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政策平行落实的历时梳理与共时创新

双语政策平行落实的历时梳理与共时创新

一、党中央双语政策的重要意义

在21世纪新的历史阶段，在世界民族宗教问题纷争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中国作为拥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的多人口、多语言大国，学好各民族的通用语和民族地区的民族语，不仅是繁荣民族自治地方文化的需要，也是助推民族地区高效交际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加深民族间感情交流、增强民族凝聚力、保持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使一方多民族土地长治久安的需要。

2008年西藏拉萨“3·14”事件和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之后，民族间语言的自由交际和感情的通畅交流问题更是摆在了政治维稳和治国安邦的重要议事日程。中华各民族间双语畅通成了中国语言之大事，也成了民族地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和经济兴边富民、文化事业繁荣的“立交桥”和大纽带。正因如此，中央领导和中央文件三令五申地提及双语问题。可见如今双语不仅是语言之学术，而且也是敏感之政治。2010年5月17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要贯彻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到2012年基本普及学前两年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本民族语言文字为辅的双语教学，并加快对少数民族中小学生实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加快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双语教育步伐，加快解决新疆特别是困难地区中、小学校双语教学师资短缺问题，到2015年基本普及双语教育。”^[1]温家宝总理也在中央新疆工作会议上作了更具体的双语指导:“发展双语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从启蒙教育抓起，要加快解决学前幼儿和中小学双语老师短缺问题。大力开发双语教育教材。”^[2] 2010年6月29日，中共中央中发[2010]1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贯彻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在西藏、新疆等民族地区基本普及双语教育，加强双语师资队伍建设，积极稳妥推进民汉合校。”在该文件下发前的中央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的会议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曾具体指出:“加强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宣传，把党和政府的声音送到千家万户。”^[3]周永康同志也在讲话中指示，要“免费赠送一批优秀的双语出版物”。

上述中央领导的讲话和中央文件的下发，说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民汉双语工作和在边疆民族地区落实双语政策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中央对西藏、新疆等民族自治地方加快双语进度，加强民族团结和感情凝聚的极大关心。从中也可看出，当今中国民族地区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中的双语问题已不仅是语言交流的小事，而是推动中国广大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及文化和谐与互动发展的大事。双语政策的全面深入落实，会带来世界民族宗教纷争、民族分裂势力上升背景下的中国多民族感情的加深和中华民族均衡和谐的科学发展，进而带来中国大地上的长治久安。

二、历史上双语政策的成功所带来的国泰民安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历史上中原华夏人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广泛交流接触，都是有过互学对方语言的双语传统的。有些民族如北魏时的鲜卑人，西域绿洲城邦古国及喀喇汗朝和高昌回鹘时的粟特人，清朝时从东北沈阳西迁到新疆伊犁的锡伯人，从内蒙察哈尔迁到新疆博尔塔拉的蒙古人，都是能说多语的。[4]

中原华夏人从先秦时代起，就有陆续迁徙北方草原和东北白山黑水一带说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中从而定居的，他们保存了母语汉语，也学会了当地的民族语，以至成为“以假乱真”的回鹘人、蒙古人、女真人等。此外，中原汉人也因唐代黄巢起义、南北朝十六国北方游牧民族相继建国中原，还有辽、金、元、清的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魏晋南北朝以后，大批汉人陆续南迁到江西、广东一带，其中另有一批人又继续南迁至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南洋诸国，学习了汉语的另一方言而成为双言人。例如唐朝派陈元光将军到闽南，封他为开樟王，陈元光带家族从山西长治到河南信阳，从信阳又到福建，建樟州郡，他带头让自己及家族学会了当地土语(闽南话)，成为与当地土著人关系十分融洽的双言人；另一方面，留守中原的汉人与契丹、女真、蒙古、满洲人频繁接触，交流通婚，文化浸润，语言也经历了双语阶段，最后融为一种以汉语为主并有北方民族语成分融进其中的新兴北方官话。历史上成功使用双语带来民族团结、国泰民安的事例举不胜举，本文仅以历朝历代国王或皇帝带头使用双语，深入交流感情、团结兄弟民族的事迹作一例释。

