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81年，巴而福就将《庄子》的部分内容译成了英语，不过这个译本现在已不可见，据《庄子》的第二位英译者翟理斯的评价，似乎很不成功[1]。从翟理斯开始的诸译本，绝大部分附有较长篇幅的序言或导言，由译者本人或者有名望的学者对道家哲学及庄子哲学作总体的介绍——毕竟，对西方读者来说，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与他们所熟稔的文化差别太大，必要的总体介绍，可以帮助读者较为顺利地理解和接受文本的思想，而译者或译者邀请的有关学者为译本撰写的长篇序言或导言，恰恰代表了西方学者对中国先秦总体思想背景以及早期道家文化本身的理解。
一、韦利译本的相关内容
《庄子》译者中，最早将庄子思想与先秦时代背景联系起来进行阐述的是韦利[2]。1939年，他首次出版《古代中国的三种思维方式》（Three Way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古代道家、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在道家部分，他以《庄子》部分段落及寓言的译文，加以组织、连缀和分析，阐明道家的思维方式。
韦利注意到了庄子思想与时代的关系：“如果不参考公元前4世纪后半期中国大地上实际发生的情况，这本归于庄子名下的书中有许多内容将是不可理解的。”[3]因此，在“道家的政治”这部分，韦利以“同时代的事件”（Contemporary Events）为标题介绍了当时的历史。他对所谓的“历史”持谨慎的态度：“关于那一时期的确切知识少得令人吃惊，奇闻轶事和想象性叙述却很丰富。这些传闻被轻率地与有缺漏的历史年表相联系，以此得出的结论虽然显得矛盾或不可能，但都被当作历史接受了。”[4]他接着指出，在“最近的研究中”，“通过碑铭等某些证据的查证，成功地建立起了贫弱的事实框架（A Meager Outline of Fact）”[5]。他提醒读者，我们现在所知的历史框架虽然基本可信，但对其中的细节却不得不加以小心。
韦利以魏国为主要的参照国，叙述了当时各国之间相对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文化状况。他从魏国受到邻国的侵扰开始，讲到秦国的崛起以及其他各国之间的势力变动，列举了时人对时势的不同判断及对策，叙述了秦“吞并天下”前夕各国之间复杂的军事外交策略。韦利认为，当时各家的思想主张与复杂的时势有着直接关系，在各国的混战和争斗中，各家都认为只有自己拥有治理天下的良方。面对这横扫中国大地几百年的进攻与防守（Marches and Countermarches）、契约与诡计、无谓的杀戮及毁灭，庄子为大家讲述了一则寓言：
戴晋人曰：“有所谓蜗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君曰：“噫！其虚言与？”曰：“臣请为君实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穷乎？”君曰：“无穷。”曰：“知游心于无穷，而反在通达之国，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达之中有魏，于魏中有梁，于梁中有王，王与蛮氏有辩乎？”君曰：“无辩。”
这就是《则阳》篇中的“触蛮之争”，它以《庄子》一贯的夸张和讽刺描述一个可笑的场景：两国相争，以致“伏尸数万”，胜者犹不肯罢休，更要“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而两国的疆土和战场，却只是在细弱的蜗牛触角上！庄子以此影射战国时期中国大地上各国之间异常激烈的势力争斗，指出现实的争斗与触蛮之争并无二致。韦利借这则寓言直观而风趣地表现了庄子眼中土地纷争的无意义，反映出道家的追求超越了苦难的现实，达到了“知游心于无穷，而反在通达之国”（《则阳》）的精神状态。换言之，道家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纠缠于问题本身，而是超然游离于问题之外，这与儒家、墨家、法家等直面现实生活与政治的主张，在指向上完全不同。
二、葛瑞汉译本的相关内容
