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有知识的静态性与动态性

本书多次提到“共有知识”，是因为“共有知识”与“意图”不但是语用交际观极为关注的两个十分重要的交际因素，也是认知派为证明思维自我中心本性而集中批判的对象。语用派认为交际之所以能顺利进行是因为交际双方预先存在的共有知识在起决定性作用，而认知派认为言语交际的实质是自我中心的，促使具有自我中心思维本质的交际者能够成功交际的原因很多，并不一定是完全依赖于共同知识。其争论的焦点在于，前者将共同知识看作一种预设性的、静态的因素，而认知派则将其看成是一种构建性的、动态的因素，当然也有部分社会学者将共同知识视为一种交际过程的结果，即“后发事实”(post factum)。SCA提出，共有知识是交际的前提，同时也是动态构建的，两者处于一种动态互动的关系之中。

“共有知识”概念有很多类似的提法，如英文当中的“common ground”、“shared knowledge”、“mutual knowledge”等，又如“共同背景”、“共知信息”等。这些提法虽有各自的侧重点，但总的来说具有共同的核心概念(coresense)，本书为了表述方便，统一采用“共有知识”这个表达。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当中“自我知识”、“共有知识”与凸显机制里面提出的“自我经验”、“集体经验”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主要体现为范畴的不同: 经验包括知识同时也关涉概念图式、事件图式及相关模式等，但“共有知识”则包含即时性、互动性的信息，这是经验所不包括的; 其次，前者关注的是思维的运作机制，是作为凸显发生的动因提出的，而后者主要关涉互动交际过程。简言之，前者是对无意识思维的描述，后者是对有意识监控的估算。经验是相对静止的、背景式的、定型化的知识，是与某种语言形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样才会在语言形式的触发下产生凸显现象，而共有知识更具即时性、交互性和动态性。

共有知识作为一个团体的成员拥有的相似的背景知识，并形成相似的语言表征，而在交际中交际者往往依赖于这些知识和表征。其核心概念为“互动分享”(interactive sharing)，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在相同场合可以使用相同表征，另一方面是在类似的或辅助性场合(complementary situations)制造出辅助表征。对于“共有知识”的分类比较有代表性的是Clark(1996)的集体共同背景(communal common ground/CG)和个体共同背景(personal commonground/CG)之分。Clark将CG定义为，“交际者所共同拥有的一定数量的共有知识和信念以及相应的表征”，并将其具体组成部分分为: 起始CG，包括背景事实，设想和活动开始之初的预设的信念; 当前的合作活动(currentactivity)，即交际者在此时被预设的状态; 共同事件，即参与者所预设的并导致当前状态的已经发生的事件。在Clark看来，个体CG指的是“在两人或者多人之间由其共同感知经验形成的一种信息集”。可见，个体CG是基于共同的身体和语言经历，在个体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而集体CG指的是文化集团的CG，即该集团的成员拥有同样的专家知识，这种集体性包括国家、居住地、教育、职业、习惯、语言、宗教、民族、亚文化、群体和性别等，而共享知识包括地理、历史、价值、行话、意识形态、行为方式等。

从上面对于共有知识的界定来看，无疑共有知识与语境具有密切的关联。Clark(1996)提出，将语言研究看作共同行为(joint action)不但需要认知也需要社会方法，强调从语境角度来定义共有知识的重要性。对于这一点，他认为以往的语言研究没有给出足够的重视。我们认为，Clark提出的集体CG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文化语境，当然个体CG也经常包含文化CG，因为个体CG预设传统的语境模型，包括在交际过程中的前会话信息。其他学者在定义CG和语境时也表现出将两者等同看待的观点，如Stalnaker(1999)和Sperber和Wilson(1996)都主张用共有知识来定义语境，即将语境看作是一个没有分别的和不可分析的知识及信念的集合。还原论者(reductionist)也将共有知识作为一种信念集来看待，其理据是将语境理解为“索引诠释”(indexed)，一种真值或完全意义，而不是将其看成“适切理论”(theory of appropriateness)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此外，Lewis(1968)将共有知识定义为“规约”，即交际双方对某些事实知识的共知，并相信其他人也知道的一种“约定”。在众多模型中，与凸显机制提出的“共同经验”比较接近的是Kronenfeld(2008)的文化认知模型(model of cultural cognition)。该模型可以说是对传统语境与共有知识的社会文化部分的综合。与传统的社会文化观不同的是， Kronenfeld更多的是从认知层面来分析的。Clark(1996)的“共享模型”，即“我知道你知道我所知道……”的共有知识推理模型，主要是对交际者推测双方共有知识的一种心理过程的描述。Lewis(1969)将其描述为:

集团成员共同相信命题P，则

(1)集团成员相信P。

(2)集团成员相信其他的集团成员也相信P。

(3)集团成员A相信其他的集团成员相信集团成员A相信P。

Kronenfeld(2008)将文化模式看成是如同物理世界中存在于我们身边的客观物体——他们只是简单地存在于那里，对于在该领域中的任何人都是可及的。比较而言，我们认为共有知识推导模型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并且容易导致循环论，因此我们赞同作为社会文化语境模式的共有知识观，但同时也注意到文化模式仍然是一种静态的、背景式的共有知识，除此之外共有知识应该还有动态构建性的组成部分。

