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复兴期

一、1978—1982年:传统复兴期

新闻改革与整个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同步，在这个历史起点上也开始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之旅。

回顾历史: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革”对报业破坏极大，使我们的新闻事业几乎毁于一旦。“文革”十年极大地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传统，造成了政治思想领域的混乱，阶级斗争为纲成为意识形态的“杀手”。具体到报业，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意识也破坏了报业发展，表现为不尊重报业的自身规律，抹杀报纸的信息传播属性，使得报纸沦为阶级斗争的专用工具，致使报纸遭到空前浩劫，大量报纸被迫停刊。少数报纸则被林彪、“四人帮”掌控，报纸面貌出现了“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千佛一面、千报一腔”的状况。新闻报道，则“假大空”现象十分严重，官话套话成篇，根本无从谈起“新闻纸”之说。面对这种困境，1978年到1982年期间伴随着政治、经济改革，新闻改革开始了。在此起步阶段，新闻改革开始其传统恢复期。主要任务为:突破过去“文革”时期“左”倾观念的束缚，开始拨乱反正，逐步恢复报纸的本来面目，使充当阶级斗争工具的报纸恢复为“新闻纸”，使报业逐步走上符合新闻规律的路程。其具体内容为:

1.恢复新闻纸

恢复“新闻纸”，首先表现在新闻理念的加强。当时，舆论界面对十年“文革”所带来的浩劫，面对报纸逐步沦为阶级斗争工具的现状，人们期望报纸恢复刊载“新闻”、恢复到新闻本位的基本要求日益强烈。

1980年，胡乔木同志说:“报纸本是新闻纸，现在人民每天从报纸上只能看到几条可怜的新闻，这对国家的民主化和四化都很不利。”⁽¹⁾解放日报老总编王维也发表文章《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其中说道:“报纸是新闻纸，报纸的个性是新闻性，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一张报纸没有新闻，或者很少新闻，它就不像报纸。”⁽²⁾可见，当时要求报纸恢复到新闻本真的呼声越来越高，十分迫切。恢复新闻纸，就是在报纸上恢复新闻要素，摒弃“假大空”。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在报纸上多刊登新闻信息，少刊登大话套话。报纸对信息量的需求增多了，新闻信息量扩大了，报纸上新闻条数增加了，报纸正逐步从“宣传纸”演变为“新闻纸”。在报道形式上，也提出要多样化。过去，报纸的报道面太窄，以宣传为主，而且概念化、公式化的东西太多。扩大新闻报道形式，就是新闻报道不仅捕捉新闻信息，而且采用多种形式进行报道，比如加强评论，用事实说话；新闻抓细节，甚至提出新闻散文化等。所有这些，都是要改变死板的报道形式。

在新闻语言方面，则提出新闻语言要体现“新闻事实”，不可把新闻报道写成常见的“党八股”、“官样文章”，以改变过去“文革”时期在叙述事实的过程中，讲一些空洞道理，空话、大话和假话连篇的方式，还原新闻语言朴素本真、生动活泼。

将新闻作为信息来加以报道，还表现在新闻报道的面逐步拓宽。新闻纸不仅报道正面消息，也开始报道负面消息。1979年8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报道了一辆无轨电车翻车的消息，突破了灾难性新闻不能上党报的禁区。这一突破，说明了当时报纸对新闻信息观念的觉醒。报纸开始突破了以宣传为目的的价值判断，从而转向了以新闻价值为判断。只要是信息，无论其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只要有新闻价值，就予以报道，这不能不说在当时是一种认识上的飞跃。对于负面新闻的报道，最典型的突破是在1979年的渤海二号沉船事故的报道上。1979年11月25日渤海二号发生沉船事故，船上74人除两人遇救之外全部丧生，直接经济损失达3700万人民币。但是，石油工业部却对此隆重召开遇难同志的追悼大会，将他们授予烈士称号，并命名渤海二号钻井队为英雄称号。1980年7月22日，《工人日报》刊载《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故说明了什么》一文，对此进行了揭露，首次披露渤海沉船事件真相，改变了过去将灾难、事故报道变为好人好事报道的僵化做法。《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天津日报》都发表了文章。后经国家劳动局、全国总工会等单位联合调查，认为这是一起由于主要领导玩忽职守，违章指挥造成的责任事故。8月25日，国务院作出严肃处理“渤海二号”翻沉事故的决定，处分重要责任者。这起渤海二号的新闻报道，反映了报纸在新的形势下开始报道负面信息，开展舆论监督，突破了过去新闻宣传只能说好话、说套话的僵硬报道模式，突破了报纸只是“宣传纸”的旧有模式。

2.恢复新闻观

恢复新闻纸首先表现在思想观念的改变上，即改变“文革”十年把报纸完全变成阶级斗争工具这种思想意识，而提倡按新闻规律办事，按新闻观念办报。

改革开放初期，《解放军报》一篇题为《向假字开刀》的评论，开启了中国新闻界首轮“打假”序幕。与此同时，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新闻价值”等观念也在新闻界被重新树立起来，成为这一时期新闻界拨乱反正、恢复“新闻纸”的航标。

