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民族地区农民增收战略

边疆民族地区农民增收战略_边疆民族地区三农问题研究

第一节　边疆民族地区农民增收战略

一、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战略含义

（一）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战略含义

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战略是指边疆民族地区重大的、带全局性、稳定性和决定全局的发展谋划。它根据不同地区发展要素条件的分布情况和该地区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地区发展的未来目标、方向和总体思路进行谋划，以达到统揽和指导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边疆民族发展战略包括综合性的区域发展战略和系统性的部门发展战略。

作者（前一）到云南省元谋县农业科技示范园调研

（二）边疆民族地区综合性区域发展战略

综合性战略即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它是从宏观的角度对边疆民族区域发展进行全局性的战略谋划，它所包含的内容主要有：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指导思想，边疆民族地区在国家发展中所处的位置，在未来战略规划区的战略定位、发展目标、发展规模、发展方式和发展水平；边疆民族地区产业发展、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形象塑造等等。综合性的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战略，是从边疆民族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预测边疆民族地区未来的发展态势，寻找出一条适合边疆民族地区实际的发展路径，它的最大特点是综合性、宏观性、全局性、长远性，不局限于某个行业和某个部门的发展，而是涉及区域范围内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它是系统性强、前瞻性强、指导性强的战略设想。

（三）部门（产业）发展战略

根据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中确定的产业结构和主要发展的部门，对区域发展的重点部门和重点产业所制定的发展战略称为部门（产业）发展战略（如本书中楚雄州主导产业的选择与培植战略），产业发展战略是从不同产业在边疆民族区域发展中的条件、现状及国家产业发展政策的要求出发，确定在本地区未来时期发展的目标、规模和水平，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必须依据本地区发展中对本产业的需要来进行，同时又要根据地区的资源禀赋、科技水平、管理水平、市场条件、实事求是地谋划其未来的发展。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一方面要体现边疆民族地区的区域特征，科学选择与确定发展的方向与重点，并以此带动区域内其他产业的发展，获得“乘数效应”；另一方面是效益原则，也就是合理使用人力、物力和财力，实行资源的择优分配，以取得最大限度的宏观经济效益。

二、边疆民族地区传统发展战略的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边疆民族省区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从本地区实际出发，制定了指导本地区发展的战略，提出了发展的战略思路、战略发展目标和战略措施。发展战略的实施加快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推进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总结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战略的实践及成效，发现有很多值得深思与调整的问题。

（一）以资源开发为主导的发展战略

“七五”以来，国家和边疆民族地区提出了一系列以资源开发为主的发展战略。中央明确提出：“加强中西部地区资源勘察，优先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逐步增加财政支持和建设投资；调整加工业的布局，引导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理顺资源产品的价格，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¹⁾。

尤其是西部边疆省区主要实施以发展能源和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为主体的发展战略，并据此建设起了一系列的资源型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种开发模式暴露出了很多问题，比如产业结构层次低、资源环境破坏严重，易受市场环境波动的冲击，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资源优势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生态环境脆弱，资源破坏的代价超过了资源开发的效益；资源开发与市场需求的集成率低，使资源优势很难变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优势。

（二）快速工业化追赶战略

工业化追赶战略是20世纪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战略，是一种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的模式，通过以发展工业来带动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种战略模式也应用到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并影响至今。但边疆地区在实施现代化追赶转型战略中存在单一化的倾向，只注重发展资源密集型和兴办资本密集型产业，忽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重视区位优势地区的发展，忽视偏远落后地区发展；重视政府计划，忽视市场调节；重视发展国内市场，忽视开拓国外市场；重视硬环境建设，忽视软环境建设；重视资源开发，忽视环境保护；重视物质发展，忽视社会公平和民族文化保护等社会发展问题。特别是没有一个省区将少数民族自身发展问题作为发展战略的重要因素加以考虑。

（三）增长极发展战略

受法国经济学家佩鲁的增长理论及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提出的“循环累计因果理论”中的极化效应思想的影响，寄希望通过生产要素在地理空间上的聚集，即资金、技术、物资、能源、信息、人才等向优势区域集中的过程。并据此产生极化效应，形成地理空间上的经济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发展，产生扩散效应，带动相关地区及产业的发展。

