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会党的机关报

第一节　维新会党的机关报

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严重。康有为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公车上书”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于是认为：要推行变法维新，必须先“合群”以开风气；而要合大群，“非开会不可”；若要想开会，“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合群”、“开会”、“办报”这一系列工作思路的形成，使中国政党机关报的出现顺理成章了。

一、强学会的机关报

1.北京强学会和《万国公报》、《中外纪闻》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在北京成立强学会。强学会又名强学书局或强学局、译书局，是我国最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团体。经费来源主要是康有为和陈炽、沈曾植、沈曾桐、丁立钧、张孝谦等人的“义捐”。以陈炽、沈曾植为正董，沈曾桐、文廷式为副董，实际负责的则是张孝谦。列名会籍或参与会务者还有梁启超、麦孟华、汪大燮、王鹏运、陈仰垣、袁世凯、徐世昌、杨锐、张权等共22人，并得到帝党官僚首领、光绪帝师翁同龢、孙家鼐，军机大臣李鸿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武将宋庆、聂士成以及英、美传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英使欧格讷等人支持和赞助。强学会之性质，“实兼学校和政党而一之”；每10日集会一次，每集会必有演说。康有为特为强学会作序，阐述成立学会的宗旨在于“广联人才”、“创开风气”，以挽救时局。

为阐明组织学会的必要性，康有为决定先办一份报纸，遍送在京官吏和士大夫，使之“渐知新法之益”、“告以开会之故”，以争取他们的支持。

8月17日，强学会主办的报纸《万国公报》正式创刊。因英、美传教士在上海组织的广学会很有影响，其所办之《万国公报》在晚清官吏和士大夫中行销有年且颇得好评，故袭用其名，以利发行。《万国公报》是维新派在国内出版的第一家政治报纸，由梁启超、麦孟华任编辑；报纸每隔一天出版一期，共出了45期；委托京报房木版印刷，随京报免费赠送给在京的官员。该刊主要围绕“公车上书”的主旨进行宣传，设有上谕、外电、各报选录、译报、评论等栏目；经常转载上海广学会《万国公报》上介绍西方政治制度和经济概况的文章，论述富国强兵之道、振兴国家之策、教民新民之法，阐释救亡图存的变法主张，在官员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如康有为所说：“报开两月，舆论渐明，初则骇之，继亦渐知新法之益。”^[1]不少官员正是在阅读《万国公报》之后，才对维新运动采取支持态度。

后来，为了“以报事为主”，《万国公报》于1895年12月16日易名为《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的机关报。《中外纪闻》以梁启超、汪大燮为主笔；双日刊，木版印刷，每次一册，期发约二三千份，月底取回，装订成册，以便保管；与《万国公报》免费赠阅不同，《中外纪闻》为购阅：京中购阅者，每月收银三钱；京外购阅者，除报费外，另按路程远近，酌加寄费。《中外纪闻》的内容比《万国公报》丰富，“首恭录阁抄，次全录英国路透电报，次择译外国各报，如《泰晤士报》、《水陆军报》等类，次择录各省新报，如《直报》、《沪报》、《申报》、《新闻报》、《汉报》、《循环报》、《华字报》、《维新报》、《岭南报》、《中西报》等类，次译印西国格致有用诸书，次附论说”。^[2]《中外纪闻》的编辑业务、经营业务也都有改进，比如转载、采用各国各省日报上的文章，一定标明出处。

《中外纪闻》着重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情况及自然科学知识，“论说”一栏尤其重视考察各国强弱之原，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学习西方的政治倾向，因而遭到后党忌恨。在李鸿章的怂恿下，御史杨崇伊于1896年1月20日上疏弹劾强学会“植党营私”、《中外纪闻》“贩卖西学”，“请饬严禁”。于是，强学会被封禁，《中外纪闻》被迫停刊。后经李鸿藻、张孝谦等力争，强学会才又改成官书局，但逐渐被封建官僚所把持，维新派遭到排斥；在内容方面，也“渐讳时政”即不议论时政、不臧否人物，转而以翻译各国书籍为主，从而偏离了强学会原有之宗旨。

