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UTAUT模型相关假设
（一）绩效期望
以往研究表明绩效期望对行为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UTAUT模型中，Venkatesh等对该变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就如有用性，工作适应性和相对优势一样，直接决定用户采纳技术意向。[18]在大量涉及TAM，TAM2，DTPB和MM的研究中，有用性（或动机理论中的外在动机，创新扩散理论中的相对优势，PU中的工作适应性和社会认知理论中的绩效期望）对行为意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移动政务服务中，绩效期望反映了用户感知的使用所带来的绩效提高，如查询事务办理的便利、快捷、高效等。基于这些以往研究的发现，在移动政务服务采纳中，用户的绩效期望对使用意向有积极的影响。因此，我们假设
H1：用户的绩效期望将显著影响其使用移动政务意向。
（二）努力期望
努力期望指的是使用者认为使用系统的容易程度，在这个变量中包含了感知易用性、系统复杂性、操作简单性（Venkatesh et al．，2003）。该变量反映了用户感知使用移动政务的难易度，使用的难易度会影响用户对新技术的接受和使用。拥有小屏幕界面的手机和PDAs、复杂的数据进入方式等会使得用户使用起来不那么容易，必然会影响用户使用移动政务服务。努力期望类似于感知易用性，反映了用户使用移动政务的难易程度。用户的努力期望将显著影响其绩效期望，因为当用户感知到移动政务比较容易使用时，用户会对获取预期的绩效有较高的期望，反之，则用户的绩效期望将较低。根据以往研究，我们假设
H2：用户的努力期望将显著影响其使用移动政务意向。
H3：用户的努力期望将显著影响其对移动政务的绩效期望。
（三）社会影响
社会影响在很多理论模型中都被探讨（TRA、TPB和DTPB），在涉及该变量预测行为意向的重要性时，结果总是有很多争论。该变量主要是指主观规范、社会影响和形象，并在UTAUT中详细被讨论过。亲戚、朋友和同事这些对用户有重要影响的人会影响用户对新IT的接纳。[19]移动政务用户的行为很可能被朋友和同事所影响，会变得更紧随潮流，易于接受新生的先进事物。基于以往的研究，在移动政务用户的采纳中，社会影响将显著影响行为意向。
H4：社会影响将显著影响用户使用移动政务意向。
二、信任变量相关假设
如前文所述，信任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行为视角认为信任是交易方可以被信任的总体信念[20]，该信任定义也被叫做信任意向[21]，或在有风险的情况下信任方做出让自己处于劣势的行为意愿。[22]本书采用行为视角的信任定义，认为信任是用户对移动政务网站（WAP政府门户）的总体信念，即信任意向。
本书关注公众用户对移动政务服务的初始信任。初始信任是指对不熟悉的客体的信任，即公众对电子服务供应商没有了解和信赖感（McKnight et al．，2002）。例如顾客没有在该网络商店购物的经验，公众没有使用过移动政务服务等。在初始的关系中，公众利用他们所掌握的一切信息，例如，对政府网站和政府机构的感知，去对信任客体进行评估（McKnight et al．，2002）。因此，初始信任是基于信任主体的个人特征（信任倾向）、信任客体的特征（对政府的信任）和制度因素（对网络的信任）。
学者Tan和Theon在电子商务环境下对网络信任的研究中提出，网络信任由人们对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信任和对网络服务机制的信任两方面组成，即用户在使用网络服务之前会综合考虑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信誉和网络服务的技术支持水平。[23]因此，用户在使用电子服务之前，应该同时考虑网络供应商的特点和基础设施的技术特征。对移动政务的信任由对特定主体的信任（对政府的信任）和对技术可靠性的信任（对网络的信任）两部分组成。[24]
（一）感知信任
