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语词语文化

由于民族文化的差异，一个语言符号对于不同的民族可能引起和产生不同情感色彩的形象生动的联想。

民族文化的近似和差异对语言交际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中俄两国民族文化上的异同，既体现了文化共性，也反映了两个民族的个性。前者是两个民族、两个国家能够相互交流、相互了解的前提，而后者构成了相互理解的障碍和难点。为了达到理解渠道的畅通，避免张冠李戴、用词不当的错误，我们特别需要深入研究反映民族特点的词汇。

一、动物

在人类发展的早期，人类和动物还未彻底分离，遍及于自然界的动物对人类的生存、发展以及人类的社会活动和思想观念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人和动物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共存、捕杀、驯养、分离的过程，在长期的社会活动和生产活动中，各个民族逐渐形成了本民族所崇拜的动物形象——图腾，并对各种飞禽走兽产生原始的好恶和褒贬，形成了一系列唯物的或唯心的认识。随着宗教的产生和发展，上述认识和情感蒙上了浓重的宗教、迷信色彩。这种精神意识代代相传，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的原始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有的逐渐修正了原有的认识，有的是沿袭和修正兼而有之。

社会和技术的进步，推动了上层建筑特别是文学艺术的创作，各种动物的形象大量涌进了神话、传说、史诗、寓言、童话、成语、谚语和俗语，形成了一座丰富的形象宝库，从而大大地丰富了语言的表达力，出现了大量有口皆碑、形象深刻、寓意深刻的拟人形象。

在各种文化传统里，动物是主世界四方的标志。在中国的古代文化中，白虎是百兽之王，玄武（黑色）主软体动物，朱雀（凤凰）为百鸟之王，青龙居鳞翅蛇足之首。这四种动物各居世界四方，显炎凉四季，生万象之源。

由于对动物的崇拜，出于对某种动物为百姓消灾除祸这种功绩的感激之情，寄希望于它们显示神灵保护百姓安居乐业，很多国家都在自己的国旗、国徽或城徽上饰有动物的图案，以此作为一个国家或城市的标志或象征，如阿尔巴尼亚国旗上饰有双头鹰，是民族英雄斯坎德培的象征；西班牙国旗上饰有狮子和鹰，象征威严和勇敢；蒙古人民共和国国旗上饰有两条鱼，表示警惕，因为鱼在白天和黑夜都不闭眼睛；莫斯科城徽上饰有双头鹰，象征权力和威严；柏林的城徽上饰有一只黑熊，是勇敢的象征；阿塞拜疆则用一只衔着葡萄的鹤来装点自己的城市，世世代代赞颂它为人们带来甘露的恩德。

双头鹰是俄罗斯的象征。俄罗斯以双头鹰为国徽图案始于15世纪下半叶，双头鹰被誉为俄罗斯国鹰，是俄罗斯王权和俄罗斯帝国的象征。双头鹰基本形象是：两个头分别转向左右两侧，上方是象征王权的王冠，双翅展开，两个爪子一执王权标，一执金球状君主权标，都是王权的象征物。胸部是一张盾牌，上面绘有圣乔治骑马执矛斩杀妖蛇的图案。19世纪，双翅上绘有所有被征服的王国（如喀山王国、阿斯特拉罕王国、西伯利亚王国、塔夫里达王国、波兰、芬兰等）的国徽。因而双头鹰又被称为“帝国之鹰”、强国之鸟。1917年之后，作为国徽图案的双头鹰被否定。1993年11月30日，叶利钦发布总统令：“为了恢复俄罗斯国家的历史象征”，决定仍以双头鹰为俄联邦国徽图案。

所有这些词语和名称均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富有民间诗意，童话般的意境以及讥讽和轻微的戏谑色彩。不仅俄罗斯民族这样看，斯拉夫民族乃至西欧一些国家也持此观点。

