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主体性的哲学分析

译者主体性的哲学分析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基础部　田少华　朱紫健

摘要

翻译标准虽是衡量译文的尺度，但由于译文与译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翻译标准与译者的关系问题就十分有讨论的必要了。本文试图在哲学理论的帮助下来分析“忠实、通顺”的翻译标准与译者主体性的关系，探讨译者主体性的确立并是如何得到发挥的。

关键词

译者　主体性　翻译标准

Abstract

Translation criterions are established for judging whether the translated versions are good or not．Since the translated versions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translators，it is quite necessary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ranslation criterions and translators．This paper will try to examine the connection between‘faithfulness and smoothness’and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with the help of the theories in philosophy aiming to find how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s established and how it works．

Key Words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translation criterions

一、引言

主体性问题在哲学界已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了。早在十七世纪，西方哲学家笛卡儿就明确的提出了人的主体性问题。后经过康德的推进，黑格尔发展，到胡塞尔转向主体间性的研究。但是在国内翻译界，对主体性问题的研究却只是近十几年才兴起的。可以说翻译主体以及与之相关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是目前翻译研究的新课题。

目前有不少学者开始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翻译主体——译者的主体性问题及与其相关的翻译主体间性问题。这些研究中，有的跨学科分别从哲学、语言学、文学等角度界定和分析译者主体性;有的运用翻译学理论，在讨论作者、原文、译者、译作和读者关系的过程中分析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和表现;还有的对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进行了探讨。这些研究加深了翻译界对译者主体性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尝试借用哲学中关于客体与主体辩证统一的观点和有关主体与主体性的论述来分析一下翻译标准与译者主体性的关系。

二、客观与主观的辩证统一

在客体与主体关系问题上唯物主义者已与唯心主义者争吵了两千多年。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客观世界制约和决定主观世界，主观世界通过实践能动的反映客观世界，并能动的改造客观世界(旧唯物论认为主观世界是对客观世界的消极被动的反映，否认主观对客观的能动作用)。主体在实践活动中既要改造客观世界，又要改造主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而唯心主义则认为，主观世界决定客观世界，客观世界是主观精神的产物。在此需要指出本文虽同意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但却无意参与对客体与主体问题的争辩。因为无论是何种哲学观点，都对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有推动作用。同样，无论是借用何种哲学观点，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推动翻译理论的发展。如主体性问题的提出者笛卡儿就是唯心论的支持者。

由于本文讨论的是翻译标准与译者主体性的关系问题，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先从哲学角度讨论一下主体与主体性的问题。主体与主体性密不可分。“主体性，是人作为主体的规定性，而不是主体作为人的规定性。主体作为人的规定性称之为人性，而人作为主体的规定性是主体性。主体性最根本的内容是人的实践能力和创造力，简言之是人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性(陈先达，1991)。”这段话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它不仅讲出了人与主体的关系，还讲出了主体性的最根本的内涵。首先，主体与人是不能划等号，只有具有社会性和实践性的人才是审美的主体。其次，主体的最突出、最集中的品质是主观能动性。当然主体性是受客体性的制约。也就是说，主体性与客体性是辩证统一的整体。所以本文在理解主体性问题时强调避免两种极端:一是无视客体的制约性，片面夸大主体能动性;二是过分强调客体的制约性，忽视主体的能动性。

以上我们从哲学的角度讨论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并对主体和主体性进行了界定。下面我们将在以上阐述的哲学理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对本文议题的分析。

三、由翻译标准引出的问题

“翻译标准是翻译实践的准绳和衡量译文好坏的尺度(张培基，1980)。”虽然众多翻译名家和各大翻译门派对此问题都有各自独到、系统、精辟的论述，但只要提到翻译标准，总会最先联想到严复厘定的“信、达、雅”三个字。国内翻译界对严复提出的翻译标准褒贬不一，但后提出的种种翻译标准却基本上是在这三个字的范畴内进行的新发掘。这是因为“信、达、雅”这三个字涵盖了几点公认的标准——“忠实、通顺”。

严复曾解释说:“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公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所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这说明严复主张的“信”是“意义不悖本文”，“达”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尽译文语言的能事以求其意”。茅盾对此的理解为:“信即忠于原文;达即译文能使别人看懂。”

下面我们不妨就“忠实、通顺”这种翻译标准的提法进行讨论。

钱歌川认为，“所谓信就是忠实，就是要恰如其分的把原文的意见，用适当而准确的中文表达出来”不做篡改、歪曲、遗漏、增删;“原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他的语言风格，我们要把它融会贯通，合成一体”。所以，对原文的忠实“不只是对表面的字义忠实，必须对原文的思想、感情、风格、声调、节奏等等，都要忠实才行”。所谓的通顺即如“达”，指译文语言通顺易懂，符合规范，没有逐词死译的现象，没有语言晦涩、佶屈聱牙的现象，没有文理不通、结构混乱、逻辑不清的现象。这其实就是钱钟书的“化境论”，即“不因语言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