这种发展战略的实施，尽管也产生了一定的正面效应，但不可否认的是，进一步强化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梯度。因为市场力作用的固有趋势是强化地区间的差距，而非缩小区域差距，缪尔达尔的理论也说明了这一点，导致边疆民族地区内部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三、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战略的转型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如何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是边疆民族地区面临的重大问题。传统发展战略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暴露出的问题也是令人担忧的。因此，发展战略的转型，既是中央政府关注的问题，也是边疆民族地区面临的现实问题。中央提出五个统筹发展的战略思想，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并强调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预示着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型，即今后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一）以物为本战略向以人为本战略转变

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活动主体，社会历史说到底就是人的内在本质力量发展的历史。边疆民族地区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就是确立边疆各族人民的发展地位，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边疆各族人民物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的战略。其目标是扩大就业机会，增强人们的发展能力、发展机会，其手段是大力开发人力资源，保持民族文化多样性，实施可持续发展，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根本宗旨是富民为本，富民兴边。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目的是加快边疆的发展，宗旨是富民为本。西部大开发和边疆发展要投资于人民，为人民谋福利，消除人类贫困，保障人类安全，使西部人民、边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经济繁荣、社会发展、文化进步、民族团结、长治久安，再造一个山川秀美、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家园。边疆地区面临着全面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和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和挑战，边疆发展战略要从基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以人为中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来制定边疆发展战略。

（二）资源开发型战略向产业结构升级战略转变

从国内外发展的实际经验看，资源型经济有很多弱点。以资源型产业为主体的区域往往产业结构单一，层次低、产品附加值不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强。因此，许多以资源型经济为主体的国家或地区均纷纷采取产业结构升级与替代战略，增加产业与产品的技术含量。

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还有大量贫困人口，这并不是由于这些区域缺乏自然资源，而是缺乏知识资源。胡鞍钢等研究发现西部地区人均48种矿产资源潜在价值相当于东部人均水平的4.6倍，而西部地区人均知识水平不足东部地区人均水平的1/3。这表明知识、技术资源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最具优势的资源，知识、技术水平落后是制约落后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表现为：知识及技术能力促进教育普及，明显提高劳动生产率；知识及技术发展直接改善人类的健康状况，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知识、技术进步促进社会转型、产业结构升级，是不断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推动力。边疆民族地区面临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需要调整发展战略，从基于依赖自然资源的开发型战略转向基于知识、技术进步型发展战略的转型。

（三）传统增长型战略向统筹协调发展型战略转变

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不是单纯追求GDP增长，而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构建和谐社会。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战略的制定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要克服单一的经济增长型战略倾向，克服民族问题经济化和边疆问题经济化的绝对化倾向，克服有增长无发展的倾向。

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战略的制定应坚持“五个统筹”的发展观：

一是坚持城乡统筹发展。边疆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现代化建设，难点不在城市而在农村，要着眼农村，着眼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这是边疆民族地区稳定和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

二是坚持统筹区域发展。总的来讲，边疆民族地区发展都比较快，但由于原有的基础、客观条件以及改革开放步伐和力度不同，内地和边疆民族地区，以及边疆民族地区区域内的差距仍然呈现继续扩大之势。制定发展战略一方面要有利于发达地区继续发挥优势，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另一方面也要有利于落后地区加快发展，对落后地区加大支持的力度。

三是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经济是基础，但经济增长不能等同于社会全面进步。既定的经济总量，在不同的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和政策目标下，人民实际福利和社会总体状况可以有重大差异。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战略目标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四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随着近代大工业的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手段日益发达，规模空前扩大。这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福祉，但过分的、不适当的开发利用也造成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破坏的公害产业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念确立，都是人类觉醒的表现。边疆民族地区大部分都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环境承载力弱，全国经济高速增长对边疆民族地区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日益剧增，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越来越突出。边疆民族地区制定发展战略要有利于达到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目标，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五是统筹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边疆民族地区不但有着富集的自然人文资源优势，还有重要的区位资源优势，沿边境线有216个口岸。发展战略的制定要面对国际国内两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创新机制，吸引区外和国外各种生产要素向边疆民族地区流入，促进资源与市场的集成。