布谷鸟是俄罗斯大森林中常见的一种鸟。它的习性、生活方式以及叫声都与众不同，所以它在斯拉夫民族中象征忧愁的独身女人。除此之外，还流传着许多与它有关的信仰和风俗。根据最古老的说法，布谷鸟是死亡的先知，因此它的别名又叫预言者。俄罗斯人也这样看它，认为布谷鸟主凶。而在汉民族里恰恰相反，布谷鸟受到人们的喜爱，它向人们预报春耕的开始。

总之，俄语中反映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动物名词是相当多的，雄鹰，鹰，海燕，企鹅等鸟类也均为大家所熟悉，其鲜明的社会意义和感情色彩在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

在俄罗斯人日常生活习俗中动物形象也有很多有趣的例子。中国人结婚，人们按传统要给新娘吃花生和枣子，寄托人们对新婚夫妇早生贵子，子女双全的良好祝愿。俄罗斯民族的风俗是给新人吃母鸡。他们认为，母鸡，鹅，火鸡同蛋一样，内含一种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能促进生儿育女。无独有偶，在中国的南方，人们习惯在女方陪嫁的马桶里放上鸡蛋，如被童男得到，生儿子无疑；如被童女抢先，可望千金。

从俄语和汉语这两种语言的角度来看，在表现动物形象上有一个明显的差别，那就是俄语中的动物名词可以构成相应的动词。

二、植物

在俄罗斯民俗中，植物经常被视为同人类一样的活物，它们也有感觉，也会呼吸，彼此之间也有语言相通。它们不受鞭挞，不受砍伐，不受躏辱，因此在民间产生了许多同草木花卉有密切关系的禁忌、习俗和信仰。

桦树一词能引起俄罗斯民族的美好联想，它是“故土”和“祖国”的象征。在东斯拉夫人的神话传说中，桦树是一种神圣的树，它是民间悼亡节中妇女的化身。在这一天，村里的人要把发了芽的桦树移进村里，姑娘们要头戴绿枝条编制的树冠，并举行一系列悼念活动，使村里的人消灾避祸。

白桦是俄罗斯民间创作中常用的形象性词语，它可以喻指姑娘、腼腆的新媳妇，以及少女的纯洁和苗条，并经常被人格化。除此之外，在民歌中，白桦经常同其他树木相比拟。

其最有诗情画意的是把白桦作为婚姻习俗中显示俄罗斯民族特殊传统的特殊事物。按俄罗斯民族的风俗，姑娘在嫁前要举行辞美仪式，以惋惜和悲切的心情告别少女时代，告别父母膝下无忧无虑的女儿生活，迎接即将来临的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的妇人生活。在举行这一仪式时，女伴们在待嫁姑娘的桌上放一束白桦树枝，在一片悠扬的辞美歌声中，姑娘对白桦产生一系列美好的回忆和思念，预卜未来生活的吉凶。如果发现自己的红颜绕缠在小白桦树上，则意味着婚后的生活幸福美满。

由于白桦美丽、纯洁、执著的品格，作为美好形象的代表，广泛出现在各种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对俄罗斯人来说，白桦树是最能代表俄罗斯的树木，没有白桦，俄罗斯大森林也就不成其为森林。在洗蒸气浴时，桦树笤帚是最好的洗澡工具。每逢春天，俄罗斯人要到森林里去采集桦树汁，当饮料喝。当然，没有桦树皮，灿烂的俄罗斯古代文化又何以能如此完整地保存、流传下来？至于用小白桦命名的文艺团体是大家所熟悉的。特别是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许多以“白桦”为代号或呼号的英雄人物和战斗集体的英勇事迹更是家喻户晓、有口皆碑。

