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外宣翻译策略的主要因素

外宣翻译是涉及不同语言、社会文化、国家利益等众多因素的信息传播行为。决定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因素,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既有文本内因素,又有文本外的社会文化因素（已在本书第4章、第5章进行详细讨论）。正如卢小军（2013：85）所说,意识形态、翻译目的、文本类型、读者意识是制约外宣翻译工作者选择翻译策略的最主要因素。

7.2.1.1　意识形态与外宣翻译策略

意识形态是社会和文化的产物。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交际行为,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与制约。从某种意义上讲,翻译的生产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或支配；翻译活动本身又同时在生产着意识形态。因此,意识形态与翻译这一社会实践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关系（王晓元,1999：10）。翻译活动中的意识形态指涉复杂,既指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又指原作者和译者的个人意识形态,亦指特定读者或读者群的意识形态,还指赞助人的个人意识形态或群体意识形态等。因此意识形态涉及作者、译者、读者群、赞助人等一切与翻译过程相关的因素。

实际上,译者的翻译活动不是在真空中进行,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氛围的包围中进行的。安德烈·勒弗维尔（Andre Lefevere）和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著作中指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无处不在,它随时都在影响或左右着译者的思维或行文,甚至连译者呼吸的空气都可能被某种莫名的或无形的（意识形态）力量所操纵（S.Bassnett＆A.Levefere,2001：13）。“翻译并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行为,更不是一种纯粹的文字活动、一种文本间话语符号的转换和替代,而是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在另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环境里的改造、变形或再创作”（吕俊,2002：109）。

在翻译过程中,原文文本所展现的文本意识世界与译者自身所处的意识形态氛围很有可能迥异乃至对立。作为把关人和斡旋者的译者,在遭遇意识形态冲突时,可能不得不摆脱原作意识形态的约束,对其加以删改,以使译文文本符合译入语的社会文化语境,从而迎合译入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实际上在翻译文本的重构过程中,译者往往不可避免地受到自身意识形态的影响和约束,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通过采用一定的翻译策略,通过改写、删减、选择、省略等方式将自己的价值观念、道德信仰等因素融入译文文本。“译者有时是主动地参与其间,有时是被动地随波逐流。无论主观意识所致,还是客观环境所迫,译者总不免对原语文化进行挪用和改造”（孙艺风, 2003 a：8）。

王东风（2003：17）进一步指出：“翻译,从根本上讲,就是向本土文化意识形态输入异域文化的意识形态。对于本土文化体系而言,异域文化的意识形态意味着破坏、颠覆本土文化。”而孙艺风（2003a：8）指出：“翻译的意识形态涉及话语权力,西方文明的先进与强大造就了强势话语,而本土文化的接受政治,由于有意识形态的支撑,同样具有话语抵制的权力,并通过译者反映到翻译的操作中……”显然,翻译是本土意识形态与异域意识形态直接交锋的平台。姜海清（2007）提到,为了迎合译入语读者的主流意识与趣味,或者为了使译作与接受国的文化、习俗相一致,或者为了迎合社会伦理道德和维护整个译语意识形态系统的稳定,译者往往受本土意识形态影响对原文文本进行改写,包括改变原有的词序、话语顺序、逻辑结构等,即用归化的手法对原文本或删或添或改。

目前我国外宣翻译的任务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向世界介绍中国特色的国情风貌、文化传统、伦理道德、政治主张、社会现状等等,即我国主流的意识形态。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西方文化不同的主流意识形态势必会产生摩擦与冲突,或遭到本土文化的抵制。胡芳毅、贾文波（2010）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单纯靠语言层面的操作是不能化解这一矛盾的,意识形态必须介入。勒弗维尔也认为：“若语言学的考虑与意识形态和/或诗学性质的考虑发生冲突时,总是意识形态和/或诗学胜出。”（Lefevere,2004：39）

因此,在外宣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有意识地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来传播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比如采用异化策略、音译或者译释并举的手段进行翻译。同时,“外宣翻译不能不顾及译入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观,不能不顾及目的语受众的接受心理,不顾对象强行输出、把国内盛行的那一套宣传方式强加给国外读者的做法显然是行不通的”（贾文波,2010：25）,因而适度采用归化策略、增译或减译或编译或改译等手段以顺应译入语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将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7.2.1.2　翻译目的与外宣翻译策略

翻译目的是指通过翻译活动意欲达到的效果。人类因思想和文化交流的需要产生了翻译活动,可见,翻译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目的性,为满足某种需要而存在。正是通过翻译活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们才得以顺利地进行沟通和交流,并在相互沟通和交流中增进了理解和感情,促进了自身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外宣翻译更是一种目的性明确,政治意图很强的应用型翻译。向世界说明中国,发表中国的观点,传播中国的文化,树立良好的中国形象是新时期我国外宣翻译的根本目的。外宣译者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实现译文预期的文本功能,即使译文符合译入语的交际环境和译文读者的需求,进而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