（四）实施后发优势战略

后发优势理论是美国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Gerchenkron，1904～1978）在总结德国、意大利等国经济追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于1962年创立了后发优势理论。所谓“后发优势”，也常常被称作“落后得益”、“落后的优势”、“落后的有利性”等。格申克龙对19世纪德国、意大利、俄国等欧洲较为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一个工业化时期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其工业化进程和特征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与先进国家（如美国）显著不同。他把这些差异归纳为八个对比类型：①本地型或者引进型；②被迫型或者自主型；③生产资料中心型或者消费资料中心型；④通货膨胀型或者通货稳定型；⑤数量变化型或者结构变化型；⑥连续型或者非连续型；⑦农业发展型或者农业停止型；⑧经济动机型或者政治动机型。在这八个对比类型中，每一项对比类型相互之间的组合形态是由各国的落后程度来决定的。

通过对各个组合形态的研究，格申克龙得出了六个重要命题：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的起步就越缺乏联系性，而呈现出一种由制造业的高速成长所致的突然的大突进进程；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在其工业化进程中对大工厂和大企业的强调越明显；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就越强调生产资料而非消费资料的生产；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人们消费水平受到的压力就越沉重；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所需资本的动员和筹措越带有集权化和强制性特征；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中农业就越不能对工业提供市场支持，农业越受到抑制，经济发展就越相对缓慢。

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后起国家在推动工业化方面的特殊有利条件，这一条件在先发国家是不存在的，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是来自于落后本身的优势。后发展是相对于先发展而言的，因而后发优势涉及的主要是时间纬度，至于国家之间在人口规模、资源禀赋、国土面积等方面的差别则不属于后发优势范畴，而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相关。具体说来，格申克龙的所谓后发优势理论包含以下几个层次的含义：

第一个层次的含义，即所谓“替代性”的广泛存在。

格申克龙强调指出，由于缺乏某些工业化的前提条件，后起国家可以、也只能创造性地寻求相应的替代物，以达到相同的或相近的工业化结果。替代性的意义不仅在于资源条件上的可选择性和时间上的节约，更重要的在于使后起国家能够也必须根据自身的实际，选择有别于先进国家的不同发展道路和不同发展模式。格申克龙关于替代性理论的提出，是以欧洲有关国家在形成工业化大突进时所需要的资本积累模式的经验为例证的。他将18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分为先进地区、中等落后地区和极端落后地区三类。

他强调了存在着多种途径达到同一种效果或者是从事相类似活动的可能性。因此，所谓替代性，实质上指的就是这样一种取得同样结果的手段或是器具的替代性。在制度安排上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对先进技术的模仿和借用，使后发国家一开始就可以处在一个较高的起点，少走很多弯路。

第二个层次的含义是指后起国家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设备和资金。

格申克龙指出，引进技术是正在进入工业化国家获得高速发展的首要保障因素。后起国家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设备可以节约科研费用和时间，快速培养本国人才，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推进工业化进程；资金的引进也可解决后起国家工业化中资本严重短缺的问题。

第三个层次的含义是指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吸取其失败的教训。

在这方面，后发优势主要表现为后起国家在形成乃至设计工业化模式上的可选择性、多样性和创造性。后发国家可以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或少走弯路，采取优化的赶超战略，从而有可能缩短初级工业化时间，较快地进入较高工业化阶段。

第四个层次的含义是指相对落后会造成社会的紧张状态。

格申克龙指出，在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会产生经济发展的承诺和停滞的现实之间的紧张状态，激起国民要求工业化的强烈愿望，以致形成一种社会压力。这种压力，一方面源于后起国家自身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及对维护和增进本国利益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先进国家的经验刺激和歧视的结果。“落后就要挨打”，这在人类世界似乎永远要作为普遍法则而运行。因此，落后国家普遍提出要迅速实现工业化的要求。

后发优势理论提出之后，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又进行了补充与完善，使得后发优势理论又有所发展。

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从现代化的角度将后发优势理论具体化。列维认为后发优势有五点内容：

（1）后发国对现代化的认识要比先发国在自己开始现代化时对现代化认识丰富得多。

（2）后发国可以大量采用和借鉴先发国成熟的计划、技术、设备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组织结构。

（3）后发国家可以跳越先发国家的一些必经发展阶段，特别是在技术方面。

（4）由于先发国家的发展水平已达到较高阶段，可使后发国家对自己现代化前景有一定的预测。

（5）先发国家可以在资本和技术上对后发国提供帮助。

列维尤其提到资本积累问题，认为先发式现代化过程是一个逐步进化的过程，因而对资本的需求也是逐步增强的。后发式现代化因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启动现代化，对资本的需求就会突然大量增加，因此后发国需要特殊的资本积累形式。实行这种资本积累，也必然要有政府的介入。

