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的忠实与创造性

第三节　翻译中的忠实与创造性

文学翻译不仅要艺术地再现原作，更重要的是要再现原作的艺术。因此，翻译工作者必须在字、词、句的翻译实践中，注意两种语言文化之间存在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并力求表现出这种相似与差异，既尊重原作语的表现风格，又发挥译语的优势，使译作在原作艺术基础上尽可能等值地、实地再现。

历来，一些翻译家们在翻译实践中自觉不自觉的奉行着某些标准、原则。比如严复的“信、达、雅”；钱钟书说翻译“要入于‘化境’”；许渊冲的“美化之艺术”；朱光潜的“从心所欲，不愈矩”；江枫的“形似而后神似”。这些概括起来就是文学翻译过程中既要忠实原作，又不能抹杀其创造性。意即完整准确地表达原作的内容，保留原作的风格。同时提炼文字，追求文字之美，于平淡之中见精彩。忠实与创造应作为文学翻译的两大标准。然而，这两大标准有时又有既矛盾又统一的一面，有时，我们一味地“忠实”于原文，就会忽略了原文的风格气韵，于是，此时就要充分发挥译者的创造性才能。而这种“创造性”也是为了使得译文能够更好地表现出原文的意思。因此，忠实与创造性这对矛盾之间又存在者统一性。

1. 文学翻译的“忠实”

忠实（faithfulness），牛津字典上的解释是“truth to the fact”。奈达指出，译者在翻译时必须牢记，由于译语和原语所反映的文化差异，尤其是心理文化和语言文化的差异，原文的指称、言内和语用意义移植到译文中是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种障碍。译者应设法消除障碍，将文化交流过程中信息的失真减小到最小。在我国翻译史上，许多学者精心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翻译原则，如直译、意译等。而十九世纪翻译家严复提出的翻译标准“信、达、雅”（faithfulness，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信”是指译文要忠实于原文，忠实于原文的风格、思想、内容，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忠实地表达原文。“达”是指文理通顺。“雅”是指古朴典雅，译文应该修饰润泽。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论”指出翻译所追求的是“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为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保存原有的风味”。严复的翻泽原则是：“译文取名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不倍本文。”在我国占支配地位的标准，都把“忠实”放在第一位。如果我们退到起点，退到翻译活动的初衷，问题将显得非常简单。翻译的出现是出于文化交流的需要。在这一点上，完全可把它比之于向国人介绍西洋绘画、西洋音乐，或者相反，把中国国画或者中国的民族音乐介绍到国外去。无论这种介绍活动的其他目的怎样，一个首要的、根本的目标它们是一致的：向目的文化的接受者呈现原作的本来面貌。如果说在介绍绘画、音乐作品时对原作的色彩、线条或者曲调加以改易将显得荒谬绝伦的话。那么理想的翻译也不允许对原作随意窜改。在这个起点上要求的是绝对忠实。文学风格根源于内容而表现于形式，它的形成取决于作家的思想倾向、生活经历、艺术修养、个人气质等主观因素，同时与作家所处的时代，社会和文化等客观岗素密不可分。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尽可能地把作品的本身翻译给读者。

忠实性是所有翻译中最基本的指导原则。它通常是指用一种语言（target language，TL）表达另一种语言（source language，SL）时保持与原文的对等（equivalence）。忠实性内涵包含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形式上的忠实（formal correspondence），指只从形式上考虑，为了使表达再现信息（reproduced message）的TL与表达信息的SL形式相似，力求做到词词对应，结构、比喻与原作相似；其二是意义上的忠实（equivalence in terms of meaning），要求译文的思想内容与原文一致，在意义上没有增删更改现象。所谓“忠实”，或许正如严复所主张的“信”，意即“不背（悖）文本”。要做到忠实原文，就应该掌握好适度原则，即要把原文的内容准确完整地表达出来，既不能改变和歪曲，也不能增加或删减。例如，He is seriously ill.这本来是一个极为简单的句子，可将其翻译为“他病得厉害”或“他病得很重”，但有人为了追求译文所谓的“漂亮”，把它译成“他苟延残喘”，这就给译文增加了一定的感情色彩，违背了忠实的原则，反而得不偿失。当然，我们也不能把“忠实”片面地理解为完全拘泥于文本的“直译”“、死译”。而这也是在英语翻译中要求在做到“忠实”的同时还应注意“通顺”。要做到通顺就必须把英语原文翻译成合乎汉语规范的汉语译文必须是明白通畅的现代汉语，即不能逐字逐词的死译，也不能生吞活剥。例如，His addition completed the list.有人将该句翻译成“他的加入结束了名单”或“他的加入完成了名单”，这样的翻译尽管可以使读者能勉强看懂，但总使人有别扭之感，根本不象是地道的汉语，根本就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关于上句，我们不妨把它翻译为“把他添上，名单（上的人）就全了”。采取这样灵活的方法，没有生硬地套用原文的结构，让译文合乎汉语的习惯，使人容易看懂，读起来也顺口多了。

