的优美，关于这一点，时人徐润有所论述：“用机器将原书摄影石上，字迹清晰，与原书无毫发爽，缩小放大，悉随人意。”⁽⁷⁸⁾正因如此，后来上海的许多画报如《点石斋画报》、《飞影阁画报》等皆为石印。当时有诗极言石印之优点：“古时经文皆勒石，孟蜀始以木板易；兹乃翻新更出奇，又从石上创新格：不用切磋与琢磨，不用雕镂与刻画，赤文青简顷刻成，神工鬼斧泯无迹。机轧轧，石粼粼，搜罗简册付贞珉。点石成金何足算，将以嘉惠百千万亿之后人。”⁽⁷⁹⁾

其二，适应了当时读书人和科举考试的需要。当时大量的经史书籍，因木刻价昂，士子买不起。所谓：“借书而无世家往来，买书而无薪膏余□，竭终年舌耕之所入，不足供一部书之价，则忍而不读者有之矣。吾知若此者十人居其九也。”⁽⁸⁰⁾石印书籍价格之低廉，正满足了读书人的需要，而对赶考的举子来说，除价格低廉外，更是另有一番意义。1889年5月25日的《北华捷报》中的一段话对此述之较切：“各地零售书店的增多可以看出大家十分需要这种书籍……《康熙字典》售价，各种版本不同，自一元六角至三元。字很小……木板大字的售价三元至十五元……购买石印本的人，大半是赶考的举子，年青，目力好。他们不要宽边大字，而喜欢旅行时便于携带的小书。举子们需要赶路，又喜欢带书。”此外，清后期考风腐败，夹带之风兴盛，因而“字迹细若蚕丝，无不明同犀理”⁽⁸¹⁾的石印书籍，这种场屋之佳品，尤其被士子所青睐；故“其时业石印者多竞印八股诗文，场屋用书”⁽⁸²⁾。如李木斋（盛铎），所设蜚英馆，就石印“场屋用之夹袋书，所谓巾箱本之兔园册子”⁽⁸³⁾。陈伯熙《老上海》中在记鸿文书局之失败时，如是说：“（鸿文书局）惟所出者多科举时代考场所用之书，如《五经戛造》、《五经汇解》、《大题文府》、《小题十万选》等类……迨科举既废，遂不值一文矣”⁽⁸⁴⁾。这些都说明石印业的兴盛与当时的科举考试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后来石印业的衰落，固然与铅印技术的进步有关，科举的废除当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其三，很高的经济回报是投资者的内在动力。外商石印书籍销行之盛，强烈地诱惑着华人的投资。姚公鹤在其《上海闲话》载：“闻点石斋第一本获利之书为《康熙字典》，第一批印四万部，不数月而售罄；第二批印六万部，适科举子北上会试，道出沪上，率购五六部，以作自用及赠友之需，故又不数月即罄。”当时一般书只能销售几百册，多者不过两千册。而点石斋的这本石印大部书籍却几个月以内，就销出十万册，此诱惑可想而知。于是，在1882年就有同文书局、拜石山房和鸿文书局几家规模较大的石印机构成立。石印业在19世纪80年代后开始兴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光绪五年，英商开乐凯（John Dent Clark）和李闱登（Charles Rivington）合伙于1879年在上海创办《文汇报》，首先使用煤气引擎轮转印刷机，从而大大提高了印刷速度，使投资石印更有利可图。以后，彩印技术在沪上的出现，又引起许多彩印书局的出现。总之，都市整体物质文明的进步是光绪年间石印出版机构能够大量涌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原因。