北魏是一个由鲜卑人统治的多民族国家，孝文皇帝为了团结汉族等兄弟民族，自己带头学习汉语、推广汉语。因此不仅国家一派丰收景象，而且也使乐府诗创作大繁荣，出现了描写大漠草原草茂羊肥的“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千古佳句。

北魏为了亲和中原汉文化，又把首都迁到洛阳，使鲜卑人的汉语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辽代契丹国王把北京定为南都(遗址在今天的北京中山公园)，使契丹人营造了契丹语和汉语双语的民族和谐环境。金代女真国王把北京定为中都(遗址在今天的北京北海公园)，女真人从此在从东北松花江边的阿城到中原河南开封一带的北中国国土上，赢得了地域辽阔的女真语、汉语双语环境；儒家经典的女真语翻译使汉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道德观念深入女真朝野上下之人心，使汉文化得以在女真百姓中有效传播。西夏是由南方说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西羌语支的党项人迁到朔方而在今塞上银川(古称兴庆府)建立的民族政权，从开国鼻祖李元昊到历代西夏国王都实行了西夏语和汉语并学并用的双语繁荣政策。不懂双语带来党项人与汉人的交际不便、感情不通，成为西夏国两大民族的共识。比如党项人骨勒茂才编写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一书，就强调了不通双语所带来的弊端:“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5]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大统一中央集权国家，作为蒙古族的统治者，忽必烈入主北京大都，首先重现双语教育，针对蒙古族人学汉语的热情远比汉人学蒙古语高的状况，他大批提拔通晓蒙古语的汉人，并在北京国子监创建了民汉兼通的双语高等学校。这样，既使汉人了解了很多元蒙文化，又使蒙古人在尊儒兴学中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有了更深入的把握。

明朝在元代重视双语的基础上首建了四夷馆，从边疆各地少数民族中选拔精通民族语和汉语之士，并把他们调入北京，成为双语通事(翻译)，一方面做口语翻译，更重要的是翻译汉文献和少数民族文书。为了能留住这些少数民族双语人才，明朝还从长远考虑，在北京为他们买房、置地，并为他们买了墓地，使他们能长期、持久地永居北京，进而带来了大明王朝的多民族文化的繁荣。

清朝全面继承明制。清廷为打消对少数民族的轻视之称，把明代遗留下来的“四夷馆”改成“四译馆”，淡出了“夷”的少数民族轻视语之嫌。清朝作为满族统治者的中央集权，自始至终高度重视满汉双语的平行发展，不仅如此，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都是满、蒙、汉三通的多语者，为各民族广大官员和知识分子树立了践行双语的榜样。康熙皇帝除会讲以上三种语言外，还学会了英语；乾隆皇帝除精通以上三种语言外，还会一些维吾尔语，他的太傅(老师)又是藏族，因而他又会藏语，他的“多语通”才能对部下的积极影响是可想而知的。清帝是为各民族的感情交流和长治久安着想而这样苦学双语乃至多语的。乾隆皇帝到河北围场带蒙古族王爷打猎后，就是在承德避暑山庄蒙古包内与王爷们共吃蒙古饭，并用蒙古语与蒙古族王爷们交际的。到了清代中后期，满语的使用范围逐渐缩小，为了挽救满汉双语并行使用的局面，嘉庆、道光皇帝更是加大了对懂满语的汉人提拔官位的力度。

历史上各民族各朝代实施双语(含双言)的成功经验证明，少数民族统治阶级学习汉语，汉族上层学习少数民族语或当地土著语，并不完全是为了交际的需要，而是因为双语者也是传达民族感情的使者。从历史上双语推行的经验可以看出，交际工具和感情纽带是双语“钱币”的两面功能，凡是双语实行得好的朝代或地区，民族间就比较和睦，经济文化也比较繁荣。

