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语言学综述

一、社会语言学的概念

Hudson认为，我们可以将社会语言学定义为研究语言和社会的关系。Holmes亦强调指出，社会语言学旨在研究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在社会语言学家看来，对语言的研究如果不联系社会来进行，就会缺乏基本的理论依据。他们所考察的是人们如何使用语言，如何传递信息；他们所关心的是人们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其表达方式为何会因语境而异，并试图对这些变异的现象做出解释。社会语言学的产生，可以说是弥补了语言学研究中忽视了语言的社会性这一研究模式的缺陷。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人们用语言这种符号交流感情，传递信息，达到彼此沟通和了解。当然，人类的交流，除了使用语言这一人类特有的交流载体，也常使用一种非语言的符号系统进行交际，如体态语、符号标志等，这些交际符号或交际手段以各自不同的形式和内涵传递着人们的交际目的。

Gumperz注意到社会语言学试图探索的是社会结构与语言结构之间的联系，并研究其中可能产生的变异现象。Chambers也提到“研究因变量—语言变量与自变量—社会因素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已经成为社会语言学所关心的核心问题”。

由此可见，人们对社会语言学的解释是多彩纷呈的。我们有理由认为语言是人们社会活动的基本方式，而在人们的这种基本的活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语言与社会诸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从宏观的角度出发，社会语言学家主要关心的是语言与社会的关系；从微观的角度出发，他们主要关心的是语言的使用、语言在使用过程中的变异现象以及产生这些变异现象的原因。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无论是从宏观还是从微观的层面出发，社会语言学都试图从语言的外部，通过研究分析语言使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诸种现象探索语言的规律。

二、社会语言学的形成与发展

（一）社会语言学的形成

社会语言学是从社会因素影响的角度，把握、观察、研究语言在社会生活中运用情况的一门学问。它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兴于美国，并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得到公认的一门独立的学科。社会语言学研究带有很强的跨学科特点。[1]如拉波夫的变异理论研究、贝利的克里奥尔语研究等，无不与社会学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方法论上看，20世纪60年代中期拉波夫所做的调查报告《纽约英语的社会阶层性》以及他所采用的研究模式堪称典范[2]，即采用定量分析法，把大量数据均衡处理后再加以数理分析。

从语言学理论领域的划分来看，社会语言学属于功能学派。传统语言学的研究仅限于语言的内部关系，而社会语言学则着眼于对语言外部关系的研究，从而拓宽了语言研究的领域。社会语言学从社会、民族、人类等角度思考语言现象，开展调查、统计、分析和研究，提出了语言研究的数量化概念。社会语言学探讨了在同一时间内选择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被试，调查他们之间的语言变异，并且将语言研究的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

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发展和消亡的。社会对语言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反之，语言可以描写和表现社会的一切，因而又对社会产生影响。因此，社会语言学就是在这种作用与反作用力的推动中，在社会与语言这两个变数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接触中发展起来的。

社会语言学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对语言提出了一种更为细致的同时又更为广阔的概念，打破了索绪尔以来只研究语言内部同质系统的局限；（2）对语言研究进行计量统计的分析；（3）通过语言变异的研究在共时和历时之间架起了一道沟通的桥梁，解决了共时和历时的矛盾。

