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动力学

作为这些实验的结果，群体成为爱荷华研究强调的新要素。生活空间与力量场域作为基本概念没有改变，但勒温现在一系列重要调查的核心问题是群体。正是因为强调了群体的重要性，勒温对传播研究与传播实践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事实上，勒温的实验越是关注群体活动，他也就不得不越加思考传播。特别是当他在二战初期开始进行有关食物的一系列研究时，他必须正面应对理解传播的问题，因为传播是群体结构与功能的组成部分。

食物研究要解决的，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Lewin，1942，1943)。战争时期食物短缺，这些研究对于避免浪费极其重要。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是促使勒温转向这类研究的影响人物之一，那时她正担任全国饮食习惯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Food Habits of 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的秘书长。该委员会致力于协助联邦政府教育民众如何避免食物浪费，特别是去吃那些美国人通常不会屈尊食用的特殊部分的肉类。玛格丽特知道勒温的研究，便乘坐C－47运输机从华盛顿飞往爱荷华，抵达时恰是日落牧场时分。她特别喜欢“神仙会”的气氛，准备时不时在爱荷华待上几天，以便能够与勒温及其学生一起研究一些她认为重要而他们认为具有研究可行性的假说。这个计划的结果成就了一系列经典的实验。从这些食物研究中形成并反映于世界各地不同类型实践项目的中心发现是，群体决策作为个体的社会性改变手段的重要性。“动机独自并不足以导致改变，”勒温后来总结说，

这一联系通过决策提供。某个只需要几分钟完成的决策过程，能够影响此后长达数月的行为。决策似乎有一种“冻结”效果，这种效果部分源于个人“坚持其决策”的倾向，部分源于“对群体的忠诚”。［14］

换句话说，爱荷华实验表明，讨论群体远不如决策群体对改变有效果，而在群体里公开承诺改变则是产生改变的最有效因素。

在过去的20年里，我在加拿大、印度和加纳等地多次听到有人把这个发现作为农业广播论坛的节目指南向我复述，这类节目是为帮助本国实现农业现代化而设计的。印度浦那(Poona)的克里斯纳穆迪(P．V．Krishnamoorthy)就曾对我说，“是一个名叫勒温的人发现了这个”。［15］

随着二战的持续进行，爱荷华群体研究发生新的转向:从研究如何引导人们食用那些虽然不被普遍接受但供应更为充足的肉类转向研究如何改进工业中的人力因素。亚历克斯·贝弗拉斯(Alex Bavelas)曾因为出色的群体领导技巧成为食品研究中的领导人之一，现在又成为组织研究的创新者之一。他与约翰·弗伦奇(John French)等人一起不久就在工厂里证实了群体决策的假设(French，1950;French＆Coch，1948;French＆Marrow，1945)。他们发现，如果允许工人只要达到一定的生产指标就可以“按自己的步调”工作，工人会更加快乐，生产量也更高。不过，这项研究及其他工人管理方面的创新也引出了新的问题，即如何改变管理者持有的刻板成见:如果更多的决策权力转给了工人，那么，管理者也必须修正他们关于自己工作的观念。研究者随即发现，即使告诉管理者，他们不得不被放到一个他们得为自己找到需要做什么的处境里，也没有多大帮助。所以，他们鼓励管理者自己做“研究项目”，这个项目带来了大规模的行为改变，大多数管理者的确接受了自己新的管理角色。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领导能力训练(e．g．，Lewin＆Bavelas，1942)。基于更早的实验结果，勒温和他的研究小组猜想，宣讲和辞令并不能多么有效地促使改变，角色扮演、问题处理和群体决策则可能远为有用。这正是他们的研究发现。自我检查、反馈、自信心建构、问题的群体解决被证明是推动改变实现时更优越的技术手段。这也正是弗伦奇在1947年缅因州贝瑟尔的国家训练实验室(National Training Laboratories，NTL)开办时所引入的技术。NTL的基本原则源于勒温及其同事长时间里研究克服对改变的抵制这一问题的成果。如果一个人被允许参与到决策过程中，那么，个人的士气会更高，攻击性水平则会降低，改变也就更可能发生(French＆Coch，1948)。