石头的堆砌不成建筑，词句的排列不成文章。另一方面，各种语言在其历史的长河中都有其自身发展规律。愈是成熟的语言，词的内涵与外延愈丰富，句式的选择与运用也愈奥妙。一词多义、多词一义在文章中俯拾即是。词义的改变可以使整句面目全非，句式的转换可以使语气根本改变。语言是严谨的，同时也是脆弱的。

因此，一切词与句子的理解、文作者的立意及作品的内涵都需要通过有意识或下意识的揣摩、推敲和思考。因此，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应首先要通过原作了解原作者，了解他创作的心路历程，与作者心神交融，与作品心物交融，然后回到自我意识中，完成“外化—内化—外化”的过程。细心推敲文字，尽心以自然、通畅的译语表达出来。但是，时间、空间的间隔，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也自然因为译者本身的人生修养、文化知识水平和艺术欣赏趣味等等的差异，而必然对原作的理解、揣度、领悟产生一定的差异。因此“忠实”也应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一个不断追求和逼近的目标。

2. 文学翻译中“创造”的必要性

翻译作品，忠实当然是一项指导原则；但绝对忠实实乃不可能之事，任何翻译都会与原文存在着一些差距，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源语与目标语本身的差异。各种语言都有很大的差异性，包括语音、拼写、语法等方面，不过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其中的主要是语言方式、习惯的不同，包括用词不同、比喻不同、联想不同等等。这些不同使翻译时很难，有时甚至根本不可能将原文信息所表达的内容、思想、感情完全地、毫厘不差地移植到译文信息中去。所以，原文与译文不可能完全一样。其次，文化传统背景的差异。这一点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举个简单例子“fox”这个词，它的本意是“狐狸”。西方人认为“狐狸”是一种可爱聪明的动物，所以在英语中，用“fox”来描写人时，它形容人的“聪明，机灵”。而在中国，人们都认为“狐狸”是一种狡猾阴险的动物，所以当我们使用“fox”一词时，多用来指人“阴险，狡猾”，这正是由文化传统背景的差异所造成的信息接收产生偏差，从而有可能导致翻译的不忠实。第三，民族心理特征的差异。各个民族有各自的文化传统，因而也就产生了不同的心理状态。西方人写作时风格直率、坦诚，不绕圈子，这也与他们豁达的性格有关。而中国人则偏向于细腻、委婉的风格，作品耐人寻味。因此，要把两种不同的心理特征溶合起来绝非一件易事。

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就不可避免的需要进行再创作。此外，从文学翻译自身的特点以及目的来分析，文学翻译也需要译者的再创造。文学翻译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分析阶段和综合阶段。两者之中，分析是文学翻译创作的前提。译者拿到文本后，总是要仔细研读原文，这个阅读理解的过程中，即使译者一心想要完全忠实原作的意图和思想，由于文化、意识、审美等的差异，最终也不可避免地加上译者自身的有别于原文作者的创造性理解。但由于文学翻译的创造空间是有限的，它不等于创作，故还是应尊重原作的意境和思想。在译者研读分析后，就要考虑如何用译语表达出来，这就进入第二个阶段—综合阶段。这时译者就已经担任起创造者的角色，和原文作者一样要考虑如何使描述的事件生动有趣，如何使所塑造的形象富有魅力，如何使人物语言具有个性，如何使译作体现一定的风格。这都是译者创造性的体现。但在译者的再创造过程中，要避免过左的译文出现。在这类译文中，译者自由发挥太大，主观随意性太大，违背了忠实于原作的翻译原则。

在翻译实践中，普遍对“创造”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是主观性的创造，即主动的创造。是在脱离原语语言形式的基础上，按译入语的音、形、义结合规律重新创作，从而准确甚至张扬地传达原文的意美、音美、形美。另一种则是因为两种语言在转换过程中有些无法逾越的困难，属“不得已而为之”，是在力求表达原意的基础上，加以变通，即被动的创造。

由于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一般来说，原作里最好的词句，转变为对等的译文后，就不一定是最好的译文；原作最好的次序，更不可能变成对等的译文次序。例如毛泽东的诗句“不爱红装爱武装”，如果英译为“They love to be battle-dressed and not rosy-gowned”，应该是忠实了原诗句的意思，但是译文始终处于劣势，文句平淡，不能再现原诗的神韵。许渊冲先生把“红装”深化为“涂脂抹粉”，把“武装”深化为“面对硝烟弥漫的战场”，把诗句译为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原文中两个“爱”都是动词，两个“装”都是名词，英译文中则两个词即是名词，又是动词，与原诗句形神皆似，发挥了译文的优势，取得了创造的成功。这种“创造”属于前者，即主动的创造。