因此，了解社会语言学所关注的问题，了解社会语言学的调查与研究过程及其相关研究成果等，对于日语学习者来说是拓宽视野、加深对日语和日本文化理解的有效途径之一。

（二）社会语言学形成的原因

社会语言学的形成和建立有它本身的原因，也有社会历史的原因。

1.自身的原因

20世纪初，索绪尔区分语言和言语，提出语言是符号系统的学说，并强调对语言系统进行共时的研究。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开创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的先河。从此，西方语言学的主要力量集中在对语言结构系统本身的共时研究上，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兴旺发达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后期，转换生成语法学派崛起。转换生成语法虽然在许多方面与结构主义不同，但二者的基本研究方面仍然是一致的。乔姆斯基在《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一书中区分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前者指说话人和听话人对自己语言的内在知识，后者指这种能力的实际运用。他明确指出：“一种语言的语法，其主要在于描写理想的说话人—听话人固有的语言能力”。[3]关国语言学家、人类学家海姆斯在1966年所作题为《论交际能力》的报告与之商榷。海姆斯指出，乔姆斯基这种涉及语言能力的理论抽象地论述理想的事物，而未把社会文化因素作为其描述的内容。因此，乔姆斯基的观点很像伊甸园的观点，理想的说话人—听话人的形象是一个抽象的、孤立的人，几乎是不受动机支配的能自觉认识的机械物，除了偶然的情况外，这并不是世俗社会中的人。海姆斯提出的“交际能力”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在形式上可能，即语言形式是否合乎语法的问题；（2）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可行，即语言形式的可接受性问题；（3）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得体，即语言形式的得体性或适切性问题；（4）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实际上做了，即语言形式在运用中的现实性问题。[4]当然，我们不能根据海姆斯对乔姆斯堆的批评来评论转换生成语法和社会语言学孰优孰劣。这是两种不同的语言理论，二者的目标和对象迥然有别。许国璋指出：“研究拟想的人的语言——这是乔姆斯基语言学的旨趣；研究社会的人的言语——这是社会语言学的旨趣[5]；概括地点明了这两种语言理论的差异。

正如索绪尔当时对新语法学派的批评并不否定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贡献一样，语言学家对这种封闭式的语言系统的研究的批评也并不否定结构主义学派和转换生成学派所取得的成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观察的深入，这种研究的弱点也逐步暴露出来了。这首先表现在它舍弃了许多因素，如使用语言的人、时间、地点的因素，就更大的范围来说，还有某一言语社团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因素等，因此就不能正确解释许多语言现象。比如说，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只注意由语言系统内部关系（如分布关系）所决定的各种变体，而忽视了人们在使用语言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变异。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证明，言语不仅仅是个人任意选择的结果，也不仅仅是个人心理状态的表现，而显然具有特殊的结构，是受特定的规律支配的。拉博夫对纽约市百货公司（r）的社会分层，也即对floor，fourth一类词中是否把（r）发出来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他把（r）发出来的记作（r-1），不发出来的记作（r-0），结果发现，在社会地位较低的商店里职员发（r-1）的比较少，低于20%；在中档商店里职员发（r-1）的约占50%，在社会地位较高商店里职员发（r-1）的则超过60%，这说明是否发（r）音跟社会分层有关。此外，有些人发（r-1）或发（r-0）的情况并不是绝对的，而是随着说话正式程度呈现出有规律的变化[6]。这样，拉博夫把语言变项和社会变项及其风格变项联系起来，认为三者所体现的关系是一项两数关系，任何一个变项的变化都会引起结果位的改变。他根据调查材料从社会原因方面探讨了语言变异的规律。这种规律是过去的语言学从来没有揭示过的，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社会语言学的兴起是与人们对言语现象的关注有联系的。

2.社会历史的原因

语言研究由实际需要而产生，它最初是为读古书和学作文服务的。在我国，语言研究起源于对古代典籍字义、字音和字形的探索。在印度，被称作“吠陀支”的学问，也是为了解释最古的文献《吠陀》经文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而产生的。

社会语言学的产生也并不例外。在20世纪50—60年代，不少国家中出现了一些与语言有关的社会政治问题。例如，20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经济危机，失业人数不断增加。美国的情况也同样，加上种族歧视，许多黑人和非白人少数民族（波多黎各人、印第安人）更难找到工作。同时不少青年在中学毕业前就离开学校，他们缺少教育，担当不了技术工作。美国当时掀起了一个民权运动，语言问题也成为这个运动的内容之一。为缓和种族冲突和阶级矛盾，政府一方面采取镇压手段；另一方面也采用一些改良手段。苏联则随着俄语作为各民族族际交际工具作用的增长，语言学界提出了“俄语与苏维埃社会”这样一个课题，要求联系苏联社会发生的种种变化来研究俄语的发展。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许多独立国家，不少民族生活中的变化，独立国家中的社会经济改造等，引起了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也引起了一些社会语言问题，新建立的国家要确定选用什么语言作为国语或官方语言，在多方言的语言中，则要确定在哪一种方言的基础上建立民族标准语。而随着人口流动速度加速，各个国家中操双语的人越来越多，加上操同一语言的语言社团中夹杂着不少少数民族，导致使用语言的情况越复杂。这些都要求语言学作出正确的解答。