继列维之后，1989年阿伯拉莫维茨（Abramoitz）又提出了“追赶假说”，即不论是以劳动生产率还是以单位资本收入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与其经济增长速度都是呈反向关系的。阿伯拉莫维茨同时指出，这一假说的关键在于把握“潜在”与“现实”的区别，因为这一假说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只有在一定的限制下才能成立。第一个限制因素是技术差距，即后发国与先发国之间存在着技术水平的差距，它是经济追赶的重要外在因素，正因为存在技术差距才使经济追赶成为可能。即：生产率水平的落后，使经济的高速发展成为可能。第二个限制因素是社会能力，即通过教育等形成的不同的技术能力，以及具有不同质量的政治、商业、工业和财经制度，它是经济追赶的内在因素。即：与其说是处于一般性的落后状态，不如说是处于技术落后但社会进步的状态，才使一个国家具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潜力。

1993年，伯利兹、保罗·克鲁格曼等（Brezis，PaulKrugman）在总结发展中国家成功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后发优势的技术发展的“蛙跳”（Leap－flogging）模型。它是指在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本国已有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前提下，后发国可以直接选择和采用某些处于技术生命周期成熟前阶段的技术，以高新技术为起点，在某些领域、某些产业实施技术赶超。1995年，罗伯特·巴罗和萨拉易马丁（RobertJ.BarroandSala－i－martin）假定一国进行技术模仿的成本是该国过去已经模仿的技术种类占现有技术总数量比例的增函数，也就是说，一国过去模仿的技术越多，其继续实行技术模仿的相对成本就越高。1996年，范艾肯（R.VanElkan）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建立了技术转移模仿和创新的一般均衡模型，他强调的是经济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技术的模仿、引进或创新，最终实现技术和经济水平的赶超，转向技术的自我创新阶段。

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理论，首次从理论高度展示了后发国家工业化存在着相对于先进国家而言取得更高时效的可能性，同时也强调了后发国家在工业化进程方面赶上乃至超过先发国家的可能性。列维则强调了现代化进程中，后发国家在认识、技术借鉴、预测等方面所具有的后发优势。阿伯拉莫维茨提出的“追赶假说”，伯利兹、克鲁格曼等提出的“蛙跳模型”（Lenogging），都指出后发国家具有技术性后发优势，并讨论了后发优势“潜在”与“现实”的问题。巴罗和萨拉易马丁以及范艾肯等人又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验证了经济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技术的模仿、引进或创新，最终实现技术和经济水平的赶超。后发优势理论的提出和发展研究，为后发地区的加速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途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后发优势问题，也没有使用后发优势的概念，但从他们的著作中，从不同的角度谈论了这一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一生都贡献给了他们所追求的共产主义事业，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的成功相对于他们所批判的资本主义而言就是一种后发优势。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在吸收、继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取得的一切文明成果基础上，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达到高度均衡发展的社会。不发达国家不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是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也就难以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²⁾。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他反复多次地强调要借鉴资本主义的宝贵经验，继承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遗产，这些经验和遗产包括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管理经验与各类人才。列宁认为，在俄国发动社会革命容易，但建设却比西欧发达国家困难得多，因为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明显不足，致使大工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低，广大群众的民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高，封建主义残余和影响较严重等。经典作家们的论述充分显示出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敏锐观察。

19世纪欧洲的一般模式是，落后国家（德国、意大利等）的工业化往往比工业革命的先行者英国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这种“落后的优势”来自于落后国家直接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而不用承受一开始逐步发展这种技术的代价。落后国家工业化的鲜明特色是突变性和“不连续性”，与先进国家的工业部门之间的前后关联是逐渐自然形成的不同，在落后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必须同时性地建立起各工业部门之间的前后关联。这种“不连续性”和建立产业前后关联的同时性，使得落后国家的政府在工业化中比工业革命先行国的政府作用大。

我国学者结合中国实际，提出并阐述了“后发优势驱动假说”，指出后发地区通过引进、模仿、学习（包括技术和制度两方面），可获得后发利益（Late－developingAdvantage），从而具有后发优势。由于其学习成本（Learning cost）大大低于创新成本，使后发优势（包括技术性后发优势和制度性后发优势）不小于先发优势。这种由后发利益而具有的后发优势是后发地区追赶式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因。