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英国汉学家葛瑞汉在他的英译《庄子》中也分析了先秦时代这一大背景，但他不是从历史出发，而是以思想为本。他认为从孔子到秦统一之间这段时期是中国哲学“最富创造力”的阶段。“政治的分裂、社会的激进、技术的进步”等因素不仅颠覆着周朝的宗教信仰、道德律令和政治制度，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道？”[6]这个“道”，王国可以用来规定秩序，个人可以用来引导生活。葛瑞汉在“道”的总问题下区分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和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的不同立场，他认为正是儒墨之争使庄子明白：“道德家们从不同立场进行争论，根本无法达到一致”，正是儒墨之争催生了庄子“不妥协的道德相对主义”（Uncompromising Moral Relativism）[7]，从此不再参与争论。葛瑞汉还分析了庄子与杨朱的异同：两者都重视健康与和平，轻视世俗的成功；不过庄子未限于此，他“还追寻哲学——这可能是他的思考背后最深的推动力——因此没有把自己囚禁在自我与求生的焦虑中，而在命运之易变与死亡之必然之间得到调和”[8]。
显然，葛瑞汉与韦利对庄子与道家的分析有不同的侧重点。韦利以宏大的历史现实为庄子的舞台背景，认为庄子代表了道家“逃离乱世，寻求精神寄托”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其实是一种逃避；葛瑞汉却以当时各家哲学争论为庄子的思考基础，指出庄子存有不同于别家的哲学层面的寻求，并分析了庄子哲学的独特性、必然性以及意义所在。葛瑞汉不同于韦利的视角，反映出西方汉学界对中国文化的思考，走过了历史的表面，到达了哲学思想的内部。
三、梅维恒译本的相关内容
1994年，梅维恒译本的译序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明显表现出对韦利与葛瑞汉意见的综合，认为“要了解该书的编撰性质，就要熟悉其成书时的历史背景和学术潮流”[9]。译者在“历史语境”中简要介绍了周朝的历史，指出那个时代“动乱和机会并存”的特征；而就学术而言，它又是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最活跃”的时期[10]。梅维恒首先介绍儒家，称孔子为“道德的绝对主义者”，这让人想到葛瑞汉对庄子的称呼——“道德的相对主义者”。梅维恒认为孔子“为中国社会政治思想定下了保守而非进步的主流特点，直到本世纪（20世纪）仍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有深刻的影响”[11]。这一评价一方面指出了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主流地位，另一方面又似乎表现出对儒家的轻微指责，认为儒家应该为中国文化的“保守而非进步”负责。梅维恒对墨家也表现出巨大的兴趣，他不仅指出墨家思想涉及了宗教、哲学、政治、伦理等各方面的问题，还指出《墨经》包含多种科技主题，暗示墨家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先进之处。值得一提的是，梅维恒还称墨家好像是“有严格部署的民粹活动家和理论家”（Populist Activist and Theoretician of Rather Dour Disposition）、“好战的和平主义者”（Militant Pacifist）[12]，与斯巴达人有相似之处；认为墨家思想与古希腊哲学，尤其是斯多葛派（Stoics）多有可比。梅维恒也提到了杨朱学派，认为这一派不过是努力不使自己卷入政治纷争，追求自身天性的完好无缺，追求幸福，因此不该称之为“自我主义者”（Egoist），而应该称之为“享乐主义者”（Hedonism）。梅维恒还讨论了名家、孟子、荀子的思想。最后，他总结了自己对战国时期各家思想的考察：“儒家感兴趣的是把家庭关系作为政府组织的模范，墨家为社会义务所纠缠，杨朱关心自我保护和自我提升，名家为逻辑问题所吸引，法家强调统治者的地位及国家的进步。而道家与所有这些主张都截然相反，他们认为人类社会与政治不可避免地衰败，因此寻求与道合一，回归自然，就像沉思的寂静主义者（Contemplative Quietists）和隐士（Hermits）。”[13]
梅维恒强调《庄子》的文学价值更高于它的哲学价值，然而其译序中关于先秦历史情况和哲学背景的分析却不比任何其他译本简略，不仅表现了译者对古代中国各方面情况的周到了解，还反映了西方汉学界对于中国思想的不同意见，比如对杨朱的定位。梅维恒还常常将古代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相联系，分析墨家时尤其突出。虽然这种联系只是点到为止，但毕竟体现了一种自觉的东西文化交流与沟通的意识。
梅维恒的分析不仅明显地反映出对之前译本相关内容的吸收，同时也表现了译者自身对先秦时代认识和见解的深化；另外，这一译本还体现出把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进行比照的自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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