柳树与白桦一样，也是漫长的严冬之后最早吐出新芽的树种。古俄人也认为它有某种神力，因而受到喜爱。人们用柳枝抽打人畜，把柳树抛到田地上，认为这样柳树可把自己的生命活力传给人、畜和田地，使之健康、壮实、增产。基督教传入罗斯之后，人们又把这一多神崇拜观念转移到纪念“主进圣城节”的节日仪式上。“主进圣城节”，是纪念耶稣在复活节前一个星期日骑驴进入圣城耶路撒冷的。传说中，耶稣进圣城时，人们手持棕榈树枝欢迎他。但俄罗斯不长棕榈树，于是选用柳枝替代它。故这一节日在俄罗斯正教中称为柳枝星期日。节日期间人们把正教堂圣化过的柳枝插到门上，插到屋檐下，放到圣坛上，用柳枝抽打人和牲畜，取消灾避难之意。

三、颜色

色彩能表现一个民族和一个人的情感，这已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不同的色彩对应所产生的不同情调，在视觉心理上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在文化领域产生不同观念。

色彩的作用与民族心理和人的情感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知道，红色之所以具有刺激感，是因为它能使人联想到火焰、流血等；绿色则唤起人们对大自然的清新感和生命的活力；蓝色的表现性使人想到水的清凉、天空的深远等。色彩这种传达情感的表现，主要是依靠人的联想而得到的。这种联想又往往与某个民族或人的周围环境、信仰、生活习惯、经历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由色彩而引起的联想是人的情感和民族心理的自然表现。

各个民族都有独具特色的“天姿国色”，对颜色的不同崇尚可以反映出诸如民族成分、宗教信仰、职业行当、年龄性别上的差异及其所处的社会、地域特点。对于俄罗斯民族，黑色的、白色的、黄色的三种颜色除了表示自然界具体事物的颜色之外，还分别具有悲哀、纯洁和叛变的感情意义。褐色不但具有强烈的社会意义，而且还有浓厚的情感色彩，因为它与法西斯德国有联系。

“世间颜色何为贵，唯有黑白最纯真”。黑色表示庄重，所以男士的正式服装色为黑色；白色表示纯洁，西方女士的结婚礼服为白色。这是一层意思。在俄罗斯，白色被视为正面色，黑色为反面色。

从俄汉两个民族对颜色的感受来说，对自然本色的概念，两个民族是一致的。但就某一种颜色来说，不同的民族就有不同的概念和所指范围。

总之，在表示颜色的词语上所反映出来的民族文化差异是十分突出的。如果忽视这方面的特点和差异，就可能影响正常的交际。

如上所说，俄语中表示颜色的形容词很多，但具有文化差异的却屈指可数，主要局限于几个最古老的表示原色和间色的简单形容词。

表示颜色的词的内涵意义大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认识。

1.表示政治立场、思想倾向等方面的意义。这种社会意义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中一般都是相同的。

2.根据色调的冷暖、明暗，表示事物的象征意义。

3.借用事物的颜色特征，进行形象比喻，以突出事物的特殊性，这种形象比喻是一种重要的命名手段，又是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段，往往比直接使用事物名称更加生动鲜明。

4.在俄语的长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使用表示颜色的形容词造成了数量可观的固定词组、成语、典故、谚语等，其中记录了当时的历史和文化。有的词组至今仍和颜色有关，很多则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有时则要追根溯源才能了解其渊源。例如汉语中“黑板”一词，早期教室的书写板确实为黑色。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早已出现绿色、白色、灰色的“黑”板，但“黑板”这个词仍在使用，并包括了上述各色的书写板，只是“黑”已部分地失去了原来的意义。

在中国，人们对颜色是十分讲究的，它取决于政治、宗教等传统诸因素。在历史上，黄色是中国的“国色”，它象征着“帝王和权力”，也是中华大地的象征。在中国历史上，世界四方分别由颜色表示。黄色由于其崇高的地位，深居于世界之中，其他分别由绿（青）、红、白、黑主示东、南、西、北四方，并与青龙、朱雀、白虎、玄武相对应。