2.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

为了扩大维新声势、推进变法运动，康有为在北京强学会成立后，就来到南北交通枢纽和“士大夫走集之所”的上海，筹备成立强学会上海分会。在两江总督张之洞的经费支持和黄遵宪、梁鼎芬、龙泽厚等维新党人的协助下，上海强学会于1895年10月底11月初成立。列名会籍者有康有为、黄体芳、黄绍箕、屠仁守、张謇、汪康年、黄遵宪、章炳麟等共24人。康有为拟定的《上海强学会序》，号召有识之士踊跃入会，合群体之力，共图维新大计。不久，他又和黄体芳、梁鼎芬、龙泽厚等16人发布“公启”，宣布该会以“联人心，讲学术，以保卫中国”为宗旨，“专为中国自强而立”。《上海强学会章程》规定了“最要者四事”：(1)译印图书，学习西学，去塞求通；(2)刊布报纸，了解外国情况；(3)设立图书馆，搜集中外学术著作；(4)开办博物院，置办仪器，讲求制造。康有为“尤急欲办报”，调门人徐勤、何树龄由粤来沪筹备相关事宜。

1月12日，上海强学会出版《强学报》，以为其机关报。徐、何任主笔；以孔子纪年，五日一出，铅字排印，竹纸印刷，装订成册；强学会上海分会书局发行，初期的发行办法亦为免费赠送。^[3]内容有“上谕”、“论说”等项，以“论说”为主，政治色彩较北京强学会之《万国公报》和《中外纪闻》更为鲜明。创刊号的封面上注明本报创刊于“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并将这个日期置于“光绪二十一年”之前，同时刊出《孔子纪年说》，这些表明了康有为“托古改制”的政治立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强学报》发表了一系列鼓吹设会办报、力言科举制度之积弊、倡导维新变法的文章，并鲜明地提出了开设议院以通下情的政治主张。

强学会上海分会的活动和《强学报》的宣传，也引起了封建顽固派的恐惧和仇恨。他们纷纷上书弹劾，诬陷强学会及其报刊蛊惑人心，图谋不轨。光绪皇帝在慈禧太后的高压下，1月25日下旨命令《强学报》停刊。《强学报》仅存在了14天，出版了2期(第3期未能面世)。

《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和《强学报》虽然出版的时间都不长，但它们是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创办的第一批报刊，因此也是第一批中国政治团体的机关报，标志着中国政党报纸的萌芽。通过这三个刊物的创办，维新派宣传了自己的主张，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为以后的办报活动和登上政治舞台奠定了基础。

二、南学会与《湘报》

南学会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湖南创建的讲求新学的政治团体，由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发起，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湖南按察使黄遵宪等开明官吏的支持。

1.南学会的成立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纷起效尤，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国家命运危在旦夕。湖南维新志士谭嗣同等认为一旦中国被列强瓜分而亡国，则须“做亡后之图，思保湖南之独立”，使“南支那”“可以不亡”。他们的具体办法是成立一个学会，宣传救亡，发展地方自治，并联络广东，以湘、粤为中心，实行变法，而后再图救中国。

他们的想法得到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支持。康有为认为若中国被列强瓜分，则湘省“可图自主”，即使中国被“割尽”，也可留下湖南一片净土，“以为黄种之苗”。梁启超也认为：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赞成湘、粤联合，以为“湖南之士可用，广东之商可用”。故所立之学会，取名南学会，而不名湘学会。南学会为挽救瓜分危机而设，明显地带有救亡性质。

经过一个冬天的筹备，南学会于1898年2月21日正式成立(以开会讲学为成立标志)。会址设在长沙孝廉堂，延聘今文经学家皮锡瑞(1850—1908)为学长，黄膺、戴德成为佐办，主会者则为陈宝箴。由上海来湘的《时务报》主笔梁启超也参与筹划，并为南学会作叙。叙文强调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极有必要建立学会以挽救危亡；并援引欧洲各国历史上设立各种“会”而洗刷国耻的实例加以证明，从而突出强调了南学会御侮救亡的性质。

