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语言观和民族文化精神

1．1．3　认知语言观和民族文化精神

认知有三种含义，即认知语言学的认知、神经语言学的认知和认知心理学的认知，我们这里所说的认知是认知语言学的认知。根据莱可夫和约翰逊（1980，1987）的观点，认知在认知语言学中有两个含义，一是强调语言不是一个自足系统，语言能力是人的一般认知能力的一部分，反对语言学主流中的客观主义信息加工范式，主张从日常经验和通俗概念入手解释语言意义的形成；二是在哲学上坚持经验主义的现实论观点，强调人类的概念是人类的身体经验的产物，十分强调范畴化、隐喻化和意象图式等概念，认为这些概念构成了语言认知的核心机制。

我们坚持认知语言观，主张语言不仅是一种表达手段，而且更主要的是一种认知手段，语言能力是人类认知能力的一部分，语言作为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和载体，是我们感知、理解、认识世界的最佳途径和载体，“假如语言的功能仅仅在于表达，即传递思想、情感，那么对于人类来说，语言就不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人们同样可以用其他符号或非符号的手段进行自我表达（尽管不一定像用语言那样有效）”。（姚小平，1995：134）我们认为语言的人文属性就是认知属性，认知的基础是生理的、心理的和社会的，社会文化因素是语言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更是语言过程的操作平台，在人类的语言行为中蕴藏着人类自身最重大的奥秘，一个民族的语言特征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的反映。因此，从认知语言观出发，我们在对语言本体进行研究时，应该考虑到语言使用者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考虑语言背后的民族文化精神的研究，否则我们的语言本体研究就缺乏语言哲学的深度。

所谓民族精神或民族文化精神，我们认为就是指导一个民族生存、延续和发展的精粹思想，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气候条件、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以及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中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哲学思想、审美信念和价值追求，它蕴含于民族文化传统之中，是民族文化传统的优秀部分。民族精神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民族的哲学思想，认知方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特征，审美情趣，理想人格，道德意识和风俗习惯。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一旦形成，便具有相的对稳定性和沿袭性，它会对该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一个民族不同时代的精神风貌都是该民族精神的体现，而民族精神则是蕴藏于不同时代精神之中又超越其上，同时又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意识系统。张岱年先生认为“在文化范围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哲学。……哲学可以说是文化总体的指导思想，也可以说是文化发展的思想基础”。（张岱年，1988：3）在哲学精神中最重要的又是一个民族的哲学元典精神，所谓哲学元典精神，就是一个民族对世界最根本的看法，是一个民族世界观总的核心和出发点，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的动力源，这个内核决定着一个文明的整体结构，主导着其他的进化方向。哲学元典精神决定了一个民族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审美心理、认知方式和语言形态组织机制等都由这种元典精神生发出来。中华民族的哲学元典精神是发源于《易经》中天人合一和先秦阴阳五行的思想，而西方民族的哲学元典精神是发源于古希腊哲学的主客二分（或曰天人相分）和基督教人神相分的思想，天人合一的哲学元典精神决定了中华文化呈现出一种伦理道德型样态，造成了中华民族的悟性思维和汉语语法意合特征，天人相分的哲学元典精神决定了英美文化呈现出一种科技理性型样态，造成了西方民族的理性思维和英语语法形合特征，这就导致了英汉两个民族运用各自的语言采用不同的方法去观察和认知世界，这是我们语言-文化互动认识论的哲学理论基础。

承认一个民族的语言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并不否认人类思维的共性特征。（后面我们将在“思维能力、思维模式、思维媒介和思维方法”一节探讨人类思维的共性特征）当代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和语言学研究的语义转向，因为语义的背后连接着整个文化，研究语义就必然涉及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研究，这一研究范围比传统语文学所预想的要大得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哲学思想是一个民族文化活的灵魂，也是文化中最基本、最核心的东西。洪堡特非常注重对语言个性（或特性）的研究，认为民族的语言和民族的精神是分不开的，语言的个性就是语言的民族特性的外在表现，他呼吁人们分析语言的结构和形式，从历史和哲学的高度探索人类以何种方式造就语言，并解释各种语言和民族的起源，以及语言对思维和感知的影响。（洪堡特，2001： 64～69）语言的哲学研究就是为了说明“人以哪些不同的方式造就了语言，并且把自身的思想世界的哪些部分成功地植入了语言；民族的个性怎样影响了语言，而语言又对民族的个性产生了怎样的反作用。因此，比较语言研究就有四个对象：语言；人类借助语言才能达到的种种目的；处于连续发展过程中的人类；各个具体的民族。以上四个对象，比较语言研究必须将它们置于相互关系之中加以考察”。（洪堡特，2001：17）

因此，我们赞同语言是一种世界观，语言是人类文化的编码符号（见第三章论述），是人类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一个民族语言的形式、组织规律和语义特征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的反映。语言反映了一个民族对待世界的看法，我们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孕育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又进一步模塑了该民族的语言形态，一个民族的语言形态反映了该民族的文化精神并对它反过来有促进作用。因此，通过对语言背后的哲学观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样式。刘宓庆先生说：“语言观决定着语言研究的发展，没有正确的语言观就意识不到科学方法的重要性，使语言研究获得健全的充分的发展。科学的语言观应该符合语言科学的价值观和语言发展的实际。”（刘宓庆，2001：148）过去人们总是强调语言是一门自然科学，而忽视了语言的人文认知属性，这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