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发现(二)

第七章　新闻发现(二)

【新闻案例】

100名出资人存不存在神龙煤矿“神龙见首不见尾”^[1]

100名出资人都是谁

“新疆神龙有限责任公司由100位自然人集资组建而成。”7月13日，在国务院新疆阜康神龙煤矿特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成立大会上，有关领导在介绍新疆阜康神龙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性质时说。在记者得到的由阜康市政府提供的所有资料中，也都称该公司由100名自然人集资组建。

记者在阜康市工商管理局查阅了有关新疆阜康神龙有限责任公司煤矿的营业执照备案发现，该公司在2001年11月注册时，登记的自然人只有五人:姜金鹏、张欣、李向革、黄英、陈宝珊。他们全部来自哈密三道岭煤矿。

阜康市工商管理局注册登记科向记者提供的该企业2005年3月企业自然人变更后的营业执照上，也只是显示了四名自然人:姜金鹏、李向革、黄英、王强。他们也都来自哈密三道岭煤矿。

采访中，关于其余90多名参与神龙煤矿集资的自然人是谁，阜康市工商局表示，不知道;阜康市国土资源局矿管办表示，不知道;阜康市经贸委也表示，不清楚。该市经贸委一位办公室副主任甚至表示:“想知道神龙煤矿的背景，你还是去阜康市党委办公室了解吧。”

阜康市工商管理局注册登记科科长白小茹说:“企业自然人是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人员为准，任何未经登记的企业自然人都是非法的，但不排除企业私下吸纳股东的情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管理局提供的几名企业自然人的履历上，姜金鹏先后担任“新疆哈密矿务局供应处材料科业务员”、“新疆哈密矿务局供应处材料科科长”、“哈密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物资经销分公司处长”等职务。2001年10月还是“哈密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物资经销分公司处长”的他，当年11月变成了“阜康市神龙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矿长。至于原来的处长职位是否还存在，没有显示。

记者致电哈密矿务局人事部，询问姜金鹏现在的人事关系。对方称，姜确实曾经是局里的人，但现在人事关系在何处，是否调离，都不清楚。

矿长李向革的履历上显示，在担任该煤矿矿长之前，是哈密矿务局北原矿的工程师。至于他现在是否还担任北原矿的工程师，也没有人知道。

一方面，政府部门称神龙公司由100位自然人集资组成;另一方面，工商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自然人只有5人。那么，谁说的是真的?其余90多名自然人是否存在?

副市长:我和神龙煤矿没有任何利益关系

记者在一份写有“神龙煤矿内外部联系电话”目录中发现，一个叫“刘小龙”的人的位置比较重要。

这个通讯录中，新疆神龙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姜金鹏和他的两个兄弟姜银鹏、姜小鹏排在前三位。“刘小龙”排第四。在“刘小龙”后面，分别是神龙煤矿4名矿长和党支部书记。

记者在本次抢险救灾领导小组名单上发现，领导小组后勤组副组长、阜康市副市长，也叫“刘小龙”。随后，记者拨通了煤矿电话表上刘小龙的手机，对方表示，自己是阜康市副市长刘小龙。

记者问刘小龙副市长:“你的名字怎么会在神龙煤矿的内部通讯录上?”

“作为我这个级别的领导干部，又是主管安全的，电话号码出现在他们的通讯录上很正常，这样有利于煤矿的安全工作嘛!”刘小龙回答。

记者问:“怎么其他和煤矿生产有关的领导的电话，在通讯录上却没有出现?”刘小龙表示:“我也不清楚，我不知道他们制作了这个通讯录。”后来他又表示:“我今天早晨才看到这个通讯录。”

记者问:“你作为领导干部，名字怎么会排在一个煤矿法定代表人弟兄三人的后面?”

“那是他们排的，我不太清楚。”刘小龙副市长随后表示:“我和神龙煤矿没有任何利益关系。”据了解，从1997年起，刘小龙一直担任该市经委主任一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调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宋爱荣表示，如果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有国家公务人员在该违规煤矿中兼职取酬、为其充当保护伞的，不管涉及什么人、担任何种职务，都要坚决予以查处。

2005年7月11日，新疆阜康神龙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80多人死亡。最早赶到现场的几十名记者被安置在该煤矿一间办公室里。在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一堆破衣服下露出的几张纸角突然引起了《中国青年报》记者李润文、刘冰的兴趣。他们仔细在废纸堆中翻找，发现了一些资料，包括新疆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神龙煤矿14项安检不合格不予发证的公函、矿难发生之前安全问题汇报以及之前的一起事故处理意见，还有一张“神龙煤矿内外联系电话”名单。“这张名单或许有用!”他们想通过这个名单上的电话可以找到煤矿的人采访，就把它当做重点材料装进了包里。看到他们翻废纸堆，现场的十几名记者都在望着发笑，一堆废纸有什么用呢?第二天，政府发布一条信息称，神龙煤矿由100名自然人共同投资注册。此前这个煤矿据称是一家国有煤矿。“煤矿股东到底是些什么人呢?”后来在政府提供的材料中，他们看到抢险救灾领导小组后勤副组长刘小龙是阜康市副市长，他们突然想起“神龙煤矿内外联系电话”簿上也有一个“刘小龙”的名字。“这两个人是不是一个人?”经调查，这一疑问得到了确认。他们把这一信息写进了新闻稿，同时把这份名单交给了中央调查组。在随后的调查中，他们发现神龙煤矿的股东大部分是哈密矿业集团的在职干部。两个月后，有关方面公布调查结果，刘小龙涉嫌在煤矿参股，并收受贿赂，官煤勾结终于大白于天下。^[2]

“废纸堆里发现官煤勾结线索”，是一个重要的新闻发现。这一发现靠的是记者头脑中一直有发现新闻线索的那根弦，对偶然看见的破衣服堆下的几张纸角充满好奇，对两处出现同一个姓名产生联想，并着手证实……正是这种发现新闻的意识、思维、能力，促成了发现重要新闻的收获。

这一案例表明，发现新闻是一种重要的能力。那么，新闻发现力从哪里来?发现新闻的途径有哪些?这些问题是本章的主要内容。

一、新闻发现力

新闻发现不只是一种采访技巧，它更是一种采访能力、采访功力的体现，所以我们又称之为新闻发现力。什么是新闻发现力?南振中在《记者的发现力》一书中总结道:新闻工作者善于发现新鲜事物、揭示事物内在规律的能力就是“发现力”。“发现力”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善于发现或者找到世界上迄今还没有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广泛传播的、鲜为人知的新鲜事实;善于发现或者澄清社会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重大事件的事实真相;善于发现或者提炼出有助于解决当前各种困难和社会矛盾的新鲜经验;善于发现和捕捉能给人以启迪的新思想，深刻地揭示改革开放大潮中人们观念上的新变化;善于发现和表现最能体现时代精神、对人们有较大激励和鼓舞作用的典型人物;善于发现能够体现事物发展规律的新的苗头、新的动向，准确地预测和描绘事物发展趋势。^[3]

这种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得到培养和提高的。那么，新闻发现力的培养和训练应从哪些方面着手呢?

(一)新鲜感和探究欲

发现的第一驱动力是好奇心和探究欲。因为好奇而去探究，在探究的过程中或许就有所发现。而好奇心源于对事物的新鲜感，因为对未曾发现的事物有新鲜感，才可能充满好奇。所以，新鲜感和探究欲是发现的心理基础。无论是科学发现还是对社会认知的发现，都是如此。

新鲜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主观态度，也是影响人们积极关注某一事物的驱动力。如果对某件事没有新鲜感，是没有兴趣去关注和了解它的。因此，新鲜感对发现新闻也极为重要。新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新鲜，是以往没有出现或没有报道的内容。我们从客观事物中发现新闻，就是要发现其中具有新鲜特性的内容。然而，客观存在的事物许多已是司空见惯，即使遇到一些新出现的事物，有时我们也感觉似曾相识。要从司空见惯、似曾相识的事实和现象中发现具有新鲜特性的新闻，就要求记者凡事保持新鲜感。即使遇到过去遇到过的事物，也以第一次遇到的心态去认识，以强烈的探究欲驱使自己去弄清事实背后的本质内涵，这样就会发现一些过去未曾发现的新内容。

在媒体，记者一般按战线分工，党政、司法、经济、科技、卫生、教育、文化、体育等，每条战线都有固定的记者“把守”。在每一条大的战线里，又进行进一步细分，比如经济战线又分为工业、农业、金融、外贸、商业等，教育战线又分高教、普教。按战线分工的一大好处是，让记者对分工给自己的战线比较熟悉，对该战线的情况能准确地把握，能充当该战线的“发言人”。然而，这种战线分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记者一辈子跑一条战线，对该战线的各种情况把握很准确，但也对许多事物缺乏新鲜感了，久而久之，大量新闻会从其眼皮底下流失。所以，媒体常常采取“换岗”的办法，让记者换战线，为的是让记者保持新鲜感，保持新闻嗅觉的灵敏。

这种换岗的做法是针对一个新闻单位而言的。对于一个个体的新闻工作者而言，就必须对任何事物都保持新鲜感，对什么事都抱有极大的兴趣去关注，去探究。即使没有换岗，也应以换岗的心态去关注和探究遇到的每一件事。敏感是对某一个或一类对象持续关注产生的顿悟。只有对客观事物保持极大的关注热情，才可能产生这种敏感，才可能有许许多多的新闻发现。这就要求一个记者必须保持广泛、持久的新闻热情。

与新鲜感和好奇心相伴随的是探究欲。作为对事实本质的反映，新闻发现不是浅尝辄止即可获得，它必须依靠深入的探究才能弄清事实的本质，在此基础上寻找事实的传播价值及恰当的表达方式。因此，要提高新闻发现力，必须有一种究根问底的心理素质。

