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采访的利与弊

二、隐性采访的利与弊

（一）隐性采访的优势

2003年1月20日《京华时报》第6版转载《楚天都市报》报道的《卧底记者揭列车偷运黑幕》。该文报道，2003年春运到来之际，客票紧张，温州的四五十名蛇头勾结1586次列车工作人员，专门招徕湖北籍民工乘坐火车回家，高价收费，不给车票，组织偷运，坐地分赃。报道发出后，铁道部派出调查组进驻武汉，查处此事。到《京华时报》转载时，已有一名当事乘警被开除，涉嫌参与偷运事件的5名乘务员被作“待岗”处理。记者采用隐性采访的方式加大了对消极腐败现象的揭露和舆论监督的力度，更好地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职能。与显性采访相比，隐性采访的优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有利于排除干扰，获得真实、鲜活的第一手材料。

记者事先同采访对象约好采访时间、采访地点，通报所要采访的内容，以便采访对象事先做好准备，这对采访过程来说，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对于以批评报道为主的监督类报道来说就未必是件好事。被采访对象事先知道记者要来采访，有充足的时间做形式主义的文章，把不宜曝光的内容隐藏起来，让记者看不到事实真相。

例如，1995年初，辽宁省内的美容业混乱不堪，美容变毁容的事件时有发生。可是记者去美容院采访，却被搪塞回来，那些了解内情的人也闭口不谈。后来，记者看到每个美容院的墙上都贴着美容经营者被香港某美容学院聘任为“国际美容师”的聘书，聘书来自一个学校。记者又前去采访，但采访对象已产生了警觉，不仅不说，还为记者的采访设置了许多障碍。在“明访”屡屡碰壁的情况下，记者装作报名学美容的学生，去见刊登广告的美容院老板，说自己想开美容院，急于获得证书。那老板说：“你拿400元钱我给你开个证。”记者和老板讲价减到200元，买了个“国际美容师”证件。通过隐性采访，记者查清了美容变毁容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国际美容师”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据此记者写出了《花200元钱——我买个“国际美容师”》通讯，发表在1995年3月1日《辽宁日报》第3版头条，从而揭穿了假美容师“美容变毁容”的内幕。

——不会引起采访对象心理的变化，容易说出真话。

隐性采访不会引起采访对象的心理变化和行为变化，从而有助于记者了解并掌握真实、可靠的新闻素材。

有位记者为了摸清上海票贩子的活动真相，自己也学了他们几句“黑话”，混入其间，使这些人误认为他是“同伙”，无所不谈，结果获得成功。这种采访难度较大，从外表到言行都要装得像，一言一行尽可能不露出破绽，方能取得对方信任而不加戒备。这里，记者实际上是充当了一次演员的角色，要求记者具有适应性广的素质，随采访内容的变化而变化。也可以说，记者实际上充当了一次侦探的角色，要机智灵活，能征善战，而不能有秀才风度、书生模样。

——有利于避开“人情新闻”。

搞批评报道，常常会遇到说情者的干扰和阻挠。被采访对象得知记者的身份后，或拒绝接受采访，或者虽勉强配合记者的采访，但很快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媒体的负责人，利用权力或人情关系，致使采访中途夭折，甚至已经上报的稿子也会被撤下来。这样不仅会浪费时间、浪费劳动，更重要的是使那些不法之徒做了坏事，却得不到应有的惩处。如果采取隐性采访的“战术”，可以使采访对象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采访，有时直到稿子发出后才知道，但等他托人找来时“木已成舟”。

——有利于采访先进典型事迹和正面人物。

表扬一个人、一件事、一个单位，一般是可以直接采访的。但社会的复杂性提醒新闻记者，光靠领导介绍或书面材料或某些反映，难免有片面性。事情的好坏，分寸如何，不易把握准。如果适当运用隐蔽采访的办法，作为公开直接采访的补充，一定会心中更有数，报道时也许会更全面更切合实际一些。

比如，《人民日报》驻宁波记者站站长何伟在总结其采写的通讯《一拨就灵解民忧——宁波市海曙区“81890”求助热线见闻》时，对隐性采访这一方式发表了如下见解：“为了验证‘81890’这个典型，我观察跟踪了两年。在别人向我推荐宁波求助热线81890时，该热线已运转好几年了。说实话，各地这热线，那热线，眼花缭乱，稍加推敲核实大都有名无实，所以对这个典型一开始并没上心。一次偶然的机缘，我抱着一试的心态拨打‘81890’求助，服务之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看来，‘81890’‘全天候、全方位、全程式’的服务承诺并非心血来潮。可这高难度的承诺，靠什么兑现？好奇心驱使我重新拾起了这个曾经忽视的选题。”^[5]

另外，记者运用隐性采访还能够排除种种干扰，全程体验事件的来龙去脉，对事件的感受也更深切，对事件的认识和理解也更深刻，增强了新闻的说服力和现场感。

（二）隐性采访的弊端

隐性采访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会起到立竿见影的舆论监督作用；用得不当，不但不能达到如期的目的，有时还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甚至引起法律纠纷。

从近年来大量的新闻实践可以看出，隐性采访的弊端正在逐渐显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泄露隐私

由于记者进行隐性采访时隐瞒了自己真实身份，因此采访对象对记者很少戒备，甚至毫无防范。在这种情况下，记者可以比较方便地获知事件真相和当事人的隐秘情况。如果将受访者的家庭状况、年龄、职业、收入以及未成年人的详细资料在传媒上公布，绝大多数当事人是不能容忍的。

2.引诱犯罪

记者由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由“暗访”过渡到“卧底”，这是近几年来新闻记者隐性采访的一个显著特点。记者卧底的主要目的是想让违法乱纪行为现出原形，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引蛇出洞”，就是由记者装扮成诸如求购假文凭、假药的人，引诱制假者上钩，在犯罪嫌疑人来交易时，警察当场将其擒获。不少专家学者认为，这样的采访方法有引诱犯罪之嫌。

3.自身安全难以保障

隐性采访往往要比正常采访付出更大的艰辛，有时甚至还可能伤及记者的人身安全。近几年来记者在采访中屡屡被殴打伤害，有很多情况是发生在隐性采访的过程中。2002年8月，女记者罗侠出版了一部《踢爆传销黑幕》的书，这是记者通过“卧底”的形式，化名进入传销公司，用亲身体验写出来的。期间，罗侠将传销骗人的某些行为和场面写成报道，发表在报纸上，结果引来传销公司组织数百人围堵报社，扬言要找到罗侠，直接给“做了”。有人还给她家打来恐吓电话，把她接电话的女儿被吓得大哭：“妈妈，有人要来打你，还说我们全家都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