这类研究和训练活动最终被称为“群体动力学”。1945年，勒温成功获得赞助从而在MIT建立起名为“群体动力研究中心”的研究中心后，这一名称开始广为人知。勒温将他最好的一批助手，如贝弗拉斯、费斯廷格、里皮特等人，带往MIT的这个新天地，像往常一样，他吸引了一批优秀的博士新生，如哈罗德·H.凯利(Harold H．Kelly)、莫顿·多伊奇(Morton Deutsch)、约翰·蒂博(John Thibaut)，等等。通过群体决策——正如我们可能期待的——勒温和他的同事们确定了群体动力研究中心将研究的六个问题领域。［16］其中的一个领域就是传播，这一研究主要由费斯廷格、斯坦利·沙克特(Stanley Schachter)和库尔特·别克(Kurt Back)等负责(Festinger，Schachter，＆Back，1950)。

MIT研究取得杰出成果的可能性很大，遗憾的是，勒温并没有多少时间留给它了。他负责的事务太多。他忙于组织一个与MIT研究并行的新活动，主要关注社区和种族歧视。在东海岸，勒温观察到犹太裔与非犹太裔青年之间的“意外”日益增加。带着固有的热情，勒温投身于社区相互关系委员会(Commission on Community InterRelations)的启动工作，以开展一系列研究。这些研究针对帮派行为、群体忠诚、如何应对偏执者、如何发展社区自我调查工具等，从而最终发展和应用敏感性训练，以克服种族歧视。

但是，勒温显然负担过重，也太过投入。因为既要全身心指导已经开展的各类项目，又要为两个新建的研究机构筹措资金、组织人力，爱荷华的最后一年里，勒温经常需要乘坐24小时的火车前往华盛顿或纽约。淡出爱荷华校园当然既没有让他与同事们更为亲近，也没能让他省下多少精力。朋友们曾提到他在MIT日益显著的紧张和疲倦。1947年2月11日，勒温在工作中一度累得不得不头枕着手臂休息。经过他办公室的朋友都认为他要累垮了，但他却说自己没事，然后就回了家。正是在这天晚上，勒温去世了。

没有了勒温，群体动力研究中心迁到了密歇根(大学)。勒温不在了，人们才意识到他们失去了什么。在勒温的悼念活动中，［17］学习理论的研究者爱德华·托尔曼(Edward Tolman)提起“勒温操作精确控制条件实验时表现出来的原创性与胆识”使其体验到的兴奋，勒温用这种实验“研究了诸如不同类型领导的影响、战争士气、饮食习惯、工人的生产效率及群体间冲突和社区紧张关系等各种问题”。态度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则列举了心理学家们从勒温那里采纳的一系列概念:未完成任务动力(采加尼克效应)、场域离散、欲求水平、分化、迂回、时间景观、认知结构、现实水平、阻碍、刚性、满足感、生活空间、边际归属、群体决策、改变实验等。［18］最后，玛格丽特·米德说:“勒温和他的团队代表了某种具有永久生命力并对整个国家意义深远的精神”(quoted in Marrow，1969，p．223)。

不过，如果说研究项目的激动人心源于勒温的理念，那么它的荣耀却归于那些参与研究并沿着勒温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从而不断延伸社会心理学知识边界的年轻人。这些人以一种任何教师都乐于从学生那里听到的方式谈论勒温。在他们的记忆里，勒温总是与他们一起工作，却很少像某些资深教授那样，在他们的论文上署名;勒温总是领先他们一步，但当他们中有人提出他未曾想到的观点时，他又会表现出真正的喜悦。费斯廷格曾说，“当前社会心理学的95%属于库尔特·勒温和由他激起兴趣的群体动力学”(in Marrow，1969，p．232)。弗伦奇则写道，“有时候，他似乎能够将他那巨大的创造力传递给别人”(in Marrow，1969，p．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