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深度的大众传媒

摆脱媚俗，建设有理性、有深度的大众传媒
——张舒予教授访谈录

受访者简介：

张舒予，女，1955年生，安徽芜湖人。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和教学委员会委员。1995年至2002年间三次赴英国访学，分别在格拉斯哥大学、爱丁堡大学和勃朗特协会从事信息技术教育比较和视觉文化的综合研究，承担了“应用信息技术推进中学教师职业教育策略的中英比较研究”、“信息技术教育文化因素对学习环境与教育实践的影响”等课题。出版著作《视觉文化概论》、《电视制作》、《现代教育技术学》和《中外信息技术教育比较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采访时间：2004年11月1日

采访地点：南京师范大学

采访人：蔡颖

考评机制短视，造成媒体浮躁

记：张老师，您平时接触最多的媒介是什么？

张：现在我接触最多的是网络，它比较快捷，有即时性的特点，而且信息比较丰富，获取信息又方便。人类进步的主要依靠之一就是工具的变革。我是搞教育技术的，所以，我现在接触新媒体、新技术的频率也比较高。报纸现在越来越少看了，《读书文摘》之类的东西还看一些，其他报纸常常在网上浏览一下电子版，特别是跟我的专业有内在相关性的一些东西会比较感兴趣，关注比较多。

记：您在浏览网页的时候，还常看新闻吗？

张：网络新闻也看，但比较少，因为网络新闻都是些转瞬即逝的东西，刷新速度很快的，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关注它。电视新闻一般看看《新闻联播》。现在电视我看得最多的是中央十套节目。但是对于一些比较热点的新闻，像美国的“虐囚事件”，我不仅看国内的报道，还到美国一些大报的网页上去浏览一下，看它们国内是怎么报道的。其实，针对这一事件，美国自身对它批判得很厉害，可能比我们中国媒体的批评还厉害，反思也很多，这个事件本身就是由美国自己的媒体先报道出来的。所以，从某些方面来说，美国文化的一些东西，一些思考，还是很有良心的。

记：那您觉得我们国内的媒体检讨自身、反省自己的能力如何呢？

张：我们现在比以前要好一些，有进步，以前假大空的东西很多，现在已经没有市场了。但是我们国内媒体报道的很多东西，其实还可以深入讨论下去，比如说工人的安全问题，煤矿在不停地发生恶性事故，我们的反思就不够，光是领导批示要怎么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应该建立一套法律制度，要依法行事对吧。

还有就是伪劣食品问题，媒体常常是报道一下就走了，深层次的东西挖掘还不够。因为报道本身不是目的，报道的目的是为了改善，观众想看到的是，事情有没有得到处理，改善的速度、力度、深度怎么样，后续报道、深入挖掘的报道都跟不上。这一点和国外的记者不一样，他们可能为了一个报道，像警探一样深入到事件当中去，有可能几年才能写成一篇报道。可以说，我们当前尚不完善的业绩评价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媒体的浮躁，多是表面的报道，对一些事件的思想性、社会性挖掘不够深入，对事件的来龙去脉的把握、发展的过程解析都远远不够，浅层次的东西比较多，很难产生大的社会影响。各方面条件不允许记者花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去探究一些问题的真相，那记者只好去找那些一抓就来的题材做嘛。

记：实际上，新闻媒体所呈现出来的东西，远远不能满足您这样一个层次的学者的需求。您觉得造成传媒目前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在哪里呢？

张：肯定是多方面的，有新闻机构、记者自身的问题，也有整个新闻体制的问题，还有经济利益驱动的问题。

对于大众传媒，我们既可以理解为传播信息给大众，也可以理解为从大众生活当中汲取资源。从社会生活中获取的资源也分不同种类，有些是时过境迁的，有些可能会持续发生影响和作用。后一类素材可能新闻时效性不是很强，但是它始终和人们的生活发生着关系。不过我们的记者往往缺乏咬住不放、一直追究下去的能力和胆识，所以我的感觉是那种连续的深度专题报道实在太少了。