信任能够减少社会复杂性、风险和不确定性。[25]信任对于经济交易有重要作用，因为它能够降低机会主义行为风险。[26]在电子商务领域的网上信任研究中，网上信任直接决定了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行为。[27]基于以上文献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本书认为移动政务服务是以提供整合的信息服务为主，而其提供的服务所产生的信息是否能让使用者感受到信任，将直接影响使用者的绩效期望和努力期望，也会直接对公众是否愿意使用移动政务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本书认为
H5：对移动政务的感知信任显著影响用户对移动政务的绩效期望。
H6：对移动政务的感知信任显著影响用户对移动政务的努力期望。
H7：对移动政务的感知信任显著影响用户对移动政务的使用意向。
（二）对网络的信任
对网络的信任是预测用户对电子服务采纳意向的主要因素[28]。该类型的信任被认为是基于制度的信任。源于社会学理论的基于制度的信任[29]，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理解网上交易的信任。根据基于制度的信任的观点，政治、法律和社会规范以及制度规则是信任产生的主要决定因素。[30]制度能够产生信任，是基于规范和规则能够促进个体公正和可靠的行为（例如一个国家的法律司法系统）。Mc Knight和他的同事们（2002）认为基于制度的信任（对网络的信任）的出现源于潜在的或重复购买的顾客评价使交易安全进行的技术和法律机制。例如，解决个人信息的加密、隐私和安全政策、第三方对个人信息安全密封、网上供应商的联系信息。基于制度的信任基本上可以等同于对网上交易媒介的信任（例如网络或技术）。
移动政务采纳依赖于公众对网络是一个独立可靠的媒介，能够提供准确的信息和安全交易的信念。Belanger和Carter将信任和感知风险因素引入到电子政务的公众采纳研究中，并且将信任分为信任政府和信任技术。实证研究表明信任对电子政务采纳有直接的影响。[31]此外，Warkentin等也将信任纳入公众采纳研究中，并且强调需要加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以及对技术的信任。[32]如果公众觉得所使用的网站不能够保证足够的信息安全，那么他们将会放弃使用该网站。如果公众不相信电子政务网站的技术能够提供足够的安全环境，他们将会担心个人身份证号码丢失、电脑病毒以及黑客入侵。相反，对网络的足够信任会促使公众使用网站与政府部门进行网上交流。移动政务作为新兴的政府电子化公共服务提供方式，需要公众对移动通信技术的信任才能促使公众信任移动政务和采纳移动政务服务。
H7a：对网络的信任显著影响用户对移动政务的感知信任。
（三）对政府的信任
许多学者通过建立网上信任模型来解释和预测消费者的网上行为。Mc Knight（2002）等认为有两种类型的信任决定消费者网上购买决策：基于网上服务供应商的能力、善意和诚实以及基于制度的信任。对网上服务供应商的信任是指公众对服务供应商运作网上交易的能力、善意和诚实的评估。能力是指服务供应商经营网上业务和满足顾客需求的技能和能力。善意是指网上服务供应商主动关心消费者的需求和利益。诚实强调对网上服务供应商的诚实的信任，涉及个人和财务信息的处理。
对政府的信任是指公众对政府机构通过网络或技术提供服务的能力、善意和诚实的感知信任。[33]能力信任是指公众对政府提供便捷、可靠、高效的网上服务的感知。善意信任是指公众对政府承诺以公众利益为目标宗旨的感知。例如，公众在网上遇到任何问题，随时都可以请求政府机构的帮助。诚实信任是指公众对政府有责任和义务保护个人和财务信息的感知。对政府的信任会对公众接受和使用电子政务服务产生显著影响。[34]
公众对政府机构提供网上服务的能力、善意和诚实的信心对其是否愿意使用移动政务服务也有重要影响。在实施移动政务之前，公众必须相信政府机构有能力和技术资源来实施移动政务系统。而且政府机构需要与公众进行交流，要以公众为中心，这样将会增强公民对政府机构的信任，这样公众才会愿意接受移动政务服务。相反，如果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很低，公众就会倾向于怀疑政府制定和颁布政策的有效性。移动政务是由政府机构主导的为公众提供政务服务的新方式，因此，对政府的信任会对信任移动政务和采纳移动政务服务都有显著影响。
H7b：对政府的信任显著影响用户对移动政务的感知信任。
三、IT自我效能变量相关假设
