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受者心理的能动性反映

三、传受者心理的能动性反映

人的心理反映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积极能动的，而且这种能动性反映必须在实践活动中进行。人们总是主动地把外界事物变成观念的东西，然后再按照一定的目的通过实践活动使主观认识外化为客观行为。实践活动是认识主体同对象客体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基础。

大众传播活动就是传受者的实践活动。传者通过采访、写作、制作等活动，把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物化为媒介信息。而受者通过使用媒介、参与媒介、反馈于媒介等能动性的活动，不仅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世界，而且也对大众传播活动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在1994年6月—10月期间为全国收购棉花中存在的问题所作的几次报道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先看图2—2模式：

说明：1994年6月19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推出《沉重的棉花》一期节目。^[38]以河南省兰考县棉花掺假案为由头，对当时全国棉花市场出现类似的严重问题做了报道（记者的能动作用，提出问题，借各级领导参与，给棉农鼓劲）。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看了节目之后，做出了整顿棉花市场的重要指示（观众：中央领导者的能动作用）。一个在全国范围内的棉花专项整顿工作迅速展开（效果）。事隔不久，朱镕基副总理又专门批示，要求《焦点访谈》、《新闻联播》对棉花整顿情况做进一步报道，而且对节目中应该有哪些内容，起到什么作用，都作了具体的指示和布置（中央领导再次的能动反映）。据此，1994年8月5日《焦点访谈》播出《让棉花不再沉重》（记者再次能动反映），报道了整顿情况和上海一起典型大案的审结，对犯罪分子起到了威慑作用（效果显著）。两个月后的10月10日，《焦点访谈》围绕棉花市场问题又播出了《收购季节访棉区》。这个节目既反映了整顿结果，又将一些地区出现的“新对策”及时曝光（传者再次能动反映）。时值国务院有关部委在北戴河召开棉花收购会议，节目的播出给决策者们提供了最新的情况参考（效果）。

图2—2　记者与观众在棉花收购问题上的相互作用模式

这既是一个在大众传播（新闻传播）活动中，传者与受者的心理和行为积极能动的反映过程，又是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具体指导下，发生在1994年间中国经济领域内有关国计民生的棉花问题的解决过程。这个过程，典型地反映出大众传播作为第三产业对第一、第二产业能动的反作用。有学者在《经济新闻传播的文化学研究》一文中，介绍了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一种见解：“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经济增长与资源、技术、制度、人力资本、文化心理差异等因素存在着必然的密切的联系。”^[39]我国的经济学家邹恒甫先生又对各国文化心理因素的差异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进行了严密的数学推导，得出了如下模式：

g＝A－σ/（1＋β）^[40]

其中g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资本边际生产率，β代表资本主义精神，σ代表时间偏好。由上式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精神越强（即β值越大），长期的经济增长率g就越大。在这里，β值实际上是一个文化心理因素变量，也就是说，即使技术和时间偏好在各国相同，如果文化心理因素不同，那么各国的经济增长率也将不同。

大众媒体是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的文化心理素质的重要工具。而传者和受者，同时也是国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传者与受者在大众传播活动时积极能动的互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会推动一个国家国民的文化心理素质的提高。上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关于1994年我国棉花市场的连续报道，以及作为特殊观众——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及批示和棉花生产的最积极的人力因素——棉农的响应、支持、反映情况，他们共同构成了在一段时间内，我国在棉花问题上的人们的文化心理状况（属意识形态），这种状况总的看是积极、健康的，因而它对整顿棉花市场（经济活动）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也预示着来年棉花增长的新趋势。

思考题：

1.研究传受者心理实质的意义是什么？在大众传播活动中传者违背心理实质原则的表现有哪些？

2.试析人脑在大众传播活动中产生社会效果的中介作用。

3.为什么说客观现实是传受者心理的最终源泉？

4.简析造成传受者产生主观反映的生理、心理、社会等方面的原因。

5.传受者的能动反映对传播业的发展起什么作用？

【注释】

[1]樊富珉《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第2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

[2]［美］阿特金森等著，车文博审订《心理学导论》，台湾晓园出版社，1994年6月。

[3]余欣欣《智力研究的历史、现状、未来》，《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桂林）》，1996年第4期，第53页。

[4]参看张令振《看电视的认知卷入程度低吗？》，《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1年第6期，第39页。

[5]参看张令振《看电视的认知卷入程度低吗？》，《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第39页。

[6]李彬《传播学引论》第186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10月。

[7]沙莲香《社会心理学》第57—5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

[8]李彬《传播学引论》第149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10月。

[9]［美国］巴伦・李维斯和克利夫・纳斯著，卢大川等译：《媒体等同》“译者的话”第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10]同②，见《媒体等同》的封底。

[11]多媒体：一种类似电子计算机的东西。它能融大众传媒（报刊、广播、电视、图书……）和通讯（电话、传真、ISDN、光纤通信）于一体，用数字方式交互处理、传输、管理和交流文本、图形、图像、声音等信息。邱景东，《世纪之交：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传播与教育的处境及选择》，《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第39页。

[12]张国良主编《传播学原理》第9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

[13]孙振斌《大众媒介：人的比喻》，《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第32页。

[14]《媒介的变迁》第88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

[15]孙振斌《大众媒介：人的比喻》，《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第32页。

[16]卜卫《关于青少年网络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探讨》，《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第42页。

[17]徐眉《手机的未来可能》，《经济观察报》，2003年11月10日。

[18]《判断手机依赖症的10条标准》，《环球健康周刊》，2004年4月12日。

[19]参看《中国媒体走向跨界融合》，《北京青年报》，2003年8月18日。

[20]参看杨新《白领要提防信息产品依赖症》，《环球健康周刊》，2004年4月12日。

[21]参看刘昶《西方大众传播学》136页，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10月。

[22]参看卜卫《关于青少年网络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探讨》第42页，《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

[23]夏学銮《整合社会心理学》第12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24]黄希庭《人格心理学》第140页，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

[25]吴菲采访张越《今晚谁是我们的主角》，《北京青年报》，2002年3月8日。

[26]张春兴《现代心理学》第74—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27]牛金荣《后喻时代》，《北京青年报》，1998年9月5日。

[28]时蓉华《社会心理学》第80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

[29]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38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30]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231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31]李宏伟《张艺谋，一半欢呼一半叫骂》，《环球时报》，2004年7月19日。

[32]《参考消息》，1994年3月26日。

[33]张令振《青少年观众收看电视行为与心理分析》第265页，刘京林、周光荣主编《新闻心理学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6年2月。

[34]阿特金森等著，车文博审订《心理学导论》第902页，台湾晓园出版社，1994年6月。

[35]阿特金森等著，车文博审订《心理学导论》第546页，台湾晓园出版社，1994年6月。

[36]沙莲香主编《社会心理学》第3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

[37]参看刘昶《西方大众传播学》第138页，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10月。

[38]参看徐占焜《热点报道艺术——新闻改革的一股热潮》，第8—9页。

[39]单波《经济新闻传播的文化学研究》，《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第9页。

[40]邹恒甫《积累欲，节俭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