在翻译过程中,外宣译者所采用的各种翻译策略都直接服从并服务于外宣翻译目的。“如果把翻译视为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传播活动,我们就要重视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交际功能,把关注点从原文转移到目的语文化与目的读者身上。译文的形式、翻译策略与具体的翻译方法,都是取决于翻译目的与译文功能的”（张美芳,2004：98）。实际上,“译者进行翻译活动,都是为着一定的目的的,其动机将有形或无形地始终影响着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选择与取舍”（许钧, 2004：55）。

因此,为实现译文的预期功能和翻译目的,译者在处理原文语篇时,可以结合特定情况采取归化或异化翻译策略,增、删、补、改等方法,强化或弱化等手段。因为,“功能目的论将原文仅当作译者使用的各类信息之一,完全推翻了把译文与原文对等作为翻译第一标准的地位。译者只能从原文中提取其认为符合译文交际功能的信息,而非对等理论所期望的,提供完全对等的信息”（张沉香,2008：23-24）。换句话说,即便在译文中出现个别与原文的偏离,只要能够在整体上忠实传达原作的意图和功能,在译文读者中能产生类似原文的译文预期效果,就不失为一种成功的翻译。

7.2.1.3　文本类型与外宣翻译策略

德国功能学派凯瑟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ss）借鉴了卡尔·比勒（Karl Buhler）对语言功能的三分法,将文本类型分为信息型（informative）、表情型（expressive）和操作型（operative）三种类型,并指出文本类型决定翻译策略。赖斯认为,理想的目的语文本应该是：译文的目的在概念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方面与源语文本是等同的。文本的主导型功能取决于原文,它是判断译文功能的决定性因素。原文的主要功能决定了翻译的方法,换句话说,具体文本决定具体翻译方法。一篇文章可能同时具备几种功能,但总有一种处于主导地位,能否传达原文的主导功能是评判译文的重要因素。她认为目标文本的形态首先应该由目标语境中所要求的功能和目的决定,目的随接受者的不同而改变（Reiss,2004：31-48）。

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根据比勒的语言功能学说,在赖斯的“信息型”“表达型”和“操作型”三类文本的基础上,重新将各类文本体裁划分为“表达型文本”（expressive text）、“信息型文本”（informative text）、“呼唤型文本”（vocative text）三大类。纽马克指出,语言的主要功能表现为表达型（即主观型或“我”型）、描述或信息型（“它”型）以及呼唤、指示或诱劝型（“你”型）三大类型,而语言的应酬、元语和美学功能则为次要功能。并且,所有文本都具有上述三大主要功能的一些综合特点。纽马克按体裁将“严肃文学作品、官方文告、自传文学、私人书信”等纳入“表达型文本”；将“自然科学、科技、工商经济”方面的“读本、报告、文件、文书”等纳入“信息型文本”；“通告、说明书、公共宣传品、通俗作品”等体裁则纳入“呼唤型文本”（Newmark,2001 a：40）。纽马克指出,在翻译以文学作品、私人信件、自传散文等表情达意的表达型文本时,要遵循作者第一的原则,要以原作者为中心,既要忠实原作者表达的思想内容,又要忠实原作者的语言形式和风格。而以广告、通知、报告、旅游宣传手册以及技术资料等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属的信息型和号召型文本更加强调文本的“真实性”和语言外部的现实,号召读者去行动、思考、感受并做出反应。因此,在翻译时应强调以“读者为中心”,注重读者的理解和反映。纽马克认为,文本的翻译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文本的交际功能（当然还包括翻译目的、作者意图、读者层次等因素）,文本功能类型不同,翻译目的亦不一样,其策略也相应随之变化（卢小军, 2013：98）。

赖斯的文本类型论和纽马克的文本功能分类说对于外宣翻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外宣翻译工作者首先要确定原语文本的文本类型和主要功能,然后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卢小军,2013：99）。对于政治文献资料,比如政府工作报告、白皮书,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等“表达型”文本,我们建议用“语义翻译”的手法尽可能地使用贴近原语的句法、语义结构将原文语境意义准确表达出来,以彰显文本的“个性”。贾文波（2004b：65）指出：“既要突出文本的‘表达型’要素特征紧扣原文、用词谨慎、中规中矩,又要吃透原文精神适时变通,使表达准确达意,通顺易懂,切忌主观臆断、望文生义,不讲分寸甚至随意篡改。”因此,对于这类严肃的政治文献翻译,译者必须坚持高度的“信”与“忠实”的标准,对原文不能任意删减或增添,更不能任意改写或离开原文自由发挥。