此外，科学技术的新发展，特别是电子科学的突飞猛进，使现代社会成为信息化的社会，引起了信息交换划时代的变化。现代科技的发展对人类语言的使用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机器翻译、计算机技术及信息论和控制论的发展，要求语言形式化和技术化，以便进行自动操作和运算。语言的形式化和技术化并不改变它的交际功能，而要求进一步探索社会对语言的有意识的影响和作用。这些也要求人们对语言学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三）社会语言学的发展

在20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了经济方面的高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引起了社会生活的一系列重大变化。这时，日本出现了战后的第二次“语言热”。这次“语言热”中对知识性的探求占有很大比重，不同于前次的实用性特点，如日语的特点与日本人的关系、日语的起源等问题均广泛地引起了语言研究者的兴趣。总的来说，不是只从一个角度，而是从多方面考察语言，从中寻求各自的价值。这种倾向的出现与日本的政治、经济开始趋于国际化不无关系。

这一时期，外国的语言研究情况开始系统地被引入日本，“社会语言学”这一术语开始频繁地出现于日本的语言学术著作中。生成语法的研究也是如此。日本人对生成语法的研究很敏感，接受得非常快。相反日本虽然有语言生活研究的基础，却对社会语言学接受得很迟缓。这可能是社会语言学涉及的范围过于广泛，而没有明确的定义和研究方法所致。

虽然如此，基于日本国内社会情况的变化和外部的影响，经过近十年的中止之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在日本又重新开始了。在这一时期的开始阶段，就日本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应该如何进行等问题，产生过一些争论。有人提出，日本以前没有进行过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所以美国的研究内容也适用于日本的情况，应该按照美国的方式进行研究；另一些人则认为，日本有日本的社会文化背景，有自己的实际情况，并且还有语言生活研究的基础，因此没有必要照搬美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内容。最终，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内容方面，出现了众多种类。其中，有的带有浓厚的语言生活研究色彩，有的则以新的观点涉猎了新的研究对象。

三、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目的与对象

（一）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目的

谈到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目的，Holmes认为“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目的是探索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能够解释在一个社团中人们为什么使用某种形式的语言，人们选择某种语言形式的原因又是什么”。在研究语言的变异及语言使用时，我们有必要找出其变异的原因，然后在研究变异的基础上探索其语言与社会因素的相互影响。人们需要回答这样两个问题：语言变异的原因是什么？其变异性又象征着什么？在Chambers看来，这两个问题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中心问题。语言是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从其性质上分析，它首先表现在语言的社会属性；从功能上讲，语言又具有言语行为的功能，因此语言离不开社会。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不仅能帮助我们了解作为生物现象的人，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作为社会生物的人，即人的社会属性。

（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它主要解释为什么人们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采用不同的交际方式，它关注的是语言的社会功能以及用语言来表达社会意义的方式。它试图对人们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使用语言的方式进行解释，从而为我们提供如何运用语言以及语言在社团中所反映出的社会关系等相关信息。

社会语言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语言学是从社会的角度看语言，研究的是语言社区、多语制、语言态度、语言选择、语言规划、标准语、语言和文化等问题，进而为一个国家或民族标准语的选择和确定、文字的制定和改革、语言政策的制定、语言规划的制定与实施、语言教学与研究等提供科学的依据和指导。狭义的社会语言学是从语言的角度看社会，研究的是语言事件、语言功能、语用、语篇分析、语言变异、语码转换、语言和性别等问题，从而发现社会结构或社会因素如何影响人们的交谈方式和谈话语体的选择等。它研究的是某一社会阶层、性别、年龄的人使用语言的模式，语言的变异现象，以及人们使用语言的模式与社会因素（如社会阶层、社会地位、性别、年龄等）的关系是什么。

Hymes把狭义社会语言学称为话语文化学，从而为社会语言学开拓了语言学的视野，即把研究的对象延伸到句子以外的领域。有的社会语言学家，如Fishman认为社会语言学促使了面向语境和功能的语言学的产生，因此它才是“真正的语言学”；然而，一旦社会语言学取代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可以说这是“一个自我消失的预言”。亦有人认为，虽然社会语言学强调语言的社会性有其充分的理据，但它不会代替语言学，因为它还没有形成一整套成熟的语言理论。

