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调整应交给市场去完成

结构调整、改革与发展三者是并行不悖的，前两者最终都是为了后者。发展可分为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当前发展可以通过适时的宏观调控政策来实现，而长远发展则需要通过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来实现。没有结构调整，不仅可能对国民经济发展形成“瓶颈”制约，而且不能提升产业结构和提高国际竞争力，从而使发展的速度、效益、质量受损和发展空间变小。没有改革，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等生产关系就可能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而通过改革，则能为生产力发展释放巨大的能量和提供广阔的空间。就发展来说，速度能够搞到多高，也决定于经济效率提高的程度。而在制约经济效率提高的诸多因素中，体制因素又是最主要的。

因此，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要全面考虑当前与长远、国内与国际发展的需要，就必须正确把握和处理好结构调整、改革与发展的关系，三者不可偏废，缺一不可。从短期来说，当前突出的重点是发展，则三者政策的组合要围绕加速发展来进行，即产业、产品结构等调整政策与改革措施的出台要紧紧围绕有利于当前加快发展速度来配合实行，不利于或方向相反的政策和措施可暂时不出台，但这不等于说不实行结构调整和出台改革举措。事实上，不实行结构调整或不出台有关改革措施，也不利于当前经济发展。从长期来说，突出的重点应该是结构调整和改革。这时，三者的组合是围绕着结构调整或体制改革来进行的，发展速度则可以适当放慢。在短期与长期之间如何沟通？这需要看一定时空条件下，哪一个问题更为突出，更为严重，必须亟待解决。如果是体制问题，则全力以赴以对之，集中出台一些配套改革措施，以解决体制障碍对发展的影响。如果是结构问题，则需要加大力度，排除干扰，下大决心来进行结构调整，为未来经济发展打开上升通道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在集中力量解决某一突出问题时，其余两者政策或措施的出台要辅助之，形成合力，而不是相反的阻碍力量，更不要出现不同声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时提出了当前面临的经济结构调整不是暂时性、局部性的调整，而是战略性的调整。但是，在结构调整的实施中，政府的作用又往往过多地倾注于具体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中。其实，产品结构的调整、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以及一些产业结构的调整，应当交给市场去完成。政府只需要出台政策法规，制定竞争规则，创造公平环境，加大对违规的监督和惩罚力度就可以了。政府对产业结构调整关注更多的应该是，加强基础产业，振兴支柱产业，培育先导产业。即使是对这些需要支持和扶植的产业，也不能“一口吃一个胖子”，或拿有限的资金和力量去“撒胡椒面”；而应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一个时期攻破一个难关。目前，在面向21世纪的未来，政府对结构调整的思路，要跳出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框框，理清出战略性的思路。

首先，从国内经济长期发展的需要和消除扩大内需深层制约因素出发，必须解决工农两种生产方式、城乡两种生活方式的“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的矛盾。它的实质是农村人口城市化这一我们不应该回避也不可能回避的发展观问题。要把城市化作为我国今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重头戏。以城市化发展带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如“十五”时期）的经济发展，以“二元经济”结构调整带动中国21世纪经济的长期发展。当然，作为起步，可以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辅之以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制的配套改革。

其次，从21世纪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和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需要来看，必须下大力气发展高科技产业，即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调整，以迎头赶上21世纪新科技革命的浪潮和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最紧迫的任务是集中力量，加快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如大力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传统产业与信息产业的接轨，发展电子商务，改变传统的结算与运输方式等。信息技术产业，特别是互联网，为中国与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相对平等的起点，从而为我国加速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至少可以缩短与其发展的距离，以使我国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实现赶超。

再次，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结构调整来看，要坚定不移地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推进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目前国有经济分布过宽，整体素质不高，资源配置不合理，必须着力加以解决。对此，要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可以考虑从一般竞争性行业中退出，也可以加大部分上市公司国有股的减持力度，甚至应该出让、变卖一些中小国有企业的资产而用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目前这一结构调整，中央已形成决议，关键是视经济发展形势和社会承担能力择机而行。可以考虑在经济景气高涨时，加大力度，加快步伐推进；而在经济景气疲弱时，放慢速度，谨慎推行。

