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在经济学概念上，相对于社会领域的私人产品或私人服务来说，公共产品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领域，在公共产品的提供和使用方面，表现为典型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点。而关于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所有权属性，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旅游开发的实际运作中，它是否是公共产品一直存有争议。从宏观来讲国家也无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来准确界定这类资源的属性，这就导致政府、企业和个人能够轻松进入这类旅游资源的开发领域。

而对于是否是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确定，则主要通过以下几点判断：

第一是竞争性判断，具体是要判断这种产品或服务在社会领域的需求是否具有竞争性特点，如果有众多的需求方，且之间能够形成强烈的竞争格局，则可以判断这种物品不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

第二是关于排他性的判断。典型的公共产品，是一方对此类产品的使用并不排斥其他群体的使用的数量乃至使用质量。这是对公共产品的进一步判断。尽管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其1954年的一篇文章中给公共产品下了定义，即一个人的消费并不影响其他人的消费。但在现实领域，在理论上没有明显排他性特点的产品或资源有一定的稀缺性，须通过部分限制消费来满足公众对其的公平需求，减少过度消费或消费拥挤，那么该产品要么是典型的公共产品，要么就是限制类公共产品。

第三是外部性判断。外部性是指一个主体的行为对他人产生的利益或成本的影响。它又分为正的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还可分为技术性外部性和金钱性外部性。假如对某种物品或服务的使用既具有非竞争性又具有非排他性，那么该物品虽然肯定是公共物品，但也必然存在大量的“搭便车”现象，使公共产品的配置效率低下。如要在技术上实现排他性，减少“搭便车”现象，但实现的成本很高，则该物品属于公共物品的范围。

私人产品或私人服务因为具有典型的排他性、竞争性特点，通过市场机制即可调节供需，其中价格机制是实现均衡最有效的工具，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资源配置可以达到效率状态。但公共产品缺乏私人产品的市场特性，无边界、过度利用、“搭便车”现象严重，若由市场提供或者由市场调节使用，必然会导致资源配置失灵。

因此，根据公共产品的上述判断标准以及私人产品资源配置的特点，可将社会领域的产品和服务大致分为以下四类：①纯粹的公共产品，此类产品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如绝大多数尚未商业开发利用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②同时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纯粹的私人物品，如商业性质的少数民族歌舞表演、民族手工艺品等；③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的资源，大量的已被商业开发利用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均有此特点，如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社区通过策划泼水节旅游活动增加旅游收入，并不排斥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群众举办相同的商业活动，也不排斥并不信仰南传佛教的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花腰傣通过举办泼水节发展旅游业；④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准公共物品，如少数民族社区内部共同经营传统文化公共旅游项目，洛水村社区的划船、骑马等旅游项目社区内部无竞争，但对外来商户和旅游开发公司介入则具有典型的排他性。

以本书项目选点的洛水村为例，洛水自然村是整个落水行政村中旅游业起步最早、最先接触外来文化、发展最为迅速的自然村，因其旅游开发较早与外界联系较广，成为泸沽湖流域摩梭社区中村民参与式旅游业发展最为成熟、最为典型，社会变迁特征最为明显的社区。其文化旅游资源的公共性问题也非常突出。这些问题又导致了社区村民对政府宏观旅游规划的高度不信任、抵触和矛盾心理。外来商户跨界经营给当地带来了新的经营观念和就业机会，也给社区利益造成了一定损失。一方面他们希望大量游客到来能为社区增加旅游收入，另一方面却又对外来商户和族群有着一定的排斥和警惕。这种由旅游资源开发所导致的利益冲突对社区社会结构的良性变迁起着明显的消极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调整，一些少数民族社区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社会结构变迁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如果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因子得不到相应调整，则会阻碍社区社会进步并制约社区经济的健康发展。目前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由于受体制性、制度性和政策性因素的影响，其开发中更多的重点则是保护和继承的问题，却很少从这些资源的公共性变化中去发现、实现一种资源产权界定和利益分配优化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