记：您平时比较喜欢哪一类媒体呢？为什么？

张：我个人比较喜欢《文汇读书周报》，它关注的很多东西就不是表面化的，不是追逐时尚的。它里面有的报道可能不是什么重大题材，但是能够触动人的心灵深处的很多微妙的东西，比较合我的胃口。

记：您对当前传媒对教育类新闻或教育学科的发展的报道，有什么看法或评价？

张：我觉得中央十套的科学教育频道做得还不错，它的节目可能不是大众化的，也许有的老百姓不爱看，但它思考的问题比较严肃。教育电视台就比较差了，原本教育电视台应该在教育上做得最有特色，但是恰恰教育电视台现在做得不够好，内容浅薄，图像不好，视觉语言也不丰富，不过现在比以前还有所进步。其实，教育电视台的定位不应该太低，各个层次的教育需求都应该来满足。面向精英、面向大众的都应该有，新闻的、专题探讨的都应该有，但现在浅层次的东西太多。一些看起来很平常的普通事件挖掘深一点，也会很有价值的。

记：从您的专业立场出发，您对大众传媒有什么建议或意见？您觉得什么样的新闻才是有价值的？

张：我希望媒体上讲的东西都是经过记者、编辑思考的，能够给受众以启发。信息只有从多个视角考量，经过挖掘和提炼才能有价值。如果是假信息，那我肯定不想看，一些应时的东西也不想看，媚俗的东西就更讨厌了。现在吸引眼球、讨好大众的东西媒体上见的也不少。大众传媒英文叫做“mass communication”，这里用的“mass”原本就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乌合之众”的意思。我们媒体现在总是喜欢拿一些明星、球星啊来炒作，还把他们称为公众人物。实际上公众人物的范畴也有大小，与社会公共生活密切相关的人物，才称得上公众人物；对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件进行有社会良心的思考，这才是公众话题。我们现在考察评价一个媒体，或者一本书，总是先看发行量、销量多少，只有卖得多的畅销书大家才愿意去追捧，销量越多大家越是都去抢购，这是一个误区。精英阶层肯定是占人口的少数，也许只有几千万。他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他们的媒体信息消费难道就没有人来提供了吗？媒体和出版社都去考虑两亿、三亿人的需求，那这几千万人的需求就不算大众需求的一部分吗？

传媒视觉素养，影响社会风貌

记：您是搞教育技术的，教育也是一种传播，对于传播技术或操作的东西您一定很熟悉。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教育技术或者说传播技术这一块，您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吗？

张：我觉得技术这方面很重要，但技术不仅仅是操作，内涵很多。一个节目好，决不仅仅是内容的问题，同样在于它的形式。只有形式与内容和谐了，很好地表现了内容，才有了一个节目的成功。我现在主要研究的是视觉文化。现在大家都说读图时代来了，所以很多人来做视觉研究的东西。对我而言，做视觉文化的确是有感而发。一个当然是这么多年来，我对文学、美术的兴趣的积淀，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思考；另一个就是对当前媒体给我们读的图不满意。读图的确是直观、形象，但直观不一定是浅薄啊！现象学不就是从直观开始入手研究事物本质的嘛，那我们这个图也可以这样。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哲学、宗教学各种著作，都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艺术的作用更加突出。很多传世的艺术作品不仅仅是给人一种直观的视觉享受，而且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震撼人的心灵。

我想，我们所处的这个读图时代，如果真正要成为一种文化，它就必须有这样的内涵，而不是一个空的形式、外壳。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视觉文化的意义体现出来。很多人都喜欢看图片，但它到底传达一种什么东西，传达出来的东西对人有没有启迪，这番工夫是不得不下的。大众传媒所具备的视觉素养能力的高低，将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文明风貌和大众的精神状态。我认为创造一种文化的环境必须是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传媒人自身是否能够创造出优质的文化，另一方面是受众是否有一种素质去欣赏、喜欢你的作品。受众的素质如何就有一个培养的问题，这又回到了传播者那里，你要通过你的东西去提高受众的素质。就像文艺复兴时期那些伟大的作品之所以传世，不仅仅是画家自身艺术素养高超，还要有那么多欣赏者能够解读他们的作品。视觉文化的研究就是要调整人们的视觉经验，用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去影响和改善大众视觉文化的现状。