自我效能概念由Bandura提出，认为人类的行为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效能信念是导致人类产生行动的主要基础。根据Bandura的论述，自我效能被定义为个人达成其特定工作的自我能力的判断，即个体认为可以成功执行某行为的信念。[35]而IT自我效能则是指个人使用IT可以成功地达到工作目标的自我信念。在信息技术采纳领域，IT自我效能被认为是影响用户使用IT的关键因素之一。[36]
IT自我效能与感知易用性之间的关系可以从Mathieson的研究中得以确认。[37]另外也有一些实证研究支持IT自我效能和感知易用性之间的关系。例如，有学者基于Bandura提出的社会认知理论，对芬兰的电脑使用者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结果指出自我效能对于电脑使用并无直接的影响，而是通过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对电脑的使用产生间接影响。[38]而在移动商务消费者的使用意向研究中，加入自我效能因素后，结果证明自我效能对感知易用性和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且对前者影响大于后者。[39]另外，还有研究基于Luarn和Lin（2005）的模型并对其模型进行改进，对移动服务使用者行为进行研究，也取得一致的结果。[40]在对教师进行技术接受的研究中，同样发现自我效能确实会影响感知易用性。[41]另外，还有其他研究结果证实自我效能对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的影响。[42]而UTAUT模型中的绩效期望和努力期望与TAM中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类似，根据以往研究，我们同样认为IT自我效能会对绩效期望和努力期望产生显著影响，进而决定用户对移动政务服务的使用意向。
然而，用户对IT的长期使用经验也会与涉及网上交易的隐私和安全产生联系，因为用户对IT的使用经验越丰富则越对操控IT有信心，这会促使用户对IT的感知信任，从而不会觉得有安全风险等问题。因此，IT自我效能会对移动政务感知信任产生正向影响。所以，基于以上来自信息系统领域的理论和实证支持，本书假设
H8：用户的IT自我效能将显著影响用户对移动政务的绩效期望。
H9：用户的IT自我效能将显著影响用户对移动政务的努力期望。
H10：用户的IT自我效能将显著影响用户对移动政务的感知信任。
四、服务质量变量相关假设
Parasuraman等认为服务质量与顾客满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43]服务质量是一种经由顾客长期而整体性的评估形成的态度，而态度对消费者来说是一种相对持久的情感意向。因此，态度衡量的是对商品或服务的一般性感知。顾客满意是指事前期望与事后的不一致经验所产生的情绪性反应，是单一消费的结果，是一种个别交易后的衡量，会受交易情境的影响。因此，Parasuraman等（1988）认为服务质量的高低会影响顾客的满意度。另外，在许多服务性行业中，服务质量和顾客满意是形成顾客重购意愿和实际行为的关键因素。[44]根据他们的理论观点，本书认为移动政务服务质量各维度会对公众满意产生显著影响，进而通过满意决定公众对移动政务的使用意向。
对于E-SERVQUAL量表在IS研究的适用性问题得到了广泛研究和讨论。大部分研究是将E-SERVQUAL量表的维度进行修正或应用到具体的研究情境中。移动政务既不同于一般的信息系统，也不同于一般的电子政务网站，基于前文的论述，本书通过分析并归纳有关文献，主要基于Parasuraman、Zeithaml和Malhotra（2005）的研究，以E-SERVQUAL量表的服务质量维度为基础，并结合mG2C移动政务的特点，将移动政务服务质量的维度具体化为效率、信息质量、易用性、系统可获得性和安全隐私。前文已经对E-SERVQUAL量表的跨文化、行业和地区的应用情况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并认为E-SERVQUAL量表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所以，本书认为该量表也适合用来评价我国的移动政务服务质量。本书提出的移动政务服务质量模型的各维度会对公众使用过移动政务后的满意产生显著影响，进而通过满意对公众的行为意向产生显著影响。