南学会“专以开浚知识，恢张能力，拓充公益”为主义，以“同心合力，振兴中国”为宗旨，积极提倡改革，讲求内治；于地方重大兴革事项时加讨论，提出方案，供政府参考。南学会的主要活动方式是讲学。有记录可查的讲学共有13次，内容涉及政教、学术、中外大势、保种保教、交涉、自然科学等各个方面；每次讲学者一人或数人，先后作讲演的有皮锡瑞、陈宝箴、黄遵宪、徐仁铸、谭嗣同、熊希龄、欧阳中鹄等，其中学长皮锡瑞讲的次数最多，每逢讲期必讲。讲演人大力阐释了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设立学会以开风气、以广民智的极端必要性，借以宣传维新变法；大肆宣扬“孔子改制”，试图借用孔教名义，“托古改制”，“翻然一变”，“易贫弱为富强”；提倡地方自治，呼吁湖南士绅“自治其身，自治其乡”，兴利除弊，规划新政，强调官民上下，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共同治理湖南；强调采用新法，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保利权，抵抗侵略；号召清除中外畛域之见，防止仇洋排外衅端。讲演颇具感染力，听者亦很踊跃，每会集众千数百人。可见，南学会“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无议院之名而有议院之实”，实际上成了湖南维新运动的领导机关。

南学会在长沙成立后，湖南各府县州纷纷响应，竞相成立各色学会。各府县州学会的活动内容虽有不同，但都抱定“联通群力，振兴新学”的共同宗旨。所以南学会不但促进了湖南新政的开展，而且促使湖南省“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对社会风气的转变及知识分子思想的解放起了推动作用。

由于宣传新学、推行新政，南学会遭到湖南顽固派的切齿痛恨。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及乡绅叶德辉大肆攻击南学会，皮锡瑞也被迫离湘赴赣。5月，南学会开讲仅三个月即告辍，南学会历史至此结束。

2.《湘学新报》和《湘报》的创办

《湘学新报》是维新派在湖南地区创办的第一份报纸，1897年4月22日创刊，由时任湖南学政的江标、徐仁铸和时任湖南按察使的黄遵宪先后督办。该刊为综合性旬刊，出版半年后即1897年11月5日易名为《湘学报》。作为倡导新政新学的舆论机关，《湘学新报》试图以“思以体用赅贯之学，导湘人士”为目的，以倡新学、开民智、育人才、图富强为宗旨；在内容上，设有掌故、史学、时务、舆地、算学、商学、交涉等固定栏目。唐才常除担任主编外，还兼任“史学”、“时务”、“交涉”三栏的编辑；而且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或介绍西方国家的历史、议会制度等，或宣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等维新主张。

如前所述，南学会成立前，湖南有一份新报《湘学报》。南学会成立后，有鉴于刊期太长，文字过于艰深，不能满足省内日益高涨的维新运动的需要，便决定另办一份通俗的日刊报纸，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这便是1898年3月7日创刊于长沙的《湘报》。

《湘报》是集资办起来的，设董事会，由唐才常、谭嗣同、熊希龄、梁启超、李维格任董事，熊希龄为董事长，唐才常任主编。《湘报》为书册式，每日一册，页数不等，有论说、奏疏、电讯、公牍、本省新闻、各国时事、商务、杂事等栏目，通过南学会各州县分会或新派学堂免费赠送，不取报资。

《湘报》以政论为主，发表了大量鼓吹变法维新的言论，明确提出了变法维新的一系列主张，还刊登中外报刊关于维新运动的评论，以及各地维新派团体的文告、章程、启事，如实地反映了湖南地区变法维新运动的历史进程，深受读者欢迎。其发行量一度仅次于《时务报》，被康有为誉为“全国最好的一张维新报纸”。戊戌政变后，《湘报》于1898年10月15日停刊，历时7个月，共出版177期。

