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1935年美国纽约州，爱尔兰移民莫菲的儿子突然急症。请来的老医生因莫菲欠费而拒绝医治，而莫菲也无钱再请别的医生。莫菲的邻居古特是德国的儿科医生，但因没有通过美国的医生资质考试而无法执业。此时古特陷入了两难境地：依照美国法律，在美国没有行医证行医，轻则驱逐出境，重则坐牢；但如果坐视不管，则孩子极有可能死亡。最后古特还是决定救人要紧，经过努力从死神那里夺回生命。然而由于老医生的告密被以非法行医逮捕。在开庭的那天很多人自愿来旁听，并且大喊古特无罪。法官指定莫菲陈述。莫菲在将事情经过说了以后说：我们来这儿的唯一目的，就是保释古特医生，如果他所做的只是为了拯救一个孩子的生命而获罪的话。坐牢我去，罚金我出。法官最后裁决古特违反了美国的法律应该有罪，但是违法是为了遵循法律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人的生命权至上。所以判决无罪。该案例生动诠释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古往今来一个永恒的话题，二者既彼此区别又不可分割，都是国家治理、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小智治事，中智用人，大智立法。”古往今来，法治都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重视法治、法治昌明，国泰民安；忽视法治、法治松弛，国乱民怨。但同时也要看到，法律不是万能的，仅靠法治这一手是不够的。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的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的支持，道德的自觉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的强力约束；法律难以规范的领域，道德可以发挥作用，而道德无力约束的行为，法律则可以给予惩戒。道德与法律毕竟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行为规范，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的大多数道德已经或可以法律化的同时，也必须承认少数或者某些道德是不能法律化的。例如，男女之间的恋爱关系、同事之间的友爱关系、上下级之间的关爱关系、孝敬父母的伦理要求以及公而忘私、舍己为人、扶危济困等道德追求，一般是很难纳入法律调整和强制规范的范畴而使之法律化的。在某些道德不能或不宜法律化的情况下，不要随意使这些道德问题成为法律问题。而是应该加强道德建设，注重道德的约束力和教化能力。法律和道德，一个是硬约束、一个是软约束，一个是外在的他律、一个是内心的自律，但二者又具有内在一致性。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依法治国是外化于行，以德治国是内化于心。从社会治理秩序形成的作用而言，道德和法律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从两者之间的关系而言，法律绝对不是冰冷的，是具有一定的道德性的，我们要用道德性去评判一个法律到底是良法还是恶法。没有道德性的法律空有法律的躯壳，是不能够被遵从的。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需要法治和德治两手齐抓，协同发力。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是对古今中外治国经验的深刻总结。我国既有久远的法制传统，又有厚重的道德传承。从孔子提出“宽猛相济”，到孟子提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从荀子提出“隆礼重法”，到汉代董仲舒强调“阳为德，阴为刑”；从唐代提出“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到宋元明清时期一直延续德法合治，都体现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之道。从世界范围看，凡是社会治理比较有效的国家，大都坚持把法治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同时注重用道德调节人们的行为。

从一定意义上说，依法治国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刚性手段，以德治国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柔性手段，只有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的和谐，保障社会健康协调地发展。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大优势。我国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单就法治论法治是不够的，必须要立足我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重视加强道德教育和思想引导，着力培植人们的法律信仰和法治观念，营造全社会都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的文化环境，使法律和道德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共同发挥作用。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切实推进以德治为基础的法治建设、以法治为保障的德治建设。

道德是法治的基石。法律只有以道德为支撑，才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而成为维系良治的良法。法律与道德，历来是建立公序良俗、和谐稳定社会的两个保障。法治与德治，一个靠人们的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各自起着不可替代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作用，其目的都是要达到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保障社会的健康和正常运行。

从一定意义上说，依法治国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刚性手段，以德治国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柔性手段，只有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的和谐，保障社会健康协调地发展。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把握法治与德治的互补性、兼容性和一致性，坚持一手抓法治建设，一手抓道德建设，把法律制裁的强制力量与道德教育的感化力量紧密地结合起来，把硬性的律令与柔性的规范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把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结合起来。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知荣辨耻、扬荣抑耻、近荣远耻，明荣耻之分、做当荣之事、拒为耻之行，在全社会形成明德守法的良好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