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萨克族语言汉语翻译

本项研究认为:现代汉语早期的发展受汉语翻译语言影响，但不是受源语本身的影响，属于间接接触引发的变化。因此，我们主要研究汉语翻译语言和现代汉语发展之间的关系。

研究现代汉语和翻译之间的关系，需要在理论上确定观察汉语语言变化的原则。本项研究基于两个影响汉语语言变化的原则:内因原则和外因原则。

内因原则:汉语发展的基本动因来自内部，任何语言都需要通过各种机制提升自己的编码信息，保持交流高效、畅通。语言演变的主要原因是语言内部的不平衡性(丁崇明，2000)。萨丕尔曾从语言系统的自组织过程来解释系统的演变，对此，申小龙(1992)指出系统的演变遵循“语言经济原则”，演变始于无序变异，并在语言社团中有序传播。内部的动因还来自另一个方面，就是在经济原则下，为保持交流高效而出现的表层结构简化，如词汇化(刘红妮，2013)。简言之，内部动因是语言演化的内在动力，它决定着语言演化的趋势和方向。

外因原则:选择性借用外来因素，演化就是补缺和优化。在众多外部因素中，语言接触是促动语言变化的较为直接和重要的原因。其中，互补和竞争是语言接触的杠杆(戴庆厦、袁焱，2002)，互补是相互借镜，取长补短，竞争是更符合语言经济性和更具表达潜力的语言项目成为语言中新的表达手段，使语言能够不断优化，使语言在外部影响中不断改善自己，更好地服务于该语言社团。

当然，我们也需要确立汉语翻译语言本身的性质，唯其如此，才能使用合理的方法观察翻译和现代汉语间的相互影响。为此，需要明确汉语翻译语言本身是汉语，总体上符合汉语的基本规范。但它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汉语，因为它包含一些汉语典型特征之外的特征。在分析时我们把这些特征归为带有源语某些痕迹的特征，可以通过考察双语语料来发现。其次，汉语翻译语言中带有源语特征的语言现象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源语特征，而是译者调用了非常规语言手段再现源语表达出来的语法关系(如定语从句的修饰关系，领属代词+动名词)。因此，这可能涉及汉语本身结构张力被过度扩展的问题，也有可能是词性或特定表达形式的频率分布存在明显差异，可以通过类比分析和频率对比表现出来。总之，异化实际上是汉语非典型手段的挖掘使用，并非创建全新的结构，更不可能是全新的语法特征。

鉴于此，我们需要使用描写方法通过频率描述观察差异的显著性，进而离析出非常规特征。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同时使用类比语料和翻译语料。前者可用于离析非常规特征，后者用于确定与源语有关的那些特征。为离析出非常规特征，先使用语料驱动的手段，如Keyness来对比对比分析1918—1930的汉语翻译语料库和1910前的汉语白话文语料，以及1919—1930的汉语原创语料库。Keyness分析涉及的对象有:词、2～4词构成的语块、类连接，等等。检索对象主要有:封闭结构、句段长度以及容量的构成等。

本研究要发挥语料库语言学的优势，把语言研究中的经验主义同理性主义融合起来，这符合语言学研究发展的新趋势。使用语料库时，重视使用数据驱动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比筛选出关键词、语块等词汇使用特征，继之实施关键词检索。本研究采用历时研究方法对翻译规范和目的语规范的发展变化进行类比分析，将静态的整体性描述和动态的连续性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同时，本研究将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定量分析描述语言成分的使用频率、语言特征的相关性和语言变化的趋势；定性分析用于归纳、推理和解释，即运用合适的理论来阐释语言变异。

本课题注重语料驱动的研究。在语料库设计上，研究所依赖的平台将历时和类比合二为一，使立体性、多层面的透视成为可能。在研究内容上，将英语源语、汉语翻译语言和汉语原创语言同时列入考察范围，这种历时的、多向的分析旨在揭示翻译语言和原创语言间的互动关系。在分析方法上，本课题不囿于单一的理论解释，根据需要采用类型学、语义学或认知语言学的解释方法，以实现解释的针对性和充分性。另外，由于研究所用素材具有比较鲜明的时代特征，加之类比分析和历时分析可以相互补充，本项研究意欲突破现有的研究范式，力求充分反映社会、读者和译者/作者对语言使用和语言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