许多有价值的新闻就是记者在获得只言片语的线索后进行探究才发现。比如，本章开头所列举的“官煤勾结”案例，就是如此。正是记者的好奇心和探究欲促进记者通过“神龙煤矿内外联系电话”名单弄清“煤矿股东到底是些什么人”，并试图弄清名单中的刘小龙与作为副市长的刘小龙是不是同一个人。经过进一步探究，最终找到了“官煤勾结”的重大新闻。

(二)观察意识和观察能力

发现是经过研究、探索等，看到或者找到前人没有看到的事物或规律，而观察是发现新事物、新问题、新规律的重要手段。自然界的新事物被发现，是发现者对目标事物进行观察获得与其他事物相较而独具的特点后得以实现的;科学研究中的发现，是科学家在反复的科学实验中，经过仔细的观察，看出目标事物中新变化或未经发现的规律;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也是需要人们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发现其中的变化、问题等，进而在进一步的探讨中获得对社会现实的全面而准确、深刻的认识。记者的采访也是如此。记者采访新闻就是在实践中通过深入细致的观察，发现那些显著的变化和不易为人关注的变化、特殊点、共同点、问题点等。它要求记者通过学习和训练提高观察事物的意识和观察能力。

观察意识首先是指记者有主动到生活中观察的主观要求。大量的新闻来源于记者的观察，来源于记者深入到社会生活之中去做认真细致的观察。社会上出现新事物需要观察，新问题也需要观察。只有观察才能知晓这些现象和问题的存在，才能进一步探究其价值内涵及解决问题的对策。“看病难”问题的报道不是记者凭感觉妄下结论，而是记者深入广泛的观察调查才获得的问题发现;230多平方米的京城豪华“经济适用房”的报道不是记者道听途说妙笔生花，没有实地观察，断然写不出如此形象生动的报道来……观察与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式的看看不同，其本意就是指有目的的仔细看。观察作为记者的采访意识和采访方式，就是要在仔细的探访中看出或显著或细微的变化。我们强调记者的观察意识，是因为随着电话、网络等现代采访手段的普及，许多记者不再主动深入到实践中，不再亲身观察，而是满足于有什么线索报道什么新闻，别人说什么就报道什么。因此，记者要有主动深入实际细心观察进而发现新闻的意识。

观察意识其次是指记者善于拓展生活空间扩大观察范围。观察是需要观察者到达事实发生的现场才能实现的行为。观察者不到达现场，就不可能对现场发生的具体情况有细致的了解和独到的判断和发现。虽然广泛的新闻“线人”可能向记者提供许多情况，但他人的观察和判断与记者的观察和判断不可能完全一致，记者在观察中发现新闻的能力应比其他人更高一筹。因此，记者要获得更多的观察机会，就必须善于拓展自己的生活空间，不仅在自己规定的采访范围内主动深入观察，还要在规定采访范围之外寻找更多的观察机会，从而获得更多的新闻发现。

有了主动观察的意识，还必须有很强的观察能力作保证，才能在经常的、细致的观察中发现有价值的新闻。

观察能力要求记者能在观察中捕捉到值得关注的目标点。无论在什么场合，进入观察者视线的东西都非常多，非常繁杂，但并不都是对观察者有用的目标对象。一个人能否在这种繁杂的环境中迅速捕捉到有价值的目标对象并进行细致的观察，进一步捕捉到有价值的材料，可以反映一个人观察能力的高低。一个记者只有在众多可供观察的对象中捕捉到最具新闻价值(也可能最易被忽略)的目标点，在对目标点进行集中细致的观察中进一步捕捉到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材料，才可能提高发现新闻的能力。

观察能力要求记者能在观察与思考的结合中看得准、看得深。观察是仔细看，并非是说只看不想，相反，它要求边想边看，在思考中把问题看得更深更准。记者在观察中应多思考一些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它为什么会这样呈现?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过程中再进一步观察，就可能有所发现。不然，就可能被现象所迷惑，要么停留在事实表面，弄不清问题的实质、事实的真正价值所在，要么看走了眼，把事实看错了。发现新闻需要记者有较高的悟性，这种悟性也是在观察与思考的互动中培养出来的。

(三)广博的知识和对新闻的敏感

对新闻的发现源于对认识对象所蕴含的具有新闻价值的内容有准确而及时的判断，这种判断又基于对认识对象所涉知识的掌握。具备了相关的知识，对认识对象的价值、问题及其走向有了专业性的判断，建立在这种判断基础之上的认识就构成了记者发现新闻的引导。比如，记者有了一定的政治学知识，才能在国家有关部门宣布对全国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因自然灾害导致死亡人员的总数及相关资料解密时明白这条信息的重大价值。再比如，记者只有对儒学及其围绕儒学的争论有较为充分的了解和掌握，才能感受到新儒学代表人物杜维明提出的“‘国学无用论’非常可怕”的观点的重要分量。“如果记者本人还没有完全弄明白事实，那么他就很难在稿件中传达出正确的观点，也就很难向读者呈现有价值的新闻。”^[4]

新闻报道对象所涉领域非常广泛，且每一个报道对象都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因而对记者来说，广博的知识是提高新闻发现力的重要基础。

要提高新闻发现力首先必须具备新闻学的相关知识，知道什么是新闻。不然，遇到一件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却因无法把握它是不是新闻而失去了及时报道的机会。

当然，仅有新闻学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有的事实需要从经济学的视角去分析，有的则需要用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的理论去解释，有的却必须用政治学理论进行分析等。这就要求记者拥有广博的知识，对众多领域的知识都尽可能多学一些。只有具备了相应的知识，遇到一些事情才可能有所判断，有所发现。

除了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外，还必须广泛地了解社会知识，包括一些行规、习俗等。这些对新闻发现都有很大作用。就连一些俗语、农谚都可能成为发现新闻的引子。比如农村流传很多农谚，过去农民种粮种菜就是根据这些农谚来安排农时的。若误了农时，受气温等条件的影响，一些农作物就很难正常生长。但是，现在农用大棚的普及推广改变了农作物生长小气候，许多农作物尤其是蔬菜的全部生长过程都在大棚里完成，由于小气候的改变，许多过去只能在某个季节播种生长的作物现在不受季节限制。这种因农业科技推广使一些传统农谚失灵的现象是有报道价值的。但如果要看到这一现象的新闻价值，必须了解这些农谚。如果没有这些农谚知识，是不可能从这一视角看这种现象的。

所以，对记者而言，学习是个无止境的过程。记者应该学些什么课程呢?以往哲学系的学生要学习自然、社会、思维等学科，因为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结。如今看来，新闻记者也必须学习和了解所有学科的基本知识，才能对新闻事实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

在掌握广泛的知识基础上，记者还必须培养对新闻的高度敏感。一个人即使能运用所学知识对客观事实进行恰当而准确的分析，但如果缺乏新闻敏感，缺乏从事实是否有新闻价值方面去思考和判断，也难以提高新闻发现力。培养新闻敏感一般可从这样几条途径来实现:第一，增强政治敏感和社会责任感。“新闻敏感是对政治形势的洞察力，是迅速判断客观事实政治意义以及预见可能产生的政治作用的能力。”^[5]政治敏感，其实就是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和把握。一个记者具备了较强的政治敏感，就可能站在社会历史的高度审视所观察的事实，把握事实的新闻报道价值。1992年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邓小平同志再次到深圳特区视察，就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发表了历史性的讲话。按照当时的要求，小平同志的这次谈话不必报道。《深圳特区报》记者陈锡添凭着较强的政治敏感和新闻敏感，认识到这既是对深圳特区的关怀和支持，对深圳人民的鼓励和鞭策，同时也是对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心和支持，是对全国人民的鼓励和鞭策，饱含激情地写出《东方风来满眼春》，新闻价值极高，社会效果明显，在国内外影响深远，是中国新闻史上难得的新闻精品。同时，社会责任感也与政治敏感一样，是记者判断和选择事实进行报道的重要依据。第二，增强对社情民意的了解，增进与人民群众的感情。对事实的了解程度和对群众利益的态度，直接影响到一个人对事实的判断。记者采访中如果能经常性地深入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的实际生活和工作状况，多听取他们意见和要求，遇到与群众利益相关的事情，就能迅速作出怎样报道的判断。第三，对受众兴趣的准确判断。判断一个事实是否值得报道，归根到底是受众的兴趣。因此，记者必须随时了解和掌握受众对信息需求的变化，才能有效地判断出真正有价值的新闻来。

(四)创造性思维的品质

作为探寻前人没有看到的事物或规律的活动，任何发现都属创造性劳动，必须借助创造性思维才能完成。新闻发现也不例外。它需要记者以独到的眼光、创造性的思维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发现真正有价值的新闻事实，这也是一项创造性的劳动。要提高新闻发现力，必须加强创造性思维品质的培养和训练。

1.善用逆向思维发现新闻

所谓逆向思维，通俗地讲，就是与事物和人的思维发展的一般方向相反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抛开习惯的思路和视角，能够从新的角度发现新的问题，进而发现新闻。逆向思维之所以奏效，是因为现实本身充满了悖论。正如老子所言:“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色相和，前后相随。”悖论开启了新的可能，引导人们冲破思维的樊篱，寻找到观察问题的新视角，获得对目标事物的新的认识。