三、女学会与《女学报》

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所办报刊对中国传统重男轻女的封建观念进行了抨击，传播了男女并重和男女平等、发展女子教育、女子参加社会活动等主张。外报外刊披露的有关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信息，客观上促进了一部分中国知识女性的觉醒。同时，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资产阶级维新派也从国外接受了许多新的观念。与妇女解放运动的悄然兴起相适应，中国出现了妇女报刊。

1897年11月，近代中国著名企业家、慈善家和资产阶级维新人士经元善筹议创办中国女学堂，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支持。梁启超在《事务报》发表《创设女学堂启》，并亲自为学堂制定了办学章程。严复在《国闻报》就此事撰写文章，从理论上阐述女子接受学校教育的重要性。洋务大员盛宣怀曾表示愿意为学堂捐款，并动员他人为之捐款。南洋大臣刘坤一批准学堂的创立，并提供经费补助。为了广泛听取中外各界人士尤其是女界人士的意见，1897年12月6日，经元善专门召开了有中外妇女参加的“裙钗大会”，商议创办中国女学堂的有关事宜。

中国女学堂初名“桂墅里女学会书塾”，在向清政府申请刻制学堂公章时正式定名“中国女学堂”，通常称“经正女学”或“经正女塾”。1898年5月31日，学堂正式开学，以“启其智慧，养其德性，健其身体，以造就其将来为贤母为贤妇”为办学宗旨。课程分为中文、西文两类：中文课有《女孝经》、《女四书》、唐诗、古文等，西文课有英文、算术、地理、图画、医学等。学生还学习体操、缝纫、刺绣、棋琴书画等，学堂教职员工全由女子担任。在女学堂筹办过程中，李闰(谭嗣同妻)、黄谨娱(康广仁妻)等人还于1897年夏秋之交提议成立了女学会。

1898年7月24日，《女学报》创刊。它既是中国女学堂的中文校刊，又是女学会的机关报。《女学报》主张女子与男子一样，应有救国之志：“男女共此志，治内治外，各展良图，则国之贫弱，又何足患？”^[4]《女学报》还鲜明地宣传了男女平等的思想，公开提出女子参政、受教育和婚姻自主的要求。该报从多方面揭露了男女不平等的种种社会现象后认为男女平等是“自然之理”，即“凡物无能外阴阳者矣。光有白黑，形有方圆，质有流凝，力有吸拒，数有奇偶，物有雌雄，人有男女，未有轩轾者也”。^[5]在婚姻方面，《女学报》主张婚姻自主，认为妇女“凡事皆可自主，父母之权，即不能抑制”；男女择偶，只要“两厢契合”，即可“永结爱心”。为了开拓广大妇女的眼界，《女学报》还发表了以《医学论》为题介绍有关科学知识的论文，刊登了体操图。

报刊的主编、主笔全是女性，她们当中大多是接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甚至是留学回国的知识女性。主笔们不仅自己撰稿，而且把每期主编的真实姓名和籍贯都刊登在报头上。二十多位主笔中较为著名的有康同薇(康有为的女儿)、李蕙仙(梁启超的夫人)以及中国第一位女报人——《无锡白话报》创办人裘毓芳等，她们都是当时妇女界的知名人士，实际也是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批女编辑、女记者。该报还是中国近代最早提倡和使用白话文的报刊之一。

《女学报》每期用对开白色洋连史纸单面石印一大张，可以裁叠成四页装订，旬刊。端楷缮写正文，所附插图均由主笔之一刘可青所绘，兼有中西之美，颇可玩味。《女学报》在当时是有一定影响的。据该报第8期《本报告白》说：“本报价廉物美，每期益处，海内称赏，远近来购者云集。每印数千张，一瞬而完。”^[6]可见，它当时是颇受知识妇女欢迎的。但是，它的主要读者是上层妇女，“本报现今销路，以绅宦公馆居多。致市商零卖，除上海外，外岸尚无定处”。