如上严复所述:“信”与“达”是统一的。同样，“忠实”与“通顺”也是统一的。但二者也有其对立的一面。早在三十年代，关于此的论战就已展开。当时以赵景深为代表的许多文人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提出“宁顺而勿信”，主张“宁愿错一点儿也要符合中国人说话的习惯”;而以鲁迅为代表的文人则坚持“宁信而勿顺”，为了丰富中国的文法、输入新的外国表现法而主张忠实的传达原作的内容，包括原文的语法结构，认为这样才能做到信。如此这般在翻译实践中这两者常常令译者顾此失彼。如许钧在《我和翻译》一文中谈及在参与翻译那部被称为“不可移植”的巨著——《追忆似水年华》过程中所经历的痛苦时写道:“……尤其那一种唯恐背叛原著的负罪感，使我背负着一个沉重异常的十字架，作品中那长达数十行的‘意识流’连环句式，那声、色、味一应跃然纸上的形象笔触，那妙不可言的隐喻双关，还有那或细腻、或粗犷、或高压的生花的妙笔，岂仅凭兴趣，凭忠实，率而操笔所能传达?亦步亦趋的求文字对应，为两种语言特有的规律与魅力所不容，往往导致貌合神离……”。如何解决“忠实”与“通顺”之间的对立成为一个难解的问题。

其实翻译标准都是针对客体而言的。“忠实”是译文对原文的忠实，“通顺”是译文的通顺。但无论原文还是译文都具有客观存在性。如果再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处于原文与译文之间的是译者。译文是否忠于原文，译文是否通顺都与译者的参与有很大关系。译文中有明显的主体痕迹。这也就是说译文体现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而译者的参与是否是解决“忠实”与“通顺”之间的对立问题的关键?

四、译者主体性的确立和发挥

余光中曾认为:一直以来，“译者生活在原文作者的阴影之中”，译者在读者的心目中无法与作家相提并论。译好了，光荣归于原作;译坏了，罪在译者。如果说，原作者是神灵，则译者就是巫师，任务是把神的话传给人。神的旨意要传给凡人，多多少少要用人的方式委婉点出，否则那神旨仍留在云里雾里。译者介于神人之间，既要通天意，又得说人话，真是“左右为巫难”。由此可见译者的地位是多么尴尬。随着翻译地位的提高，译者的主体性意识开始觉醒，翻译理论界越来越关注对译者主体性问题的研究。目前，国内大多学者都倾向于将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本文在此也同意此观点。但由于对于此问题的论述已经很全面了，故不再做阐述。

我们已经讨论过主体性问题的哲学依据，知道主观能动性是主体性最根本的属性。也知道主体性是受客体性制约的。这也就是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并且译者的行为是受原文制约的。这与前文所提出的“译文体现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不谋而合。现在我们可以用译者主体性这方面的内容来协调“忠实”与“通顺”之间的对立了。译者的主体意识，包括他的世界观、价值趋向、思维模式、认知方式、审美情趣，都可影响他的翻译行为。那么译者又是如何发挥主体意识，协调“忠实”与“通顺”，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的呢?

金圣华结合她的翻译实践与翻译的认识，提出:“译者在早期虽有‘舌人’之称，却不能毫无主见，缺乏判断;译者虽担当中介的任务，却不是卑微低下、依附主任的次等角色。翻译如做人，不能放弃立场，随波逐流;也不能毫无原则，迎风飘荡。因此，翻译的过程就是得与失的量度，过与不足的平衡。译者必须凭借自己的学养、经验，在取舍中做出选择。”

既“承担译者的中介任务”，就是尊重原文的客观性，又不忘译者的“原则与尺度”，就是译者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在此我们找到了一条解决“忠实”与“通顺”对立实现主观与客观统一的理性之路。要做到忠实、通顺，译者必须要对原文有透彻的理解，然后把所理解的东西用另一种语言加以确切的表达。透彻的理解和确切的表达已不是容易的事，如若再把两者比较完美的联系起来就更不容易了。就像金圣华指出的那样，翻译中的“量度”、“平衡”和“选择”实在很难。以中英文为例。这两种语言在词语的处理，句法的应用，篇章的处理方面都独具特色。而且这两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也各不相同。所以译者必须对这两种语言都有透彻的了解和深刻的领会，才可以动笔。小至原文的一个词，大至原文和译文背后的巨大文化背景都是对译者客观的束缚，但同时也赋予了译者巨大的阐释空间。

大多数译者，长期以来都认为在翻译过程中应尽量使自己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不要过多的掺入自己的主观因素，不介入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在翻译过程中，客观、中立的态度有助于透彻理解原文，对翻译活动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反之，过分将主体意识介入翻译活动中，不利于对原文的洞悉，对翻译活动产生消极的扭曲作用。译者的任务不仅是做符号转换，更重要的是进行创造。只有当他有效的控制自己的情感、褊狭，才能进入原作者在创作原作的境界，与之交流，忠实的翻译;只有当他的修养和主体意识进入了相当高的境界，对自然、对自我有一个比较完整、系统的认识，才能在发挥主体能动性时巧妙地将“忠实”与“通顺”糅合在一起，使两者最大限度的实现统一。

五、结语

译者主体性问题是目前翻译理论研究的新课题。本文先从哲学的角度讨论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讨论了翻译标准中“忠实”与“通顺”所体现的主观与客观的对立统一。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忠实”与“通顺”的对立困扰了众多译者。由此我们展开了对译者主体性的确立与发挥问题的讨论。通过讨论我们得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确实是解决“忠实”与“通顺”对立问题的关键。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要讲求“度”，只有这样才会实现译文的忠实与通顺，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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