逆向思维首先表现为对已发事实惯常逻辑的质疑。即对已发生的事实的合理性提出质疑。这就要求记者能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当某个部门制订某项政策、实施某项措施、众人持较为一致的看法时，逆向思维就表现为对这些事实或意见的质疑，独辟蹊径地提出自己独到的反驳性观点，从而发现不同意见或事实的新闻价值。比如，2004年上海市颁布了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其中有一条与旧条例有很大不同:不鼓励夫妇不生孩子，取消了原先对婚后无子女夫妻在退休时给予一次性奖励的政策。针对这一新的变化，《南方周末》上刊登马少华的一篇题为《不生孩子为什么不应该奖励》的评论指出:“政府根本不应该为了计划生育政策而奖励人们不生孩子。生育繁衍，是人的本能和基本欲望。限制生育第二胎是大多数人的普遍义务，而不生育却只是特例，它只是个别人的选择，或是个别人的困难。政府在人口政策中的奖励，不是奖励见义勇为和道德楷模，也不是奖励为国家作出的突出贡献，而应建立在大多数人的基本欲望和基本能力之上。一个人出于个人的考虑不要孩子，国家不能奖励这种个人的考虑，因为国家无从知道这种个人的考虑。一个人出于个人的困难不要孩子，可能是出于生理上的，也可能是出于经济上的，国家不能奖励这种个人的困难。因为，除了因‘不生’而减少人口这个实际的功利目标之外，这种奖励中不可能体现出一种道德上、能力上的评价，一种价值观。而国家奖励、政府奖励应该体现这样的价值观。个人作出了不生的选择而政府对其奖励，个人的选择只是恰好符合了政府的目的。政府的这种奖励就是‘白奖励’，既白花了人民的钱，也不能起到引导民众的作用。与生育孩子所带来的人的基本欲望的满足和实际的利益相比，没有谁会为了得到政府的奖励而选择不生育的。这是基本的人情，也是政府奖励政策基本限度。”^[6]由此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旧的计划生育条例颁布的时候，媒体在进行政策报道时有没有对条例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因为缺乏逆向思维的习惯，这种质疑在政策报道中少之又少。又比如，当众多媒体都在宣传几位中学生、大学生因为救一位滑冰落水少年而献出宝贵生命的时候，有的记者提出自己的思考:该不该谴责那位冒险贪玩而致多人牺牲的少年?不会游泳的人下水救人而献身是否值得提倡?没有自救能力的少年儿童见义勇为是否值得提倡?这些问题的提出显然与大多数媒体的思路相反。这种角度发现的新闻，就是采用逆向思维的结果。

逆向思维也表现在对已发新闻的指谬反正。已发新闻是他人对事实的认知，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认知不一定与事实相符，如果记者对一些报道所列举的离奇事实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就有可能有所发现。比如，1996年12月，一则《15亿件衬衫谁来穿?》的新闻稿，在全国各大媒体纷纷刊播。《文汇报》记者万润龙边看这条消息边算账:如果中国有15亿件衬衫积压，那么全国的所有生产衬衫的厂家即使全部停产5年，中国人也不会没衬衫穿。于是，他开始打电话到“雅戈尔”等衬衫生产厂家，求证这“15亿件衬衫”之说的准确性。在得到这“15亿”的数字可能有假的初步答案之后，他又向中国服装协会、中国衬衫专业协会等权威部门的负责人求证，最终证实那“15亿件衬衫”之说纯属虚构，并已经给中国的衬衫业带来灭顶之灾——此稿发表后，国外衬衫经销商竞相压价，认为中国衬衫既然严重积压，除了降价销售别无出路。1997年1月10日，万润龙采写的《“15亿件衬衫积压”竟是空穴来风》一稿在《文汇报》一版显著位置刊出。稿件以权威部门提供的事实和数据，驳斥了“15亿件衬衫积压”之说:衬衫业是中国服装业中发展最健康的行业，已经形成优质品牌，并逐步代替了洋品牌。全国仅有2亿件左右的季节性积压，而非15亿件。后来，万润龙先后针对已发报道采写了《龙游石窟是世界奇观还是废弃采石场媒体与考古专家得出截然不同结论》、《“5000万差生”纯属虚拟》等有影响的报道。在总结自己发现新闻的体会时，他说:“参加新闻工作多年，我已养成了逆向思维的习惯，凡事喜欢多问几个‘为什么’、‘可能吗’。”“当今社会，新闻事件层出不穷，有的系自然产生，有的是人为制造，有的则是非倒置。冷静面对这层出不穷的‘新闻’，不为表象所惑，不为利益所动，独立思考，寻找其中真正的新闻，是新闻工作者锻炼自己新闻敏感和判断能力的必要前提。”^[7]逆向思维需要记者有广博的知识、独到深邃的目光和一定的勇气。

2.善用纵深思维发现新闻

纵深思维就是不满足于记录事物的表象，按照原思路往前再迈一步，刨根问底，从而发现更深层次更有价值的新闻内容。记者的职责就是记录生活、反映社会的原态。这种记录和反映最经常地表现为描述现实的表象，就事写事。真正的好记者则是在认识表象的基础上，探究表象下面的真实原态。这种原态则是本质的原态，这种新闻的真实是本质的真实。这就是大多数人想不到做不到而好记者却想到做到了。此时，纵深思维是最常用的思维手段。

纵深思维最突出的特征是有真知灼见，没有看到本质的真本事，就无法透过表象深入一步。刘白羽在《记者的笔记本》一文中曾说:“当一种新鲜事物出现眼前，你不但记录原象，还要记录你的思考。这就是说，在你用眼敏锐观察时，同时就要用脑敏捷思考、用最通俗的话表达，就是不但有你的印象，还有你的认识。只有这样，那形象才有生命、有血液、有呼吸，才能迸发出你心灵的火花。”新闻记者不只是历史的记录员，还必须成为社会的观察家，唯有独到深刻的观察，才能在历史的一页里留下些许痕迹。真正的观察家是有深度的，能够撇开纷繁的表象观察到背后的深层本质。纵深思维最常见的两种表现是:

第一，在横向综合中发现事物内在联系的本质。客观事物往往是零零散散存在的。没有细心留意其中的联系，没有把这种零散的现象组合起来思考，就易于忽视其内在相连的本质特征。纵深思维则在观察现象时再深一步，在事物的深处发现这些看似不相干的现象有着内在本质的密切相关性，从而使认识更进一步，显得技高一筹。记者通过观察或其他途径获得的事实往往源于某个点，属于个别的特殊事实。这种个别的特殊的事实有些可能并不构成吸引公众关注的新闻事实，但一旦它在很多地方发生而成为普遍事实，就成为令人关注的一种现象，其价值意味、成因等都值得探究，因而构成新闻事实。比如，高中生放弃高考的现象一直存在，以前并未引起关注。这主要是因为记者只看到个例，并未把不同点的同类事实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当记者把目光不局限于某一个地方，就发现弃考已成为全国性事实。媒体报道称，2009年全国高考弃考者有80多万人，2010年超过百万人。当我们发现这种弃考成为一种全国性事实时，就应关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它可能会带来什么结果、接下来该做些什么等问题。提出这些问题并予以探究，本身就是有价值的新闻。

第二，在纵向深入中挖掘事物的深层内涵。说起纵深思维，很自然地让人想到分析述评型的通讯，或是言论类的文章。其实，对新闻记者面言，纵深思维无处不在。只要对一个事实、一种现象的认识不停留于表面，而是深入探究事实表面背后的深层内涵，就是运用纵深思维挖掘事实的深层新闻价值。无论是消息还是通讯，都是如此。比如，一位擦鞋女拾到1.8万元钱藏在垃圾堆里，在民警的敦促下归还失主，失主不言谢即离去，该女子便向警方索要精神损失费和答谢费。公安部门的宣传人员把这个事实写成《巨款失而复得失主不言谢拾者向民警索“损失费”》的新闻稿。《武汉晚报》的记者却从中思考到更深的内涵:拾金不昧索要报酬未必不合理。于是在通讯员来稿的基础上采写了题为《一声谢字未得到欲上法庭索报酬拾金不昧该要酬金吗?》的长篇新闻，从事实本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起草人介绍“当他人归还失物时有权向失主索要报酬”将正式写进法律条文，再到不同职业的人对此事的共同意见——把美德放在天平上，另一头压上物质砝码，以及介绍国外相关做法等，从而使这一事实的报道更进一步，当然记者对新闻的发现也比通讯员更深一层。^[8]

3.善用发散思维发现新闻

所谓发散思维是指在思维过程中，充分发挥人的想象力，突破思维限制，由一点出发，向着无数的方向驰骋，从已知的领域出发，去探索未知的境界。它是一种开放性的思维方式。

由于“心理定势”的作用，人们的思维常常拘泥于一种固定和机械的框架之中，难于突破。这种定势也是发现新闻的枷锁。如农村报道常常被局限于春播、夏管、秋收、冬藏的“四季歌”。而发散思维能帮助人们摆脱这一枷锁，让思维的触角像发射电波一样，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朝多个方向去探索，寻求多种答案。这种思维方式是记者发现新闻的有效途径。同样是农村报道，除了农业生产，还可以关注农民的生存命运，如外来农民比本地农民更具挑战和开放意识、外来农民给当地带来清新之风、农民的合同意识、农村海选之路的艰难、农民的权利意识及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受侵害、农村孩子的就学环境、农民婚姻状况的新变化、农村干部的作风等等。同样，面对同一事实，可以从多个方向找原因，也可以从多个方向分析其影响，这种“多个方向”就是主动发现新闻的思维方式。