在20世纪60年代社会语言学诞生时，其研究对象还不甚明确。几十年年来，随着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其研究对象也越来越明确，各种新的理论不断出现，在研究方法上也日趋成熟。其研究对象归纳起来有如下三个方面：

1.微观社会语言学

研究语言的变异，联系社会因素去探究语言变异发生的原因和规律，并常用统计的方法和概率的模式来描写这些变异现象。有人称之为“微观社会语言学”或“小社会语言学”。

2.宏观社会语言学

社会中的语言问题，如双语、语言的接触、人们对待语言的态度、语言社区、多语制、语言选择、语言替代、语言政策、语言规划、标准语以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从而又被称为“宏观社会语言学”或“大社会语言学”。

3.话语文化交际学

研究人们如何在实际的语境中使用语言进行交际，不同的社会阶层以及不同的社区使用语言的差别。这种研究又被标为“话语文化文际学”。

然而不管人们给这些研究冠以什么名称，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越来越清晰了——即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和社会的关系，或者是联系社会来研究语言问题，或者是联系语言来研究社会问题。此外，上述的讨论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语言和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脱离社会来研究语言就无法从根本上了解语言的本质，也无法解释许多语言现象，因此可以说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

社会语言学自20个世纪50年代问世后，在语言学中一度被忽视的语言变异现象又重新获得重视。目前语言有变异已经成为社会语言学的一个最主要的研究对象。以拉波夫为学派领袖的“变异学派”所开展的变异研究从开始时的语言变异研究逐步扩展到了对语法、语义、话语分析等研究的诸多方面。对语言变异的研究，也是对语言本质的研究。在此要回答的问题有：为什么在语言交际的过程中会充满着变异？促使语言变异的原因是什么？变异的体现形式是什么？语言变异的发生是否齐在着某些规律？语言变异从本质上来说足人类的自然语言具有变异性，人们使用的语言形式在本质上往往体现在具体的话言环境中，人们对于语言信息的理解往往需要相当程度的非语言的文化背景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际经验。

语言为什么会发生变异，其原因在于语言的动态性变化。语言不是一个静态的、自足的、封闭的系统。以往的“理论语言学”的语言观，不管是把语言看做是后天不断的刺激——反应的结果，还是人脑中先天具有的禀赋，都是不完整的。当社会语言学家把人的因素、社会环境的因素考虑进来时，语言才真正地被看成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系统。语言是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差异、变体的集散地，“变异”的概念意味着我们必须认识到语言研究不仅仅要研究抽象的客体，而且要对种种的变异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语言学研究离不开语言的使用者和使用语境。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成果也再次提醒我们，抛开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来研究语言是片面的，最终也是不可行的，只有把语言和社会结合起来研究才是完整意义上的社会语言学。此外，有的社会语言学家试图用一种更通俗的说法来阐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认为社会语言学要研究的是“何人、何地、何时对何人如何说何种话”。

总之，纵观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语言学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愈来愈清晰，其研究的目的也愈来愈明确。进而论之，社会语言学是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中，借助语言分析的一些基本方法，如会话分析、语篇分析、语言的功能分析等方法，分析在社会因素的影响下语言使用的变异现象、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等诸种关系。社会语言学试图通过对社会因素、社会文化现象的分析来研究人们的言语行为，并通过语言使用现象来阐述社会结构及其内在的机制问题，最终通过研究分析语言使用所表现出的诸种现象探索出语言的规律。

[1] 海姆斯（Hymes，1962）的言语民俗志研究，来自文化人类学。他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的“交际能力”理论，在语言教学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奥斯汀（J.L.Austin，1962）的言语行为理论研究，来自哲学，属于语用学研究的范畴。

[2] 拉波夫在调查纽约市下东区（r）音的社会分层时发现（r）音的出现频率和说话人所属的社会阶层成正比。即社会阶层越高，他们使用（r）音的比率越大。但是下中层在正式语体中，却出现了比上中层还高的（r）音使用频率。即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表明他们努力使自己的语言符合上层社会的标准。

[3] 乔姆斯基；黄长著等译：《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2。

[4] 祝畹谨：《社会语言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48～78。

[5] 祝畹瑾：《社会语言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6。

[6] 祝畹瑾：《社会语言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20～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