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裂症的表现特点

特殊群体的社会行为一直是临床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共同关注的问题。特殊群体一般指的是心理障碍群体。常见的心理障碍包括抑郁症、孤独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躁狂症、强迫症、睡眠障碍、饮食障碍、物质滥用等，这些障碍群体常具有一定的社会适应困难，并表现出异于常人的社会行为。

抑郁症（depression）是常见的精神心理疾病之一。其主要表现为心情抑郁、情绪低落、精神不振，由此对生活失去兴趣；学习无目的和计划，不愿与人交往，常沉思不愉快的往事。抑郁症患者存在明显的人格异常，如悲观、缺乏自信、多愁善感、易激惹、孤独等。患者一般主观上感到强烈的悲伤和忧郁，阻碍其正常生活和社会交往。抑郁症是一种心理障碍，常伴有相应的思维和行为改变、没有信心，常常想不开，想寻死等。这种心理疾病位居各类精神障碍病症之首，号称“第一心理杀手”。Harle等（2010）考察了抑郁症患者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的表现。研究者比较了15名抑郁症患者（抑郁症病患组）和23名非抑郁症个体（对照组）在反应者角色上的决策差异。结果发现，尽管抑郁症患者的主观报告显示出对不公平提议具有比对照组更强烈的负性情绪，但他们对不公平提议的接受率却显著高于对照组。在抑郁症病患组，对不公平提议的接受率与他们的静息态心脏迷走神经控制（情绪调节能力的生理指标）呈正相关，但这种正相关在对照组并不存在。这个结果表明，抑郁症患者接受不公平提议与他们是否能有效控制负性情绪有关，但对于正常人而言，对不公平提议的反应却不依赖于情绪调节（Harlé，Allen，＆Sanfey，2010）。情绪因素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的作用比较复杂，将在本章第4节详细介绍。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是另一种重大精神疾病，症状为思考方式及情绪反应出现崩溃。常见病征包括幻听、偏执、异常妄想及杂乱的言语与思考，并出现社会或职业功能退化。Agay等（2008）考察了49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的表现。该研究发现，作为提议者，与正常对照组相比，精神分裂症患者不会行使自己的主动权，不会做出策略性行为，比如给出过高的出价；作为反应者，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对照组的反应并无二致（Agay，Kron，Carmel，Mendlovic，＆Levkovitz，2008）。Csukly等（2011）的研究主要关注反应者角色的行为差异以及提议者面部表情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精神分裂症患者对不公平提议的接受率显著更高，而对公平提议的接受率则显著更低。对于正常组被试而言，提议者积极的面部表情会提高对提议的接受率，而精神分裂症患者组未表现出此效应。这些结果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要求情绪识别和决策的社会经济交往方面存在缺陷，这种缺陷导致了行为策略的不稳定（Csukly，Polgar，Tombor，Rethelyi，＆Keri，2011）。van't Wout和Sanfey（2011）的研究则考察了具有精神分裂症特质的正常个体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的表现差异。他们采用精神分裂人格问卷筛查了1691个大学生，最后选择了69个不同严重程度的大学生参与最后通牒博弈和独裁者博弈，博弈对象可能是人也可能是计算机。结果表明，症状程度越严重的被试，更倾向于给人和计算机更高的分配额，并更多地接受人所提出的极不公平的提议。研究者提出，可能是因为这类人群对不公平提议的情绪反应更迟钝，表明这类人群的社会认知功能缺陷（van'tWout＆Sanfey，2011）。

孤独症（autism）是发生在婴儿时期的一种特殊的精神障碍，又称自闭症。其病征包括不正常的社交能力、沟通能力、兴趣和行为模式。由于孤独症包含了许多症状，因此它经常被看做是一组精神障碍而不是单独的一种精神障碍。Sally和 Hill（2006）考察了孤独症儿童和非孤独症儿童在囚徒困境博弈^[1]（prisonners' dilemma game）、独裁者博弈和最后通牒博弈中的行为差异。整体上看，孤独症儿童和正常儿童的行为差异并不明显，但孤独症儿童很难在不同版本的囚徒困境博弈中转换策略，而且在最后通牒博弈中，他们更易于接受极不公平的提议，并更易于拒绝公平提议，表明孤独症儿童在策略性行为上存在不足（Sally＆Hill，2006）。