其实，语境、共同背景、相互知识等都和一个共同的哲学现象联系在一起，即他人思维(other minds)——我们是怎样知道别人所知道的东西、别人的思维或者感觉，或者他们是否具有这种思维的。神经语言学(C．F． Gallese and Goldman，1998)发现人的大脑中存在着一类特殊的神经元，称为“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其功能体现为表征他人思维。Givon(2005)在他的context as other minds一书中探索了语言、话语、思维和语境之间的关系，并指出“人类能够使得自己能够被其他人所理解是因为他们设想他们的交际对象与他们享有共同的语法和词汇，更重要的是共享一般的社会文化知识，并将其看作是当前的语境”。基于此，Givon(2005)区分了“共享类网络”(shared generic network)和“共同话语情境”(shared speech situation)、“共同当前文本”(shared current text) 以及语义记忆、工作记忆和短时记忆(episodic memory)等。另外一方面，认知心理学对于记忆，尤其是对短时记忆的研究(Tulving2002)也揭示了共有知识怎样自动运行的规律。Horton(2008)认为短时记忆作为表征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的事件经验，存储着人们在交际中的互动经验，这种记忆表征并不是以“共现”(co-presence)为目的来驱动的，而是只作为渗透生活经历的语境细节的记录，也就是说，除了预设性共有知识，很多共有信息是临时建构的，并作为背景知识储存在临时记忆中。

由此可见，“共有知识”是一个十分宽泛的范畴，不仅包括社会文化背景信息和交际场景信息，也包括互动信息，同时“共识知识”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不但涉及思维、概念、认知等，也涉及互动交际过程。“共有知识”宽泛的范畴和复杂的关联性使得其本身不可能仅仅作为一种“预设存在”。一方面，社会文化及概念的发展和变迁使得“共有知识”系统内容在不停地变化(详情见4．2．2中的集体经验概念)。另一方面，互动交际也使得“共有知识”具有了即时性和构建性。本书借鉴Kecskes ＆ Zhang (2009)将共有知识区别为“核心共有知识”(core CG)和“临时共有知识”(emergent CG)的方法，主张将“共有知识”划分为“背景式共有知识”和“调控性共有知识”。前者是对于自我知识而言的，一般是指无意识思维运行部分，如社会文化知识、个体共享信息(如朋友之间的共享信息)、共同的语言知识以及交际情境中共同注意到的信息; 后者一般指的是互动交际中需要注意力调整的部分，包括预设性知识、临时虚构的信念、基于前话语信息建构的新共同知识等。对于前者，各种文献已经作了较充分的论证，这里就不再赘述，对于后者，虽然很多共有知识模型有所涉及，但没有做具体分类，更没有实例论证。下面，我们通过几个例子进一步分析调控性共有知识。

例(7) 星期五下午，王鹏和张兵在一个茶馆喝茶，这时他们看见熟人赵亮从门前走过，手里提着旅行包。

王鹏说: 赵亮真辛苦，每周都得上广州看女朋友!

张兵: 他广州有女朋友吗? 我只听说他父母在广州呀，应该是去看父母吧?

王鹏: 原来如此呀!

例(7)中，王鹏其实并不知道赵亮每周末去广州的真正原因，但他用感叹句预设赵亮在广州有一个女朋友，并以此作为一种共有知识来使用，其目的是为了证实该预设，从而到达获取相关信息的目的。显然，张兵的回答证实该预设不存在，但同时又提供了新信息，形成新共有知识。试想如果张兵回答“是呀，他女朋友还真漂亮呢，你也见过呀? 他可保密啦!”那么王鹏也证实了自己的猜想，并建立了新的共有知识。从整个对话过程来看，“赵亮广州有个女朋友”作为一个预设，以一个共有知识形式来使用的。由此可见，“共有知识”并非完全是一种预先存在的知识，很多时候是一种猜测。一般来说，临时性共有知识的构建是一个猜测－验证的过程，但某些时候，交际双方明知对方提出的“共有知识”并不真实，但双方都默认这种“虚假的存在”，为的是使话语关注的焦点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因为这种所谓的“虚拟共有知识”只是起一种铺垫性作用。又如:

例(8) 王鹏和张兵在一个茶馆喝茶，他们注意到一个角落里坐着一个神情沮丧的陌生的老妇人。

王鹏: 这个社会老人真孤独，看，她的狗肯定丢了或者死了。

张兵: 是呀，这年头儿亲女亲还不如狗亲呀!

事实上，例(8)中王鹏和张兵都不知道老妇人是否有狗，但王鹏的话“她的狗丢了或者死了”预设“这个老妇人有一条狗，且这条狗已经丢了或者死了”。对于张兵来说，也许知道或怀疑王鹏并不知道这个老妇人的真实情况，但他没有验证，因为他们谈话的主题是“这个社会老人真孤独”，因此“老妇人有一条狗，且这条狗已经丢了或者死了”就成为他们一种“虚拟的共有知识”，起到一种辅助性的作用。另外，在话语交际过程中，参与者经常用对方提供的信息作为新的共有知识来进行下面的谈话。在小学的作文课上，老师经常叫学生玩的接龙游戏就是一个很好例子。如:

例(9) 甲: 从前，在一个小村庄里住着一个老妇人。

乙: 这个老妇人养了一条听话的老黄狗。

甲: 一天，……

在该游戏中，每一个同学都是基于上一位同学提供的信息作为新的共有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发挥的。假如某个同学没有理解前面的信息，或者一味标新立异，则会导致故事中断。

总之，人们的交际肯定是基于共有知识上的，但我们并不完全同意语用派对于共有知识的依赖，也不完全赞同认知派对于共有知识的批评，因为他们双方并没有区分背景式共有知识和调控性共有知识。背景式共有知识无疑是整个话语合作的基础，其运作方式是一种自动自发式的和潜意识的思维状态，而调控式共有知识的建构则是一种有意识思维的猜想、估算和验证过程。调控式共有知识的偶发性和即时性说明在实际交际过程中交际主体调整的重要性，也说明自我中心表象的理据性(调整不到位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