四、数字

数字是描绘世界和人类最常见的一种手段。从古老的结绳记数到现代电子计算机的广泛使用，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然而，人类对数的认识以及在生活上的运用仍然带有某种千百年的传统遗留下来的神秘感。在古老的传统中，数具有神圣的意义，还具有主凶或主吉的宗教迷信色彩。

俄语中七具有特殊的形象内涵意义，在成语、谚语、俗语中经常可以见到七或第七的用例，它的引申意义几乎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

远古时代，由于农业的需要，出现了最初的天文学。公元前6世纪在巴比伦就进行过天象的观测，以便确定河水泛滥的日期。不过，古代的天文观测仅仅知道包括太阳和月亮在内的七个天体：日、月、金、木、水、火、土，并把这七个天体与神联系，受到巴比伦祭司的崇拜。古代巴比伦人根据这七个天体的神名而创建了七日为一周的计时法，于是《圣经》中出现了所谓“创世日”有七天的记载。

对古代河间地区进行的考古研究证实，古代苏麦尔人是信奉七的。他们的文化早于古代巴比伦的文化。在五千年之前的苏麦尔人的文字记载中提到有七大神、七大行星、七日洪水和七种风。七层浮屠是“七人造世”在建筑学上的表现。在苏麦尔人看来，天的思想本身是用“七”这个符号表示的。

中国佛教中也有用数字“七”的传统，如“好事一桩，胜造七级浮屠”。人死后，每七天回转一次，叫“做七”。“五七”这天死者才知自己已死，为离开人间大哭大悲，故“五七”称为大七，是祭祀亡灵最隆重的日子。当然，数字七不全然同迷信有关。在人类生活中，人的五官称为“七窍”（如“七窍流血”、“七窍生烟”）；在音级上分别有七个基准音；在光谱上有七种原色；人们称电影是继文学、建筑、雕塑、造型、彩画、实用艺术之后的第七艺术等等，不胜枚举。

有趣的是，1988年美国总统里根宣布将于1989年退休，并将从白宫移居贝莱尔市的一座别墅，门牌号为666号。当里根得知这个号码后大惊失色，因为三个连写的6在《圣经》里是魔鬼的代号。笃信圣经的里根立即设法建议贝莱尔市政有关当局把他未来寓所的门牌改为668以避讳象征魔鬼的666。

更有趣的是，在欧洲和西方，1988年8月8日突然成了年轻情侣向往的日子，这一天成了青年结婚的良辰吉日。据说阿拉伯数字“8”是吉祥的数字，因为它由两个封闭的环连接起来，所以这一天结婚的夫妇彼此的命运能紧紧地连接在一起，直至白头到老。

在中国的传统中，人到30岁是“而立之年”，而俄罗斯及某些欧洲文化中的“而立之年”是33岁。按基督教的说法，耶稣创立基督教学说时的年龄是33岁。在西欧，尔后影响到俄国，13岁是宗教上成年的年龄，16岁是青年容易犯罪的年龄，因此它在人生中被称为过渡年龄，社会上称此为危险年龄，法律上称为犯罪年龄。18岁青年已经成年。30岁是女子需要化妆的年龄，因为30岁以前的女子富有青春美，而30岁以后的女子需要用“艺术美”来装点自己。40岁的女人是多事之秋。在中国，对老人来说，62岁、73岁、84岁是人生的鬼门关，认为进入这种年龄的老人容易生病或遇其他不测。至于66岁，则是专为妇女设置的关口，据传说，这个年龄的妇女必须吃下由女儿为其准备的66块肉，方能太平无事（中国南方风俗）。

五、人名

语言学中，专门从事专有名词研究的科学叫“专名学”。其中，专门研究人名的科学叫“人名学”；专门研究地理名称的学科，叫“地名学”。在此不是对人名进行一般的语言学研究，而是侧重介绍俄罗斯人名的语言国情学价值。

从表面上看，人名只是人们用语言区别人的特定标志，每个人名都有具体的确定所指，千万个人名只是相区别的语言个体存在。实际上，无论是人名的外在形式，还是内在含义，都同相应的社会、文化紧密相关。