这一时期，国人所办的民族出版业，带有明显的对西人出版文化采借的痕迹。这种采借不仅表现在印刷技术上的，还表现在融资方式和出版机构的组织形式上。在印刷技术上，自铅印、石印技术传入上海后，国人由好奇到羡慕，再到仿效。19世纪70年代，上海民族工业中有两家印刷工业，80年代增加很快，到甲午以前，有9家印刷机构出现⁽⁸⁵⁾。一些老书肆如扫叶山房等也开始使用石印机器出版书籍。从融资方式上说，国人以前所办的出版机构，要么独资，要么几人合资，从不知利用社会资金以扩大资本，减轻资金周转的压力。随着外人在上海投资企业的增多，以及一批洋务企业的出现，已有不少股份制企业开始出现。新的融资方式开始为国人接受，华商附股者不少，甚至采取了同洋商合办的形式。但这时的出版业中，纯粹的股份制形式还没有形成，多为几人合资的形式。过去有人看到“股印××”就认为出版业中已有了股份制企业，那其实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它不过是书籍发行的一种预约形式。这种预约形式的好处是不会造成书籍的积压，当然，它最大的好处还在于让商家可以减少投资成本，通俗地说，就是用别人的钱来赚钱。这在出版需投资较多的大部头书籍时，优势体现得更加明显。同文书局在光绪十年（1884年）在石印《古今图书集成》和《二十四史》时，首先采用了这种方法。现选抄一段如下：

股印古今图书集成启

……本局现以万余金购得白纸者一部，用以缩印；又以六千金购得竹纸一部，用以备校，约两年为期，其功可竣。去年曾经启知，以招印一千五百股为额，并呈书样四式，嗣蒙诸大雅示复，皆以字大行疏，每部三百六十两者为最，本局谨遵众论，即照三百六十两样本开办。凡来认股者，先交半价银一百八十两为定，一俟目录告成之日，在登申报通知在股诸君来取目录，即将所余半价交足，本局并发分次取书单三十二纸，以后各典续出，随出随取，俾臻两便。目前股份尚未足数，如欲购是书者，尚祈及早惠临，庶几股额早满，蒇事亦速，是所厚望矣。

股印二十四史启

……道光以前，累世承平，人文蔚起，通邑大都，必有庋藏全史，以备大雅观摩者；兵燹而后斯文浩劫，志学之士欲求全史而读之，盖有登天之难焉。本局现以二千八百五十金购得乾隆初印开化纸全史一部，计七百十一本，不敢私为己有，愿与同好共之，拟用石印，较原版略缩，本数则仍其旧。如有愿得是书者，预交英洋一百元掣取收条，并分次取书单念四纸，各史随出随取，两得其便现经添设汽炉，日不停晷，较诸人力尤为敏捷。《陈书》、《史记》、《前汉》等书既以告成，《后汉书》、《三国志》俱可计日而就。目前股份尚未足数，欲购者请早来局认取股单；若使各史迭出，股额足数，即行截止矣。此启。⁽⁸⁶⁾

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出，所谓的“股印”、“股份”是书籍的预约，而不是股份制企业。我国民办股份制出版企业到20世纪初才出现，民国以后有较大发展。这种“股印”在当时的上海的出现，明显受到西人融资方式的影响。这种经营方式使民办大规模的出版活动成为可能。如果没有这种经营方式，像《图书集成》、《二十四史》这样的大部头书籍是很难被出版的。这种方式还对后来的上海出版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民国以后上海的民办出版业中，这种经营方式被广泛采用。

在出版机构的设置上，国人一开始就有仿效西人的痕迹。在点石斋石印书局营利后，继办者就有粤人徐润（雨之）之同文书局，扬州李木斋（盛铎）之蜚英馆，湖州凌佩卿之鸿文书局，钟寅伯之积石书局，何瑞堂之鸿宝斋石印局等⁽⁸⁷⁾。铅印中徐润的广百宋斋，许时庚之绿荫山房的设立也是仿“申报聚珍版图书”和图书集成局铅印图书的影响。徐润的仿效尤为明显。他在看到英人美查在申报馆附设两书店，一为专售铅印书籍之申昌书室，一为专售石印书籍之点石斋，都盈利不少后，不仅与人合伙创办同文书馆，石印大宗史书，还自设广百宋斋，铅印国学名籍⁽⁸⁸⁾，使自己的同文馆和美查的申报馆一样，石印、铅印俱全。在出书的种类上，也多如此，你出《图书集成》，我也出；你出《二十四史》，我也出《二十四史》；你把书缩小，我把字印得更细。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在内部管理上，国人民办的出版机构受西式企业的影响，已门分户别，井井有条。如蜚英馆内就有“东西互对楼房若干幢，分设总账房、会客厅、总校处、绘图处、裱书处、钞书处、画格处、描子处，以及照相房、火轮印机房、印稿房、校书房、磨石处、积书处、堆纸处、装订处”等⁽⁸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