“百日维新”失败后，《女学报》仍坚持刊行。出至1898年10月第12期时，被迫停刊，前后历时3个月。虽然发行时间不长，出版期数有限，但《女学报》是近代第一份由女子主办而又面向妇女的报刊，直接反映了妇女要求自身解放的强烈呼声，改变了广大妇女与社会隔绝的状况，促进了广大妇女的思想启蒙。它倡导民主与独立，促进广大妇女的觉醒，标志着中国女性正式登上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舞台，同男性一道为社会的变革和妇女的解放摇旗呐喊，从而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四、其他维新学会的机关报

1.蜀学会的《蜀学报》

1897年，四川维新派人士、成都尊经书院院长宋育仁和退职官吏潘祖荫在四川成立“蜀学会”。蜀学会的章程明确提出要学习西方，注重自然科学的研究，呼吁要“效西方之人，以学会开大智慧”，以挽救中国不为列强所灭；提出先在成都成立化、农、矿、商、电、气、光、水、地、医、蚕、工程、工艺、博物等学会。戊戌变法失败后，学会解散。1898年5月15日，宋育仁创办了成都第一家近代报刊《蜀学报》，协理为杨道南(范九)，主笔为吴之英，总纂述为廖平(季平)。初为半月刊，同年6月第4期起改为旬刊。每期30页左右。报头经常换字体，以篆书为主，还用过空心字，木版活字双面印刷，采用绵竹洁白棉料纸张，线装。9月出版至第13期后被查禁。

该报大量刊载维新变法的文章。声称：“《时务》、《求是》各报既已畅行，蜀中更立此报者，意在昌明蜀学、开通邻省，故与各报体例略有不同。”栏目有：谕旨、奏折、论文、新闻(从第5期开始分海外、中国和蜀中近事三栏)等。第4期发表了《康主政有为呈请代奏及时发愤革旧图新折》和康有为的《保国会序》，还附刊《保国会章程》，并加编者按语：“今者，事亟矣，变深矣，如火之燎毛，艾之灼肤，而痛不可忍矣……断未有国不可保，犹得以自保其身家者”。《蜀学报》上已开始刊登广告，并规定“凡登本报后幅告白，第一次每字取钱四文，第二、三次每次每字取钱三文”。第12期刊登了该刊第一则有关经售文具、教具的“学制山房告白”商业广告。每期的发行数在2500份左右。

《蜀学报》是维新派的喉舌，对推动维新运动在四川的开展起了积极作用。近代报纸的出现及发展，是四川文化事业进步的表现，不仅带动了四川印刷技术的革新，而且产生了一批新式印刷企业，并为后来四川新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圣学会的《广仁报》

《广仁报》是桂林也是广西最早出版的具有近代报刊特征的报纸，也是在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康有为的直接影响和亲自参与下创办的，同时还得到了当时广西清政府的支持。1897年2月11日，康有为在北京的维新活动受挫，来到桂林。除开办广仁学堂、讲求新学外，他还成立了圣学会，创刊了《广仁报》。

康有为认为报纸是变法的舆论工具，而“桂林僻远，尚无报馆，何以开耳目而增识见”，因此应该开设报馆，“有日报以言学”，使“将来风气日开，见识日广”。为了扫除政治改革的障碍，康有为着手创办报纸并使之成为刚成立的广西圣学会的机关报，即“专以讲明孔道，表彰实学，次级各省新闻，各国政学，而善堂美举，会中事务附焉。即就此义，创办报刊，定名曰《广仁报》”。创刊后的《广仁报》因此成为桂林以至广西鼓吹维新变法的舆论工具。

在唐景崧、岑春煊和广西巡抚史念祖、按察使蔡希邠的巨资资助下，圣学会成立一周后的4月15日，《广仁报》创刊发行。由康有为的弟子曹硕、赵廷飑、况仕任、龙应中、龙朝辅等担任编辑、出版、发行事务。报纸为36开，木刻版，直排，土纸印刷，线装成册；每月取纸墨费贰角，定阅全年取费贰元肆角，先交费者取费贰元。内容有论说、上谕恭录、中外新闻、地方新闻、自然科学知识、中西译述、杂谈、告白等。论文多以外患日迫、急应变法维新以救中国为主题，充满了爱国主义和反对外国列强侵略的激昂情绪。该报坚持出版了一年多，对唤起广西人士发愤图强、推动维新改良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停刊。