“人名是各族人民历史的一部分，它们反映了各族人民的风俗、信仰、希冀、向往和艺术创造以及它们与历史的联系。”[1]俄罗斯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决定了俄罗新人名称谓系统首先出现名字，然后是父称，最后是姓氏。基督教的输入，改变了俄罗斯人名字的发展进程，政教合一，强迫使用，使俄罗斯人接受了不少外来的名字并把它们改造、同化，使之成为现有的形式。父称这种俄罗斯特有的称谓形式，从它被用来说明归属关系，到作为权贵的象征，最后成为许多场合下的礼貌语言称谓形式，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从姓氏的发展阶段来看，王公贵族最先拥有姓氏，因为他们要把财产传给后代，使他们的子女可以继续做贵族，继而是神父、僧侣开始用姓，接着是商人取姓，最后才是平民百姓，有些农民直到十月革命后的20世纪30年代人口登记时才获得姓氏。

俄国人只有一个名字，在诞生时取名。研究结果表明，人名往往能反映一个人的社会状况。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呢？究其原因，虽与社会地位和家族门第以及文化程度的高低有关，但是从贵族名字的起源及其使用历史来看，贵族名字通常具有“异国味”。与此同时，农家名字多半带有语音特点，而这些辅音在俄罗斯民族文化中具有“低下、不雅、粗鲁”等特点。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30年代。由于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怎样取名、用什么样的名字问题也顺应这种历史潮流和国内外的形势。这时出现了大量的新名字、革命的名字或红色的名字。

这种情况当然不是俄罗斯民族特有，其他民族大致都有此类现象，汉民族也不例外。例如，解放初期的“建国”、“卫国”、“建军”；20世纪50年代的“跃进”、“鸣放”，以及20世纪60年代末和20世纪70年代初的“向阳”、“卫东”、“向东”等。

近一二十年来，由于同外界的交往日益增多，外国的文化不断渗透进苏联人的日常生活，人们把起外国名字作为一种时髦，这种时髦的外来名字呈日益上升的趋势。

具有俄罗斯民族文化特点的俄罗斯人的姓名有不少直接同表示动物的名词发生联系。而中国的民族文化特点在姓氏名字上的反映主要表现在经常使用“龙”、“虎”、“豹”、“风”等一些具有“吉祥”、“威武”、“高贵”等象征意义的动物名词。

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习惯中，取名要避名讳。这有两层意思：第一，臣民对君王、小辈对上辈不能直呼其名；第二，前者名字中的字不能与后者名字中的字相重，否则就犯了名讳。而对俄罗斯民族来说，不仅没有这种限制，相反还以此为荣。

中国人的姓氏和人名没有明显的异国风味，约翰、尼娜、玛丽等名字纯属个别，至于姓则是纯汉语式的。中国人的姓能显示中国本土上的民族差别，当然新疆维吾尔族、藏族等姓氏的特点是不言而喻的，至于其他民族在姓氏上反映出来的民族特点不那么明显，如“马”、“白”对于回族人，“韦”对于壮族人，“朴”、“崔”对于朝鲜族人等等。

而在俄罗斯人的姓中，却保留了大量外来的姓，这说明经常有很多外国人移居到俄国，虽然他们和俄国人通了婚，但他们的姓仍然保存了下来。现在我们听到的一些外来姓一般都是19世纪中叶引进俄国，再早一些的在某种程度上都已俄罗斯化或乌克兰化了（取决于所在的地区）。

姓名的称呼，是一种民族的历史现象。随着人类的进步，姓名结构和称呼含义也必然发生新的变革。一般说，人名称呼的结构形式，是根据语言系统的不同而区别的。在外国文学作品中，欧美文学占的比重很大，接触的机会较多，识别其人名称呼也就显得格外重要。在世界姓名谱系中，姓名的结构形式，通常有一段式、二段式、三段式和多段式。