记：您刚才谈到的视觉文化这一块，主要是内容领域，能从技术层面谈谈吗？

张：对，我刚才讲过的，有价值的文化不仅仅是形式，一定要有内涵，我认为好的文化是有意义的内涵和恰当的形式有机的、和谐的构成。搞传播的人更要研究形式和内涵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够找到一种很好的有效的传播方式。

记：您也提到了大众传播是“mass communication”，它是一种速食性的文化消费，您认为大众传媒有可能成为艺术的载体，承载一些有力度、有深度的东西吗？

张：那当然可以了，就拿服饰来说吧。服饰是最大众的，但是大众的素质提高了，从他的服饰就可以看出来，他会很注意恰当性，穿得合适才是美。报纸上也有很多好的摄影作品，能够一直留传下来，同样是大众喜闻乐见，同时也有内涵。再比如说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直到今天和美国动画、日本动画相比都不差。

好的新闻也是一样，快速不等于它没有营养啊。时间的连贯性表现在由一个个时间点构成的，如果媒体每一天传播的都是有力度的信息，连续传播以后，它的思想威力肯定会呈现出来的。还有一些战地记者，他们捕捉到的就是一瞬间的镜头，但从角度到内容，确实是能够撼人心魄的。比如解海龙的摄影作品《大眼睛》，这不是短时间内能拿出来的作品。他长期深入农村，关注农村失学儿童，最后才能捕捉到这些转瞬即逝的东西，功到自然成。有责任心、有探索精神的新闻记者，真正投入到这个行业中去做事业的，就会创作出令人感动的、有深度、有力度的新闻作品。

记：张老师，我还想问您，这样一些优秀新闻作品背后的记者，您认为支撑他们创造出这样作品的原因，从新闻教育上来说是什么？

张：我们现在提倡素质教育，实际上应试教育也不是不能提高人的素质、思想能力，对知识的理解能力都是一种素质。有位教育学家讲，不管什么类型的教育，从本质上来讲只有两类：一个是“人的教育”，另一个是“非人的教育”。发展人的教育就是好的教育，压迫人的非人的教育就是不好的教育。对于新闻记者来说，和其他人一样，首先都要有一颗爱心、责任心，这些都是人性中最普遍的根本的东西，即使是揭露社会的黑暗面也是出于爱心啊！不管是什么职业，高尚都有其相通之处——人文关怀，古人叫做“仁者爱人”。追求真实，独立思考，无论搞艺术、科学、哲学，还是教育、新闻，都是相同的。

真诚揭示真相，独立思考判断

记：张老师，今天我们国内的大众传媒让您最不满意的是什么？

张：当然是假话了。假话不仅让老百姓不满意，而且对我们国家的损害也最大，假话盛行真理就很难发出声音。如果一个记者仅仅是浅薄，那说明他水平不够，让他再去学习好了。但是有的记者明明知道一件事不是真的，还要故意把它讲成真的，这就不可原谅了。还有的时候，记者的报道避重就轻，这也是一种假话。你明明知道什么更重要，偏偏拿轻的一面来说，实际上是掩盖了重要的东西，这当然也是假话了。一条新闻即使用很朴素的语言来表述，只要是真的，同样可以打动人。现在我们媒体上常常是，明明应该揭示更深层次的东西，但是却去讲一些边缘的、无关痛痒的东西。现在教育方面课程改革是热点，但很多报道还是报喜不报忧，只看到成绩，没看到问题和困难。报喜不报忧也是一种假，虽然“喜”是真的，但是只报喜不报忧这也是一种假话，失之片面了。

这里不一定是以真为大，但至少应该包含着记者的责任心、社会良心在里面。当我面对媒体的时候，我希望它告诉我的至少它自己相信是真的。当然有的时候，讲真话可能带来不良的社会效应，那么记者可以采取理性的方式来处理，这也是一种真。鉴于理性思考的结果，它也是一种真。