《广仁报》效仿上海《时务报》和澳门《知新报》模式，不仅专门刊登当时重大事件的新闻，而且刊登翻译的外国新闻；对于重要的治国方略、先进的科学技术，亦详加报道。这种思路，为广西当局所认同，并发出公文指出：“广西地方官吏，见闻狭隘，于各国近事，毫末通晓……兹有以广东澳门《知新报》所译各国近事，至详至细，亟应随时阅看，以广见闻。”

3.上海农学会的《农学报》

中日甲午战争后，振兴农业已成为人们的共识。1895年孙中山曾在广州筹建农学会，并写有《创立农学会征求同志书》。张謇在所撰《请兴农会奏》一折中，主张立国之本“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提倡讲求农学，行西国农学所得之法。1896年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在上海创刊后不久，罗振玉等人就联名在《时务报》刊出公启，发起成立农学会。

《农学报》原名《农学》，又自称《农会报》，是农学会(务农会)于1897年5月25日创办的机关报刊，也是中国最早传播农业科学知识的杂志。罗振玉、蒋黻等主编，主要栏目有农事奏折、条陈、农事(农业生产情况)、西报、东报(译文)、会事等；翌年增加了禀牍、事状栏目，并改成旬刊。到1900年，《农学报》的篇幅每期减半，内容改为文篇和译篇两种，罗振玉《农事私议》各文，多在此年各期刊载。1902年，刊头开始加“江南总农会印”字样。罗振玉在主编《农学报》时，组织力量，收集国内和翻译国外农学书籍，汇编成为《农学丛书》，署“江南总农会”编，分七集，清光绪末年石印出版。这套丛书汇集了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不少要籍，增添了不少民间农业生产调查内容，反映了当时中国传统农学及其发展趋向，颇受维新人士的欢迎。它又通过译述欧、美和日本农书，较全面地引进实验农学的丰富材料。《农学报》、《农学丛书》也以此确定了它在中国近代农业科学技术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农学报》连续出版了近9年，到1906年12月才停刊，共发行315册。

《农学报》所刊内容，并不限于农业知识，而是借此结集团体，推动农业经济变革。《农学报》从创刊号起，连载了《英伦奉旨设立务农会章程》和徐树兰、张謇、马相伯、朱祖荣、叶瀚、陈虬等执笔的关于如何在中国组织农会的讨论。在“条陈录要”中刊出很多建议，其中有：请开北方利源总公司，筹办海门荒滩，组织自来水灌田公司，创设湖中水利公司，建立农工商矿各学堂，创办酿酒公司等，反映了从农业着手改良经济和革新农业经营方式等要求。

农学会的创办和《农学报》的发刊，都曾得到《时务报》的支持和协助。农学会通过汪康年与梁启超的联络，得到了张之洞助银五百元。梁启超还为《农学报》撰序，提前在澳门《知新报》发表。时务报馆也一直为其积极推广，有时还联名刊登广告。

综上所述，清末维新派的“会报”以反对殖民主义、宣传变法自强为宗旨。投身“会报”的人，主要是康有为的学生或亲友，其次就是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所办的刊物品种多样，以综合性为主，专业性的为辅；以政治性为主，游艺性的为辅；既有文言的，也有白话的；既有以普通读者为对象的，也有以青年、妇女、儿童为读者对象的；既有文字报刊，也有画报……而且，资产阶级维新派办报与办学会、办学堂互相配合，如湖南的南学会、时务学堂和《湘报》；广西的圣学会、广仁学堂和《广仁报》；上海的女学会、女学堂和《女学报》等。三者之间相互有机联系，密不可分：报刊的编辑既是学会的骨干又是学堂的教师，学会为报刊出版和学堂开办提供条件，学堂为报刊和学会培养和输送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