效率被定义为“访问和使用网站的易用性和速度”（Parasuraman et al．，2005）。该维度指的是消费者进入网站的容易性，使用网站简单，容易获取需要的信息。具体在本书中是指移动政务WAP门户网站能够恰当执行交互功能，保证在线处理业务功能有效实现的程度。系统可获得性被定义为“网站的技术运作正确”（Parasuraman et al．，2005）。在本书中具体指使用者能够随时从移动政务WAP门户网站获取相关信息和服务的程度。隐私安全被定义为“网站的安全性和能够保护消费者信息隐私的程度”（Parasuraman et al．，2005）。在本书中，该维度是指移动政务WAP网站能够保证使用者通过网络交易的安全，有保护用户个人隐私的能力。在信息系统绩效研究领域，很多研究者将信息质量独立于服务质量作为衡量信息系统绩效的关键因素[45]，这些研究都认为信息质量是影响使用者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因素。Delone和Mclean提出修正的信息系统成功模型时，认为信息质量不仅会直接影响用户满意也会影响对信息系统使用意愿。[46]因为信息公开和信息发布是移动政务WAP门户网站的一个重要功能，而信息本身也就是一种服务，因此本书将信息质量作为衡量移动政务网站服务质量的一个重要维度。易用性是Davis在构建TAM时使用的一个影响使用者使用IT的关键概念，是指用户相信使用信息系统省时省力的程度。[47]然而，后来许多研究者将易用性作为衡量服务质量的一个重要维度。[48]在本书中易用性是指使用者能够快速从移动政务网站找到同自己相关的信息和服务的程度。根据Parasuraman等（1985）[49]和Oliver（1980）[50]的理论观点，本书认为移动政务服务质量各维度会对公众满意产生显著影响，进而通过满意决定公众对移动政务的使用意向。因此，本书假设
H11a：移动政务服务质量中的效率会对用户满意产生显著影响。
H11b：移动政务服务质量中的信息质量会对用户满意产生显著影响。
H11c：移动政务服务质量中的易用性会对用户满意产生显著影响。
H11d：移动政务服务质量中的系统可获得性会对用户满意产生显著影响。
H11e：移动政务服务质量中的隐私安全会对用户满意产生显著影响。
H11：用户对移动政务服务的满意度对其使用意向产生显著影响。
五、调节影响：文化变量
本书所构建的理论模型中包含了文化调节影响的五个由Hofstede提出的文化维度（MF、IC、PD、UA和LTO）。[51]将文化因素引入mG2C采纳模型中有两个目标，即重新评价Hofstede的文化维度和将文化引入扩展的模型中分析个体接受行为是否有差异。从重新评估的视角来说，在文献综述中，Hofstede的文化维度被广泛应用于各领域的研究，但也存在着缺少深入分析、方法操作和测量较差（尤其是新加入的长期导向和短期导向维度）等问题，因此还需要未来有价值的研究。将Hofstede文化维度引入IT采纳研究也在前面有所论述，但大部分研究都限于对IT采纳行为的直接影响和国家层面的比较，很少针对一个国家内的文化进行研究。本书将Hofstede文化维度应用于公共部门的移动政务服务领域，分析文化因素对公众用户群体采纳移动政务的影响。
（一）阳刚气质／阴柔气质（MF）
根据Hofstede的论述，拥有阳刚气质文化价值观的个体倾向于更自信，并且将物质成就作为首要任务，而拥有阴柔气质文化价值观的个体会更优先考虑人际关系和生活品质。[52]阳刚与阴柔指的是在大多数传统和现代社会中的角色模式，当然它不是指男性一定比女性表现得更为阳刚，而女性比男性表现得更为阴柔，只是就统计上而言，男性大多表现的是阳刚气质，而女性则主要表现为阴柔气质。在阳刚社会中，强调性别角色分明、果断、成就、攻击、自主和竞争的个性，并注重金钱和物质的追求；而阴柔社会中，强调性别角色可变、谦逊、高雅、责任、服务的特性，倾向于对人关怀、相互依赖、重视人际关系和追求整体的生活品质。Hofstede认为相较于阴柔的人，阳刚的人比较有企图心，抗压性高，为工作牺牲私人生活，并且重视任务、金钱和绩效。
根据对阳刚气质和阴柔气质的定义，阳刚气质与绩效期望有直接关系，绩效期望（使用者使用信息系统对其工作绩效有所助益的程度）与工作目标成就和物质追求直接相关，因为工具型影响外在动机。这一工具型价值观被高度认可为阳刚气质价值观。[53]Venkatesh等的实证研究表明，个体的技术接受意向受到拥有阳刚气质价值观工具型信念的影响，而拥有阴柔气质价值观的个体则不受影响。因此，可以推断拥有阳刚气质文化价值观的个体更注重移动政务系统的绩效期望假设如下：