新闻采访就是要搜集大量素材，要由一点撕开，从而在与事实相关的无数个侧面中发现新闻。邵飘萍对一场失火事故的采访就列出过25个思考题:(1)出火之日时地点;(2)烧房屋之数及家之种类、房屋所有权关系、土地所有权关系;(3)原因:放火?过失?自然发火?原因不明?(4)如放火则查其动机，若自然发火则记其科学原因;(5)初发现时情形及发现之人;(6)出动之消防队活动模样;(7)天气、风之方向及强弱;(8)火灾地道路之广狭地势;(9)在附近之著名建筑及知名之人;(10)迫于危险之建物;(11)人畜之死伤及应急手段有关系者(病院、医师、警官、慈善团体);(12)损害之保险，动产保险之有无;(13)止火势之各种手段;(14)人命救助之模样，又救助不得之始末;(15)烧失区域之广袤;(16)水之便利如何(河川之满干，水道等);(17)家族之救护;(18)火事场盗贼之犯罪;(19)群众之模样;(20)警官之活动(有关系之警察及指挥官);(21)放火犯人之逮捕，未逮捕;(22)起火之争;(23)火灾后之再建计划，地主与借地人间之苦况有无;(24)罹灾民安顿处;(25)罹炭地之以往火灾史，如大火则与其他大火比较。^[9]邵飘萍所提及的25个问题，是采访中运用发散思维的典范。在思考并对相关问题的采访中，记者会产生许多新的发现。

举一反三是发散思维最常见的方式。一篇报道产生后，广泛地开启思路，在大量寻找类似新闻素材的采访中，往往也会有新的发现。1999年新华社开设了一个国庆50周年的新闻报道专栏——“身边小事看变化”，虽然从专栏确定到发稿仅用了三天时间准备，却在整个国庆报道中得了三个第一:栏目持续时间最长，从8月22日到10月15日，共55天;发稿量最大，共发了总社和分社113篇稿件;参与写稿的记者最多，100多位记者写来稿件。这个栏目一经确定，各路记者纷纷出动，围绕这一专栏，开动观察和思考的机器，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相同的主题，如《山村有了环卫工》、《现在的孩子长高了》、《老北京不识北京城》、《村里来了法律顾问》、《农家作息改时间》，等等。这是典型的举一反三的发散思维。

创造性思维具体表现还有很多，如问题性思维、比较性思维、前瞻性思维等，都是提高新闻发现力的重要思维习惯和品质。

二、发现新闻的途径

发现新闻到底有哪些途径呢?列举法总有挂一漏万的弊病，但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列举法又是最常用的方法。这里，我们介绍发现新闻的几条主要的途径。

(一)深入实际细心观察——从生活中找新闻

这种方法是记者发现新闻最常用的方法，也是记者应该具备的最起码的基本功。

记者搞采访，除了一些指定的采访任务和热线电话、来信来访之外，最大量的新闻线索是靠自己在生活中去观察和寻找。新闻反映的是客观世界的变化，要从变动中抓新鲜的事物，但是，大量的变动是一些细小的、循序渐进的渐变，并不都是规模庞大、程度剧烈的突变，这种变动的特点决定了记者要靠深入实际细心观察才能发现新闻。

1.观察客观事物的变化

新闻中的“新”，意味着最近的新变化。“新闻是新近变动的事实的传播”，新闻总是和客观事物的变动联系在一起的。记者就是要在客观事物永不停息的变动变化之中寻找和发现新闻。

这种变动和变化往往处于日常生活的最深处，需要记者深入生活、融入生活才能发现。不管记者跑什么战线，都可能遇到同样的问题:从主管部门获得的新闻线索往往少而且枯燥，一旦深入这条战线所涉及的生活深处，不仅线索源源不断，而且很生动很有味道。比如，跑医疗战线的记者，经常在街头行走，只要留心，就会不断感受药店的出现及其变化。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街头的药店一下子多了起来。这与过去相比，是很大的变化。以前病人看病拿药都在医院，现在可以直接在药店买药了。它的出现带来了哪些变化呢?由于许多单位不报销医药费了，病人为了节省开支，得了常见病就直接到药店去买点药，不必到医院排队挂号等半天，结果还是那些药，且药店的药比医院的药还便宜些。接着就出现了新的一系列问题，即变化:许多病人到医院只看病不拿药，拿着医生开的处方到街头药店买药;医院发现这种情况普遍存在，影响了医院的经济收入，于是医生开的处方用数字、符号代替，这些数字符号只有医生和医院药房人员知道，院外药店销售员看不懂了，病人拿着这些“天书”式的处方到院外药店买药行不通了;此后，病人们纷纷抗议“天书”处方，因为他们看不懂处方，感觉对自己吃什么药的知情权受到了侵害;当这种抗议越来越多时，卫生管理机构出台管理政策，规定医生不准再开“天书”处方，必须让病人事先知晓自己的用药信息;再后来，医保改革政策规定病人在药店买药也可报销，药店里开始卖电饭煲、酱油、醋等生活用品，医保卡被派上了购买生活用品的用场……小小药房一出现就新事不断，乱象频生，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不管其性质如何，不可否认的是，这里都有许多新闻可做，而且这些新闻素材很生动。其他战线也是如此。

有时候，记者从生活中获取的新闻线索来源广泛与否，比拼的是一种阅历。阅历多，角色体验就多，角色本身可能就包含许多新闻线索来源。比如，一个记者同时又是父亲或者母亲，对孩子的教育会有很多切身的体验和感受，会遇到许多不断出现的困惑，这些困惑是教育制度、教育环境变化带来的，反映这种变化带来的困惑本身就是一个个生动的新闻线索，值得我们去采访和挖掘。他们比好些没有结婚没有小孩的教育记者就多了一些天然的优势。所以，阅历对于记者来说是一种特殊的财富。当然，没有这种角色体验，并不意味着记者不能发现这些新闻。比如若能经常深入到学生家长中去，多留心一些他们的心事，就会有这样的发现。只是我们的这种发现比有那种角色体验的人，所花费的精力要多一些而已。

2.了解和倾听群众的声音

深入实际细心观察，也包括了解群众的需求，倾听群众的呼声。传达群众的声音，反映民意，维护群众的权益，是媒体的一项重要职责。不仅如此，群众的需求和呼声里也可能包含着有价值的新闻。新闻信息分为事实信息和意见信息，群众意见和呼声也是一种重要的意见信息。这种意见的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事实。尤其是随着新闻竞争的加剧，人文关怀、做透服务成了许多媒体亮出的新口号，对群众需求的关注越来越多地成为新闻报道的内容。记者偶然听到有一些群众对政府或一些单位的某种做法、某一规定有意见，就应思考这些意见的合理性、代表性。一旦这些意见具有代表性，或者记者再多听听有同样经历的人对此事的意见，就会发现这种意见具有“民意”的意味。

对于新闻报道而言，群众的声音包括这样几个方面:(1)群众对现行政策有什么反应?(2)群众在贯彻政策中有哪些创造和创新?(3)群众有哪些困难、困惑、要求?(4)群众对社会现象的看法等。

许多好新闻就是采自群众的声音。比如《北京青年报》的一篇报道:

现代生活节奏的改变使年轻的父母对孩子7点半上学越来越不适应上课能否晚一点儿^[10]

近日，记者接到家长来电，说现在的孩子每天上学的时间太早了，这与不少年轻家长的工作生活时段出现了“冲突”，建议早晨能否晚一点上学。

昨天早上5点30分，记者在海淀区香山路看到，寒风中昏黄的路灯下，三三两两的学生已经骑车上学了。6点钟，颐和园附近的几所中学里教室的灯已经亮了。6点30分，北京某中学第一批学生已经到校了。7点钟，记者来到另一所中学门口，一个穿黑红相间棉衣的学生说，现在是进校高峰期。记者在沿途看到，不管是街上骑车的人还是坐公车的人，学生占的比例都在60%以上。7点20分以后，路上几乎看不到上学的学生了。

在332路中关村车站，送女儿上学的家长王炼说，“学生这么早上学，不仅孩子困，家长也困。另外天黑路远，不送也不行。”刚送完孩子的家长孙均枫抱怨说:“孩子7点多进校了，可是我9点才上班。现在，回家吧，太远，上班吧，太早。大冷的天，这一个多小时只好在大街上溜达。”教师井妍说在开家长会的时候，家长总是埋怨与孩子没有交流的机会，说自己还没有起床，孩子就上学去了，等下班了孩子又要忙于做作业。由于学生上学过早，部分学生来不及吃早餐。

一位教一年级的女老师则对记者说:“我们也觉得应该改改早上上学的时间，尤其现在到了冬天，孩子们即便住在附近也得6点半起，到校的时候天还没亮。晚上睡得又早，好多孩子八九点钟就睡，不在最佳睡眠时间睡觉效率也不高呀!”

