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变化有多种研究路径，如语言生态学、类型学、社会学和语言接触(Hurford et al.，1998；Hichey，2003)。语言接触涉及外来语言对特定语言的影响，是语言变化研究中的重要领域。语言接触分为直接语言接触和间接语言接触。前者的典型环境是双语社会，后者的典型环境是翻译。已有研究表明，这两类接触都属于双语交际，而这又有明显差异。直接语言接触会产生新的接触语言变体(contact language varieties)，该变体为某一语言社团使用；而间接语言接触也就是翻译并不能产生新的语言变体，它只是翻译语言(translated language)，也不是特定语言社团使用的语言变体。(Lanstyák & Heltai，2012)。
按照Lanstyák & Heltai的观点，接触语言变体用来描述(descriptive)，即日常交流信息，而翻译语言用于释义(interpretive)，即只在翻译时使用。这样看来，翻译语言很难影响到目标语。然而，情况并不如此简单，根据Shi(2006)的研究，翻译语言完全可能引发语言变化，尤其是书面语变化。如在香港使用的粤语中就出现语言结构的借用，这种借用来自英汉翻译，是这种低质量的直译将这些结构带入香港书面语。
总的看来，在有关语言接触和变化的文献里，间接语言接触很少受到关注，翻译自然也就不是关键词。而实际情况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翻译对目标语有重要影响。比如，在文艺复兴时期，德国宗教领袖马丁·路德通过《圣经》翻译促成德语新文体产生；法国的安岳借助翻译改良、丰富了法语(王克非，1997)。在中国，近代汉语受佛经翻译影响而演化出了白话新文体(梁晓虹，1992)；而且，在20世纪，现代汉语白话文还在翻译语言的促动下而走向成熟，同时它又制约着翻译语言的变化范围。二者如何相互影响？ 背后的动因是什么？ 这些问题需要通过语料梳理做出回答。
根据王力所言(1989)，“五四”以后，汉语受西洋语法影响，经历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特定词性和句式的使用频率、句法形式严密化，以及分句位置的变化上。这方面的研究关注到了语言的多个层面，涉及词汇、句法和语序，并把英语源语纳入观察范围(贺阳，2008)。长期以来，对汉语欧化的判断主要依赖研究者的自然语感(朱一凡，2011)，研究的素材来源不够丰富，考察范围有限，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明显受到制约；另外，汉语自身对汉语翻译语言的制约作用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二者间存在的动态互动关系需要借助历时语料数据来观测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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