H1a：绩效期望与使用意向之间的关系受到阳刚气质／阴柔气质的调节作用，对具有阳刚气质文化价值观的用户来说，绩效期望对使用意向的影响作用更强。
阳刚气质／阴柔气质被认为是调节感知易用性和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信息系统领域的计算机自我效能研究支持了这一论点，人们是否尝试使用计算机由使用计算机的容易程度和困难决定。阴柔气质文化导向的人对服务方面和物理环境的评价高于阳刚气质的人，这些人更关心工作环境和倾向于易于使用的系统。阴柔气质的人更关心系统的易用性，更关心与周边环境的和谐相处。阳刚气质的人较少关系是否易于使用，而更关注使用该技术的收益和绩效。
在本书中，努力期望（使用者认为使用系统的容易程度）是指使用者认为使用系统的容易程度。容易使用与工具性目标和成就联系不紧密，而与轻松舒适的工作环境相联系。这样关注生活品质的工作环境是阴柔气质价值观的特点。因此，努力期望会更加与阴柔气质价值观的个体紧密，而不是阳刚气质价值观的个体。所以，我们认为努力期望在决定个体使用移动政务时，拥有阴柔气质价值观的个体比阳刚气质价值观的个体更为重要。
H2a：努力期望与使用意向之间的关系受到阳刚气质／阴柔气质的调节作用，对具有阴柔气质文化价值观的用户来说，努力期望对使用意向的影响作用更强。
除了以上的调节关系影响，阳刚气质／阴柔气质还能够影响社会影响与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社会影响指的是使用者感觉到他人认为他是否应该使用该系统。在以上的讨论中，阴柔气质的个体更关注个人目标（博爱主义／环境）和维持与他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另外，这些个体倾向于少发生争执且以与环境和谐相处的方式行事。因此，阴柔气质文化的人比阳刚气质文化的人更易受到他人观点或行为的左右和影响。
在阴柔气质的文化中，人们更加注重培养和谐的工作关系和合作。与阳刚气质价值观相比，拥有阴柔气质价值观的个体更容易接受别人的观点，也更容易受到上司和同事的影响。这样的论点在Srite和Karahanna（2006）的研究中都得到过实证支持。拥有阴柔气质的个体的行为意向受到主观规范的影响，而拥有阳刚气质价值观的个体则无显著影响。基于Hofstede[54]和Srite和Karahanna[55]的研究工作，我们认为：
H4a：社会影响与使用之间的关系受到阳刚气质／阴柔气质的调节作用，对具有阴柔气质文化价值观的用户来说，社会影响对使用意向的影响作用更强。
（二）个体主义／集体主义（IC）
个体主义是指“社会结构松散，每个人只关心自己以及关系最密切的家庭的社会”；集体主义是指“社会结构紧密，人们把自己视为大团体中的一部分，对团体有很大的忠诚度”。在个体主义社会中，人们倾向于优先考虑个体的利益。而在集体主义社会中，人们会依赖于集体，优先考虑集体的福利。换句话说，在集体主义社会中，人们的想法和决策很容易受到集体的影响。在个体主义文化中，个体目标要比集体目标重要，因此在这样的文化中，个体的行为是被自己的态度和信念因素所影响。相反，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体决定是否接纳某项事物是基于团体的决定，因此在这样的文化中，个体的决策会受到规范信念的影响。
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会通过规范信念影响技术接受（Srite and Karahanna，2006）。因为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人视自己为团体的一部分，当团体其他人倾向于使用某项技术时，他们也会更愿意使用该技术。如前所述，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是指个体如何考虑个体利益与集体成就。在低个体主义文化下（高集体主义），个体倾向于将自己视为整个团体的成员，该团体是个体自我认同的主要来源。该文化维度调节规范信念和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