最近，国际上有不少研究报告指出，青少年的“内部时钟”令他们较晚才休息，需要在早上多睡一会儿。有关研究也发现，推迟高中的上课时间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成绩及改善学生纪律问题。美国一家研究组织建议，将过去高中生7点半到校时间全面推迟四五十分钟。

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郝天慈认为，上午8点钟上课比较合适，同时压缩中午学生休息时间。另外，由于冬夏天气变化特点也应有适当变化，冬天晚点儿，夏天早点儿，避免学生上学的时候天色比较暗，确保学生的人身安全。

关于学生早上到校的时间问题，记者咨询了有关教育行政部门。东城区教委中教科科长说，教育部、市教委、区教委对学校几点钟上早自习没有统一规定，也没有时间上的要求，学校可以自行安排。宣武区教委中教科一位老师说中学的早自习一般在7点半，具体时间学校可以自己定，没有明文规定;小教科的老师则明确地说，小学应该没有早自习，从减轻学生的负担出发，要求学校不要办早自习，但没有相关的具体文件。

这篇获得中国新闻奖二等奖的新闻就是来自一位家长抱怨现在的孩子上学太早:“孩子早起嚷嚷着要喝咖啡，说是可以提神。”这篇新闻刊发后，引发了北京市关于推迟学生上学时间的政策规定。

群众的声音针对不同的现象而发，记者采集他们声音的领域也很宽广。只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这种声音就会源源不断地变成记者笔下的新闻。

3.从不变的现象中发现可变的新闻

事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这是从总体上来讲的。具体到某一件事、某一种现象来说，变化又是相对的。有时，某一现象数年、十数年、甚至数十年如一日地重复着，并没有什么变化。正因为它长久地保持着一种状态，人们习以为常，再一次遇到此类现象发生时，也觉得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然而，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背后有时就蕴含着不合理因素，而这些不合理的因素并非不可改变。探究这种不合理但经过努力可能改变的现象，就可能为发现新闻找到一条有效的途径。

比如，许多单位都有一种共同的现象，许多有孩子上学的家长也都有相同的经历:接到学校发给的“家长会通知单”，往单位领导面前一放，或打一声招呼，便理直气壮地离开岗位去开家长会。有的人事先招呼都不打一声，第二天把学校的通知单交给单位就行了。这一司空见惯的现象从来没有人提出异议，单位领导一般也都很“通情达理”。然而，当你算一笔账，就会吓一大跳:一个城市100万名中小学生，每个家庭一位家长一年只参加2次家长会，一次家长会只占用2小时，一年的家长会将耗去至少400万个工作时。这种家长会的现象与学生放学时校门口接孩子的家长云集如出一辙。针对这种见怪不怪的现象，如果稍作思考，提出疑问，就可能有新闻可挖:这些家长有没有请假?他们耽误的工作谁来完成?是否工作任务本来就不饱满?是不是管理上太欠规范?针对家长会的怪现象，多打听一下，就可能发现，某个在外资企业上班的母亲从来没有参加过孩子的家长会，每次都是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孩子父亲参加。因为在外资公司请假开家长会要扣钱。由此可以提出:家长会可否晚上开?

任何一个(类)事实都处在大的社会之中，其自身也是一个小的系统。任何系统都是由诸多要素组成，这些要素经过一定时间的沉积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也使系统有了稳定性。一旦给系统注入某个要素，系统内的各要素之间的排列组合就会发生变化，即事实发生了变化。一些不变的现象中注入某种促其向着合理的方向改变的要素，事实就发生了变化。这也是记者发现新闻的路径。

(二)捕捉会议中的公众兴趣点——从会议中找新闻

会议是记者光顾较多的场合之一。尽管有时候记者很不情愿参加和采访会议，但是，任何一个记者，都很难将自己的记者生涯与采访会议割断。因为:一方面，会议实在太多，会议与我们的生活联系得实在太紧密，大到国际争端、国家发展、城市建设，小到行业标准制订、公共汽车票价上涨、一项工程开工，都离不开会议;另一方面，会议实在太重要，它是新闻记者获取新闻线索最大的信息源。党务政务信息是重要的新闻资源，而这些信息大多是通过会议得以传播的。

新闻是信息的传播。任何会议，都是八方人士汇集的场所。有人群就有矛盾，有人群就有信息。人群越集中，矛盾越集中，信息也越丰富。因此，会议也是各类新闻信息汇集的场所。

在中国，记者出席和采访各类会议，有着极其便利的先天优势。大多数记者，手中常常都持有出席会议的通知或请柬。不光是一般性的工作会议毫无例外地会请记者参加，有的会议记者不到不开始，就连一些较高级别的常委会也都通知记者出席。一些基层单位召开的会议如果能请到记者参加，倒成了一种规格。记者如果没来，成了会议的一种非常大的缺憾。

既然记者与会议的关系密不可分，记者就要学会利用会议资源，把会议当成值得投入重要精力挖掘的新闻富矿。那么，怎样在会议中发现新闻呢?

1.在会议程序之外寻找公众兴趣点

一方面，会议是新闻的重要来源，是新闻的富矿;另一方面，会议新闻多、读者不爱看又是当前报纸、电视新闻报道的一大顽症。为什么?这里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

从客观上来看，会议新闻多、读者不爱看是现行新闻管理体制的必然结果。为什么都市类报纸的记者能写出读者爱看的会议新闻，而党委机关报的记者却总是写会议程序(谁出席、谁主持、谁讲话)?一个重要原因是党委机关报的记者写稿子受的限制太多。记者参加一个会议，一到会场，立刻有人来打招呼:“今天的稿子领导要审阅。”审稿意味着按领导意图来写。“领导意图”怎么把握?领导在会上的讲话全文便是。为便于审阅时顺利过关，记者们把领导讲话稿中每一部分的标题摘录下来，加上“他指出”、“他强调”、“他要求”、“他着重指出”之类的话，就完成了一篇“规范”的会议新闻稿“标准件”。

从主观上来看，记者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角色，没有认真从会议中抓出真正的新闻。许多记者喜欢开会，不是因为他把会议当成新闻线索的丰富来源，而是因为觉得会议稿子好写。参加一个会议，只要弄清楚有哪些领导人出席，有哪些议程，把主要领导人的讲话稿摘些要点，就算完成了。因为轻松，一些记者精力不集中，不仔细研读会议材料、不认真听发言人的讲话要点和新意、不细心观察会场里有什么变化，甚至迟到早退者比比皆是。

这类情况反映了一个致命的问题:记者忘了自己的职责是抓新闻，而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出席会议的听会者。听会者可以迟到早退，可以思想上开小差，而记者不能。记者的任务是什么，是从会议中抓新闻。会议中的新闻是什么?是公众感兴趣的东西。记者就是要从会议程序外、会议材料中找出公众兴趣所在。公众感兴趣的不是今天哪里开了什么会，哪些人出席，哪个人讲话，而是关心会议的内容哪些与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有关，哪些会影响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和判断。记者参加会议，无论是阅读会议材料，还是听报告，或者听讨论发言，都必须从有无新闻价值的标准取舍。当然，有时记者参加会议不是为了当时报道，而是为了获取新闻线索，为日后采访所用。一般说来，大量的会议是有新闻可挖的，其中蕴含着与百姓相关的信息，关键在于记者会不会、能不能跳出繁琐的会议程序找准公众兴趣点，从庞杂的会议内容中捕捉到真正的新闻。无论是重大的会议还是看起来很小的会议，大多数都有公众感兴趣的内容。

新闻报道是客观事物新近变动的信息的传播，信息是客观事物运动变化过程中显示的信号，是差异性的反映。新闻报道的对象是客观事物具有新闻价值的新变动、新差异，而客观事物只是新闻信息的母体。新闻报道的内容是新闻信息，而不是新闻信息的母体。那些缺乏新闻性、面面俱到的会议程序报道，往往是报道了母体，而没有抓住或没有突出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会议只是提供了承载信息的母体，而其中的新闻还要靠记者从中去发现、采集、筛选和加工。

《中国青年报》记者郑燕峰、黄勇在参加2009年全国共青团农村工作会议时，十分注意对会议上各种观点的收集、记录和整理，当听到团中央第一书记陆昊在春节前布置新的一年的工作时特别提出了一个刚性的规定——在春节前不许各地团组织到团中央汇报工作，立即意识到这一信息的突出价值，单独写成了新闻稿《春节前各地团组织不许到团中央“汇报”工作》^[11]。新闻中有这样一些内容:

陆昊说，春节前的工作“汇报”，大家都清楚背后的内容。同样的道理，团的地市委也不要去团省委“汇报”工作。他说，我们一定要从没有必要的应酬和迎来送往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抓重点工作，抽出时间认真学习。“你来我这儿一趟，你再接待去你那儿汇报、拜年的同志，你还有时间吗?假如中午应酬，晚上也应酬，白天再接待拜年的，节前还有时间工作吗?”陆昊说，全团要真正领会中央对共青团干部的作风要求，不要小看这些事情。

这条新闻抓住了会议中的公众兴趣点，甫一发表立即被广泛转载。

2.会议程序也有新闻

程序是形式，但有时也是内容。程序不同，事实就有了新的含义。因此，对程序的关注成了时下许多学者研究的热点话题。

虽然我们说记者应跳出会议程序抓新闻，并不是说就完全不关注会议程序。有时，会议程序本身也有新闻，也有读者感兴趣的东西。一种长期沿袭的程序有了改变，就有了某种矛盾冲突，就值得关注;程序中的某些因素得到了强化，很显著，也受人关注。比如某次会议主持者身份特殊，出席会议者的身份有巨大的反差，在主席台就座的人身份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等，都蕴藏着有价值的新闻。

例如:第六届国际光存储学术会议2002年9月23日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召开。这样一个科技学术会议的内容普通读者不可能产生什么兴趣，《科技日报》的一篇《国内学者姓“科”国外学者姓“企”一国际学术会议参加者“内外”有别现象可窥一斑:我国企业尚未成为创新主体》，从参加会议者的身份“中外有别”的现象中找到了新闻点——国内与会者清一色来自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而国外的30多位学者多半来自富士通、索尼、松下等著名大公司。这正好印证了一个事实:在国外，高新技术发展研究及产业化，往往靠的是大公司的人力、财力支撑，但在我国，科研及成果转化主要靠政府的投入，企业的热情不高。在我国现阶段，政府的投入是很有限的，以光存储研究和成果转化为例，我国在这方面的所有投入加起来，还没有日本松下一家公司的投入大，因而带来的效果是，全世界在该领域2001年的产值约有三四百亿美元，日本就占了60%，而我国国内的产值仅有三四百亿元人民币，国内企业大都缺少原创技术，而是靠引进国外的生产技术赚取加工利润。在其他一些高新技术领域，也有类似的情况。^[12]

