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事实”为基础的论证性概念框架的理论缺陷

以“事实”为基础的政治哲学论证性概念框架，最终都指向某种制度框架的设计及其合理性论证，但制度框架本身并不是“目的”，制度框架乃是一种工具性的设置；作为一种工具性的设置，制度框架乃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和途径。因此，制度框架的合理性论证最终必须依赖它所指向的“目的”的合理性。如果某种制度框架所指向的“目的”本身是不合理的，那么这种制度框架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合理性可言；只有当制度框架所指向的“目的”本身是合理的，政治哲学家才可能对制度框架的合理性进行论证。所以，对制度框架所指向的“目的”的合理性论证，乃是制度框架的合理性论证的前提和基础。那么，以“事实”为基础的论证性概念框架，是否可以依据“事实”对制度框架所指向的“目的”之合理性提供一种有效的论证呢？

在第二章所讨论的诸多以“事实”为基础的论证性概念框架之中，都存在或蕴含着制度框架的构想和设计所指向的“目的”，但“目的”的确认则是以颇为不同的方式实现的。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几乎把和平或秩序当作唯一的目的，这一目的确认的根据就是所谓人性极端邪恶的“事实”，即由于人性是极端邪恶的，任何超越于“和平”或秩序之上的目的都没有实现的可能性。换句话说，通过依据人性极端邪恶的“事实”，对其他目的选择之合理性的“否定性论证”，霍布斯对“和平”之目的的合理性提供了一种反证。但是，正像第二章的分析所已经说明的那样，这一对“和平”之目的的合理性的证明，既扭曲和夸大了人性之恶的“事实”，也很难自圆其说。因为正像休谟对人性的分析和事实确认所说明的那样，如果人性的确如霍布斯所说的那么邪恶，如果人们都是恶魔，那么和平或秩序虽然显得极为珍贵，但也只能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即就是说，对人性之恶的“事实”的片面夸大，反过来也否定了“和平”之目的实现和政治社会建立的可能性，而为了坚持“和平”之目的实现和政治社会建立的可能性，霍布斯也只能扭曲“和平”的实现和政治社会建立的方式或途径，这也正是他所说的“原初契约”的形式和样态之所以令人惊异而又不合情理的理论根源之所在。洛克政治哲学的制度框架设计所指向的目的，乃是自由或者自然权利，这一目的确立的根据是具有先验性质和神圣根源的“自然法”。不过，虽然在洛克所构建的“自然状态”中，如此理解的“自然法”的存在及其作用乃是“事实”，是“自然状态”的整体事实图景的一部分，但是这一具有先验性质和神圣根源的“自然法”，同时也是根本的道德法则和政治合理性原则。而洛克之所以能够依据“自然法”把自由或自然权利确立为目的，原因就在于这一“自然法”概念本身的歧义性或双重含义。但是，这一“自然法”概念既与其经验论哲学立场相矛盾，也无法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得到证明。而一旦立足经验论的哲学立场，批判和否定了这一“自然法”概念，洛克政治哲学的制度框架设计所指向的目的之合理性就失去了根基。休谟对其正义规则所指向的目的之合理性论证，只能依据作为“人性之事实”的构成部分的人类“情感”及其趋向的一致性，即如果人类的“情感”及其趋向“事实上”存在这种一致性，那么休谟就可以依据这一“事实”，对其正义规则所指向的目的之合理性提供一种有效的论证。但是，如果人类的“情感”及其趋向“事实上”存在着这种一致性，那么人们基于“情感”及其趋向的“目的”确认也就不可能产生分歧，然而，事实上这种“目的”确认却是存在着分歧甚或冲突的。所以，休谟依据人类的“情感”及其趋向的“事实”，是不可能论证其正义规则所指向的“目的”之合理性的。在哈耶克的政治哲学论证性概念框架中，“自由的首要价值”是合理性论证的前提，或者说，其制度框架的设计所指向的首要目的乃是“自由”，但是，第二章的分析已经说明，他依据“无知的事实”对“自由”的价值合理性论证是不能成立的。

在以“事实”为基础的论证性概念框架中，如果像这里的分析所说明的那样，以“事实”为依据并不能证明制度框架所指向的“目的”之合理性，而且诸位政治哲学家也没有能够对他们的“目的”偏好，给出有说服力的证明，那么他们对其所设计的制度框架的合理性论证，也就失去了最终的依据和根基。如果退一步，不管“目的”的合理性是否能够得到论证，而是把“目的”先行地确认下来，那么以“事实”为基础的论证性概念框架的主要理论任务，就成为对能够最佳实现某种“目的”的制度框架的探求和设计。对于这种制度框架的探求和设计，最为重要的限制和约束的因素则是“事实”，因为“事实”决定了什么样的制度框架能够最为有效地实现某种“目的”；反过来，“事实”成为所设计的制度框架的有效性论证的依据。不过，依据“事实”对某种制度框架的有效性的论证，只能是一种工具合理性的论证，而不是价值合理性的论证。对于制度框架的合理性论证来说，工具合理性论证只是论证的一个环节，甚或还不是最为重要的环节，而不是论证的全部。当制度框架所指向的“目的”本身不合理的时候，对其工具合理性的论证，就反过来变成了对其价值合理性的否定。所以，不管诸位政治哲学家依据“事实”对其所设计的制度框架的工具合理性，所提供的论证是否言之成理，以“事实”为基础的论证性概念框架都是不完备的，是存在着根本性的理论缺陷和理论缺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