俄罗斯人的姓名包括三个部分：姓、名、父称（也可以是名、父称、姓这个顺序，二者并无多大区别，最主要的是保证名和父称在一起。但在较正式语体，如请柬中常用前者）。父称是俄罗斯人所独有的，它道出了父亲的名字，揭示了父称的携带者是“……”的孩子。

中国人的名字，可以说是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但留心一下不难发现，每个人的名字都是有一定的含义的：或隐含着某种事物，或表达某种愿望；或以山川为名，或以园林为名。这其中反映着不同人们的不同观念，也反映了人们的理想、爱好等。例如：“大治”这一名字，一看便知其所有者出生在“大治之年”，“文革”则蕴含取名者纪念文化大革命之意（可见当时人们的心态），“秦汉”取自“秦皇汉武”，“挣粮”则表达了父母在饥荒之年对下一代的美好祝愿，“进财”、“兴旺”也表达了父母的期望；还有人名曰：“云峰”、“文山”。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人取名还有一大特点，那就是很少自己创造名字，或者是为了纪念孩子的祖父母及其他先辈，或者是取自流行的深受大家喜爱的电影、戏剧、文学作品等。这一点与中国人不尽相同。中国人取名字往往是为了表达某种愿望而自己创造，在现阶段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给孩子使用伟人或者别人的漂亮的名字。

现在，我们来看看中俄两国人姓名的另一部分——姓，正如前文所说，姓是一个家族的代号。那么它的来源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说法呢？答案是肯定的。

中国人，有的以古国名为姓，如“阮”（商朝阮国的后代），以官职为姓，如“司马”，以居住地为姓，如“西门”（住在西门），以神话传说为姓，如“龙”，以职业为姓，如“石”，以动物为姓“马”。

中国人名字的附加意义十分绚丽多彩，象征的面十分广，可喻排行、性别、性格、诞生日和诞生地、意愿、诞生环境、时代精神等等。特别是在文学作品中，人名对刻画人物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中的贾雨村、贾政等。俄罗斯人的名字也不乏此例。由于俄罗斯民族文化本身的特点及其同西方文化的渊源关系，人名的内涵意义来源于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这类人名除本章前面提到过的反映时代精神的新型名字外，还有一种是某个人因为某种需要而取的名字。这种名字的个性化程度很强。特别是作为学俄语的外国人来说，这类名字的喻意就更难以把握，只有通过大量的阅读和对有关知识的了解，才能获得与某个名字有关的信息。

第二个方面，从俄罗斯人名字的数量来看，名字的数量远比姓氏的数量少得多，这个情况正好同中国人的情况相反。俄罗斯人的名字只有二三千，最多不过五六千。这种民族文化的差异就要追溯到俄罗斯民族的命名传统了。革命前的俄国，如同欧美诸国一样，盛行基督教，群众中多数是教徒，婴儿出生后，必须抱到教堂去接受洗礼，同时予以命名。这种由牧师或神父取定的名字，就称为教名。教名常用基督教的天使、信徒或圣人的名字。因此名字的数量有限，且同名现象比较普遍。

六、地名

地名是一个国家的“国土语言”，它是一部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因此，地名不是简单的地理术语，它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民族文化内涵，如北京的地名五棵松（以五棵松树为标志的命名）。在俄语中同样也有这类地名。但更多见的是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地名，如中国的延安（中国革命的摇篮）、黄河（中国文化的发祥地）、洛阳（九朝古都）、苏州（东方威尼斯）、上海（旧称“冒险家的乐园”）等等。同样，俄语中也有许多类似的地名。