提倡“真”，即提倡新闻的真实性，反对报刊说假话。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是新闻的生命。但是，在“文革”十年，这一生命线也被无情践踏。恢复新闻观，首先就是恢复新闻的真实性，让人们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提倡用事实说话，说真话。当时有关新闻真实性的讨论更为多元，有关新闻真实还有“现象真实”、“本质真实”等争论，认为新闻不仅要“现象真实”，而且还要“本质真实”，只有“本质真实”才是真正的“真实”。无论如何，有关新闻真实性原则的探讨，反映了业界对恢复传统新闻观的呼唤。

新闻观的恢复，还表现在对新闻价值的认同上。“文革”时期，新闻价值被斥为资产阶级新闻观，以至在办报的过程中完全把报纸办成阶级斗争工具，根本不讲新闻性，更不讲新闻价值。改革开放之后，因为办报的需要，新闻价值作为新闻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为业界广为探讨，并将之用于实践当中。大家一致认为:新闻价值是对新闻所产生的社会效应的内在价值判断，新闻价值的大小决定社会影响力。因此在从事新闻报道时要注意挖掘新闻价值。对于新闻价值这一观念的提出，反映了业界对恢复“新闻纸”、搞好新闻报道孜孜以求的精神。

伴随新闻真实性原则的提出，新闻界还首提新闻写作要“真、短、快、活、强”。这一提法也代表了当时业界对恢复新闻传统观的关照。新闻写作要“真”，已是不言而喻。“短”，则强调报纸新闻要简短，不要大话套话满篇；“快”，则是强调新闻的时效性，强调传播新闻速度要快；“活”，则是指报纸要“捉活鱼”，要写鲜活的新闻，不仅新闻要快速捕捉，而且文风又要活泼可读，强调新闻的可读性；“强”则是指新闻报道要影响力强，新闻只有真实快速传播，才可获得较大的社会影响力。“真、短、快、活、强”，表现了当时业界逐步摒弃“阶级斗争工具”，而呼唤新闻“本真”。

3.恢复媒介规模

从1979年到1982年的传统恢复期，还表现在媒介规模恢复并突破了20世纪50年代的基础。具体表现在:(1)种数增多。1978年，全国报纸种数仅仅为186种，印张数为113.52亿；到1982年，报纸种数已经达到928种。不仅报纸如此，其他的新闻媒介莫不如此:1979年，广播电台为99座，到1982年则达到118座； 1979年电视台为38座，到1982年则增长到47座。⁽³⁾报纸种数恢复到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在当时百废待兴的业界有着无与伦比的特殊含义。时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安岗在《新闻事业的春天》中描述道:“十年动乱把曾经相当兴盛的我国报业搞得七零八落，全国的报纸所剩无几，像枯枝上的黄叶。1968年，全国各种报纸算到一起只留下42家，1980年就恢复和发展到了382家，总发行数猛增到7200万份。其中，全国性报纸从1968年的4种恢复和发展到1980年的33种。”⁽⁴⁾报纸快速增长并恢复到50年代的水平，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特殊的回望，表明了遭受十年动乱蹂躏的报界正在打开封闭已久的一种心结。(2)传统媒介结构建立。媒介规模的恢复，还有一种特殊的表征，就是在传统媒介时代，以报业发展为先驱的报纸、广播和电视三足鼎立的结构得以建立，而且这种建立一直延续到21世纪大媒体时代的出现。单从报业结构看，20世纪50年代报纸是以党报机关报为单一结构的。改革开放后，在短短的恢复期内媒介结构逐步丰富，建立了以党报为核心，经济报、科技报、文化报等行业报生长并存的多层次、多品种的报业结构。

4.恢复广告

50年代报业经历了一个繁荣期，那时报社是国家宣传单位，报纸主要依靠财政拨款，如《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等大报才可依靠发行获取收入。当时虽然对社会主义的广告业有相应的规定，而且广告也有一定的发展，但是由于当时在流通领域主要实行计划经济，所以广告萎缩直至停办。改革开放后，报业获得了一个长足的发展，不仅规模较之50年代有所恢复，而且发生了震惊业界的做法——恢复广告。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率先恢复商业广告；1979年1月23日《文汇报》刊登第一条外商广告；1979年1月28日，《解放日报》在其二版和三版下端刊登了两条通栏广告；1979年4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汽车、地质仪器等商品广告。同年1月29日，也就是在《解放日报》刊登报业第一条广告的第二天，上海电视台播出了中国电视史上的第一条电视广告“参桂补酒”和第一条外商提供的瑞士雷达表电视广告片。虽然这些举措在当时引来了各界强烈反响，对于国有宣传机构是否合适刊登广告莫衷一是，但是却由此引导了报业广告之春。同年11月中宣部发出《关于报刊、广播、电视台刊登和播放外国商品广告的通知》，提出“广告宣传要着重介绍四化建设中可借鉴参考的生产资料，消费品除烟酒外，也可以刊登”，并要求“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更好地开展外商广告业务”。从此，在改革开放之初，新闻界的广告就开始了其创新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