在集体主义文化下，如果团体成员采纳了一项新技术，个体用户也倾向于采纳该新技术。然而，在个体主义文化下，人们更具有独立性而不把自己视为团体中的成员，因此不易受到规范信念因素影响其采纳技术。这样的理论逻辑在信息系统领域已得到支持。[56]在移动政务服务采纳中，我们同样根据该理论推测：
H4b：社会影响与使用意向之间的关系受到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调节作用，对具有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的用户来说，社会影响对使用意向的影响作用更强。
（三）权力距离（PD）
权力距离描绘了社会组织中的成员接受这种权力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在低权力距离的社会中，下级对上级的依赖性小，上下级之间倾向于协商方式，下级与上级商讨问题并会反驳上级的意见。在高权力距离社会中，员工们经常害怕与其上级的意见相左，这些上级是专制型或家长式的，下级对上级有依赖性。下级不大可能直接与其上级商讨问题，更不用说反驳他们上级的意见。
在高权力距离社会中，顺从是受到奖励的，而独立自主与竞争是不被人认可的。大家都赞成下属依赖上司而上司又依次依赖他的上司。这些互相依靠的关系更强化了顺从的重要性。于是创造被压制而模仿却盛行。因为从具有创意的、革新的和独立思考的工作中得不到成就感，因此很多时候人们会觉得工作无聊且一成不变。所以，处于高权力距离社会中的人们，会顺从、尊敬上级，不会对上级的意见进行反驳。在高权力距离的文化中，下级对上级的遵从和依赖很强。因此，可以推测个体在该文化中会受到规范信念的影响。
权力距离与技术接受是有关系的，因为在高权力距离文化下个体的行为会被其上级严重影响。如果其上级认为一项技术有用，则下级就倾向于使用该技术。组织内存在高权力距离通常是典型的科层制和高层管理，并对下级有相当强度的控制。信息系统一旦被引入这类组织会导致大规模使用。持高权力距离价值观的员工比持低权力距离价值观的员工更易于接受高层管理的指导。如果管理者认为使用该系统是个好主意，那么该系统就会被使用。然而，如果员工持有的是低权力距离文化价值观，若使用该系统不能提高其工作绩效或使用困难，员工将会拒绝使用该系统。
权力距离会调节规范信念和使用意向之间的关系。因为至少有两类人（同事和上级）可以影响用户个体的使用行为，本书认为权力距离越高，上级的观点就越有可能影响个体用户使用某技术。这是因为这些个体用户认为上级的观点是正确的，而不是因为该技术真正有使用的价值或意义。相反，低权力距离的个体用户可能会拒绝接受上级主管的观点。这是因为这些员工并不害怕与其上司的意见相反。根据Srite和Karahanna的研究[57]，我们假设：
H4c：社会影响与使用意向之间的关系受到权力距离的调节作用，对具有高权力距离文化价值观的用户来说，社会影响对使用意向的影响作用更强。
（四）不确定性规避（UA）
人们对风险和非常规行为的容忍度，即为对不确定性的规避。这种感觉是针对可预测的需要，如明确清楚的规则或有架构的情况，避免在态度和行为上增加忧虑。一个拥有高不确定性规避的社会，人们通常比较严谨和教条化；而在低不确定性规避社会中，人们比较富有弹性。不确定性规避是衡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不确定性和模糊的反应。在低不确定性规避的社会，人们倾向于接受不确定性，并愿意承担风险和容忍与他们自己不同的观点和行为，他们不需要像工作说明一样明确的规则。此外，高不确定性规避社会则强调对环境、事件和情况控制的需要。
不确定性规避与技术接受是紧密相关的。因为技术接受是一种不确定的行为，持有低不确定性规避价值观的人更有可能是创新者和率先使用新技术者。这是因为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的人更倾向于避免不确定性和循规蹈矩。采纳任何新技术都是一项不确定的行动，高不确定性规避的个体将不会是早期采纳者。如果一项技术能够被证明能够降低不确定性，即使持有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的人也会迅速采纳该技术。