从历史起源来分析，苏联的城市可以分为俄国的历史名城和苏维埃新兴城市。

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对俄国的城市进行了改造，城市名称的改造也是一项重大的措施。改造城市命名工作，主要是把一些不符合时代精神的城市名称改换，赋以新的名称，即以与某个城市有关的（如诞生、学习、生活、革命工作、战斗等）军事家、革命家、社会政治活动家、科学家的名字以及有关的历史事件的名称命名。改名以后的城市或保留原规格或升格（如村升格为城镇、城镇升格为城市）。这类城市的知名度比较高，真正所谓的“新兴的”城市与之相比就逊色得多。

随着苏联的解体，一些以苏联的革命家、军事家、社会政治活动家重新命名的城市又恢复了原先的旧名。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为顺应复杂的政治、民族、历史条件，一些城市几易其名，如：彼得堡，1914年前称为圣彼得堡或彼得堡，1914—1924年称为彼得格勒，1924年以后，即列宁逝世后，为纪念列宁而改名彼得堡，1991年苏联解体后，又恢复使用最初的名称圣彼得堡或彼得堡。

伏尔加格勒，1925年前称为察里津，为了纪念斯大林的功绩，自1925年起改名为斯大林格勒，这个地名一直用到1961年。后来，在赫鲁晓夫时期，由于对斯大林的批判，又把斯大林格勒改为以河流名命名的伏尔加格勒。

苏联的解体是当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在这块占世界陆地面积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无论是政治经济体制，还是社会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根本性转折。俄语语汇发生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地理名称中表示国家、城市、街道、广场以及公共车站等称谓的词汇大批更换。

俄罗斯城市内地名称谓的变化也颇具特色。在此，仅以莫斯科为例，便可以一斑来窥全豹。

作为国家首都，莫斯科是俄罗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其社会变革的策源地及信息反馈最迅速的地区。因此，苏联解体后地名称谓的变更在这里表现得也最具典型性。这一过程事实上在苏联解体前已经开始。1990—1992年发生名称变化的街道有52条，广场15个。根据1993年5月莫斯科市委决议，更名的街道和广场又分别增加了75条和2个。总的来说，莫斯科市内地理名称的变化具有下列特点：

（1）被更换的称谓全部产生于苏联时期，尤其在十月革命后至六七十年代。从内容上看，这些称谓多取自历史人物（主要是著名政治家）的名字或具有革命色彩的历史事件的名称。

（2）发生称谓变化的绝大多数街道和广场在苏联诞生以前就早已存在或已初具规模，因而都有各自的传统名称，它们的称谓更替表现为恢复其历史原称。

（3）从城市地名称谓本身的特征来看，街道、广场和车站等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向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联系最密切的客体，因此，它们的名称应具有代表方位特征、简洁、形象生动以及口语化等特点。苏联时期，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使城市的称谓也受到了影响，城市名称的意识形态化现象十分严重。

不难看出，该称谓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能令人立刻明白所指代的客体。俄罗斯语言学家把它归结为地名意识形态化带来的弊端不无道理。

相反，莫斯科的传统地名称谓却代表了该城市语言交际的风貌。莫斯科语言是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基础，其地名称谓历史上就是人民语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地名称谓的更换是俄罗斯社会变革在俄语语言中的一种反映，它代表了人们价值取向的转移，又体现了俄罗斯历史文化的复苏。当然，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实际问题，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称谓的混乱。一般说来，大中城市的旧称为人们所熟知，因此更换后的名称能够很快为大众所接受。但市内街道、广场及公共车站等名称更替就引起许多麻烦。

总之，需要经过一定时期的过渡，变更后的地名称谓才能成为约定俗成的概念，融入人们的交际环境中。另外，如前所述，目前俄罗斯地名更换的主要方式是名称复旧，其实还有相当数量带有苏联时代色彩的城市、街道及广场等没有旧称。它们是在苏联土地开发的过程中建立的。到1996年初，它们仍保持着苏联时期的称谓。其未来的命运如何，目前尚无法预测。不过，客观地讲，既然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一切，就不能排除苏联这七十四年。如果把苏联时期产生的地理名称全部更换，那将是新时期地理命名意识形态化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