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看中国翻译理论体系

从《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看中国翻译理论体系

任运忠

（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成都　610054）

摘要：中国具有悠久的翻译历史，翻译理论丰富而精辟。《中国译学理论史稿》广泛收录了从古至今中国译学界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翻译理论，本文根据该书所提供的史料从翻译的性质和目的、标准和方法四个方面论述了中国翻译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独创性。

关键词：翻译理论体系；性质和目的；标准和方法

引言：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掀起了引进国外翻译理论，特别是语言学翻译理论的高潮。国外的翻译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国内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但由于语言学译论的局限性以及翻译理论研究本身的复杂性，曾风靡一时的西方译论在中国译学界渐渐步入了低谷。刘宓庆（1996：6）在《翻译理论研究展望》一文中指出，中国译坛开始进入了一个相对的静寂期，于是一些学者开始回到中国传统译学研究的轨道上来，并期望通过对中国传统译学的挖掘和整理来推动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正如陈福康（2002：iv）在《中国译学理论史稿》引言中所说的那样，要开展翻译工作研究，提高译学理论水平，就必须首先研究中国译学理论史，先摸清“家底”，整理“家谱”，才能图发展。陈福康先生本着这样一种精神，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完成了《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一书，该书共4章，76节，列述了中国古代、晚清明初、民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的译学理论。本文作者从翻译的性质和目的、标准和方法四个方面对该书所列述的中国译学理论进行了重新归类整理。

一、翻译的性质和目的

中国的翻译实践活动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有史可查的最早的翻译活动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集中体现在三次翻译高潮之中，即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以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各历史时期的翻译活动必然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具体到翻译理论中来讲，翻译的性质和目的也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

《礼记·王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醍，北方曰译。（陈福康，2002：3）

“寄”、“象”、“狄醍”和“译”即是中国古代对“翻译官”的称呼，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古人认为翻译的原因是“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而翻译的目的则是要“达其志，通其欲”，即翻译正是因为人们不通异域之言，因而需要译者传达，使其通而晓之。佛经翻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翻译高潮，并且远远超出了“达其志，通其欲”的目的，而是要传达“圣言”，以教化民众。在《法句经序》中维祗难提出“当令易晓，勿失厥义”的观点，以及道安提出“五失经、三不易”都是为了准确地传达佛经的意旨，在中国宣传佛教，弘扬佛法。玄奘深感当时人们对佛经众说纷纭，难得定论，于是决定到西域求法，并花费毕生的精力翻译经书，以释众惑。在《宋高僧传》第一卷《译经篇》的第一篇《义净传》的最后，赞宁写道：

……东僧往西，学尽梵书，解净佛意，始可称善传译者。宋、齐以还，不无去彼回者。若入境观风、必闻其政者，奘师、净师为得其实。此二师者两全通达，其犹见玺文知是天子之书，可信也。《周礼》象胥氏通夷狄之言，净之才智，可谓释门之象胥也欤！（陈福康，2002：39）

根据赞宁在此处的论述，不难看出奘师、净师等人学尽梵书，解净佛意只不过是为了作佛门之象胥罢了。

然而，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以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其翻译的性质和目的则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与“求知”、“求真理”、“救亡”和“启蒙”的时代主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徐光启在《简平仪说序》中有这样的论述：

必若博求道艺之士，虚心扬榷，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以光昭我圣明来远之盛，且传之史册，……自今伊始，越前古，亦快已！（陈福康，2002：54）

徐光启一直积极地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他认为翻译应该“裨益民用”，虚心学习别国的长处，将别国多年积累的科技成果为我所用，并“欲求超胜”，即在科学技术上赶超西方各国。严复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1903年在拟定《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时，他强调“翻译宗旨，理须预定，略言其要”：