对于旅游资料和公示语等“呼唤型”文本,应注重突出译文的“呼唤”功能,用符合译语规范和文化标准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原文意义,使译文尽可能取得近似原文的读者效应。翻译应力求在内容上准确传达原文信息和功能,形式上又符合译语规范和文化标准,语言上要使用能被译语读者普遍接受的语言。

对于新闻文本等“信息型”文本,我们应该突出文本功能,保证译文信息传递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为此,译文语言必须客观准确、明白易懂并具有可读性,从而保证译文读者基本上能从译文中获取相关信息。

对于旅游资料和公示语等“呼唤型”文本,以及新闻文本等“信息型”文本,我们可以采用“交际翻译”策略,即如张美芳（2005a：75）说的：根据目标语的语言、文化和语用方式传递新闻文本等“信息型”文本的翻译信息,而不是尽量忠实地复制原文的文字。译者在交际翻译中有较多的自由度去解释原文、调整文体、排除歧义,甚至是修正原作者的错误。

必须指出的是,大部分文本都是以一种功能为主而兼有其他功能。在外宣翻译实践中,为了既能准确充分地传递原语信息,又能为目标语读者理解、接受甚至喜闻乐见,需要灵活地使用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策略,以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

7.2.1.4　读者意识与外宣翻译策略

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A.Nida）提出的“动态对等”,是指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等同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译文质量的检验是建立在译文读者对译文的理解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理解的比较之上,而且,只有译文被译文读者理解,才能最终衡量译文是否正确和恰当（Nida,2001：86-96）。诺德把译文效果和读者效应视为翻译的首要准则。他指出：“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接受者”,“文本只有被接受者理解并且要让他们理解才有意义”,因而必须重视译文读者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对译文的“期待”、“感染力”或“社会知识”以及“交际需要”等因素（Nord,2001：12, 31）。

换句话说,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必须加强读者意识,即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对译文的期待、社会知识以及交际需要等,才能生产出符合译文习惯,符合读者期待的译文,使译文的效果与读者的期待相吻合。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交际活动,译者应该根据客户或委托人的要求,结合翻译的目的和译语读者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源语文本信息的选择、翻译策略的运用以及译文的表现形式。

从外宣翻译角度而言,读者意识可理解为译者在外宣翻译过程中以对译入语读者（受众）的关注、认识和了解为指导而进行自己的实践活动的意识。陈小慰（2012：94）指出：“受众理应成为翻译行为关注的焦点。原因很简单：现实生活中,翻译的根本在于影响受众,翻译目的的实现有赖于受众,有赖于受众对译者和翻译话语认同、信奉和在此基础上改变态度或采取行动。”

在翻译过程中,外宣译者的读者意识促使译者采用编译策略。因为“编译的整个过程是以译语语境中的读者为导向的,特定读者的需求是促使译者采取编译的行为的最大动力。不同的读者文化背景不同、生活阅历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就会产生对译本的不同需求。原文是写给原文读者看的,符合原文读者的文化语境,被原文读者接受。现在原文被进口到了另一文化语境,读者不同了,译者在翻译时就需要定位好译品面向的特定读者群,在消化吸收原文的基础上,需按特定读者群的阅读预期来从事编译活动,才能满足特定读者的特定需求,译文才能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张永中、杨春燕、夏方耘, 2008：147）。

比如,外宣材料中经常出现套话、官话、空泛话语,为了便于西方受众理解和接受,外宣翻译时可以采取编译策略进行增删补改。如果原文语篇中的风俗习惯、文化概念等对译文受众来说难以理解,译者就应站在译文受众的立场上,通过“译+释”并举策略为他们提供相关的背景知识,解释一种文化中独有的事物,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扫除他们阅读和理解的障碍,提高信息传播的清晰度。如果同一意图在原作与译作语篇中的表现形式不同,译者就需把握汉英两种语言的社会、文化差异,结合考虑社交语境,顺从译文读者的文化习惯,选择语用翻译策略,不仅要准确传达原文的语义信息,同时将原作意图和交际信息准确再现于译文之中（卢小军,2013：102）。

张允、朱章华（2005：8）指出：“译文的潜在读者是译者翻译实践的目的对象。译者为了充分实现其翻译目的和价值,就必须关注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期待视野,从而决定相应的翻译策略。因为读者的阅读活动是翻译活动的最后环节,也是翻译目的最终能否实现的关键。”

在现阶段外宣翻译中,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要让外国受众理解中国故事,听得懂中国的声音,必须充分激起外国受众的兴趣、满足外国受众的需求、解答外国受众心中的疑惑,才能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