文学翻译的目的是文化交流，是把一国的文学介绍给另一国的读者，而不是翻译工作者把个人对该国文学文本的理解，告诉那些读者。他们应该给读者留下理解、思考、欣赏的余地。借“创造”之名，缩小或误导了读者的理解可能，最终将可能失去文学译介的目的。我们只有在翻译实践中，在忠实原则的指导下，潜心创造，最终回归到忠实的基础上来。尤其对于我们初学翻译者来说，更应在翻译过程中，悉心阅读理解原作，和原作者倾心相交、心神相融，积极减少自我意识，超越自身的感受，顺应作者的审美心理，去领悟字里行间所蕴涵的精神和意义，心悦诚服地做原作忠实的追随者。然后把个人与原作相融的心理感受化成自身艺术的冲动，意到笔到，恰如其分地展现原作的风貌。

3. 二者的矛盾与平衡

我们已经分析过，在翻译过程中涉及需要创造之处的因素很多。在文学翻译中，着重内容和形式两大方面。原作的意思，即原作“说了什么”，固然需要忠实地再现于译作，但与此同时，原作的形式因素，即原作的意思是“怎么说”出来的，同样必须得到忠实地再现。在某些纯文学作品中，“怎么说”是作家创作个性最明显最直接的展现，是作家区别于他人的标志，比“说了什么”更重要。若忠其形，求其貌相似，可其神韵和气势呢？文学精品往往刻意寻求意在言外的效果，翻译时稍不小心，就容易得其形而忘其神，看似模仿了作者“怎么说”，却歪曲了作者“说什么”，也是不可取的。因此，在文学翻译中，必须尽可能从内容和形式两大方面去忠实地再现原作，既要在译作中忠实地再现原作“说了什么”，又要在译作中忠实地再现原作是“怎么说”的。可是，要忠其形，又要忠其神，谈何容易！

此外，每个国家的文化不同，一部文学作品引入到其他国家时，必然会引起一些文化上的认同或者排斥。此时，对于那些译入语不能接受的文化，在进行翻译时，必须要进行过滤。这样，就必然会引起矛盾。一方面既要忠实于原作，另一方面又要顺应于接受文化和接受群体。翻译不仅是对文字进行转码，还涉及译者对原作和原文化的理解和在目的语文化环境中的表达，涉及译者本人与异质文化的对话。译者本人首先必须是一个读者，要对文本进行解读和接受，然后才能对原作进行译介，过滤作用就在于干预权力，于是便产生了权力的第二次分配，即进行二度创作，在这个意义上，译文应当具有独创性。

其实，就翻译的过程而言，译者既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对文学翻译而言，甚至主动性更多一点。要成功地把一部作品从一种文化背景植入到另外一种文化中，译者必须在忠实和顺应的两难境况下进行再创造，直到走出困境。既要在忠实的原则下理解原作，又要使之能够让目的语的读者乐于接受源语文化，这其实是很两难的事情，所以才称之为翻译中的一大矛盾。有人说，文学翻译可谓是戴着镣铐起舞，此言极是。这种翻译不仅要舞蹈，而且还要舞得优雅，难度可想而知。

事实上，译者的高超翻译艺术也正体现于此，一个出色的译者必须要融会贯通中西文化，把握两者的异同，对原作的文化底蕴特别是两种文化的差异要能深刻地把握。要做好翻译，必须要了解背景文化和作者本人。另外，译者必须还要具备深厚的国学功底，把原作置于接受文化中并得到读者的接受，翻译时要注意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环境对译文的接受程度。在两难的情况下，译者要凭借对两种语言和文化的谙熟对翻译作必要的取舍，寻找两种文化的最佳结合点。所以，从这一点来讲，翻译中的这对矛盾又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最终都是为了为了更好地译出原作的精髓，从而二者也是可以平衡和统一的。

换句话说，在翻译实践中，译者一定要把握住“创造”的度，如果个性过分张扬，就容易淹没原作者的个性色彩；译者的个性如果过分消隐，又容易消失在原作的个性阴影中。因此我们既不能束缚于原作的文句中，亦步亦趋，译出一堆干巴巴的文字，没有文学味，没有艺术的生命力。同时，我们也不能一味片面求“美”，而对某些个性较强的原文词句随意替代或改造，最终背离原文。在两种语言的转换中，译者应该有自己的创造空间，通过发挥译语的创造性，力求将原作所蕴含的各种价值，成功地在译文中表现出来。用一句话归纳之，创造就是将一种文化的完美性转换成忠实于原作的另一种文化的完美性。或许，翻译难就难在要在有限的自由空间里有所创造，有所作为。

小　　结

翻译中存在着很多种的矛盾，了解翻译中的矛盾有利于我们更好的从事翻译活动。因此本章从三个方面入手分析了翻译活动中最常见矛盾：风格的可译与不可译之矛盾；形神之矛盾；忠实与创造性之矛盾。

思考题

1. 请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历，举出一些常见的翻译中的矛盾。

2. 结合本章内容，谈谈你是怎样理解风格的“不可译”的。

3. 谈谈你对“形”与“神”之间的关系的认识。

4. 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历，谈谈在实践中如何兼顾“忠实”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