从会议程序中找新闻，还包括从会议主题及其变化中找新闻。比如:原定的会议主题因为某些因素而突然改变。这些因素是什么?毕竟原定的会议主题是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才定下的。如原定在某地召开经验交流的现场会，但领导来了后发现这里的工作迟迟没有推动，形式主义的工作倒是做了不少，领导当场决定取消原定主题，改为召开批判形式主义的现场会。这一主题的改变，其新闻价值或许比原定的会议主题更显著。

3.关注领导人脱稿的即兴讲话

造成记者对会议缺乏报道冲动的原因之一是许多会议缺乏新意，空话套话多。有的会议是传达上级会议的精神，比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各级媒体已作报道，地方贯彻执行中央工作精神的会议又要求记者再作报道。地方工作会议在内容上无法突破中央会议，领导的讲话也不敢对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有所突破和发挥，记者照搬照抄地方领导人的讲话其实只是照搬照抄了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而已。

大多数情况下，领导在会议上会讲套话，但也有例外。有时，领导人讲话会脱离秘书们写的讲话稿。他会把自己听到的、看到的一些生动的例子，结合上级会议的精神，予以生动说明。这些生动的事例，往往能引起读者的共同兴趣。有的时候，各个单位的汇报和经验材料写得冠冕堂皇，实际有许多矛盾和问题都没有写进材料里去，然而在汇报工作的讲话中，这些单位会把这些矛盾和面临的困难，生动详细地予以说明。这些也是引起公众兴趣的新闻线索。

有一位采访会议较多的记者，探索了一些行之有效的采访会议新闻的经验。他写过一篇名为《听会的艺术》的短文章，谈了他从领导人讲话中捕捉新闻的三点体会:(1)从领导人讲话的话音中捕捉新闻。(2)从领导人离开发言稿的插话中发现新闻。(3)从领导人的反复强调的话题中挖出新闻。许多好新闻就是记者从领导人会上的插话、即兴讲话中捕捉到的。

2003年2月28日，武汉市召开了全市工作目标管理大会和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表彰大会，有几家媒体报道了会议主题及领导讲话稿的内容，但《武汉晚报》的记者捕捉到了会议中领导的即兴讲话，用扑克牌中“J、Q、K”和打麻将时的心理状态形象地勾勒出了武汉人的不健康心理贻误了城市招商引资和私营企业扩大规模。

“让大家都来体会招商引资的艰难”陈训秋痛批“J、Q、K”

在此次签订的工作目标责任书中，除了公、检、法部门外，几乎所有的部门都有一项招商引资任务，昨日召开的全市工作目标管理大会上，陈训秋特别对此进行了“说明”。

陈训秋语气沉重地讲起了一个关于招商引资的笑话，“有人说招商引资就是扑克里的J、Q、K——将投资项目先用种种优惠勾进来，再捆住不让其动弹，最后慢慢卡死它”。陈训秋表示，招商引资是实现武汉发展目标的重要环节，切实改善投资软环境、营造良好的招商引资氛围，不光是经济部门的事，也是全市每个部门、每个市民的共同责任。

陈训秋对在座的党员干部、委办局负责人诚恳表示，特别添加这一项不是给大家找麻烦，而让大家真切体会招商引资工作的难处。

“麻将理论”贻误武汉私营企业张代重语重心长:学会“合伙赚钱”

“各顾各、搞‘自摸’”，“我不和、你莫和”的思想要不得。昨日，市委副书记张代重在全市个私协表彰会上，痛批了广泛流行于个私经济中的“麻将理论”。

刚从浙江考察回汉的张代重说，浙江许多私营企业做得很大，上亿元的企业很多。武汉大企业不多，却常常满足于“楚天第一”，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市个私经济中盛行的“麻将理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张代重指出，武汉民企缺乏“合伙赚钱”的能力。“麻将理论”:做生意各顾各，一门心思搞“自摸”;万一“自摸”不成，就开始考虑，我和不了，你也莫想和。

广东东莞一家企业，专门搞制造，光为“TCL”等企业生产显示器、服务器和DVD等，一年产值100亿元，企业间配合得很好。武汉的企业就缺乏这种合作精神，喜欢“对着搞”，一到节日，商场的汉产服装大降价，你打折，我也打折，谁也不让谁好过。

张代重说，今年，武汉市将加大国有企业转制工作，也为武汉民营企业联合做“大”做“强”提供了条件。

4.把会议材料当做新闻线索库

记者参加会议，都会得到会议的相关材料。这些材料也是记者获取新闻线索的重要来源，有人把会议的资料袋比喻为记者的“线索库”。有的记者参加一次会议，可以发现很多新闻线索，供日后采写新闻之用。

如果一个记者参加一次会议，写完一篇稿子就把材料给扔了，那是对会议材料的极大浪费。一次会议就是一个地方或一个行业或一个单位在一个时期的工作总结，汇集了各个方面的情况。一个地方或一个行业或一个单位的经验成就、工作思路、工作难点、困难问题都集中反映在会议材料中。这些材料既有面上的总体概括，又有一个单位或一个行业的典型个案，认真阅读和分析会议材料，其间就包括了丰富的新闻线索。有的可以在会场当时采访写成新闻，有的则可能留待会后作进一步的采访。

会议材料中还有一些阐述得不充分但很有新意的提法，或者指出了一些问题但指向并不具体，都可以“存疑”留着会后记者再补充采访，关键是记者能从材料中发现可以进一步挖掘的线索。

(三)抓准政策热点、工作重点和难点——从工作中找到新闻

发现新闻必须关注公众关注的焦点。公众关注的焦点一般有哪些?各级政府制定的政策、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和难点等。

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无论是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公共问题，还是政策的目标——公共利益的权威性分配，都是公众关注的热点内容。不仅如此，新政策的贯彻执行也是一个时期各地工作的中心，因此，抓准新政策中的热点问题是发现新闻的重要途径。从政策中发现新闻可以从这样一些方面着手:政策内容——对公众关心的问题有哪些规定、还存在哪些焦点问题政策未能解决;政策程序——政策制定的程序是否规范、科学;政策执行——政策在贯彻执行中遇到了哪些新问题、地方在执行过程中有哪些创新;政策评估——政策执行的效果、公众对政策的评价等意见信息。近年来，每一次重要政策的出台，都成为媒体报道的重点。政策出台前征求公众意见、公众诉求的焦点、政策内容与公众诉求的结合点、政策制定程序、公众对政策的意见等，都成为相关报道的重要内容。要从政策中发现新闻，要求记者能识别出政策内容的新意，认识到政策变动信息的特殊价值。比如，《浙江贫困农民依法享有最低生活保障》^[13]就是记者从《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个突出的“亮点”——农民头一回开始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这篇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消息刊登时间是2001年12月18日，而新闻的主体是10月1日开始施行的《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办法》。事隔两个月，《浙江日报》记者周建国对这一动态新闻进行再发掘，选取农民最低生活保障的问题予以重点关注。通过采访浙江省法制局，发掘出该新闻在全国的“首创”意义;通过采访民政部门，强调为农民实行“低保”是从“人文关怀”到“法制保障”的转变，并突出“法制保障”的现实意义。同时，在采访到农民享受低保的面上情况的基础上，记者分别选取较发达的绍兴县和欠发达的泰顺县等地，以当地相关性事例从点的角度较细致地写出了这一保障的特点和效果。可以看出，对于一个人人皆知的政策规定，记者有了新的发现，采写了更具深度、更能凸现新闻价值的新闻。这是一种新闻发现能力。

除了中央及地方政策，全国及地方一个时期的工作热点也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因为工作热点是一个国家、一个地方在一个时期的工作重心，对人们的工作生活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因而具有吸引公众兴趣的要素。因为它一方面满足了人们作为“大事的知情者”的心理需要，另一方面也满足了人们根据大事调整工作和生活决策的现实需要。

关注工作热点，关键在于心中时时有这样一根弦:哪些问题有现实针对性?针对性有多强?针对性越强，公众关注度越高。即使是工作报道，也是这样。工作热点除了已述及的重大公共政策制定之外，还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当前工作中矛盾突出的重大问题;社会影响重大的事件;现实生活中人们关注的焦点、热点、兴奋点等。

工作热点意识，实际上也是形势政策观念。在我国，报纸、广播、电视新闻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性不明显的新闻，如社会新闻、突发事件新闻等，另一类是与党的方针、政策密切相关，与国家和地方发展相联系的新闻。对后一类新闻的报道，要求记者研究党的方针政策，研究社会形势，研究实际工作。政策决定形势，形势决定报道，任何媒体都必须认真研究政策，根据一个时期的政策形成相应的报道思想。报道思想就是新闻媒体一个时期内宣传报道方面的指导思想。它包括宣传的目的、内容、范围、重点等。报道思想指导着记者的采访目标，左右着一个时期新闻报道的中心。

在我国，工作报道是在新闻报道中占主导地位，关注工作热点、形成报道思想就是发现新闻的重要途径。就一个初学者来说，如何把握工作热点、形成报道思想呢?一个有效的办法是查阅近两三个月同一家报纸、不同报纸对同一个领域的报道，从而发现集中报道的工作热点，形成独到的判断，进而寻找新的新闻报道视角。

关注工作热点，重在关注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尤其是工作难点。这些难点往往就是矛盾集中的问题，因为矛盾集中，各方都在寻找矛盾形成的原因、解决矛盾的钥匙。一旦在探寻中发现了行之有效的良方，都备受关注，因而也应成为媒体报道的重要内容。媒体对工作难点及探寻解决难题的探索的关注，既满足了公众的兴趣需要，也是媒体发挥其服务社会功能的体现。