三、西藏、新疆双语政策推广程度的不同所带来的不同效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也给各民族在互学对方语言，形成多语互动交流方面提供了宽松、温馨的双语平台。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以民族平等为核心的双语政策深入人心，西藏、新疆等说民族语比较集中的民族自治区也开始了行之有效的双语推广工作，从而使民族自治区、州、县的双语使用范围逐渐扩大，军民团结、民族团结氛围也逐渐浓郁。但在同样落实双语政策的西藏、新疆两地，由于方法不同，持久性有差异，60年来也带来了双语沟通和民族团结的不同效果。

1950年，张国华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他要求全军排以上干部都要学习藏语，而且要学会藏语。“军令如山倒”，全军指战员像坚决要拿下战斗中的制高点一样，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战斗精神，终于使每个干部都能熟练地用藏语与当地藏族群众沟通、交往，增进了情感交流。军队中有许多战士也跟着军官学说藏语，见到藏族人会说藏语，从而带动了陆续进藏的内地汉族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及家属等也养成了乐意学藏语的习惯。藏族人民为汉族兵民勤学藏语的精神所感动，加上与日俱增的汉语需要和来西藏诸城市的汉族人的逐渐增多，他们也大都学说、学会了汉语，渐渐地汉藏人民互学对方语言蔚然成风，至今已延续了60年。正因为西藏60年的双语政策落实得好，西藏的汉、藏各民族团结工作也开展得好，即使有达赖集团在印度和国外不断地煽动分裂、搞“藏独”，西藏仍是民族团结占主流，祖国统一、社会稳定占主流，从而给西藏的经济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8年拉萨虽然发生了“3·14”事件，但很快得到了平息，因为真实信息通过藏、汉之间的畅通双语能得到及时沟通，谣言也很难有散发的市场。

1949年，王震将军率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迅速解放了新疆南北疆广大地域。当时进疆的解放军官兵和后来留驻下来屯垦戍边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学习维吾尔语的，就连王震将军本人也学会了一些维吾尔语。王恩茂将军也曾“刻苦学习少数民族语言，能与维吾尔族群众进行简单的交流，使彼此之间的距离一下子缩短”。[6]但遗憾的是，之后新疆的维吾尔语与汉语相互学习的风气并没有持之以恒地坚持下来。“文革”前，兵团汉族指战员跟维吾尔族通婚的还不少，“文革”后不仅维、汉通婚减少，而且互学对方语言的热情也不高。长期以来，强调少数民族学习通用语文的力度大，这固然是正确的，因为通用语文承载了中国先进的科技文化，不懂通用语文就难以就业。但由于落实在疆汉族尤其是在民、汉杂居地区工作的干部学习所工作之地的少数民族语的力度不够，几十年来，形成了少数民族学会汉语的人越来越多，年轻人更多，自己母语也保存了下来，而汉族人懂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及乌兹别克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人却越来越少。以致2009年乌鲁木齐发生“7·5”事件时，暴徒用最简单的民族语来试探，汉族人都不能听懂，结果酿成杀身之祸；抓来了暴徒后，但懂民族语的审判法官又极其缺乏……总的来说，新疆60年来民族团结是好的，社会比较稳定，经济也有大跨度的发展。“三股势力”挡不住新疆各族人民热爱伟大祖国、向统一的中华民族凝聚感情的步速，但是新疆60年来双语政策的落实和推广工作比起西藏的双语成功经验来，还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四、对当前民汉双语政策改进的共时思考