在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中，有用性和使用意向之间的关系更显著，因为人们会发现系统越有用，越能降低不确定性，人们也就越愿意使用。这是因为在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中，人们尽量找寻一些方法降低不确定性。如果一个系统被认为是有用的，这些人将会有很高的使用该系统意向。从另一方面来说，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的人们对降低不确定性没有多大兴趣，也就没有外部动力去使用有用的系统。当然这绝不是说这些人就没有高的使用意向。相反，系统越有用就越倾向于使用（Davis，1989）。移动政务在我国兴起很晚，作为新生事物使用者极其有限，因此，我们认为在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中，绩效期望和使用意向之间的关系更显著。
H1d：绩效期望与使用意向之间的关系受到不确定性规避的调节作用，对具有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价值观的用户来说，绩效期望对使用意向的影响作用更强。
不确定性规避对易用性和使用意向之间的关系也会产生影响，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下易用性对使用意向的影响更为显著。TAM认为系统越容易使用，则使用系统的意向越强烈，这个论点在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下表现得更为强烈。这是因为使用者使用该系统越容易，则会觉得使用该系统的不确定性越低。相反，如果系统使用困难将会强化不确定性。因此可以推断，如果系统易于使用且使用系统的不确定性越低，则使用该系统的意向也会越强烈。因为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下，人们更愿意解决使用电脑系统的不确定性，则易用性和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不会那么显著。因此，
H2d：努力期望与使用意向之间的关系受到不确定性规避的调节作用，对具有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价值观的用户来说，努力期望对使用意向的影响作用更强。
不确定性规避会影响人们对新生事物的接受。在高不确定性规避社会中，人们通常比较严谨，对新生事物持谨慎态度。而在低不确定性规避社会中，人们比较富有弹性，会根据实际情况对待和处理新生事物。对于移动政务这样新生的移动通信技术的服务而言，我们可以推测：
H4d：社会影响与使用意向之间的关系受到不确定性规避的调节作用，对具有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价值观的用户来说，社会影响对使用意向的影响作用更强。
（五）长期导向／短期导向（LTO）
长期导向文化下，人们关注未来并且更有可能使用技术来提升他们的工作绩效。因此，长期导向／短期导向会对技术接受行为产生影响。然而，短期导向文化的人更可能使用现存的技术而不愿意改变和突破。
长期导向是容忍、服从、节俭和有羞耻心等观念；短期导向是稳重、顾面子、尊重传统和报答等观念。在长期导向文化中，人们更愿意使用新技术来完成其工作任务。相反，在短期导向中，人们更愿意使用现有的技术而不愿意去做出改变。这是因为他们更倾向于过去或现在的系统而不是去努力尝试改变。因此，
H1e：绩效期望与使用意向之间的关系受到长期导向／短期导向的调节作用，对具有长期导向文化价值观的用户来说，绩效期望对使用意向的影响作用更强。
努力期望和使用意向之间的关系还会受到长期导向的调节影响。长期导向文化下，如果系统能够帮助他们完成其目标，人们更愿意克服使用系统的种种困难。这与阳刚气质文化下人们很少关心技术的易用性问题而更关心系统是否能够帮助他们完成任务是一致的。
H2e：努力期望与使用意向之间的关系受到长期导向／短期导向的调节作用，对具有长期导向文化价值观的用户来说，努力期望对使用意向的影响作用更强。
表4．4整理了本书提出的理论研究假设。
表4．4 本书的理论假设
（续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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