关注工作热点并不完全是党委机关报的事，都市类报纸也关注工作热点，也从工作热点中寻找新闻，只不过它的表现方式与机关报有异。2002年全国“两会”上提出“弱势群体”的概念之后，许多报纸都纷纷研究相关报道。什么是弱势群体?他们包括哪些人?他们的生存状态究竟怎样?他们的心声是怎样的?比起那些机关报公文化、机关化的报道，新兴的都市报做得更为充分、具体、生动，更具人情味。他们把目光聚焦于下岗工人、进城务工的农民、处于医疗纠纷中的病人等。

与工作热点相一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重点工作部位也是出新闻的地方。重点地区、重点单位、重点人物是构成新闻显著性的要素，因而同样的新闻事实，发生在这些重点地区、单位、人物身上就更易受关注。所以，关注重点工作部位和重要人物，是发现新闻的重要途径之一。比如，2010年8月，我国许多地方发生泥石流，除遭破坏最大的甘肃舟曲县外，人们印象最深的恐怕是四川的汶川地区又遭受泥石流冲击。因为这个两年前发生特大地震灾害的地区早已在人们心里打下烙印，此次再遭泥石流重创无疑对受众来说也是一次震撼。

(四)再生利用新闻资源——从已发信息中找新闻

所谓再生新闻信息就是从别人已报道的新闻事实中再度开发出新的新闻信息。它是记者或编辑在翻阅、接触其他媒体传播事实、在整体把握新闻信息内容和结构中，发现报道中还有遗漏的地方，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全面的、深刻的挖掘，于是破题发挥，把握好时间差、地域差、品位差，从另一个侧面、另一个层次去挖掘新的东西。^[14]

已经发表的新闻，有的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局限，当时还没有发展得很充分，记者只能表现到那一步，后来事实展开了、变化了，有了新的事实新的信息，就有了进一步采访的必要;有的因为记者认识的局限，当时采写的记者只想到某一层意思，只选取了某个角度，而这个角度、这层意思事后看来还显得不够巧、不够深，只提到某个事实、某个人物，后来发现有更多的事实更多的人物可以报道，也有了进一步采写的冲动;有的因为媒体风格的局限，一家媒体报道某个新闻时选取某个角度，另一家媒体可能会选取另外的角度予以报道，因而也可以对已发新闻进一步采访等。潘堂林在《怎样发现新闻》一书中提到，编辑记者读报，应当以新闻工作者的独到思维，有重点地边阅读、边琢磨，边分析、边联想，不断地思考这样一些问题:

有没有更好地表达主题思想的方法?

有没有更具新闻价值的事实、主题被淹没?

人家的非重点或者较为忽略的侧面可否成为自己报道的重点方面?

人家报道的这件事其发展方向如何?结局以及结局之后会不会有更大的新闻?

有没有读者更乐意、更方便接受的报道角度及方式?

报道是不是有所偏颇?是不是有倾向性?报道是不是公道?答案是不是值得商榷?

假如报道的那件事那个人牵涉到自己负责的报道领域和范围，还可以追问这样几个问题:

人家提出问题、报道主题的角度和方式自己过去想到过没有?

自己头脑中储存的相关信息可否同人家的报道“杂交”?^[15]

记者读报就是要学会发现和捕捉已发报道有没有引发新报道的因素。

一个新闻事件发生之后，各家新闻媒体争相报道，各有自己的侧重，各有自己的报道特色。比较各家报道的长短，找出别人不经意提到又未深入开掘的侧面，可能会有独到的发现，这常常又是后发制人的有效手段。所以，一些媒体的报道在时效上落后于他人，但报道效果却更好一些。这种后发制人的情况有很多。比如，中央新闻媒体与地方媒体相比，其新闻线索不仅少而且慢。但是，他们却常常把地方媒体的新闻报道当做发现新闻的一条途径，而且常常做得比地方媒体更具深度，更具特色，因而常常显得技高一筹。

这种后发新闻却一样赢得喝彩甚至更能留下印记的例子不胜枚举。

2005年7月1日上午，中国科技大学1978级少年班成员分别26年之后的首次班级聚会，《南方周末》的记者对此事进行了报道。他们关注的焦点是这些“神童”中的三个人的命运:宁铂如今出家为僧、干政“自我封闭”、谢彦波“有心理问题”，由此提出对少年班模式的质疑。^[16]这组由《“神童”到中年》、《追寻昔日神童》、《天才教育的难题》等三篇新闻构成的集束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媒体予以转载。稿件刊发后，各界人士对此议论纷纷，8月29日，新华社对此事予以进一步关注，与《南方周末》的报道相比，角度和态度发生了较大变化。请看——

中科大少年班之争^[17]

最近，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首批学员回母校聚会，立即有媒体跟踪采访，披露了这个班上昔日大名鼎鼎的“神童”宁铂如今出家为僧、干政“自我封闭”、谢彦波“有心理问题”的“不幸”命运。中科大少年班再次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少年班是培养人才还是摧残人才?到底还要不要办下去?”的讨论于是在校内外激烈展开。

“问题学生”引发争论

……

中科大少年班办学之争源于它的“问题学生”:

近几年，经常有指责少年班学生“生活自理能力差、心理问题严重、人际交往困难”的文章见诸报端和网站，不时引发人们对少年班办学的争论。一位全国政协委员曾提交了一份《请求停办少年班》的提案，很快有人站出来表示反对。

今年3月，19岁的少年班2001级学生马丽丽(化名)窃取同学的国外大学邀请信事件公布后，立即被炒得沸沸扬扬。不久，有人以马丽丽事件为由头否定少年班教育模式。一位网友的话代表了这部分人的观点:“反对把小孩子送去读大学，他们身心还未成熟就去接受高深的大学教育，很容易犯错误。少年班该停办了。”

7月份，有媒体发表文章，对宁铂、干政、谢彦波的现状进行了详细描述。27年前，这三人是红透大江南北的“神童”，是全国亿万家庭教育孩子学习的榜样，国家和人民寄希望他们成为科学家，甚至中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今，他们出家的出家，避世的避世，离大家的期望距离甚远。人们在扼腕叹息的同时，又进行了一场“少年班，办还是不办”的争论。甚至连宁铂的同班同学也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以自己的感受而言，中国不能没有少年班”，一派则认为“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绝不会去少年班”。

高成才率是少年班不争的事实

据了解，科大少年班几乎每年都有1至3个“问题学生”被退学，有的自控力差、贪玩、学业跟不上，有的品行不端，还有的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也有个别学生因为生活不能自理被休学。

分管少年班工作多年的中科大副校长程艺说，这些现象在普通的大学班级同样存在，不是少年班的特有产物。不能因为少年班名气大就不允许它出问题，也不能仅仅因为出了少数“问题学生”就怀疑它存在的必要性。从总体看，少年班学生在中科大优秀学生中占很大比例。

据学校跟踪调查，少年班毕业生成才率非常高，85%以上考取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生，三分之一获得博士学位，比例远高于本校普通本科生。其中数百名杰出人才活跃在国内外知名学府、科研机构和经济领域，一般在30岁左右就做出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

发明原子陷阱追踪分析法的卢征天、微软全球副总裁张亚勤、发现了世界上最小的纳米碳管的秦禄昌、世界上第一位认知学博士张家杰等国际知名的杰出人才都曾在中科大少年班度过美好的大学时光。

少年班管理委员会主任陈卿以他掌握的数据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培养科技人才的角度看，可以毫不惭愧地说，少年班成立至今，中国没有哪一所学校的哪个系有这样的成绩。”

校方:不受外界干扰，一心办好少年班

从最初创办时受到社会和媒体的过度关注、追捧，到后来被一些认为少年班“拔苗助长、摧残孩子”的人士猛喊叫停，中科大少年班屡屡遭受外界“伤害”。校长朱清时说:“我们的态度是不受外界干扰，一心办好少年班。争取早出人才，快出人才。”

……

学生:少年班的模式适合我们

“上少年班是我的理想和目标，我从没有后悔过。”01级少年班学生陈天石说。

在其他许多在校少年班学生那里，记者得到了惊人相似的说法:“如果没有少年班，我们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中学的教育显然不适合我们，普通的大学班级我们也不太喜欢，只有少年班这种办学模式最适合我们这些提前两到四年上大学的所谓早慧少年。”

……

年仅37岁就已获得美国青年科学家工程师总统奖和美国能源部青年科学家与工程师奖两项殊荣的卢征天博士，谈起少年班来十分激动:“我15岁到17岁在少年班度过，3年的学习，生动、活泼、自由，让我终生受益。”

至于少年班要不要办下去，陈天石认为，哪个年龄段都有例外的情况发生，不能问题出在少年班时期，就完全归罪于少年班的教育。塑造一个人的思想、性格、心理是从小就开始的，家庭、社会、中小学甚至幼儿园教育每个环节都很重要。

专家指出，评价教育应该注意用统计的办法，不能因少数失败而否定全盘，也不能因一人成才而沾沾自喜，只有一切从教育发展的规律出发，吸收和借鉴他人成功的办学经验，认真实践，不断探索，才能建立起一条符合人才成长规律的新路。教育成功与否需要有较长时间的积累，少年班创办仅27年，应当鼓励它不断改革和创新，慢慢走向成熟和完善。

新华社记者周剑虹采写的这篇新闻，克服了看到少年班模式中出现的个别不成功的案例就否定少年班模式的思维定势，而是更多地听取校方和学生的意见，并用充分的事实对少年班教育模式进行了辩证的探讨，因而更胜一筹。