由2008年拉萨“3·14”事件和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所启发的民族团结与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之事，使我们不能不重视民族间须臾不可离开的交际与交流思想的双语问题，双语已不是简单的语言问题，而是一种涉及到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祖国统一的政治大事。结合历史上历朝历代双语推广成功的经验和新中国成立60年来西藏、新疆双语政策落实的不同效果，我们对21世纪第2个10年也正好是国家第12个5年计划的开局之时的国家双语政策的改革措施，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为此，笔者认为，国家在当前一定要在重点宣传使用全国通用语的同时，大力提供、开发、创造学习全民族通用语的条件，比如在民族自治区、州、县、乡、村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的村舍，要增加熟通全民通用语的干部和大学生去挂职、去工作的人数，在扩大使用全民通用语的人群和语境的同时，扩大通用语广播、电视、书刊、报纸(尤其是画册、画书)等宣传媒体的辐射范围。还应在民族聚居区、州、县、乡、村扩大双语学校(或民汉合校)，让民族儿童从幼儿园开始全面学习通用语，同时配以广播、电视、录像带、录音机等各种辅助学习通用语的硬件设施，反复、经常、持久地播放，让少数民族学生到上小学前能和汉族学生基本一样，达到能听说通用语没有障碍的程度。

在民族地区大力推广全国通用语的同时，一定要在民族地区大力而持久地开展自治区、州、县主体民族语(比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语、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哈萨克语、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锡伯语)的学习。提倡少数民族父母在家里和自己的孩子讲民族母语，儿童到了上小学时，上民族自治地区的双语学校或民汉混合学校，开始学习本民族语的文字和书面语。应鼓励民族地区的汉族儿童和小学生与主体自治民族的儿童和小学生混合编班，以利互相发挥语言优势，互相取长补短。特别是要鼓励民、汉儿童和中、小学生互用对方语言说话的双语表达方式。在民、汉插班中，相互学说对方母语，这样不知不觉便能互相纠正，每个人掌握双语的速度都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这其中应培养大批合格的双语教师并落实相应的工作生活待遇也是十分必要的。“希望国家加大对双语教学的投入……相应的各地方政府也应该加大这方面的投入，经济财力不行的通过转移支付可以给予支持……我们花一些钱，最后换来的却是各民族的团结和共同的繁荣，那就是整个中国的和谐和进步。”^[7]与此同时，在民族自治地方，要维护当地民族语的威信，保护主体民族语的使用积极性，创造条件帮助新迁汉族或外族人学习、学会当地民族语。要借鉴历史上许多朝代奖励、提拔会民族语的汉官的成功经验，经常表彰、重奖真正能听说读写译自治地方民族语的汉族干部或群众。因为笔者长期在新疆挂职及西藏讲学的经历使自己深知，一个出身于人口较多的大民族之人，要想学好学会一个少数民族语，是需要付出艰辛努力的，并且需要有一种民族感情或国家使命感。无论是汉族人还是少数民族(特别是干部)，他们若能熟练运用民汉双语，又能在当地维护地区稳定及加强民族团结方面有过双语工作突出贡献的，一定要大力提拔。历史上的经验一再证明，这种鼓励、奖励、提拔是有神奇效果的，今天也不会例外。

历史已进入了21世纪的第2个10年，也是国家实施第2轮西部大开发的开首之年，又是国家第12个5年计划的开局之年，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期，保证民、汉杂居地区的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增强各民族凝聚力、增加各民族维护祖国统一的自觉性、增强各民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感和自豪感是至关重要的，它是东、中、西部地区平衡发展，科学发展，民汉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政治保障。而要想使民族团结巩固持久，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以及使“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的思想深入人心，落实党中央的双语政策和精心打造并实施双语工程，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桥梁工程、纽带工程和政治工程。[7]

西部大开发，教育要先行；教育要跨越，双语要先行。愿党中央的双语政策和切实可行的双语工程，伴随着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教育在民族自治地方广泛持久地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进寺庙、进到各民族的千家万户，为巩固和发展中华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为实现各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http://www.xinhuanet.com/chinanews/2010-05/21/con.tent_19849101.htm.

[2]温家宝.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http://www.xinhuanet.corn/chinanews/2010-05/21/con.tent_19849101.htm.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中发[2010]11号文件，2010-06-29.

[4]赵杰.新疆蒙古族语言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

[5]史金波.中国历代双语文献及双语教育[C]//丁文楼.双语教学与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6]王北会.永远的思念[N].人民日报，2011-03-23.

[7]许嘉禄.在“庆祝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成立三十周年暨马学良双语教育思想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C]//丁文楼.双语教学与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