Takahashi（2007）考察了吸烟成瘾个体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的决策行为。21个吸烟成瘾的男性参与实验，这些瘾君子平均每天吸25±3.5支香烟。最后通牒博弈采用分配虚拟金钱（总额￥300E）和分配香烟（总额一盒香烟）的方式。被试均为反应者，金钱任务下的分配方案包括（反应者，提议者）＝［（￥25E，￥275E），（￥50E，￥250E），（￥75E，￥225E），…，（￥275E，￥25E）］；香烟任务的分配方案包括（反应者，提议者）＝［（1，19），（2，18），（3，17），…，（19，1）］。分配方案以升序和降序两种方式呈现，两种方式下接受分配方案的下限的平均值作为被试的最小可接受量。数据分析时，将香烟的最小可接收量换算为日元，以与金钱任务的最小可接受量进行对比，一支香烟相当于300/20＝￥15E。结果发现，金钱任务和香烟任务的最小可接受量分别为￥91.7E±7.1和￥41.3E±8.2（2.75±8.2支香烟），两者之间有显著差异，表明被试在金钱任务中具有更强烈的不公平厌恶（Takahashi，2007）。这个研究至少有两点创新，一是体现了不公平厌恶的领域效应（domain effect），即金钱分配与其他物质分配相比，人们更加注重公平；另一个创新是将成瘾个体纳入研究，这类个体的奖赏加工和自我控制能力一般较差。但遗憾的是，研究并没有包括一个控制组，例如非吸烟成瘾的正常被试。另外，研究者对于发现的结果并未给出任何解释。

精神病（psychopathy）是一种或者几种心理上的疾病总称，包括人格分裂、失语症、创伤后遗症、暴食症、妄想症、强迫症、虐待狂、反社会人格等多种心理疾病。精神病患者多具有情绪缺陷，无法抑制自私自利的行为，从而妨碍正常的社会交往与生活。Osumi和Ohira（2010）考察了精神病患者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的决策行为。研究者筛选了有较高精神病倾向和较低精神病倾向的大学生为被试，让他们完成最后通牒博弈，同时还记录他们对公平和不公平提议的皮电反应^[2]。与具较低精神病倾向的大学生相比，有较高精神病倾向的大学生对不公平提议的接受率更高。具较低精神病倾向的大学生对不公平提议相对于公平提议而言，有剧烈的皮电反应，而有较高精神病倾向的大学生对不公平提议和公平提议的皮电反应没有差异。这些结果表明，精神病倾向较高的被试对不公平提议不敏感，从而能理性地接受（Takahiro Osum i＆Ohira，2010）。研究者将精神病患者对不公平提议的接受率更高认为是精神病患者理性的表现，认为是精神病患者积极的一面，这一观点还有待商榷。因为对不公平提议的接受率更高，还有可能是由于社会认知功能存在缺陷，不识好歹或欠缺公平价值观造成的。单凭此实验结果无法证明精神病患者更理性这一观点。一个明显的悖论是：如果精神病患者更理性的话，怎么会罹患精神病呢？毕竟，精神病的一个突出症状就是“不理性”（irrational）。

Curry等（2011）也考察了病态人格在经济博弈中的决策行为。被试均为大学生。研究者将被试在病态人格问卷（Psychopathic Personality Inventory，PPI）中的得分与其在囚徒困境博弈和最后通牒博弈中的行为进行相关分析，发现病态人格问卷中子量表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自我中心得分与合作行为呈负相关，但在最后通牒博弈决策中却有不同的效应。最后通牒博弈中，有21人（总人数为90）的出价少于2（总额为10），有30人的出价大于2少于5，有30人的出价为5，另有9人出价在8以上。那些出价少于2的人比出价在8以上的人在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自我中心量表上得分更低，而在社会权势量表上的得分更高。实验结果表明，合作行为和病态人格都具有多态性，病态人格的不同特征对社会交往的影响也不同（Curry，Chesters，＆Viding，2011）。这一研究虽然卖点是病态人格的决策差异，但实际上调查的是正常人群，充其量也只是症状最轻微的病态人格。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其决策差异应该更为明显。

Yun等（2011）考察了另一特殊群体——在数学上有特殊天分的青少年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的表现。数学天才儿童尽管有着超乎寻常的认知能力，但他们通常学业不良、社会交往也不成功，因为他们在社会性和情绪发展上存在缺陷。22个数学天才儿童和24个正常儿童进行重复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结果发现，数学天才儿童与正常儿童在平均出价上没有差异，但正常儿童给出平均出价的频率显著高于给出不公平的出价，数学天才儿童则无此差异。与正常儿童相比，数学天才儿童对出价的拒绝率更高，表现在数学天才儿童常拒绝公平出价，最后赢得的金额也少于正常儿童（Yun，Chung，Jang，Kim，＆Jeong，2011）。该研究采用的是重复博弈，这种方式更要求表现出公平、合作和互惠。然而，数学天才儿童在这些技能上似乎存在缺陷。

有关其他障碍群体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的决策差异的研究较少，鉴于对特殊群体的研究有助于对正常行为的理解，因而有必要扩大研究范围，将更多的障碍群体纳入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