最后，从地区经济结构调整来看，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同时，要首先实现“中部崛起”的目标，以中部崛起带动西部开发。虽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直接关系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边防巩固的大事，意义非常自不用说，但是一步跨过中部地区，于情于理都不尽合适。根据过去实行的梯度推进理论和发展模式，应该先沿海，再中部，后西部。目前沿海地区经济与中西部经济发展已有较大差距。如果说现在已经完成第一步战略目标的话，那么下一步推进的应该是中部。即使不讲梯度推进模式，中部地区的崛起也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中部的崛起，就可能没有中国经济的真正鼎盛；没有中部的崛起，就可能不能很好地带动西部经济的开发。由于中部与西部在地缘和经济结构上的特殊关系，中部的崛起必将有利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否则，极有可能事倍功半，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效果不尽人意。况且，就目前我国的财力资源，还远没有达到大规模开发广袤大西部的可能，但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是正确的，它是面向21世纪的目标。我们可以在21世纪的前期尽快实现中部或中原地区经济的崛起，使我国综合国力更加强大，从而在21世纪中后期全面实现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目标。

在改革具体实施时，要根据当时经济发展的状况和社会的承受能力，分轻重缓急，择机而行，稳步推进。在当前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就业压力增大、居民收入预期看淡的情况下，尽可能不要出台大量加重消费支出或影响居民收入与就业预期的改革政策。否则，将不利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例如，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改革，在目前经济景气不高、下岗职工增加和就业形势紧张的短期特殊情况下，是否可以考虑推迟进行？否则，会加重已紧张的就业形势和人们的心理预期（如这些机构人员对其他就业岗位的“挤出效应”等），影响消费需求甚至社会稳定。但暂缓推进，决不是说不进行。相反，这方面改革的力度还需要加大，尤其是基层政府机构改革，以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和购买力。但是，要选择时机，不可操之过急。这一重大改革，可以考虑选择在经济高涨、就业形势好转之时。此时，经济的高速发展，使社会对各方面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就业机会和个人发展的空间增大，失业和下岗职工大量减少，居民收入也不断增长，人们的收入与就业预期看好。这些有利条件就可以使政府机构与事业单位改革顺利推进，至少会极大地减轻阻力。因为机构精减的人员一般不再十分担心没有去处，甚至有的人还会主动辞职“下海”（如1992—1993年的“下海潮”），也不会或很少产生“挤出效应”。

当前，改革的头等大事是消除制约消费增长预期的体制障碍，即改革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为全社会铺定一张安全的经济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保障网。要调动社会各种资金来源来保证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可以考虑发行社会保障特别国债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对原国有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可以与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相结合，通过变现一部分国有资产来满足。与此同时，要进一步改革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体制，强化监督，防范漏洞，严加惩罚，以实现其保值增值的目标。

其次，加大力度深化流通体制改革。这方面改革现在提得很少，似乎过去改革已到位，不需要什么改革，其实不然。目前，有效需求不足，供过于求，产品积压，供需不适应，这一方面由于生产厂家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流通商家的问题。流通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不能货畅其流。它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是两方面的：对上游有市场需求的产品生产厂家来说，由于流通环节和销售问题而导致产品积压或者卖不出去，损失的是利润实现和职工的就业；对下游有效需求的消费者来说，由于流通成本过高（如环节多、效率低、服务差和渠道少等）而导致购买价格过高或者不方便而买不到，损失的是有效购买力的提高和消费支出的增加。这些对解决就业和拉动经济增长无一利而有百害。现在一些销售商家往往成为“大爷”，使生产和消费两者脱节，信息互不对称。必须深化改革，并引进外资企业竞争。

第三，改革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的体制“进入壁垒”，应降低进入“门槛”，尊重其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例如，允许创办私立大学、私立医院、非国有金融机构、民间传媒机构和中介机构等。这些宽松的制度环境可以带动投资与消费，提升人们的预期，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第四，加速对通信、电力、银行等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进程。这些行业的改革既可以降低其运行成本，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使消费者受惠，增加消费需求；又可以多一个竞争部门，多增加一些就业。同时，还有利于解决垄断行业所带来的社会收入不合理问题，有助于反腐倡廉和净化社会不良风气。

（此文发表于《改革内参》杂志，200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