马克思所引用的“卡夫丁峡谷”一词的含义，理论界主要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卡夫丁峡谷”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过程。所谓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就是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整个阶段，由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直接进入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阶段。另一种认为“卡夫丁峡谷”意指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前资本主义国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实现生产方式的变更，同时也实现社会制度的更新。

上述理论分析表明，作为后发地区存在着有别于先发地区的方式或途径来达到与先发地区同样发展水平或状态的可能性，即后发地区也存在着因其相对落后所拥有的特殊利益。这种益处既不是先发地区所能拥有的，也不是后发地区通过自身努力创造的，而完全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这种特殊利益既有技术性的，也有制度性的。但是，这种后发优势是潜在的不是现实的，只有通过自身努力、创造条件，才能使潜在变为现实。就我国目前的现状而言，东部地区属于先发地区，西部地区则是后发地区。因此，西部地区在实现经济增长、经济赶超过程中，要从实际出发、创造条件，通过引进、模仿、学习，充分发挥技术性和制度性的后发优势，从而实现地区经济高速增长。

（五）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战略调整

1.发挥技术性后发优势

技术性后发优势，表现为后发经济体的技术学习，从先发经济体引进各种先进技术，并经模仿、消化、吸收和创新所带来的利益和好处。

首先，从技术研究与开发环节看，模仿创新能冷静观察率先创新者的创新活动，研究不同率先者的技术动向，向每个技术先驱学习，选择成功的率先创新进行模仿改进，避免大量技术探索中的失误，大大降低其技术开发活动的不确定性。

其次，从产品的生产环节看，模仿创新能直接借助于从率先者处获得生产操作培训，聘请熟练工人来企业传授经验等方式迅速提高自身的生产技能，从而使生产成本随产量增加而下降的速度有可能快于率先创新。

第三，从市场环节看，模仿创新节约了大量新市场开发的公益性投资，能够集中投资于宣传推销自己的产品品牌，且模仿创新产品由于入市晚，还有效回避了新产品市场成长初期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我国西部边疆民族后发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无论是在技术研究与开发环节还是生产环节、市场环节都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因此，通过技术模仿创新（将先发经济体已被应用于生产的新技术、科研新成果引用于后发经济体的生产领域），形成复制效应，从而迅速促进本地区技术进步，大大缩短因研究与开发先进技术所花费的时间，并节约相应资源的投入。同时西部后发地区可以缩短甚至跳跃式地缩短与先发地区的技术差距，以在更高点上发动和推进工业化。经过学习研究，西部后发地区不仅可以较快地掌握先发经济体的先进技术，而且在消化吸收先进技术中有所创新，甚至可以迅速赶上、超过技术先进的竞争对手。

2.发挥制度性后发优势

在经济增长的诸多要素中，制度因素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道格拉斯·诺斯指出：“制度提供了一种经济的刺激结构，随着该结构的演进，它规定了经济朝着增长、停滞或衰退变化的方向⁽³⁾。”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制度安排会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⁴⁾。”也就是说，成本和收益的界定以产权明晰为先决条件，因此，个人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的过程，就是社会的所有权制度和分配制度不断创新和完善的过程。诺思和托马斯曾比较过，“当存在的是资源的公共产权时，对于获得高水平的技术和知识几乎就没有激励。相形之下，排他性的产权将激励所有者去提高效率和生产率，或者，在更根本的意义上讲，去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新技术⁽⁵⁾。”制度通过一系列规则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减少交易费用，保护产权，促进经济增长。新制度经济学以发现和批驳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基础的缺陷为起点，总结了以往理论一直把制度作为外生变量的缺陷，通过创立交易费用的概念，尝试将制度作为经济发展过程的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分析框架，探讨制度如何变迁的问题。在人力资本与制度的关系问题上，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揭示制度对人的决定关系。制度本身是一整套规则，它遵循的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制度不同于体制，它是一系列被制订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制度框架约束着人们的选择集。既然这些规则不仅造就了引导和确定经济活动的激励系统，而且决定了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的基础，那么，制度结构在静态上就决定了一个经济实体及其知识技术出路的增长率。也就是说，制度决定论强调了在经济增长的要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创新，认为其他各要素（包括人力资本）的不同都是制度的不同决定的。经济增长是技术、资本、制度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制度性后发优势就是后发地区向先发地区的制度学习，即效仿或移植各种先进制度并经本土化改造所产生的效率和益处。后发地区通过强制性和诱制性制度移植变迁所形成的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成本优势。即后发地区直接模仿、吸收和采纳先发地区已经形成的有效的制度，与先发地区的制度创设变迁相比较，避免了因不断“试错”而支付的高额成本（政治成本和经济成本）所具有的优势。