一曰，开民智，不主故常；二曰，敦崇朴学，以棣贫弱；三曰，借鉴他山，力求进步；四曰，正名定义，以杜杂庞。（陈福康，2002：114）

严复正是为了尽一个爱国者的天职，下决心以翻译为毕生之事业，为中华之复苏而译书。中国近现代史上像严复这样为中华之复苏而译书的翻译家比比皆是，他们的翻译理论也折射出“开民智，拯救中华”的伟大思想，这些翻译家为中华民族抵御外敌入侵，实现民族复兴大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翻译的标准和方法

在中国翻译理论中关于翻译标准和方法的争论，持续时间最长、意义最为深远的莫过于“直译”和“意译”的争论了，这场争论始于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我国最早的佛经译论《法句经序》集中体现了“质派”的观点，主张“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质派”的代表人物道安从宗教虔诚的立场出发，强调“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即译经必须遵照原文，力求合乎原文原意，不能随意篡改原文，妄加文饰。其实“文派”和“质派”之间并无十分明确的界限，许多大翻译家因此采取了折中的观点，其中以慧远的“厥中之论”最为著名。慧远认为“文”派一味意译，而“文过其实”；“质”派一味直译，而“理胜其辞”。他指出，翻译应该“文不害意”，又须“务存其本”，因此正确的翻译应该“以此考彼”，即互相参照“文”、“质”两种方法，以一种“以裁其中”的方法来完成翻译。中国翻译史上另一场“直译”和“意译”的争论是鲁迅和赵景深等人之间关于“信”与“顺”的争论。赵景深发表《论翻译》一文说：“译得错不错是第二个问题，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倘若译的一点也不错，而文字格里格达，吉里吉八，拖拖拉拉一长串，要折断人家的嗓子，其害处当甚于误译。”（陈福康，2002：114）鲁迅将赵氏的观点归纳为“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观点。鲁迅提出这一观点并不是主张“不顺”，而是为了防止广大的翻译工作者，特别是一些初学者误入“顺而不信”的歧途。他虽然主张“直译”，但他并不反对“意译”，对于一些经过反复推敲，恰到好处的意译他是十分欢迎的。

作为翻译的标准，影响最大的当属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之说。严复认为“信”应该成为翻译的首要标准，但若不达，等于没译。他还认为译者必须“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现其意”。他进一步指出：“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陈福康，2002：107）而“雅”就是要有文采，讲究修辞。对于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之说，许多译论家曾有不同的解释，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其作为翻译标准至今仍被奉为中国翻译理论中的“金科玉律”，足见其强大的生命力。

在中国翻译理论中，傅雷提出的“神似说”以及钱中书的“化境论”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傅雷从中国传统文论和美学的角度提炼出“重神似而不重形似”的翻译观点，强调翻译必须保持原作的精神和美感特征，而不能按字照搬。钱中书的“化境论”将中国翻译理论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所说的“化”，指出了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对于“化”，他作了十分精精彩的论述：“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陈福康，2002：418）

三、结束语

根据《中国译学理论史稿》所提供的详实史料，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翻译理论丰富多彩，博大精深，涉及翻译理论研究的方方面面。从翻译的内部研究来看，中国翻译理论讨论了翻译的性质和目的、翻译的标准和方法、翻译的艺术、风格和技巧等；从翻译的外部研究来看，中国翻译理论讨论了文体学、风格学、修辞学等相关学科。中国翻译理论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自成体系，同西方翻译理论相比毫不逊色，许多观点和论述的提出不仅远远早于西方，而且理论水平也要高得多。本文作者认为中国译论研究者不应妄自菲薄，动辄引用西方理论，而应该立足于中国传统译论，继承前人的理论成果，并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大规模翻译实践活动，来推动我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2．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Z］．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3．刘宓庆．翻译理论研究展望［J］．《中国翻译理论》，1996（6）

Abstract：China enjoys a long history of translation practice，and the translation theories are extensive and profound．The book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heory in China”embodies extensively translation theories in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present．Based o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provided in this book，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grality and originality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characteristics and objectives of translation，standards and methods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theoretical system of translation；characteristics and objectives of translation；standards and methods of trans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