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经阁

敦煌藏经阁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一个人因为一个偶然的发现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一举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人物，讲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学术史时，谁也不能不提到他，这个人就是王道士。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王道士王圆篆（1850-1931）

王道士，大约出生于清朝道光三十年（1850年），死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农历四月十八日，活了八十多岁。本名王圆箓，法号法真。王道士是湖北麻城县人，从小家庭贫困，由于缺乏营养，身材矮小。《麻城县志》记载，咸丰六年（1856年），因为长久没有雨水，使“禾麦尽槁，斗米千钱，人有菜色，野有饥殍”。干旱饥荒，米价飞涨，到处是荒凉衰敝的景象，他没有办法只能逃出家乡，来到大西北——河西走廊的酒泉一带。光绪初年，他应征入伍，在肃州巡防营做了一个兵勇。离开军队之后，因为无家可归，也没有适合他的事情可做，虽然小的时候读过几年书，可是在所有人都吃不饱肚子的灾荒年，很难能找到一个维持生计的事做，不得已就在当地出家受戒为道士，师傅是一个名为盛道的道士，他给王道士取了个道号，叫法真。

到了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王道士离开了酒泉，向西方走，不久便来到了敦煌莫高窟。他看到这里虽然经济不发达，宗教气氛却很浓厚，庙宇道观中香火不断，生活在那里的人经常施舍给出家人吃的和用的，对于一个道士来说吃上饭还是不成问题的。莫高窟环境清静祥和，当时王道士已经年近半百，对于一个一直四海漂泊的人来说，在这么一个地方安身立命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王道士决定在莫高窟居住下来。

到了敦煌莫高窟以后，王道士首先就要找一个寺庙安身，他发现这里的寺庙一共有三座，这些寺庙按照地理位置可以分为上、中、下寺。因为地势好，所以上寺和中寺已经被先来到这里的藏族喇嘛占据，王道士只能在莫高窟南区北部的下寺附近住下了。他在莫高窟南区洞窟北头的“三层楼”对面选了一块地方盖了几间茅屋住了下来。他每天打扫洞窟，然后到城里和乡下化缘讨斋。毕竟他是讲汉语的，比起讲藏语的喇嘛更容易和当地老百姓接触，所以他很快就有了群众基础，在后来的化缘与传教中，也方便了很多。为了扩大自己所熟悉的道教的影响，他想把莫高窟逐渐改造成道教的教宫，就逐渐破坏掉原有的佛教雕塑和壁画，并努力自己画上去一些道教标志性的神像。为了在各个洞窟之间来往方便，他还把一些洞窟间的隔墙打通，建起一些套间的门。由于甘肃省自古就受到西北风携带沙子的侵蚀，再加上风吹日晒雨淋，洞窟内四处都被沙子覆盖，一片残破的景象。面对着这么多的沙子，王道士自己一个人干不完，只能请一些人来帮忙清除。1900年6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一个姓杨的帮工发现洞里面北侧的墙壁后面可能有一个很大封闭密室，王道士半夜和杨某一起打穿墙壁，发现里面有一个门，这个门的高度还不足以通过一个人，门被人用泥封上了。打开这扇门，里面有一个小洞，洞中放有白布包和很多其他的物品，这些东西都被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洞中间，打开了这些白布包，发现每个布包里面都包着十卷佛经经书，还有一些绣着佛像的绢帛都被平铺在白布包下面。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宝窟——敦煌藏经洞。

敦煌莫高窟

莫高窟壁画

敦煌处于甘肃省最西面，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是丝绸之路上非常繁荣的城市之一。从汉代开始，经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再到后来的隋唐五代十国，丝绸之路使中国和中东以及欧洲等地区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东、西方的多种文化在这里碰撞出的火花，让敦煌变得魅力无穷。在藏经洞中保存有汉文文献、藏文文献、回鹘（维吾尔文）文献、于阗（和田文）、粟特（中亚古代民族文）、梵文等众多地域的文献资料。除此以外，本土文化也不少，有儒家经典、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典籍和有关拜火教的文献记载。但从北宋开始，因为朝中的帝王更喜欢中原的生活环境，就把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至中原一带，东方和西方的沟通方式也从丝绸之路的陆路模式变为水路模式，这样敦煌就彻底被弃置于嘉峪关之外了。除了偶有旅客经过以外，只有生活在新疆的维吾尔族会来这边放牧或者藏族的喇嘛来这边传教，莫高窟也渐渐被人们遗忘，只剩王道士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看到了这么多古代的经书和画卷，当然也知道它们自身的“价值”。他曾拿出一些书法精美的佛经手写卷和漂亮的绢画送给附近的官员和过往的官僚们，希望这些有文化的人能看懂他手中的“宝藏”，能赏给他一些小费。可遗憾的是这些庸官都没看出来，更没人追问这些古董的出处。据说，王道士曾经把满满一箱子佛经手写卷送给了驻扎酒泉的安肃道的道台兼兵备使廷栋，这位自负又可笑的满清官僚甚至觉得这些古代手写经书上的书法还不如自己写得好，所以也没有把留下的经卷当成什么好东西。

藏经洞出土的地狱图《十王经》

骑马人物图　敦煌莫高窟藏经阁

下整日吹袭的西北风和漫天飞舞的黄沙。

敦煌月牙泉

王道士灵骨塔

100多年以前的旧中国正处于被各国列强欺凌的清朝末期，盲目自大又苟且偷安的清政府根本无心关注敦煌石窟是个什么东西，更别提保护的问题了。这么大一个古代佛教艺术宝库只是由一个云游闲散的穷道士来看管，这些文物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1907年循着消息来到了敦煌，他见到了王道士以后，花了很多的精力和钱才买通王道士带他进入藏经洞。看见藏经洞内的一切时让他惊喜不已，堆砌起来的手抄本足有3米高。斯坦因从中挑选了许多好的写本、绢画等，拉了满满24箱写本和5箱艺术品，用了四个马蹄银（大约200两银子）全部买了下来。然后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全部运回了英国伦敦，收藏进伦敦大英博物馆。

王道士塔碑记

敦煌的宝藏从此被传遍了全世界，在斯坦因之后又有法国人伯希和、日本大谷探险队橘瑞超、吉川小一郎等也相继来到敦煌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买走了其中最精华部分的手写经书，致使莫高窟中最精华的手抄经书和画卷流散到了很多外国的大博物馆中，再加上王道士本身对莫高窟墙体和壁画的破坏，给我国的历史文化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后来王道士的行为渐渐为众人所知，当地官府和民众对王道士的行为非常反感，他也被大家认定为盗卖古物、毫无民族廉耻之心的无耻之徒。到了晚年，他过得很不好，在众人面前只能装疯卖傻。1931年他去世时，他的弟子在当地官绅的批准之下才敢为他立了一块泥碑。后来又有人为王道士用土在莫高窟前的沙滩上建起了一个土塔，后来几乎已经没有什么人知道这是用来纪念王道士的地方，也更没有谁会在这里驻足凭吊。王道士又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了，可是他给中国文化造成的损失，却要由中华民族来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