第二，时间优势。指与制度创设变迁往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相比，后发地区对有效制度的及时模仿、跟进和移植只需较短的时间，而具有的优势。

第三，经验优势。就是通过吸取先发经济体制变迁的经验教训获得的后发利益。制度性后发优势使后发地区能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改变激励机制、降低交易费用和风险，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应充分发挥模仿、吸收和采纳有效制度的成本优势、时间优势和经验优势，通过强制性和诱制性制度移植变迁，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改变激励机制、降低交易费用和风险。首先要通过制度移植变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建立健全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充分发挥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特色和当地资源优势；其次，西部边疆民族地区通过向东部先发地区学习，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树立现代市场意识，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扩大市场领域，建立、完善市场体系和机制，从而缩小同东部先发地区在制度和机制方面的发展差距；最后，通过政府干预，发挥政府第一推动力作用，实行区域经济政策倾斜，使西部边疆民族地区获得制度性后发利益，并使经济能高速发展。

基于后发优势理论，调整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尤其是制定与实施边疆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战略。即在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和地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技术、制度的模仿和创新，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努力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从而实现经济超常规增长或跨越某个发展阶段，最终达到赶超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水平的一种发展模式。

作者视察农业科技示范园

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战略选择

（一）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战略的特性

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战略是研究未来时期内区域发展的总体构想，选择边疆发展战略要把握其基本特性。

1.区域性

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战略是在中央宏观发展战略指导下谋划区域发展的总体构想，因此它不同于国家的发展战略，而必须根据边疆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带有强烈的区域性的特征。任何一个地区，由于其自然环境、资源、社会发展状况和文化、生活习惯等的差别，往往发展的重点、方向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不可能用国家的发展战略去套地区的发展战略，用国家发展的重点产业，去硬性规定地区的重点产业，而是要依据地域合理分工的原则，发挥地区优势，制定符合地区情况的总体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战略。

2.预见性

要求制度的发展战略能够预见经济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即预测未来产业结构变动的基本态势，把握区域政策的变动方向，进而预见未来本区域经济发展大的走势等。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要想能够成为指导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步骤的发展依据，必须有较强的预见性或前瞻性。预见或前瞻，必须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它是在现实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总结前一时期的发展情况，准确估计未来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宏观政策的变动方向，根据现实和可能，做出科学的预见或预测。

3.综合性

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战略是一个完善的系统，它涉及区域内的城镇、乡村、产业、部门、资源、环境，以及社会发展、政府行为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可以说具有极强的复杂性和综合性。首先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需要的条件是多方面的，它包括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劳动力、资金条件、交通运输条件、文化教育条件以及区位条件等，并需要对诸多条件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以期正确地估计区域的经济发展环境。其次，它涉及的发展部门是多方面的，既有物质生产部门，也有社会的发展部门。再次，它既包括企业行为，也包括政府行为。因此，区域经济战略所具有的复杂性和综合性，使制定和实施具有很大的难度。

4.可操作性

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战略的可操作性，主要表现在目标的可实现性和采取策略的可应用性，要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发展战略，要求制定者必须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研究，分析地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研究问题产生的原因，摸清解决问题的路径。同时，还必须准确地把握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走势和宏观环境，分析宏观因素对区域发展的影响程度，从而随时把握区域经济发展脉搏。不仅如此，还要求战略的制定者有较高的政策水平，能够准确掌握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的尺度，并将这些政策区域化，使之适应当地的实际情况。

（二）边疆发展战略选择

通过对以往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战略的反思，对发展战略转变的特征和发展战略的基本特性分析，今后一定历史时期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应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因此，在选择与制定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以人为本，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制度优势、后发优势，有选择、有重点，突出特色，发挥各种资源要素的协同作用，促进良性互动的综合集成，推进边疆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加速边疆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向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转化，努力实现边疆开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最大化。