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的汉文体

1）江户初期的文章论

除平安时期汉文化的影响外，日本文章史上另一个研习汉文的高潮就是江户时代。与平安时期相比，江户时代的思想价值观左右了这一时期的文体类型，偏向重视文章的抱题及布置结构，而不是一味追求文章的华丽辞藻。

时至江户，与朱子学的兴盛相呼应，转而信奉以彰显道德为价值观的文章理念，先秦两汉的文章以及提倡复兴古文的韩柳文章越来越受到尊崇，而骈文则遭到了全盘否定。

贝原益轩在他的《文体论》（《自娱集》卷四）中将文章分为儒者之文和文人之文加以论述，认为前者以实质明细为宗，后者以华丽巧饰为务，故前者胜出，并认为日本自古以来的文章皆“道を論じ事を記するの精細質実をなして作るにあらず”（同上，卷二，〈本邦文论〉）而予以否定，务戒不能拘泥于旧习。对他们而言，经史为第一义，而诗赋文章由于忽视了人的本性，故而只不过是闲暇时学习的对象。

基于这种文章观而展开的具体论述就是藤原惺窝的《文章达德纲领》。其中心大意如山县周南在《作文初问》中所评价的那样，“篇法、章法、起結、補叙、過接、照応、起伏、凡ソ一篇ノ文字縄墨ヲヒキ寸法ヲアツルニ其次第文明ナリ。是韓柳以後ノ文法ナリ。”大体为论述文章的体段（文章构成的布置组织）和文章的种类。

《文章达德纲领》依据元陈泽会的《文章欧冶》将文章的体段分为起、承、铺、叙、过、结六体。分别为“起は下文を起こすべきもの、承は起句を承けてその意を疎通させ、鋪は承の略義を敷衍するため故事を用いて事理を強調し、叙は承の実意に沿って叙述し、過は直接に前文の趣旨に関係しない内容を挿入して文を転じ、結で起句の意に立返って引締め題意に適うことを要する”，并指出无论文章大小增减如何，起结必为难事之作法，总之，文章写作上最为重要的就是首尾呼应，有起有伏，脉络通畅，合乎题意。这种观点成为江户时代的汉文中起主导作用的文章论。

2）古文辞学派的文章论

江户时期的文章观因提倡古文辞学的荻生徂徠的出现而为之一变。徂徠自接触明代的李攀龙、王世贞的文章后极力提倡古文辞学。李、王的崇尚的是文以秦汉、诗以汉魏盛唐为范的古典主义，主张照搬古典词句为己文章所用。因此，其文章不免拮屈难解，但同时也不能否认通过其文章能直接把握原典文章的益处。荻生徂徠认为欲明中国古代先王之道，若不通过其载体之语言则不能如愿，为此必须研习古人言语（他称之为古文辞）。因为他认为中日语言体系不同，如依赖和训读文，则难以把握住汉字助字和同音异义字的意义、汉文的文脉及语势，认为作为学者的必要条件就是修习中文。并为其弟子制定学问之法：

まづ崎陽の学（中国語）をなし、教ふるに俗語をもつてし、誦するに華音をもつてし、訳するにこの方の俚語をもつてして、絶して和訓廻環の読みを作さざる

（《訳文筌蹄》初篇卷首）

他认为凡作汉文文章，最当戒备的是和字、和句、和习三者，其弊端源自旧有的对汉文颠倒环回的读法。概而言之，徂徠在日本文章史上留下不小的功绩，这一点就连对他学说存有异议的那波鲁堂在谈及日本文章变迁时也说过：

然レドモ漢魏以上ノ古書、日ヲ逐テ板行シ、詩文ノ章句語字、和気和習ヲ避クベキニ心ヲ用ヒ、詩文ノ法一変シテ俗気少ナク、和訓ニ迷ハズ、目ト心ト相謀ルト言コトヲ、挙世ノ学者ノ知リタルハ、徂徠ノ功誣ユベカラズ。