记：您对媒体最大的期待是什么，怎样的报道才能满足您的信息需求？

张：首先是说真话。这个说真话并不仅仅是记者看到什么就说什么，而是指记者作为社会生活的记录者的一种真诚的追求。不同的人能力可能不同，但是对一个记者来说，真诚的态度是必须具备的。说真话只是一个基础，更重要的是还要有理性，能思考。因为我们所看到的社会现实，表面的存在和它内在的东西并不总是一致的。传媒人也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工作者，他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理性的判断，深入地去探究、揭示事物的真相，揭示真理。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相当多的记者所不具备的，虽然在新闻改革的过程中，我们的媒体越来越朝着好的方向努力，但远远没有达到人们的期望。

真实之外，还有个公正的问题，公正就是社会良心的体现。记者应该有这样一种勇气，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触犯某些人的利益也在所不惜。

记：我还想了解一下，您对当前国内的传媒改革有什么样的看法？

张：传媒业必然要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嘛，但是新闻变革要走在社会变革的前面可能要更难一些。对于大众传媒来说，不能仅仅是追随社会潮流，还要有影响和引导公众的本事。就像我前面说过的，一个民族只有通过它的文化才能影响世界。大众传媒只有真正体现出文化来，它才能对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和良性的影响。

但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是，我们媒体有点时尚先锋的味道，大家都一窝蜂地去关注大事情，缺乏对平凡人、小事情的发现和观照，不能扎根到日常生活中去发现有意义的细节。因此，有的时候脱离普通人的实际生活太远了。平凡不等于平庸，我们有的时候太乐于搞一些宏大叙事的东西了，忽略了其中人的价值，这倒有可能堕入平庸。

记：在新闻学的研究中，我们也在寻找这样一个突破，如何使记者回归其职业精神的本位？

张：仅仅靠记者个人的努力肯定是不够的，但是个人的能量有时候可能会产生很强的辐射效果。还是说失学儿童的问题，救助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原本并不是一个政府行为，但解海龙不就是通过自己的报道，在全社会掀起这样的波澜吗？个人的力量也能造时势啊！当然在社会大环境变化的推动下，新闻自然也会跟着变。记者个人的良知和社会环境推动，两者都是不可缺少的。

戒绝盲目追风，切忌割断历史

记：张老师，您能从您的专业角度给我们的新闻学研究提供一点建议吗？

张：传媒离不开技术，对技术来说，操作只是最基础的东西，如何操作好就是一个理念的问题了。比如说，你学会使用摄像机去拍片子是一回事，如何拍出好的片子来又是另一回事。要拍出好的节目，除了掌握操作技术以外，还要有良好的传播理念、文学素养和思考深度，这些也都构成技术能够发挥好的内涵因素。我的研究方向就是技术如何为表现内容服务，视觉文化是一个比较适合我的知识结构和研究兴趣的方向。相对来说，视觉文化是一个技术特点比较明显的研究领域，其内涵里一些丰富的东西是和其他学科相通的。

学界常常有人把国外的新理论介绍过来，这是好的。但我觉得其中还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老是在赶潮流，新闻是这样，教育也一样。国外有什么新理论、新思潮，大家就把手头的研究都放下来，都去追风。新的不等于就是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新的研究和以往的东西发生冲突，那肯定是旧的不好，新的就是对的，这是很不理性的，也常常是不符合实际的。

我们也必须有一个持续的、发展的研究观，对于我们的研究进入到哪一个层次上，必须有一个全面的意识。传媒研究也是这样。对人家整个的传媒发展史跟它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民俗风情的关系揭示得不够，所以总是看到外表的东西。认识自己也需要有一个持续的历史的眼光，应该辩证地看，该否定的是什么，该保持的是什么，这样才能有一个科学的研究观。

还有，即使是先进的东西也有个本土化的问题，只有经过本土化改造，才能被消化吸收。就像植物一样，必须适合这个地方的水土，才能成长，对新闻传播学科建设也是一样。另外一个根本性的东西，就是做科研的价值观问题。价值观只是被别人称赞，做成轰轰烈烈的样子给人看，还是真正追求有利于自己的发展？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关怀是与人的解放真正结合在一起的，这样，人才会勇于去思想。这种个性解放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思想上，人类特有的一种自我思考的能力得到了很深入的发展，新闻学研究可以借鉴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