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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者与受者的人格互动

时间:2022-04-1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四、传者与受者的人格互动在大众传播中传者和受者是对立的统一体。(一)传者人格对受者的影响1.以折射出人格力量的作品来打动受者。诚然,大众传播的导向取决于媒体,但是如果没有受者的积极参与,大众传播就会失去对象和受体。因此,受者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既是大众传播的有机构成部分,又是影响大众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

四、传者与受者的人格互动

在大众传播中传者和受者是对立的统一体。其中,传者居于主导地位。他决定着传播的方向,影响着传播的效果,因此,他在大众传播中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一般我们把导向更多地理解为媒体的内容,其实,这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隐藏在媒体内容后边的是传者的人格。凝聚着传者人格的传媒精品是最有生命力的,也是最有说服力的。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言:“说话人的品格是一切劝服的手法中最有说服力的。”俄国著名的教育家乌申斯基也表达过同样的意思:“只有个性才能作用于个性的发展和形成,只有性格才能养成性格”。

(一)传者人格对受者的影响

1.以折射出人格力量的作品来打动受者。

传者与受者的心理互动是通过媒体进行的。传者和受者之间虽然是物——心相连,但是受者可以透过那些负载着传者人格的精品去感受传者的人格力量。

我国当代著名记者穆青以《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等一批讴歌普通劳动人民的优秀新闻作品,激励了几代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这些“浸灌”着他与英模人物之间掺着血与泪的情深厚意的作品,是他高尚人格的体现。穆青同志“从事新闻工作50年来,虽身居高位,但他的心却深深地根植于人民群众的沃土之中,他甘做人民的儿子,真诚地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齐爱憎。他热爱人民,人民也深深地挂念着他。至死不忘周总理嘱托的农民科学家吴吉昌在病危之际嘱咐老伴:‘我要走了,别的什么也不用带,只要把‘老穆’送我的两本挂历带着’;‘老坚决’潘从正为了让‘老穆’看看自己的劳动成果,垂暮之年,千里迢迢给他挑来两棵手栽的樱桃树;‘除险英雄’任羊成,从广播里听说北京降温,特地从河南林县打来长途电话,嘱咐‘老穆’要多穿衣服,小心别着凉……”[18]

他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他从劳动人民中汲取的乳汁,使他的人格得以升华。他又把这种与人民大众的血肉之情融化于人物通讯的字里行间之中,去撞击人们的心灵,给读者以人生的启迪,使读者的人格也得到净化和升华。

个体有人格,媒体也有人格。有观众对中央电视台开办的《焦点访谈》栏目“发扬正气、疾恶如仇”的个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该栏目的记者和编导人员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勇于揭发社会上丑恶的现象,并穷追猛查,务要彻底而后快,表现出他们对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

2.以折射出人格力量的实际行动来影响受者。

恩格斯指出:“一个人的性格不仅表现在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在本职范围内,完成报道任务是一种“做法”,而超越本职工作,不仅用笔为百姓呐喊,而且还身体力行为百姓解忧,这又是一种“做法”。这后一种“做法”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被广大读者誉为“百姓的郝记者”的《哈尔滨日报》的女记者郝志宏,把自己几乎全部的时间、精力都献给了她的读者,唯独没有留给她的儿子和她自己。

当记者13年,她只在家过过4个除夕。当别人在家吃年夜饭时,她却在跟着电视维修工人走街串巷或登上北去的列车与乘务员叙家常。她当记者年年都有新故事,而每件新故事都是与普通百姓紧密相连。为了帮助几乎陷入绝境的刘家兄弟,她连晚饭都没顾上吃,乘车来到刘家调查情况,并将兜里全部的47元多钱留给了他们,而自己却因没有几毛钱的车费,不得不步行回家,当凌晨一点多到家后,又不顾饥饿和疲劳,一气呵成饱含深情的通讯《人间不幸更见手足情》。刘家的不幸因而被许多人知道了,善良的人们捐款达16万多元,给这个不幸的家庭带来了全新的生活。

她曾为百姓购买大粒盐到处奔波,曾为农民进城卖瓜被滥收费到处呼吁,她还为因投递工作耽误了录取通知书而未能上学的工人子弟提笔上书,当有农民妇女被一伙商贩无理围打时,她不顾个人安危,挺身上前保护这位妇女,怒斥打人者。一桩桩一件件实实在在的事,经过她的努力,都件件落实了。她这种为百姓殚精竭虑的精神,她的人格魅力深深打动了百姓的心。当人们赞扬她时,她说:“既然当记者,就要替老百姓想,就要为老百姓干实事”。[19]

郝志宏与百姓同呼吸共命运的事迹,仅仅是我们这个社会里成千上万优秀的新闻工作者的代表。正如有记者所说的:“记者,不只是写稿,而应有参与服务的意识和推动实际工作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把党的温暖、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送到广大受众的心坎上”。