（《学問源流》）

3）江户后期的文章论

江户后期，徂徠取李王之说、模拟转用古文的主张受到众多学者的非难和攻击，他们把这种文章观念评价为“その文を為るを観れば、すなはち古人の成語を抄りて、これを聯綴するのみ。文理属せず、意義通せず”（太宰春治《文論》第二篇）。

当时的学者提倡初学者作译文和“覆文”，所谓“覆文”就是先将汉文译成日文，然后在还原为原文。下面就以《徒然草》第88段的“覆文”为例来对比一下南郭、宇野明霞、北山的文章，从这种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同一内容的汉文中表述方式繁简所产生的文体差异。

（原文）或者、小野道風の書ける和漢朗詠集とて持ちたりけるを、ある人「御相伝、浮ける事には侍らじなれども、四条大納言撰ばれたる物を、道風書かん事、時代や違ひ侍らん。覚束なくこそ」と言ひければ「さ候へば1こそ、世にありがたき物には侍りけれ」とて、いよ＼/秘蔵しけり。

○一痴人珍二襲朗詠集一。称、是野道風筆。或問、此集四条亜相所レ選。野公乃為二数世先輩一。得レ無二年時相睽一邪。其人曰、是乃所二以為一レ珍也。

（南郭《大東世語》卷五）

○小野道風能レ書、多声籍甚。人無二賢愚一、皆知レ宝二其書一。有下一人蔵二道風書一者上、愛重甚而其所レ書乃大納言公任所レ集詩也。蓋道風卒レ於二村上上皇康保三年一而納言生焉。於レ是人或二謂レ之曰一。子之蔵レ之、必有レ所二従来一。然道風之与二納言一非三其生不二相及一乎。輒曰、固然唯其然。故可レ貴已。不レ然未レ足レ以二為奇一也。秘レ之益甚。

（明霞《明霞先生遺稿》卷七）

○某生云、余家有二朗詠集一全部皆属二小野道風筆一。実為二希世之珍一。出以夸レ人。或曰、此集者藤公任選也。公任之生也、道風既没矣。然則道風決無二可レ書レ此之理一。生也必有レ所レ承。然窃恐無レ謬乎。生敖然曰、決無レ可レ書之人而書レ之。此其所三以為二希世之珍一也。愛二重之一益固。

（北山《作文率》卷二）

由于古文辞学辞句简洁，崇尚义理深长，最嫌文章繁冗，因此常常作文时尽其所能简约。以上对比显示，南郭的文章取原文大意，不拘泥于一字一句，接近于意译。明霞的汉译目的为以资闲暇之谈笑，故加进原文未见之事，并附记自己的感想，标注训点以助读者的理解。与此相对，北山则忠实于原文，未予增减。以上的汉文虽然基于同一原文，但各自的文章表达都不一样，反映了三人不同的文章观。

由于汉文的写作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和训练，所以除一部分知识人以外，对于一般的人来讲确有一定的难度。并且由于假名的创造和应用，各种文章遂可以改用假名书写，而汉文对日本人思维感情的表达确有颇多的局限，因此，只能用在有限的领域里。这也是日本文章史上轻视汉文的原因。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日本的汉文无疑也出于日本人之手，毋庸置疑，也对假名文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日本中世纪的军记物语和记行文等汉和混合文、江户时代的徘文和读本等文章就是深受汉文影响的代表。

但正如大曾根章介所指出的那样，“日本の漢文はよい星の下に生まれなかった。幾多の変遷を経た末に、やっと到達した漢文全盛時代も、それを謳歌する間がなかった。”伴随着明治维新时西洋文化流入日本，“人々は争ってそれに傾倒し、長年にわたって尊敬し模倣し続けて来た中国文化を、弊履のごとく捨てて顧みなくなってしまた。明治時代にも秀れた文章家が登場し、種々の文章論が著されたが、ほとんど忘れられている。長い間作られて来た漢文も時代の趨勢に勝つことができず、燭火の滅するごとく何時の間にか姿を消して行ったのである。”（大曾根章介1977：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