阅读报纸新闻是再生利用新闻资源的主要途径，但不是唯一途径。

报纸广告可成为记者的新闻线索。报纸上的广告，种类繁多，而且花样翻新。有的广告涉及的内容是以往未曾出现过的，其中有新闻;有的广告涉及的内容令人产生疑问，其中也有新闻……比如，一些单位春节前在报纸上刊登祝本单位员工春节愉快的形象广告，作为一种新事物，是有新闻价值的;某城市的街头矗立着“寻找城市精英”的广告牌，其含义是高档楼盘寻找买得起高价房的“精英”，此广告引起诸多争议，这也是有新闻价值的。

工作简报也是记者获得新闻线索的重要来源。记者到一个单位采访，常常会看到这个单位的工作简报。简报是一个单位一段时间的情况反映。有的表扬好人好事，有的指出不良现象，有的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有的在与其他单位的比较中找自己的差距。总之，简报种类繁多，内容无所不及。由于简报供内部流传，许多不愿公开的内容，这里面都可能有所反映。只不过简报与新闻报道的角度、写法不一样，许多有价值的事实材料被一般工作化的叙述所掩盖。如果记者留心简报，换个角度思考，很可能就是一条发现新闻的有效途径。这种方法是记者采访中常用的发现新闻的方法。有许多好新闻就是记者从工作简报中发现新闻线索再深入采访得来的。

有时，一些政府部门文件的一句话引起记者的警觉，在探究中也会有新闻发现。比如2005年8月，国家有关部门为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监管工作，对高收入行业和个人进行了界定，高校教师被圈进高收入行业，许多媒体立即将高校教师单独拿出来指明其进入高收入行业。这一信息很快引起记者的警觉，于是记者对此信息进行了“落地”式采访，即采访本地高校教师的收入状况，看是不是进入了高收入行列。记者调查采访显示，高校教师进入了两极分化时期，有的月入三千元有的日进三万元，不顾群体内差别而笼统地把高校教师纳入高收入行业显然有失公允。^[18]这就对政府有关部门对高收入行业和个人的界定信息进行了新的挖掘，也有了新的发现。

再生利用新闻资源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就是网络博客、网帖。博客的内容也应属于已发信息。博客内容非常丰富而且庞杂，但有些信息可以直接成为记者报道新闻的线索，有些则为记者寻找和发现新闻提供一种新思路。有些把自己亲眼看见或听说的具有剧烈矛盾冲突的事实发于博客或通过帖子发到网上，通过记者再度采访和报道，成为影响更大的新闻。比如，《湖北应城市长信箱回复:没时间跟你闲扯》^[19]一稿，开篇就交代此新闻来源于网帖:“‘我办没时间跟你闲扯，你有意见到创建办来面淡’(原文如此)。向市长信箱反映问题，却得到这样的回复。8月21日，网民‘寒笑’将应城市长信箱里这则回复发到网上，政府如此回应，遭到网民如潮水般的抨击。”

(五)重视读者来信、来电和来访——从读者送来的信息中找新闻

前面在“深入生活细心观察”部分已强调记者要深入到群众中间去，倾听群众的声音，反映他们的愿望和要求。这一部分强调记者要善于从群众来信、来电和来访等群众送上门的信息中捕捉新闻线索。对于记者来说，读者来信、来电或来访，就是群众送上门来的新闻线索、新闻题目和新闻思想。

以前，报纸出新闻的地方是群工部。因为群工部有个信访接待室，读者来信、来访都归这里管，所以线索特别多。记者可以从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报道。因为群众反映的问题大多很突出，所以读者来信往往能产生好新闻。2000年4月，由于武汉的一位母亲奔走于新闻单位，悲痛欲绝地向记者控诉害人不浅的电脑游戏机室，《光明日报》指示驻武汉站记者夏斐暗访武汉的电子游戏厅和电脑游戏室，看看“电子海洛因”是怎样毒害孩子的，是如何泛滥成灾的。记者进行了三次暗访，写下了《电脑游戏，瞄准孩子的“电子海洛因”——由一位母亲控诉引出的暗访》，获当年中国新闻奖二等奖。^[20]

现在读者写信少了，许多报社设立了热线电话，它的功能与来信是一样的，反映的时效更快。读者来电反映的问题种类繁多，有歌颂的，有批评的，还有一些是表达他们困惑的;有些问题是当事人遇到的特殊情况，有些则是很多人都遇到的一类问题。不管特殊个案还是一类问题，对于记者来说，有许多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新闻线索。所以对于读者来信来电求助，记者调查的过程看起来是在帮助读者，实际上也是在进行新闻采写。对这些来信来电的调查，大多可采写出深受读者欢迎的新闻。尤其是现在人们对于一些政府部门的规定及做法表示不满时，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向媒体举报，这些举报一旦查实，其中有很多就是新闻价值突出的新闻。如——

公安县“红头文件”下达抽烟计划^[21]全县一年计划抽烟23000余条未完成计划的单位要扣钱

抽什么烟、抽多少、完不成任务怎么处理……公安县政府竟出台“红头文件”，对这些问题作“明文规定”。

记者上月在该县采访时见到相关“红头文件”。截至昨日，记者向公安县有关方面求证得知，这些文件仍未废止。

4月2日，公安县章田寺乡中学一名老师反映，当日下午3时许，乡政府两名工作人员突然来到学校，径直走进老师办公室，看烟灰缸、翻垃圾篓，找出3个烟头。工作人员对学校负责人称，他们是卷烟市场整顿领导小组的，这3个烟头是外地品牌，违反了乡政府有关公务用烟的管理规定，要罚款。后经交涉，工作人员表示将作通报批评处理。

4月3日，章田寺乡政府办公室主任刘猛称，县卷烟市场整顿工作领导小组4月2日对章田寺乡进行抽查，对几家违规单位提出了警告。他向记者出示了一份乡政府刚下发的“红头文件”，这份名为《章田寺乡2009年乡直单位公务用烟考核管理办法》的文件规定，全乡所有行政、事业单位、服务中心、企业一律实行政府集中采购;管理办公室对用烟数量都有指导计划任务，每月检查完成进度;未完成用烟计划的单位，由财政部门直接折价扣减该单位公用经费;凡公务用烟使用非正规渠道卷烟的，发现一次扣减该单位公用经费1000元。在这份文件后面还附有一份指导性计划表，表中规定全乡各单位的年抽烟任务为400条，其中几所学校的任务为140条。

刘猛说，乡里的文件是根据县里相关文件制定的，并向记者出示了县里的文件。记者发现，两份文件内容颇多相同之处，全县一年计划抽烟23000余条。几名老师称，如按每条烟170元的标准计算，全县的单位一年要抽掉近400万元，才能完成任务。

对此，公安县卷烟市场整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陈念祖解释，公安县每年烟草税收流失很大，出台这个指导性意见，意在引导公务人员为地方经济做贡献。

既然是指导性计划，为何又规定了处罚措施呢?公安县委宣传部负责人称，县里出台文件，当然希望各单位严格遵守，标明扣罚措施可起到约束作用。该负责人同时强调，“指导性计划”出台以来，政府并未真正实施过扣罚措施。

总之，发现新闻的渠道很多。真可谓生活处处有新闻，只要做个有心人，记者就可以有写不完的新闻。

◎小结

本章主要介绍了新闻发现力的培养及发现新闻的途径。新闻发现力是新闻工作者善于发现新鲜事物、揭示事物内在规律的能力。它不是与生俱来的，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得到提高。训练和培养新闻发现力可从这几个方面着手:(1)新鲜感和探究欲;(2)观察意识和观察能力;(3)广博的知识和对新闻的敏感;(4)创造性思维的品质。发现新闻的途径有很多，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1)深入实际细心观察——从生活中找新闻;(2)捕捉会议中的公众兴趣点——从会议中找新闻;(3)抓准政策热点、工作重点和难点——从工作中找新闻;(4)再生利用新闻资源——从已发信息中找新闻;(5)重视读者来信、来电和来访——从读者送来的信息中找新闻。

◎思考题

1.结合自己的采访实践，说说观察意识和观察能力在新闻发现中的特殊作用。

2.请阐述创造性思维品质对于新闻发现的特殊价值。

3.为什么新闻信息可以再生利用?

【注释】

[1]《中国青年报》2005年7月14日，作者李润文、刘冰、启洋。

[2]李润文、刘冰:《在废纸堆里发现官煤勾结线索》，载《中国青年报》2005年12月27日。

[3]南振中:《记者的发现力》，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4]刘刚著:《新闻价值判断与表现》，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5]王中义、史梁著:《当代新闻采访教程》，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6]《南方周末》2004年10月11日。

[7]万润龙:《“反弹琵琶”:从质疑“十五亿件衬衫”到指谬“五千万差生”》，载《新闻记者》2001年第9期。

[8]参见《武汉晚报》2002年9月18日A2版。

[9]邵飘萍著:《实际应用新闻学》，见《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第465～466页。

[10]《北京青年报》2000年12月23日，作者邓兴军、张颖、张桂涵。

[11]《中国青年报》2009年1月7日。

[12]参见《科技日报》2002年10月8日。

[13]《浙江日报》2001年12月18日，作者周建国。

[14]陈媛媛:《再生新闻信息的方法探讨》，载《新闻与写作》2003年第8期。

[15]潘堂林著:《怎样发现新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1页。

[16]《南方周末》2005年7月21日。

[17]新华社合肥2005年8月28日电，作者周剑虹。

[18]《高校教师:有人月入3千有人日进3万》，http://news.xinhuanet.com/employment/2005-09/01/content_3429689.htm，2011-06-02;《高校:有人轻松收入高有人辛苦少回报》，http:/news.xinhuanet.com/employment/2005-09/21/content_3519472.htm，2011-06-02。

[19]荆楚网2009年8月21日，作者张扬。

[20]《光明日报》2000年5月9日，作者夏斐。

[21]《楚天都市报》2009年5月3日，作者刘俊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