(二)传者对受者心理的负面影响

传者对受者的心理互动,其主导面是好的,但也有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的媒体为取悦于受者,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媚俗、猎奇、迎合、浅薄等方面的问题。在一些娱乐媒体对明星的报道中,“其他放两边,绯闻摆中间”、“盯住下半身”成为其报道原则。更为严重的是,某些媒体为吸引受众,不惜违背职业道德,捕风捉影、道听途说、刻意制造假新闻,极大地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像“李雪健病逝”、“张国荣复活”等就是典型例证。其实,广大群众对这种低俗甚至恶俗的娱乐新闻是极为反感的。另外还有个别媒体如某音像公司生产黄色制品,毒害青年、毁坏家庭。二是在传者队伍中有少数道德败坏者,热衷于有偿新闻。有人当欲索财不成,便用丑化企业的报道的卑劣手法置企业于死地。在广告宣传中也有极少数人,不顾百姓生命安全,为伪劣药品张目,导致购买者的死亡。虽然以上问题只是少数传者所为,但是他们的恶劣行径降低了自己的人格,损害了媒体的声誉。

(三)受者的人格对传者的影响

大众传播是传者与受者的双边活动,两者缺一不可。诚然,大众传播的导向取决于媒体,但是如果没有受者的积极参与,大众传播就会失去对象和受体。因此,受者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既是大众传播的有机构成部分,又是影响大众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

受者人格对传者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在受者中有一部分人,他们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关心他人的生活状况,关心对子孙后代的教育。他们不仅有这种意识而且还有强烈的参与感和实际行动,他们的行为对媒体的发展至关重要。他们积极响应媒体的宣传,主动参与媒体组织的各种活动。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把媒体所披露的一些素昧平生者的困难视为自己的困难,能出钱出力,出谋划策,以爱心呼唤人间真情。对于见义勇为者,他们或参与打击坏人,或出款给予支持,在这些普普通通百姓身上所反映出的高尚的人格力量是对传者工作的最有力的支持和最大的鼓舞。2.受者主动提高文化素养、道德水平,努力提高接收媒体中传递的新知识、新的道德规范、新事物的能力。使传受者能认知共识、情感共鸣、行为同步,相互之间形成水涨船高的态势,推动传播业的健康发展。如果没有百姓在文化、道德、价值观等方面的全面提高,传者的意图只能是一厢情愿。3.受者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他们既是媒体信息的解读者,又是传播活动的信息源。他们以高尚的人格、满腔的热情、无穷的智慧不断地开拓进取创造出来的新生活是净化传者灵魂的参照体。在2003年北京非典疫情严重时,《健康报》摄影记者王燕松奔赴广州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监护病区进行采访。一开始他有点顾虑,但在采访中,他发现有一个病人呼吸衰竭,难受地折腾着。此时,只见呼吸科副主任赵子文走上前去,毫不畏惧地握着病人的手,耐心地安慰,鼓励他战胜病魔。看到他这么接近病人都安然无恙,王燕松在恐惧面前一下如释重负。“不报道好这些可歌可泣的医护人员,就是我的失职;畏惧病魔,就是记者的耻辱。”王燕松不由自主地靠近病人,猛按快门,记下了这感人的一幕。正是赵主任这种不顾安危的崇高精神,使王燕松的灵魂受到深深的震撼,出色地完成了这次采访任务。

思考题:

1.试析传受者心理互动的功能和模式。

2.简析传受者的心理互动的特点。

3.简述记者和采访对象之间的认知和情感互动。

4.什么叫人格?传者和受者的人格结构各是什么?你对此是怎样认识的?

5.分析传者和受者人格互动的意义及表现形式。

【注释】

[1]保罗・肯尼迪《未雨绸缪为21世纪做准备》第57页,新华出版社,1994年4月。

[2]沙莲香主编《社会心理学》第37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

[3]数据来源:中央电视台总编室、观联处。

[4]阿特金森等著,车文博审订《心理学导论》第627页,台湾晓园出版社,1994年6月。

[5]阿特金森等著,车文博审订《心理学导论》第627页,台湾晓园出版社,1994年6月。

[6]李楠《中西受众心理比较初探》,《新闻知识》,1999年第10期。

[7]李楠《中西受众心理比较初探》,《新闻知识》,1999年第10期。

[8]陈明、贾世秋《认同别人是一种快乐》,《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第47页。

[9]章志光主编、金盛华副主编《社会心理学》第282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4月版。

[10]参看刘金平《情绪的激活模式研究》,《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开封),1995年4月,第29页。

[11]孟晓云《追逐长远的魅力》,《市场报》,1996年10月31日。

[12]敬一丹《99个问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1月。

[13]章志光主编、金盛华副主编《社会心理学》第4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4月。

[14]参看刘昶《西方大众传播学》第77页,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10月。

[15]沙莲香主编《社会心理学》第36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

[16]沙莲香主编《社会心理学》第36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

[17]《人民日报》,2004年6月7日,第4版。

[18]付海军《记者的幸福》,《中国记者》,1997年第6期,第25页。

[19]晨阳《百姓的郝记者》,《中国记者》,1997年4月,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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